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兴儒和他的《八十七飞天图卷》记(中)

在狭窄的斗室中欣赏长卷巨作《八十七飞天图卷》,成了劳累先生的体力活。

五十米长,四十八厘米高的画作,卷成直径大约三十厘米的卷轴,套一个特制的布袋,置于一方精致的紫色木盒中。先生指挥笑风把一块立在门边的长画板平放在“画案”上,然后小心地褪去画卷布袋,把已经装裱好的画卷放在画板上。

画卷徐徐打开。先生在一边抱持画卷展放,笑风在另一边缓缓抽拉,再卷成一轴。浓缩于画卷之中的一千五百年的敦煌艺术史,以八十七尊飞天形象,在笑风眼前次第飞过。灵动飘逸的形象,流畅遒劲的线条,明亮和谐的色彩,生动鲜活的气息,汇集成一个个富有张力的生命,穿越时空来到此地此刻!笑风的心,也随着先生的讲解,融化在一片“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美丽祥和之中。

范兴儒 作品《八十七飞天图卷》局部

八十七尊飞天,从北魏始,至蒙元终,时跨一千五百多年,各自有明显不同的风格和情趣,却在这五十米长卷中和谐相处,并无丝毫乖异悖离之处,真乃奇迹。

画卷始展,飞天形象粗狂朴拙,色彩多偏于冷调如蓝、黑等,令人联想起古代边民初聚时的野古天真,似乎看得见画面背后鲜卑族人扩张疆土的坚毅勇猛。朴拙中涌动着新奇乐观,简单中蕴藏着生命张力,这是南北朝时期的飞天。

时光流淌,兵戈远去。色彩渐渐变得温暖,衣裙饰带渐渐变得华丽,面孔神态越来越丰圆祥和。璎珞宝珠配身,琵琶箜篌在手;身轻如燕,迎风飞翔;彩带飘飘,天花乱坠。飞天也在迎接一个不一样的时代,多变的身材,各异的飞姿,舒展优美,自由快乐,统一的大隋朝到了。

从十六国起,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代五朝,天下一统,民心渐定,国力渐强。百年之间,飞天也经历了化蛹成蝶的神奇变化,从简朴到富丽,从天真到浪漫。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太白的诗情仙境,跃然呈现在长卷画面之中。彩云飘浮,香花纷落,这是一个富丽华贵的佛国天堂。脚踏彩云,手捧鲜花,或昂首振臂,腾空而上,或豪迈有力,横空飞翔,或仰俯翻腾,飘柔灵动。奇姿异态中迸发出激奋快乐,这是大唐盛世的飞天。

范兴儒 作品《八十七飞天图卷》局部

大唐去矣!天地长清,世运轮转;人民繁衍,朝代更替。从五代,经宋代、西夏、元代,汉胡种族交融中,飞天的血脉似乎也随俗世之人发生了异变。眉目清秀,神情平静,姿态优雅,飘带飞花,这是大宋文治下的飞天;两腮外鼓,深目尖鼻,头顶秃发,赤膊光腿,这是西夏党项人的飞天;头梳椎髻,长眼修眉,项饰璎珞,衣沉巾短,这是蒙元亡灭中华后的飞天。

范兴儒 作品《八十七飞天图卷》局部

画卷尽处,意犹未尽!八十七尊飞天,上千年敦煌壁画史,精华毕现;五十米长手绘,四十年画家追梦路,迹真似幻。笑风何幸,得见先生空前绝作!

“天衣飞扬,满壁风动”,是唐人评价吴道子画的赞语。不想今日,笑风在先生的斗方画室中,亲身体会到这一至境。再看先生,神态安详,笑意微漾,似乎然沉浸在他亲手创造的花香满虚空的佛国净土之中。

飞天如花,先生如花!

范兴儒 作品《八十七飞天图卷》局部

2015年秋,笑风曾和三位友人国、世、海同游敦煌。在莫高窟数字中心观看了震撼人心的巨幕3D电影,感受了荧幕上清晰逼真的敦煌石窟全息影像后,又走进石窟亲眼目睹了敦煌壁画的艺术光彩,亲身感受了石窟中一千多年浓郁不散的宗教情怀。

走出石窟的那一刻,阳光灿烂,一片高大的白杨树金光耀眼,那是金黄的树叶在秋日的阳光中翻动。树丛后面,一片低矮的平房院落,那里是常书鸿等一代敦煌学大家们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如今是“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

