唐 顏真卿《修西亭記》碑陽復原圖（已更正）
編者按：讀者羅哲先生指出的殘碑碑陽復原圖確實存在錯誤，左第一行「皇家子」前應如「詔升為望」前一樣，空三格。檢實物與拓本照片，「清」下無字。目前的復原圖，「皇家子」與「清」接排，而此行最後留有三個空格，顯是「清」下空格誤置此處。已轉知浙大藝術與考古博物館，他們將在稍後的公共展示中更正。謹向羅哲先生表示感謝。
唐 顏真卿《修西亭記》碑原石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藏
顏魯公作於大曆十二年的《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見載於《顏魯公集》卷十三（四部叢刊初編集部據明刊本縮印）。從內容而言，此篇篇名顯然是傳抄刊刻顏真卿文集的人改題，與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所藏石刻題名不符。結合浙大藏石碑陽碑陰連讀的篆額“修【梁】吳【興太守】柳【文】暢西亭記”看，第一行原題似應復原作《湖州烏程縣令李清修 梁【吳興太守柳文暢（或惲）西亭記】》（薛龍春先生在會議上發表的《顏真卿<修梁吳興太守柳文暢西亭記>讀記》已明確指出了這一點）。此石篆額題寫、書刻碑文的環繞方式，似並不多見（薛龍春先生指出，顏魯公同年所書的《唐錢唐丞殷君夫人顏君之碑》的碑額書寫及四面環刻方式與《西亭記》相同）。陸揚先生認為這塊碑的性質是“實物現存極為罕見”的“湖州刺史顏真卿表彰屬下的去思碑”，因“又不是奉詔而作，因此在型制上非常樸素，上端無螭首之類，邊角呈圓狀。這塊碑和我近期在浙東看到的一塊唐碑很像”。華人德先生從死後立碑碣有等級之不同的角度，指出《唐律疏議》卷二十七：“議曰：喪葬令：‘五品以上聽立碑，七品以上立碣’”，碑是方頂、螭首、龜趺，碣是圓頂，無螭首、龜趺，僅有方座，顏魯公重視禮制，故只為李清立碣。可以說，西亭記石給我們了解唐代去思碑的形制提供了一個珍貴的實物例證。為了稱引方便，下面逕稱此碑文字為“《西亭記》”。
唐 顏真卿《修西亭記》碑原石（局部）
我是做先秦秦漢歷史文獻和古文字研究的，按理決沒有資格在此對《西亭記》及顏魯公的書法、碑刻置喙，承薛龍春先生美意，讓我從文字和文獻方面談一些感想，促進顏魯公書法及《西亭記》研究在不同學科之間進行的交流。我對此深感榮幸，十分珍惜這次與各位先生交流的機會，因草此淺陋小札，談一點學習體會，亦聊為祝賀之意，不當之處敬請在座方家指正。
唐 顏真卿《修西亭記》碑復原圖
現將《西亭記》除去篆額、篇題和撰書者結銜之外的釋文列於下方（黑色文字是現存原石文字，加下劃線的文字是原石文字與今傳本不合的異文，加底紋的文字是根據四部叢刊本《顏魯公集》所補文字）：
唐 顏真卿《修西亭記》碑原石（局部）
先分析今傳本文本中一個最顯白的錯誤。《西亭記》倒數第三行“刃”字，今各本作“力”，前一行“豈盡子言用力之術”，黃本驥編訂本作“豈盡言子用刀之術”，凌家民對“魯臣掣肘之患”和此句皆有注：用戰國宓子賤治亶父，請魯君遣二臣同往，至而令二人書，書而掣搖其肘，令書不佳以報魯君事。詳《呂氏春秋》等。
言子，或指言偃，字子游，吳人，孔子弟子，以文學稱，仕於魯為武成宰。
其說可從。“言子用刀”，即用《論語·陽貨》“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典，“言子用刀”與原石下文“餘刃”正相呼應，《西亭記》前文對清宰烏程經歷所用的“絃歌二歲”四字，實際上也為“言子用刀”暗埋伏筆（秦韜玉《送友人罷舉除南陵令》：“共言愁是酌離杯，況值弦歌枉大才。”語義與顏魯公用典極近）。此可證今本作“餘力”皆誤。“予之不佞”以下，是顏魯公對李清在他領導之下取得烏程縣治理的進步的表彰，意思是李清在烏程縣令任上雖沒有朝廷派人從旁牽制，但這一職務對他的大才而言卻並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由此看來，修治南水亭這種工程對他而言，是應付裕如的。《西亭記》通篇對李清褒獎有加，文辭優美，且正如此處舉到的“魯臣掣肘之患”“言子用刀”那樣，顏魯公大量運用了古代典實。這是與當時的文風大環境和顏氏家族經史傳家的學風小環境密切相關的，這一點似乎不需我在此多贅。在這裡我想再著重舉出兩個比較需要花費筆墨分析的典故。顏魯公舉例描述了李清治縣兩年之後的種種績效：流庸返鄉、荒田得墾、外來佃農紛紛集聚，官修道路有刻石計程的土壇，吏廚有俸祿之外的飯食資費，他以此略舉數端，並且發出感嘆：“夜魚春躍”，如從字面上很難理解，其實應是“夜魚、春翟”之訛，所用二典今作分疏如下。
《呂氏春秋·具備》
“夜魚（漁）”，典出《呂氏春秋·具備》：“巫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中古常以“夜魚（漁）”為治理縣邑地方施行德政的典故，為大家所熟知。顏魯公這裡用“夜魚”典，更與此下“魯臣掣肘”典遙相呼應，皆出《呂氏春秋》所載宓子治亶父之典，與上面我們提到的子游“絃歌”“餘刃”之典的前後照應又復相映成趣，可謂匠心獨運。
