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郎：正月初六丨新刊
阿郎
《看电影》杂志主编，影评人。著有《并指如刀：阿郎看电影》等。
导读：
一场因爱而生的残害，案件，警察，北方小城，遍地凄凉里的诡异光明。
正月初六
阿郎
1
大斌子的电话，是下午两点十一分打进来的。
那天是正月初六，一个冬天都没怎么下雪，春节又赶上二十四节气中的雨水，虽说是冬天，可也跟春天差不了多少了。还在供暖期，办公室暖气还很足，从我的角度看过去，窗台下边的暖气片散发出腾腾热气，在阳光里螺旋式上升。外头的阳光也跟清仓大甩卖似的，稀里哗啦地往空地上扔。仗着一道塑钢窗挡脸，阳光变得愈发流氓，屡次动手扒人的衣服。
我在所里值班，正和户籍员小刘讨论中国近现代诗歌的问题。昨晚又失眠，额头像要长出犄角似的，撕裂般地疼。我坐在她对面，左手顶着太阳穴，右手揉捻着一张桌上的A4纸，义正词严地纠正她，不能只看那首《人间四月天》。林徽因对中国诗歌的贡献是，她是很多诗人的灵感，像徐志摩的《草上的露珠儿》。要不是她这个级别的灵感刺激，老徐写不了那么黏糊，什么“诗人哟！可不是春至人间”，什么“还不开放你创造的喷泉”啥啥的。
可话头总是被她绕到林徽因和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几个人的关系里。还问我，梁思成真的问过林徽因“为什么是我”吗，林徽因真的回答说，“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吗？
就在这个裉节上，我的电话响了。
是我妈，问我能不能正点回来，让我把对象也带回来，说是晚上吃饺子，鲅鱼馅的。我妈电话还没说完，就显示大斌子电话进来了。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勘查刚刚开始。案件非常清晰，嫌疑人的母亲直接打的刑警队电话，说出现了一个伤害案，是不是应该打给你们。大斌子他们到的时候，嫌疑人正在屋里和母亲对坐着抽烟，门都没关，好像在一直等着。看见全副武装的警察冲进来，说：“等我抽完，就跟你们走。”被害人躺在里屋，睁着眼睛，没有了脉搏，血从床上淌到了地上，凝了，黑色，一大摊，像是清洗排烟罩后的油污。
大斌子和我同届，都是1995年从六中毕业的。高中三年，我们几个总混在一起，他那点破事，我都知道，他给理科班的一个女生，三年写了七封信，人家也没搭理他。
不同的是，他考上了中国刑警学院，我考的是黑龙江警察学校，一个本科，一个专科。我比他早一年回的富拉尔基，进了第二派出所，当了一个片警，案发地的二电厂家属区，就在我负责的片区。大斌子比我晚一年毕业，直接进了市局，去年十月份刚调到富拉尔基分局，负责刑侦一大队。
我还是在大斌子刚回富拉尔基时，发了一个微信，说哪天一起吃个饭，他回了一个笑脸的表情，就各忙各的了。今天还是第一次见面。我站在身后，等他和法医交流完，才调整好音量，说话：“耿队，您好。我是负责这片社区的民警江风。”
耿斌同志胖了，脑袋比上学时大了一个尺码都不止，肚子也鼓起来了，举手投足间，澎湃着一股不怒自威的霸气。我主动介绍说：“嫌疑人叫贾洪彬，今年34岁，未婚，常年在外打工，这次是回来过年。死者是他的哥哥，亲哥，叫贾洪波，现年36岁，患有精神分裂症，已经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有结婚。他爹原来在二电厂后勤部门，2008年冬天，喝酒喝多，回家的路上，冻死在红岸公园那边。嫌疑人的母亲，哦，也是死者的母亲，也就是报案人，姓邱，叫邱若水，现年55岁，原来是上海的下乡知青。退休前，在二电厂检修车间，还是市劳模。”
大斌子掏出烟，递我一根，我掏出打火机，给他点上。他狠抽了一口，喷出一团烟雾，笼罩了面部，问：“还有啥吗？”我一手拿着打火机，一手捏着烟，说：“老贾家是我负责片区的重点户，毕竟家里有一个精神病患者。我上门做过工作，劝说将被害人送到七院去，但监护人邱若水坚决不同意，我看她管得还行，都不让出门，也没什么恶劣影响，就一直密切观察着。”