在陈列馆的一个小院子里,我找到了常书鸿的办公室和他住过的房间。矮小狭窄,简陋如初,墙上挂着常先生的临摹的一张壁画,还有几幅油画作品,其中一幅是他夫人的画像。

这里有过爱和欢笑,有过痛和哭泣,有过刻骨铭心的种种磨难!常书鸿先生是浙江杭州人,留学法国巴黎里昂美术专科学校的油画家,因为在国外见到一册敦煌画册,而立志于敦煌壁画的保护和研究。他是国民政府任命的首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于1943年到达敦煌之后,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上,开始了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数十年中历经波劫,遭受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不幸,却始终义无反顾。他组织修复保护石窟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敦煌研究之学术论文;还临摹了大量的敦煌壁画精品,出版画册,多次在国内外举办大型展览,竭尽全力向世界介绍敦煌艺术。

常书鸿先生把自己的一生交付给了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他去世后骨灰也被安葬在离莫高窟不远的一片平地上。“敦煌守护神”——赵朴初先生对他的赞誉,就是这个世界对他的功德的最高礼赞!

常书鸿早年留影

斯人已去,伟业永续!范兴儒先生曾多次对人谈起他的老师常书鸿先生,最后总是浓缩为四个字:师恩难忘!

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转名“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续担任所长,并在筹建成立的兰州艺术专科学院兼任院长之职,志在罗致培育艺术人才。

1958年,十七岁的范兴儒考入兰州艺术专科学院美术系,师从常书鸿先生。两年后,学院合并入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常书鸿亦在其中兼职任教,继续致力于为敦煌艺术的研究造就可用之才。兴儒随之入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受业于常书鸿、韩天眷、汪岳云等著名画家,在广泛涉猎油画、国画、水彩画的基础上,主攻国画工笔重彩。当时的西北师大美术系人才济济,教师队伍极具实力,由留法油画家吕斯百执掌系主任之职。除了常书鸿,油画家刘文清、美学家洪毅然、女工艺美术家方匀、国画家韩天眷、黄胄、水彩画家张阶平、以及兰州地方书画名家范振绪、曹陇丁、陈濑云等都任教于此。年轻好学的范兴儒,真是如鱼得水!六年之间,勤于问道,手不离笔,不但练得一手扎实的绘画基本功,眼界也大为开阔,志向变得高远起来。

大学毕业后(1964年),本希望能够随老师常书鸿去敦煌艺术研究院工作,却未能如愿。那时候个人没有多少择业自由,他被分配到核工业部“四零四”厂,走上了与美术专业毫无关系的工作岗位。虽然如此,兴儒心有戚戚,不忘艺事,工作之余手不辍笔,仍然致力于国画训练与创作。

似乎是天意,机会来了!

1965年的一天,厂领导找他谈话,动员他去敦煌县参加“社教运动”。满怀热情的兴儒愉快的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和一干人收拾行囊乘车来到了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名城敦煌。路途的颠簸,景象的荒芜,人烟的稀少,都未在他心里引起恐慌。和其他年轻人一样,他是唱着歌踏进敦煌县城的,不同的是他的背包里多装了一捆画笔和几盒颜料。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项极具“左倾”色彩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以“四清”、“五反”等做法,来解决基层干部作风问题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工作手段颇具“暴力革命”气息。在目睹了运动对基层干部造成的伤害,和对城乡生产生活造成的破坏后,天性纯朴善良的兴儒陷入了内心的极度彷徨和苦闷。

九月的一个黄昏,长风掠空,夕霞满天。他站在一座小小的沙岗上,南望气象雄伟的祁连山,东眺峰岩突兀的三危山,西瞭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内心突然升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情绪。一个人在天地间是何其渺小啊!他想想白天自己在墙壁上画的政治宣传画,写的“万岁”标语,一丝苦涩在心底升起。那不是他要追求的艺术啊!真的有什么能够在人世间永恒吗?他想起了读过的神话故事,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鸟就是居住在三危山上的。不死的神仙是永恒的吧?可是从没有见过她们降临人间,她们的面容身姿只存在于古代画家的笔下。

那些画家的传世画作是会永远流传下去的吧?———哎呀,莫高窟!一直觉得远在天涯的莫高窟,现在近在眼前了。那里还有自己尊敬的老师,有朝夕相处了六年的同学,该去看看他们啊!

初秋的一个早晨,他第一次来到莫高窟。当真踏进了石窟的那一刻,面对满壁绚丽的色彩和流动的线条,他目瞪口呆。之前他在大学里见过老师们的临摹作品,在单位图书馆里看到过一本敦煌壁画画册,也觉得有独特魅力,但内心并未如此震撼。现在面对真正的敦煌壁画时,他才知道什么叫“井底之蛙”!