《後漢書·魯恭傳》
“春翟”是用東漢魯恭的典。鲁恭在中牟令任上“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州舉尤異”（《後漢書·魯恭傳》），又云：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竪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
《說文》“翟，山雉尾長者，从羽从隹”（《說文》“雉”字下云雉“有十四種”，翟其一）《山海經·西山經》：“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采文。”郭璞注：“翟似雉而大，長尾。”古書記魯恭此事，似皆未提及發生於春季，“春翟”之“春”蓋是後人用典的發揮。“春翟”這個典故，據我查檢應非顏魯公第一個使用，王勃《乾元殿頌》已有“境懷春翟，野散秋螟”語，由此可知“春翟”“秋螟”都是虛指，是駢儷的需要。“春翟”不知是否王勃最早所用，然而顏魯公恐怕是受過《乾元殿頌》的影響的。不過，將“夜魚”“春翟”連置一處，作為施行仁政、惠及雛幼的象徵，應是顏魯公首創。他的意思是說，並不是需要具備這一類近乎異聞甚至極為神奇的政績，這個官吏才值得被人稱道，李清做的實實在在的事情，都是有目共睹的。在《西亭記》之後，“夜魚春翟”典連用，見載於白居易的策文：昔宓賤行化，德及泉魚，非嚴刑所致也，推其誠而已。魯恭為理，仁及春翟，非猛政所驅也，委其信而已。
想來顏魯公的《西亭記》，是白居易曾經熟讀的。但傳抄刊刻《顏魯公集》的人，卻不一定讀得懂顏魯公用的典故，或許更不曾讀過王勃的文章。因為讀不懂，遂將“翟”字誤抄誤刻作“躍”，不但使得文義乖謬不彰，客觀上甚至造成一個本並不存在的、極易滋生誤會的“魚躍”意象，更易令讀者錯解文義，此處特予揭出。《西亭記》原石此句目前除“夜”字“夕”旁外幾已不存，殊為可惜。從異文角度而言，《西亭記》原石可以提示今本此篇的一處重要錯誤：“則知學詩之訓，間緝之心，施之於政不得不然也”的“間緝”，實應作“問絹”。
“門”下“口”形矮扁，中無容一橫筆之可能，現存的痕跡皆是此石底端一道長裂縫造成的蝕花，並非筆劃，所以此字應當是“問”而非“間”字。顏魯公時代，“間”形寫法應才出現還不久遠，《廣韻》尚無“間”形，只收“閒”字。日人空海（774-835）《篆隸萬象名義》的日本十二世紀傳寫本，相當程度上保留了唐代寫本文字的書體特徵，其中的“閒”字寫作：
已經是“間”形，但似乎尚可視為介於“月”“日”之間過渡演變的環節。顏魯公筆下的“間”，絕大多數尚寫作“閒”：
但即使與這些“間”字寫法比較，
字去除“門”旁的形體仍很不一樣。可見今本“間”字是靠不住的。
可惜《西亭記》原石在“問”字之下就殘斷不存了，我之所以斷定今本“緝”字是“絹”字之訛，主要是基於字形和文義兩方面的考慮。字形上，中古時代“咠”“肙”旁字形相近，特別是“咠”旁有“
”的俗寫，更使得它容易跟“肙”旁相混。顏真卿書寫的《干祿字書》中就列有：
《干祿字書》注云：“上俗下正，諸與緝同聲者竝準此。”可見唐代人寫“絹”字，是很容易跟“緝”字俗體相混的，因為二字只爭一筆有無。所以在文獻中，兩字發生錯訛的例子不勝枚舉，如《王梵志詩集序》“嬾婦徹明對緝筐”句，《大正藏》等本皆作“絹”，項楚先生指出“緝筐”即王禎《農書》的“績
”，是一種盛麻器，作“絹”應是形訛；《說文》“
，織絹从糸貫杼也”，清代《說文》研究者如鈕樹玉、桂馥、朱駿聲等皆指出，《玉篇》引作“織緝以絲貫杼也”，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指出《原本玉篇殘卷》引作“織緝以絲貫杼也”，查《原本玉篇殘卷》“緝”字作
形，與“絹”訛混是自然的。至於《說文》此句究竟本是“絹”是“緝”，清代以來學者看法不一，似以“絹”為誤字的意見佔據主流，但恐怕也還沒有到最後定論的時候。無論如何，“絹”易訛作“緝”在文字學上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問絹”是曹魏胡質胡威父子的典故。《三國志·魏書》卷二七《胡質傳》“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裴松之注引孫盛《晉陽秋》：威，字伯虎。少有志尚，歷操清白。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童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厩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匹，爲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帳下都督，素不相識，先其將歸，請假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爲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又少進飲食，行數百里。威疑之，密誘問，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答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