大斌子把烟扔到地上，蹍了一脚，像拎着自己的手指那样，碰碰我肩膀，说了一句，“哪天一起吃个饭”，转身进屋。
二电厂家属区是六十年代末盖的那种老楼，有点苏联建筑的意思，外立面还都是红砖的。一共五层，一层五户，老贾家就住在三号楼五楼的最里边，505。走廊黑咕隆咚的，堆满了杂物，有咸菜缸、大葱、三条腿的桌子、没了轱辘的自行车，自行车像小动物一样，趴伏着，落了厚厚一层灰。
老贾家是两室一卫，没有厅。老邱太太住在外间，一张铁架子床，紧靠着里墙，只能从一侧上下，中间部分当厅用。此时已经给嫌疑人贾洪彬戴上了铐子，准备押上警车。他个子很高，应该有一米八，站在房间里，显得非常碍事儿。
被害人贾洪波住在一进门的左手边房间，现在拉起了警戒线，一副闲杂人等请勿靠近的架势。我探头往里看了两眼，我记得哥哥贾洪波没有弟弟贾洪彬高，大约是一米七五的样子，但胖，得有200斤，总剃着光头，脑袋又大又肥，像一颗肉丸子，显得眼睛愈发的小。一看到人，就龇着牙笑。现在，连床带人都盖了白布，成了一个起伏的平面，看着有点瘆人。
市局的一位同志在解一根铁链。贾洪波手腕和脚踝各绑了一根手指粗细的铁链，用一个小锁头锁着，铁链中间部分已经磨得铮亮。一头锁在窗户下的暖气管上，一头伸进白布里，好像白布下面覆盖了一头猛兽。
老邱太太坐在外屋的床边抽烟，身边放了一个方桌，桌上的烟灰缸已经满了，两盒玉溪，一盒揉扁了，扔在一边，另一盒也消耗了大半，扯掉的锡纸，落在地上。墙角一张桌子上放了一台电视，旁边的窗户，半拉着窗帘，室内愈发的阴暗。老太太好像没有看见屋里进进出出的警察，聚精会神地看电视，一口接一口地抽烟。头顶，一团云雾，升腾又消散。
电视没开声音，只有画面，我看了一眼，是黑龙江新闻台。播放的是一个专题片，关于上个月在哈尔滨道外区太古街，一家日杂仓库发生火灾，一个消防员在对着镜头说话。
2
第二天是初七，各单位都该上班了。以前，我们这的规矩是不过完十五，不算出正月。说是初七上班，也就是到单位转一圈，露个脸，回来该喝酒的喝酒，该打麻将的打麻将。现在不行了，一破五，汽车站、火车站的人就乌泱乌泱的了，都是买票回去上班的。
和其他东北的小城一样，富拉尔基的常住户人口也是眼瞅着一年比一年稀少，考学的考学，打工的打工，年轻人都出去了，平时都是老人、孩子居多，治安案件极少发生。我们一年工作最紧张的时候就是春节前后。
临近春节，在外的富拉尔基人都赶回家过年，兜里怎么都得揣点钱，兜里没钱的就容易动兜里有钱的心思，基本都是小偷小摸，没出过啥大事。到了春节，偷盗案件大幅度减少，口角、打架之类的案件增多。大都发生在亲戚朋友之间，喝酒喝多了，牛吹大了，不知道哪句话，扎着谁的耳朵了，一时冲动，就抡了酒瓶子。
这类案子都好处理，酒一醒，不论是抡酒瓶子的还是被抡酒瓶子的就都老实了，该赔偿就赔偿，该拘留就拘留。也有下手重，打成血葫芦的，一旦鉴定为伤残，那就是刑事案件了。不过像老贾家这种恶性杀人案件，多少年都没有了，可偏偏就发生在我负责的社区，让人郁闷。
初七大家都上班的时候，所长找我，也没说啥，就问了问片区里还有没有其他隐患，要我再重新排查一下。我知道他啥意思，没打在脸上的巴掌，比打在脸上的还疼。
其实也没啥好排查的了，像富拉尔基这样的东北小城，每年春节都像是一次涨潮，年轻人回家，给这座老气横秋的城市注入一点生机。春节一过，年轻人离家，小城再次慢慢悠悠地不死不活。这座城市也和散布在各个角落里的老人一样，一年就为这么几天活着。其余的时间，如无数相似形状的累叠，今天和昨天没什么两样，明天和今天也没什么两样。
我的同学也有出去的，北京三个，深圳一个。有一个在腾讯的，说是拿到了上千万的股票。还有一个在北京拍电影，收入按小时计算。我和他们聊天，基本就是一个饱受蹂躏的过程，这才毕业几年啊，他们都开始聊比特币、融资、配股、环境保护，考虑是不是和巴菲特吃午餐、去看卢浮宫还是大都会博物馆这样的事儿了。