他的同学陪着他一窟一窟的看下去,当在329号石窟看到藻井上4个残缺的“飞天”时,他心里一动。他知道,自己找到了灵魂行走的方向。

是“莫高窟”解救了他的心灵!苦闷和彷徨渐渐消融,内心的危机解除了,但社会大环境的危险仍需时时提防。那个时代以佛教义理和故事为内容的敦煌壁画被视为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年轻的兴儒只能偷偷地研究敦煌壁画。幸运的是,他在莫高窟工作的老师和同学,为他偷开方便之门,使他有机会跑遍了几乎所有洞窟,来观摩那些古代艺术杰作。

飞天壁画(数字敦煌)

受常书鸿的影响,兴儒开始临摹敦煌壁画。慈悲的佛陀、祥和的菩萨、散花的飞天,还有富贵雍容的供养人,一一呈现在他笔下。渐渐的,他的笔端开始专注于那些妙曼舞动的飞天。那时候他并不知道,三十年后的自己会成为以“敦煌飞天”进行专题研究临摹的画坛第一人,当初只是被散布于洞窟藻井、人字坡顶和石窟四壁的飞天所深深感动和吸引。

在以后的日子里兴儒也在不断地追问自己,到底是什么感动了自己?也许就是飞天那种自由飘逸、乐观奋发、灵动鲜活的精神契合了他内心深处的一点灵性。在庄严华丽的佛国净土中,主角是普度众生的佛菩萨;飞天只是一众“小人物”,她们的身份或许卑微,却无处不在,以真诚的快乐奉献着自己的清音妙舞、花香礼赞。华严佛国因为飞天的存在而生气勃勃、香音四溢,佛陀菩萨也因飞天的礼赞环绕而显得眷顾众生、可亲可近。

在以后的日子里,工作之余的时间,兴儒常常与色彩和线条为伴了。他频繁出入石窟,尽力借阅古籍,时刻留意着关于飞天的片图只语。那时候没有复印机,他也买不起相机,所有资料的收集整理都靠一支笔。天道酬勤,散落于莫高窟、榆林石窟和西千佛洞的石窟画璧和角落里的一个个飞天,在他的笔下复活了。只要有机会,他就把自己的临摹画作拿给老师常书鸿看,请老师批评指导。常先生也被他的毅力和精神所感动,精心指点,毫无保留,甚至亲自为他执笔修改作品。

常书鸿曾问过兴儒一句话:“你这么坚持,是为了什么?”

他当时无法回答。心里在想,也许有一天自己可以用行动回答老师的问题。

大西北的戈壁沙漠上,兴儒的往来身影在风沙中坚持了许多年。那些艰苦的岁月痕迹,化为他性格中坚毅无畏的一面。成名后的他,很少对人提起那段岁月中自己的艰难辛苦,倒是常常怀念老师和同学对自己的帮助和成全。师生之情,飞天之美,成为兴儒内心追求艺术之道的不尽动力。

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世界桂冠诗人池田大作看到范兴儒先生的飞天作品后,给先生写信说:“范先生以飞天画,向世界广泛地弘扬师匠常书鸿先生的伟大业绩,这种坚守弟子之道的充满信念的行动,使人深受感动。”

三十多年后,已年过花甲的兴儒先生写过一首诗,看似平淡的诗句中包含着他“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悠悠情怀。

人生无常何所求,花开花落情悠悠。

足踏坎坷成正道,心化飞天竞自由。

掩卷之后,只觉身心舒坦如坐春风。先生的斗室不再简陋狭窄,倒似维摩诘的居室,可以囊括三千大千世界,尽纳千年时光之流。

笑风有话要问,先生气度从容,款款而谈。

那么,当初创作《八十七飞天图卷》,是出于怎样的艺术构思呢?

2008年4月,先生见到了航天英雄杨利伟,两人谈到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之梦,启发了他创作飞天长卷的念头。

范兴儒先生向杨利伟赠送飞天画卷作品

经过5年的酝酿和构思,2013年3月,73岁的他落笔画出了长卷的第一尊飞天,之后每天坚持画四、五个小时,直到2016年初才定稿装裱。这幅“飞天长卷”,在创作构思之初就名之为《飞天追梦图》,但所画并不是八十七身飞天。后来确定为八十七身飞天,究竟是基于怎样的思想认识而定型的?