這是父子以清慎潔譽相期的著名事蹟。唐人喜用“問絹”入詩文，例如晚唐進士司馬都《送羊振文先輩往桂陽歸覲》：“此去歡榮冠士林，離筵休恨酒杯深。雲梯萬仞初高步，月桂餘香尚滿襟。鳴棹曉衝蒼靄發，落帆寒動白華吟。君家祖德惟清苦，却笑當時問絹心。”“問絹心”即《西亭記》“問絹之心”，“清苦”與“問絹”相照。又皇甫曾《奉送杜侍御還京》：“召化多遺愛，胡清已畏知”，李頎《送劉方平》“荀氏風流盛，胡家公子清”，亦皆用此典。
唐 顏真卿《修西亭記》碑陽原石（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顏魯公此處用“學詩之訓”和“問絹之心”相對，也深具意味。《論語·季氏》所記孔子以“學《詩》乎”加以誡勉的，是其子孔鯉，而胡威“問絹”的對象，是其父胡質。所以“問絹”不但與前文謂李清“清簡仁惠，以成其政”“多爲廉使盛府之所辟薦”相照應，更意在凸顯皇家子弟李清所具有良好的家教，顏魯公認為這種父子相傳的博學於文、清謹戒慎的家風，於從政者而言是必備的條件。李清事蹟今已多不可考，除《西亭記》之外，只有《全唐詩》作者小傳和《唐詩紀事》卷二四謂“登天寶十二年進士第”，因古詩文裡“問絹”的對象，多為達官（太守、刺史），不知李清之父祖是否也是這類位高權重的人物，記此聊備後考。唐懿宗時人邵朗所作《兜率寺記》云：“或以廉秀登科，或以勳勞筮仕。剖符列郡，遵問絹之清風；鳴絃化人，效馴雉之素履”，“馴雉”即前所提到的魯恭之典的另一種表達（五代李瀚《蒙求》詩云：“魯恭馴雉，宋均去獸。”），這短短幾句中所用的典故也都見於《西亭記》，應該不會是一種巧合或者與《西亭記》共同套用了某類典故運用的模式。結合前面提到的白居易對策文，我們大致可以據此推想出顏魯公文章，特別是《西亭記》這篇精心結撰的佳構在唐後期的流播、效仿的情況。顏魯公對後世的影響，決不僅僅在於書法本身。史睿先生提示我，顏魯公在湖州期間完成了三百六十卷的《韻海鏡源》，此書是為了士人科舉寫文章作參考的，《西亭記》碑文又作於《韻海鏡源》之後，這些典故的組合連用，可能集中體現在這部書中間。這是很有可能的。只是對於魯公個人而言，上述這些典故應該屬於他讀書為學的知識庫中的基本內容吧。
唐 顏真卿《修西亭記》碑陰原石（部分）
認真讀完《西亭記》，得到的一個最強烈的直觀感受其實是，浙大藏《西亭記》刻石提示我們應該如何重新審視宋元明以下結集成書的唐人文集中的內容，我們對版刻書籍中所收錄的唐人文章內容，究竟能夠信任到什麼程度。我比較熟悉先秦秦漢典籍的流變，深知文獻在傳抄過程中，尤其是簡紙交替以至抄印交替中，早期古書文本的增刪、訛竄、重組、因襲、加題、加作者等現象是常見的。今觀《西亭記》原石，方知像顏魯公《西亭記》這種大人物的大手筆，到了寫刻本時代被傳抄著錄時，也不盡然能忠實地保存文本原貌，即在去唐未遠的版刻古書裡面，甚至也往往存在著構成閱讀障礙的錯訛（“間緝”為無心傳抄之誤，今《西亭記》石“問”字貫通“口”旁的泐痕實不一定與後來的文本錯訛有直接關聯，因為顏真卿文章的流傳主要不應該是從石刻文字過錄，何況這道泐痕形成時代也不可知）、誤改（例如篇題經後來人所改動，“春躍”很可能是人為改動）。我不禁想到，以唐宋傳世文獻的海量，還有多少這樣的細碎的文本問題埋伏著，亟待文獻學家、歷史學家去糾正，而實際上又因為能力和現實的局限，我們卻很可能根本意識不到其中可能存在的錯誤，或者可能感到文句有問題、讀不懂，卻又無由加以校正。這是一個何其無奈的困境！從這一點來說，浙大藏《西亭記》刻石的異文為歷來《顏魯公集》所不具，且異文內容都顯然優於傳世本，甚至是只能以石刻異文才能講好、講通文義，這無疑只能讓我們得出一個結論，《西亭記》刻石決非後世的翻刻甚至偽作。附記：薛龍春先生惠賜原石拓片圖版，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陳麗萍女士幫忙核檢李清的資料，印曉峰先生提出寶貴意見。在顏真卿碑刻工作坊期間，又蒙與會各位專家學者多予賜教，記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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