我和我妈提过两次，也想辞职，出去。在富拉尔基，我是不会办事那一类的，在领导面前，论说话，高度跟不上；论做事，眼神不机灵，属于经常被领导忽略掉的那一批人。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也帮不上什么忙，要不，毕业好几年，也不至于还是个片警。就寻思着不如趁着没有老婆孩子的累赘，出去再扑腾扑腾。
我一说这话，我妈就让找我爸说去。我爸是我毕业那年死的，为了让我毕业后能进派出所，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迸发出我从没见过的一面，四处求人，喝酒，说小话，一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架势。好像这次爆发，也耗尽了他一生的精力。我上班没几天，他就死了。死在客厅的沙发上，我妈早晨起来做饭，发现没气了。也不知道啥时候死的，脸色平和，没有一点痛苦的样子。客厅的电视机还开着，山东台，在演《父母爱情》。
每次我妈这么一说，我就不吱声了。
其实，我妈不知道，最近一两年，我出去的心思也没有过去那么坚决了。去年春节，出现了一个案子，让我怀疑，外边的那帮同学，还不一定是咋回事呢。
那是大年初三，一家人出来吃饭，报案说手机丢了，怀疑是隔壁桌的人拿了。嫌疑人是一个女孩，看样子不会超过25岁，身材高挑，肤白貌美，气质清冽。她妈气得呼呼直喘，嚷嚷说，她姑娘在北京的公关公司工作，认识老多的明星，一个月就一万多块钱的收入，还能匿你的破手机，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等把人带到所里，在女孩的包里发现了一部手机，失主输入密码，调出了手机里的照片。刚才还和我们大谈人权、法制的嫌疑人，低头不语。
她说看到最新的iPhone6 Plus在旁边凳子上放着，一时头脑发昏，就放进自己包里了。虽说是一个月一万多的收入，可北京的花销太大了，房租就快占去工资的一半，女孩子再买点衣服、化妆品，平时喝个咖啡、打个车，还偶尔出个国，旅个游，日子过得也挺紧巴。月底那几天都得省着花，生怕开支赶上周六日，信用卡可不管你是不是大礼拜，开没开工资，到日子就扣费。
失主是一个小伙子，在南京一家地产公司上班，也是春节回来过年的。开了一辆黑色的蒙迪欧，拿着最新款的手机，一副成功人士的样子。说话也有礼貌，不急不躁，细声细语。看到手机找到了，表示不再追究当事人责任，嘟囔了一句“人性蒙昧”。
在核对物品的时候，我发现这部手机刚买还不到一星期，进而要了车辆行驶证看，果然，不是他的名字。这几年，开车回富拉尔基过年的人多了起来，说是春节探个亲戚啥的，开车方便。有的一开就一两千公里，半道上还得住一宿，挺遭罪的，可看见人了硬说是就当玩了。其实都和这个小伙子差不多，手机是刚买的，车是新租的，都是过年回来给家里人装门面的。
这种装门面的重要意义，在春节之后才会显现出来。
等春节过后，孩子们都上班走了，老人之间的话题，就在谁家的孩子开的什么车、用的什么手机、一个月赚多少钱或者是儿媳妇干啥的、孙子聪不聪明、上的是不是国际学校之间展开。这个话题的混战能一直持续到明年春节，等到再过年，孩子们再回来，根据各自孩子新一轮的表现，战事重燃。
和那个女孩一样，失主在南京一个月也能赚个八九千，可也是一个月光族。每年过年回来一趟，都得花去一年的两三个月工资。春节后再回去上班，且得过几个月的紧巴日子。
我印象最深的是，嫌疑人很有素质，哭得再稀里哗啦的，手里的纸巾也不乱丢，都攥在手里，最后扔进垃圾桶。男失主虽然也厌烦我窥探隐私的行为，但一直保持礼貌，临走，向我表示感谢，大方得体，让我很是有些羞愧。
我和小娟儿感叹，我们和他们的生存状况差不多，可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差别，不仅仅体现在工资收入上了，人的境界已经不一样了。我他妈的也紧追慢赶的，不知道啥时候就被甩开了。