“一开始有四十多身飞天,就想把各个朝代有代表性的飞天造型都画出来。因为要限制数量,所以有些很独特的飞天形象也在不舍中舍弃了。我呢也想增加飞天的数目,就考虑到底画多少身合适。后来有朋友说,干脆画成五十六身飞天,代表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笑风插言:五十六,没有太远太深的文化含义啊!)后来增加到68身飞天,还是没有确定下来。

敦煌壁画中尤其是唐宋时期的画风,受唐代画家吴道子的影响很深。我也经常用到各种线描技巧,如行云流水描,高古游丝描,铁线描,柳叶描等,包括吴道子首创的‘兰叶描’,所以很容易就想到了吴道子的《八十七神仙图》。那是道教画中的经典画作。在飞天画中,还从来没有类似的作品。要把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精华都汇集起来,这个数目也差不多。”先生淡淡一笑,打住话头不肯就此多说。

中国古代画家善于运用线描技法,曾将其分类归纳为“白描十八法”,用不同的线描技法表达不同的实物形态。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就是古代人物画中衣服褶纹的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北齐画家曹仲达用笔刚劲沉着,线条稠叠紧束,所画衣衫似紧窄帖体,犹如薄纱出水之态;而唐代画家吴道子笔法圆转飘逸,线条遒劲流畅,所绘人物衣带灵动飞扬,宛若迎风飘曳之状。敦煌壁画中,各种线描技法运用纯熟,随景而变,并无刻板程式。在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画法主要有三种,一是来自西域的“叠染法”,以同类色由浅至深依次重叠渲染,形成人物的立体感;二是颜色铺排与线条并重;三是“色线重彩”法,以白描勾出色线,再施以重彩。第三种画法是属于工笔画范畴的,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先生的飞天造型,博取敦煌壁画中历代飞天之精华,尤其继承了唐代飞天的风格,气度宏达,自由奔放,线条刚柔相济,用色艳而不俗。这幅飞天长卷中,所取唐代飞天多达64尊,占了很大的比例,所以整幅画卷显得华丽中不失典雅,静穆中洋溢着快乐。整幅作品虽历时三年方成,但画风和谐,用笔着色前后照应,飞天姿态百千而又相互迎合,一片祥和快乐的佛国景象,观之令人心生向往,不由合十赞叹!

兴儒先生画飞天,先以炭笔勾线,继之敷色,最后再重勾色线。整幅作品仍以线描为主,以线条造型传神;敷以重彩,以色彩营造氛围。线条与色块相辅相成,即富生命力,又有装饰性,极具艺术亲和力。兴儒先生在多年临摹中,融汇变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线描手法。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在看了他的作品后,满怀激情地评论说:“他腕含天赋,线条的可塑性强,若画重裙大氅,笔力沉着,遒劲有力;若画长巾飘带,用笔婉转,轻盈若飞;若画粉颈玉臂,线的质感光滑柔细,充满弹性。尤其长线的运笔,可称畅如流水。再细看,这线不只是轮廓之线,更是情感之线。”他的敷色技法,“艳而不腻,淡而不浮,富丽又沉静,精致又讲究。”评价可谓极高!

范兴儒作品《莫高窟第329窟初唐琵琶飞天》

先生沉思了一会,接着说:“不同时代的飞天,有不同的特点,飞天的相貌神态,衣带配饰,甚至飞动的姿态都不同。象南北朝时代的飞天,有明显的西域风格,飞天有男有女,飞动的姿势大都是V形;隋唐时期,就中原化了,女性化了,飞动的姿势也千变万化;但到了西夏、元朝,飞天又有了党项、蒙古民族的特点,你看那个元代的童子飞天,身体沉,飘带段,飞不动的样子。还脚穿短靴,而以前的飞天都是赤脚的。

那个‘裸体飞天’(笑风注:刚才观画时,先生曾特意提示我注意,那是莫高窟第285窟中的西魏时期的飞天),在整个敦煌壁画中也显得另类。那是西魏时期的飞天形象,明显是西域风格的模仿,但在后来的壁画中没有再出现过,为啥呢?因为不合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审美观念。事实上飞天形象的变化过程,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

怎么才能让不同时期的飞天,既要保持敦煌壁画的原有特点,反映出不同历史时代的文化和风俗,又要在同一幅画中显得和谐自然?人物的布局,飞动的姿势方向,用色的变化,线描的节奏韵律,都得有整体的构思,在绘画过程中还要灵活变化。这就不仅仅是绘画技法的事,还得用心体会,投入感情,才能如意。”

“用心体会,投入感情,才能如意。”这才是一幅画能够感动观者的灵魂所在啊。

画事如情事,画心为诗心。

自古以来,成就一名伟大艺术家的,绝不会仅仅是创作技巧。如果把艺术家比作壁上之龙,那么能够让他破壁而飞的“睛”,是他的心,他的情,他的希望和信仰!

而让兴儒先生坚持四十多年,矢志不移的,就是一颗“向善求美”的童真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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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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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兴儒作品欣赏

范兴儒作品《榆林窟第10窟西夏伎乐飞天》

范兴儒作品欣赏

范兴儒作品《反弹琵琶伎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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