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奇留余匾
转：六月六的博客
河洛清流涌动，邙岭黄土巍峨，庄园青灰朴实。到河南省巩义市康百万庄园游览已不是一两次了。最早的一次在1986年，大学刚毕业不久，与同事到巩义市采访，第一次走进康百万庄园，就为其朴实无华的外表内所蕴涵的文化内涵所震惊，所折服。后来又去过多次，最近的两次一是应时任巩义市副市长黄红霞之约，和十余位河南诗人到杜甫诞生窑和康百万庄园采风；一是去年五一期间带家人去瞻仰，受到“庄主”李春晓经理的热情导游，每次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留余匾了。
留余匾现存于康百万庄园主宅区花楼重辉院主客厅，为中华名匾之一，长1.65米，宽0.75米。其造型犹如一面迎风招展的金色旗帜，金底黑字；又如开卷之书，起伏有致。全匾共计174个字（正文172字），标题“留余”二字为小篆，正文为字体流畅的行楷。该匾制作于1871年，已有140年历史。
《留余匾》正文如下：
留耕道人《四留铭》云：“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盖造物忌盈，事太尽，未有不贻后悔者。高景逸所云：“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推之，凡事皆然。坦园老伯以“留余”二字颜其堂，盖取留耕道人之铭，以示其子孙者。为题数语，并取夏峰先生训其诸子之词以括之曰：“若辈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尽而已。”时同治辛未端月朔愚侄牛瑄敬题。
本是康家训示家中子弟的家训匾，却有三奇。此匾之奇，首先在文章本身。全文短短172字，竟是一篇言简意赅，意味深邃，文笔优美的散文。堪称中国古代散文精华之一。文字虽简短，却有引用，有叙述，有阐发，几无一字可增减，实奇文也。
更奇在其中包含的“留余忌尽”思想，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精髓，包涵着“财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的中庸和谐思想；也透出豫商与晋商、徽商之不同文化精神的独特风骨（相比较而言，晋商更精于算计和经营，徽商、浙商更长于政治治世）。在我看来，豫商的大家风范尤胜于彼。中原大地，有老子，有庄子，有墨子，有宋室南迁之前深厚的文化积淀，豫商既受中国传统本土哲学的影响，也自然受到佛教东来入驻中原，包括在中原地区立足弘法的禅宗之学的浸润，更与中原人本身的质朴、豁达、厚重等文化血脉及根性所系有关联——这三个坚强的基石是豫商曾经风行水起，富甲一方，传承子孙，乃至形成自己独特 思想风貌的根本要素。
此匾之奇，还在于匾额中所涉及的几个人物，或者说匾文所传达的思想来自于这几个人物思想的综合。
“坦园老伯”即康家当时的当家人康坦园。康坦园是康百万庄园第十五代庄园主。他为了训示家中子弟，特选用黄杨木雕刻而成家训匾，约请同治年间翰林牛瑄题匾。应该说，此匾的诞生，康坦园是始作俑者。或者是不是可以说，留余匾中所要传达的思想雏形来自于康坦园？匾文中也说：“坦园老伯以‘留余’二字颜其堂，盖取留耕道人之铭，以示其子孙者。”至少可以说，康坦园是读过和理解留耕道人的《四留铭》的。
匾文作者即题匾人牛瑄，系武状元牛凤之子。牛瑄，字荔庵，河南汜水（现巩义市）明月坡人。清同治四年，钦点金殿传胪（二甲第一名）。牛凤山的字画时称一流，同治皇帝因看重其人文笔，在状元已定的情况下将他奉为金殿传胪。
而匾文中引用的三段话的3位原作者也曾是中国封建历史文化的一代人杰。匾中引用的第1段话出自留耕道人。留耕道人即王伯大（？～1253），字幼学，号留耕，福州长溪（今福建霞浦）人。宁宗嘉定七年（一二一四）进士。历主管户部架阁文字（《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一之一九），知临江军，知池州兼权江东提举常平。理宗端平三年（一二三六），为枢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淳祐四年（一二四四），迁吏部侍郎兼权中书舍人兼侍读。七年，擢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八年，出知建宁府。宝祐元年卒。《宋史》有传。《全宋诗》收其诗多首：
杰阁岧峣估碧苍，菊花时节此持觞。
市声一段隔秋水，桥影半空横夕阳。
挺挺霜筠排壑立，涓涓石溜引山长。
人言绝顶多奇观，安得闲身宿上方。
（《丹青阁》）
赤地我居苦，寸心天我知。
元元争救死，凛凛强夫危。
备具先三日，忧端彼一时。
倏然返生意，人力岂能为。
（《和戴石屏》）
诗中透露出这位南宋文人豁达、澄净的胸怀。这与匾中所引用的《四留铭》是吻合的。
匾中引用的第2段话出自明末东林领袖高景逸。高攀龙(1562～1626)，明代文学家、政治家。初字云从，更字存之，别号景逸。南直隶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万历十四年（1586），无锡知县李元冲聘请江右学派的罗懋忠和顾宪成到黉宫讲学，高攀龙受其影响，开始潜心研究程朱学说，确定了治学方向。据台湾研究文章《高景逸实学思想研究》称：“明末陆王之学充斥天下，东林君子高景逸眼見末学之流弊，本着矫正王学流弊的精神，积极倡导程朱之学，极力恢复明初躬行笃实之学风，以挽救颓风。”而《明儒学案》则云 ：高攀龙终身期慕即心即物的境界，尤其对“心要在腔子里”的两次顿悟，一悟”浑身是心”，即“人身一小腔子”。二悟“六合皆心”，即“天地即大腔子”。 天启六年（1626）二月，魏忠贤指使其党羽假造浙江税监李实的奏本，诬告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七人贪污袍价十余万两，企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高攀龙得知消息后，自知不免，却十分镇静。三月十六日一早，他整冠束带，衣袍整齐，去拜谒了先贤杨龟山祠。回家后与弟高士鹤及两位门生赏花于后花园池畔，谈笑自如。谈兴正浓时，有人叩门而入，告知阉党要抓他的确切消息，高家满门惊惶，高攀龙神情泰然，微笑着说，“吾视死如归耳！”即投湖自尽。遗书云：“心如太虚，本无生死，何幻质之足恋乎！”如无此怀抱之人，焉能发“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之语？
匾中所引第3段话出自夏峰先生。夏峰先生就是孙奇逢，与黄宗羲、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孙奇逢(1584-1675)，字启泰，号钟元，晚年自号岁寒老人，原籍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县)，清初迁至河南辉县苏门山下夏峰村定居，因此又被称为夏峰先生。他终身布衣，致力于学，著述甚丰，涉猎经学、理学、史学、文学等诸多方面，是我国明清之际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爱国志士，被北方学者奉为泰山北斗。天启间魏阉窃柄，荼毒正人，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被诬下狱时，一般人多惧祸引避，夏峰与其友鹿伯顺倾身营救，义声动天下。方望溪作夏峰先生《年谱》序云：“其行事或近于侠烈，而治身与心，则粹乎于先儒。”他与黄宗羲一样，“不事王侯，持子凌之风节”。在明清两代，夏峰先生被荐举十一次，屡蒙诏书特征，皆“婉辞”“不就”。他81岁的时候，曾有人以文字狱相诬陷。他闻信，从容说道：“天下事只论有愧无愧，不论有祸无祸”。如无此境界者，又何来“若辈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尽而已”之通达？
有此三奇，此匾焉得不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