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妈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不知道是哪个台的春晚，又唱又跳的。看见我带小娟儿回来，抱怨说，让你们初五回来不回来，鲅鱼馅没了。也不提前吱一声，没啥准备。有和好的馅儿，韭菜鸡蛋的，再捏几个饺子，给你俩煮。
我也跟进厨房，撕了一袋尹氏大酱，倒了一碗底。我吃饺子，不蘸酱油、醋，就蘸大酱。
我妈问：“老贾家那老二把他哥杀了？”
我给酱口袋封好口，放进冰箱里，说：“嗯，砍了几刀。”
我妈把饺子给端到茶几上，让我俩趁热
吃，她自己开了一瓶啤酒，叨咕：“老邱太太这辈子啊，净好脸儿了，可男的男的不行，儿子儿子不行，都不给她长脸。”
我和小娟儿都不说话，低头吃饺子。电视里，赵本山在演小品，他的徒弟掏出一沓钱放在炕桌上，赵本山说“这不就对上了吗”，观众大笑。我妈喝了一口啤酒，也跟着哈哈大笑。
3
自从初六那天发案，老邱太太就成了我一块心病。
她抽烟的样子，时不时地就跳进我脑海里，好像也给我拴上一根铁链子一样。案子出现在我负责的片区，报警电话竟然直接打给了刑警队，而不是打110，我这个片警成了最后一个知道案发的。负责这个案件的还是我的高中同学，警龄比我还短，让我觉得丢脸都丢到家了。
我竟然还梦见过邱若水，手持双枪，像小马哥那样，在漫天的子弹和飞翔的白鸽中间，一边横着飞，一边开枪射击。
户籍员小刘看我魂不守舍的，说又琢磨啥歪理邪说呢，走道眼睛发直，目中无人了呗。我说，想你想的，这几天，你看看掉了好几斤肉。她说，没看出来掉肉，好像还长了几斤。我说，原来你这么关注我啊。
我是案发第七天去见的老邱太太，在她家路边，顺手买了一袋橘子，说过来看看。她给我泡了一杯茶，放在那天放烟盒的桌子上。我剥了一个橘子，递过去，让她少抽点烟，对肺不好，牙也熏黄了。她笑笑，接过来，放嘴里一瓣，说酸，竟然露出了少女般的羞涩。
我环顾四周，谈不上家徒四壁，但东西极少，最显眼的就是那张床。我记得不错的话，和里间贾洪波那张一样，都是铁架子床，有路灯杆一样的床头。电视开着，是这个家里为数不多的家用电器。
老邱太太不像普通老太太那样，到了一定年纪，就留短发。虽然年纪大了，头发稀少，可仍然顽强地绾了一个鬏，两鬓的头发，梳得规规矩矩，横斜在脸颊边。脸上没什么表情，对我客客气气，根本看不出，是一个儿子刚刚杀了另一个儿子的人。
我没话找话，问她，看春晚了吗，今年是不是还得赵本山得奖。她说，我没看。看我露出狐疑的样子，淡淡地说，电视我只看新闻台和戏曲台，别的也看不懂，太闹腾了。我说，我也没看，不知道他还上不上春晚了。我还想问她跳不跳广场舞，听她这么一说，就把话生吞了回去，说，平时出去走走吗。她说，饭后走走，平平胃。
邱若水叫我江警官，是富拉尔基唯一叫我警官的，所以对她有些印象，平时碰见，也会停下来寒暄几句。这次见面，倒像是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我默默地抽烟，她也不说话，默默地抽烟，空气里只有烟草燃烧时发出咝咝的声音，像蛇吐芯子。
我第二次去她家是一周后的中午，买了一袋橘子，说过来看看。老邱太太也没说什么，笑笑，示意我进屋。还像上次那样，寒暄几句，就聊不下去了，默默地坐着抽烟。那天是一个大晴天，室外阳光锋利，从半掩的窗帘间切射进来，烟雾幽蓝，云蒸霞蔚。墙角的电视发出荧光，室内如阴如暗。
新闻台在播放一个纪录片，讲中国的老建筑，说到什刹海恭王府的时候，我说，要是听梁思成的，中国这样的老建筑能留下不少。邱若水没接话茬儿，但我感觉到，她点了点头。就说，上海这样的老建筑多吧，我还没去过上海呢。她说，上海的老东西也扒了不少，停顿了一下又说，也留下一些。我说，回去过吗，这几年？她说，好几年前了，逛了逛，没见人，就回来了。我问，他俩总打架吗？她回，也打，但少。我问，小时候呢？她回，老大没得病前，聪明，学习好，总自己看书，不大和老二玩。
电视上那个专题片挺长，一直没演完。又看了一会儿，我说，梁思成是一个牛人。她说，嗯。我说，他老婆也是一个牛人。她说，嗯。我说，我喜欢那首《人间四月天》。她说，嗯，还行。我转过头问她，你也看这些？她说，年轻的时候翻过。
我是一星期后又去的老贾家。经过路口的时候，又买了一袋橘子，还像前两次那样，她把我让进屋，倒了一杯茶，说，江警官，别买橘子了，酸，浪费。
我在她家抽了四颗烟，看了半个小时的电视。那天电视里放的是一个“二战”的纪录片，提到了莫斯科保卫战，看了一会儿，我说，老毛子那比咱这儿冷。她说，嗯，比咱这儿冷。我说，他们的东西都抗冻。她说，嗯。我说，他们歌好听，《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她说，嗯。我说，他们文学也牛，老高，小托，中陀。她说，嗯，梅诗金。我看了她一眼，她补充说，老大小时候爱看《白痴》，听他叨咕过。
我和大斌子约的那顿饭，出了正月才吃上。
所里都在传，耿斌可能还要升，我也听人说，他来富拉尔基是要上副局的，没想到这么快，人和人，就是不一样。耿斌是急性子，做事雷厉风行，业务能力强，破案率高，人年轻，学历又好，威名在外，前途无量。
找他吃饭的人，都得排队。他吃饭都是大局，十几个人以上那种。所以只有我俩的饭局，我好意思说，别人都不好意思信。我在竹林深处小火锅订了一个单间，好说话，价格又不贵，显得亲近。这样做的另外一层意思是说，是同学饭局，不是宴请耿队。
耿斌也以为我找他是想再进一步，还问我，咋想的，有没有看中的部门。我和他说，前一阵子，思想不坚定，上进心不强，现在深刻反思，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再加上受到老同学成绩的鼓舞，必须脚踏实地，从基础工作做起，需要老同学指导的时候，再去劳烦。
我看他肩膀明显松弛了下来，就举杯，说走一个。他也举杯，稍作示意，一饮而尽。我问他，老贾家那个案子，咋样了。他说，走程序呢，移交检察院，都差不多了。
我说，他家老大精神病这么多年，也没啥大事儿，怎么一下子就出了人命了，再说，老二也不常回家啊。大斌子说，那老大，不是一个武疯子嘛，一犯病，就打人。其实啊，还是一个花痴。老贾家原来是建三江农场的，那的人都知道，这个老大看见女的，就又搂又亲，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都离老远就跑。搬到富区后，邱若水看得严，没啥机会，大伙都不知道这回事儿。大概憋狠了，出事儿那天，对自己妈犯浑，老二急了，拿了菜刀就砍……激情犯罪吧。
吃了一口肥牛，大斌子嘀咕一句，也是够狠的，两菜刀就把脑瓜骨给砍开了。
今天喝的酒，是我带过来的茅台，第一个对象给我的，人都忘记长啥样了，酒倒是一直在家里放着，今天派上了用场。一斤的茅台，我俩喝了个底朝天。大斌子喝得比我多，看样子，他半斤白酒没啥事儿。今天喝了有六两多，仍端坐如山，一丝不乱。我喝了不到四两，舌头有点大，说话的时候，总想着先摆正舌头，再张嘴，但我心里明白，都透亮着呢。
我和大斌子说，趁着还没移送到检察院，我想见见贾洪彬。他瞥了我一眼，没说话。不愧是干刑警的，我觉得他那一瞥，已经把我五脏六腑给翻腾了一遍，有一点小毛病，都得给剔出来。我说，毕竟这么恶性的案件发生在我负责的片区，聊聊，多吸取经验，总结教训，以后不在这一块栽跟头，给老同学再惹麻烦。
耿斌没说话，端起一盘羊肉，扒拉进自己锅里一半，其余的，都扒拉到我锅里。我接着说，不瞒你说，还有一个原因，我在写一个小说，和他聊聊，积累点素材，当田野调查了。
他问，你写的是犯罪小说啊。我说，不是，反映改革开放的。
责任编辑：石一枫
本期微信编辑：刘玉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