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市场冲击还是媒体的数字化浪潮，为什么艺术评论的权威性“消失”了？
就像艺术圈里很多原住民一样，伦敦画廊主、曾经的艺评人、讽刺博主和艺博会总监尼鲁·拉特南（Niru Ratnam）曾经通过阅读杂志发现新的艺术。他购买的第一本杂志是1994年出版的一期《弗里兹》（Frieze）。1991年，马修·斯洛弗（Matthew Slotover）、阿曼达·夏普（Amanda Sharp）和汤姆·吉德利（Tom Gidley）创立了《弗里兹》杂志。当被问到自从《艺术新闻》成立30年以来，艺术评论和艺术媒体都发生了什么变化时，拉特南重新提到了这本杂志。在这期《弗里兹》中，有一篇文章探讨了出现在一种名叫“互联网”的新兴事物上的艺术。拉特南在文章里找到了这样一句话：“按比例来说，很少人对于当代艺术拥有认真的兴趣；他们其中更少人拥有电脑；而这里面能上网的人就更少了。在英国，如果你在苏荷区的意大利酒吧（Bar Italia）待得足够久的话，你可能会遇到这两种人。”
正如拉特南所说：“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互联网的诞生显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不仅包括《艺术新闻》、《弗里兹》还有其他自30年前存活至今的艺术媒体现在都已经拥有了完善的线上平台，同时，一些只提供线上内容的艺术网站——尤其是Hyperallergic和Artnet，都已经成为了相当重要的艺术媒体。对于目睹了这一变化的艺术作者和编辑而言，他们对于这一现象则持有不同的意见。《纽约时报》前艺术作者、豪瑟沃斯画廊现任特殊项目总监兰迪·肯尼迪（Randy Kennedy）就指出，由于不少记者和艺评人都消失在了地方和国家媒体之中，数码革命导致“艺术圈里——尤其是在视觉艺术方面的权威性声音变得更少了”。他指出，这一现象导致“在维持艺术界的活跃思维与世界相互关联的话语中出现了空虚”。
《弗里兹》杂志的特约编辑、播客“Bow Down”的主持人珍妮弗·希吉（Jennifer Higgie）则认为，互联网“革命性”的影响在大体上仍然是积极的——尤其在艺术评论的出版与传播方面。她说：“这其中最好的改变是，如果一本杂志想要被人们认真对待的话，那么杂志的作者和其中提及的艺术家就必须体现出均衡且具有代表性的多元性。艺术史仅仅由西方白人男性写就的想法已经不再可行了。”
作者、评论家朗西斯卡·加文（Francesca Gavin）则提出，由于互联网兴起的部分原因，艺术出版“变得不再那么精英化了。艺术鉴赏的思维似乎已经不再流行；对于更加宽泛的文化讨论而言，当代艺术则成为更加核心的话题”。
出色的声音，缺失的发声渠道
爱丽丝·罗索恩（Alice Rawsthorn）
但艺术写作的“民主化”究竟进行到了什么程度？《设计作为一种态度》（Design as an Attitude）的作者爱丽丝·罗索恩（Alice Rawsthorn）指出，在设计领域的历史上，“丰富的设计写作和出版......几乎不曾触及更加广泛的读者群体”。但是互联网却为这一议题带来了变革。“就像其他众多被视为之于大众出版过于深奥的话题一样，设计其实从大众媒体的衰落和无数网站、博客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中获益良多，并以此检视了大众媒体诸多方面的问题。新的作者由此得以通过这些渠道表达他们的观点，形成截然不同的批判性声音。”
《纽约时报》艺术评论家罗贝塔·史密斯（Roberta Smith）的Instagram账号
然而肯尼迪却指出了新的作者在寻找合适平台时面临的困难。“只要你迅速浏览一下Instagram，你就会发现，我们如今并不缺少出色的头脑和写作的声音。但对于这些作者而言，能够让他们找到更加广泛的观众群体，并且将他们视为专业人士并给予支持的渠道却少之又少。”
作者、播音员本·刘易斯曾经是“《伦敦旗帜晚报》（Evening Standard）的一名虔诚热情的艺评人”。他认为，艺术写作中存在的危机在于艺评人“获得的收入越来越少”。如今，他基本已经放弃艺术评论的工作，因为艺术“已经成为一种货币，而艺评人的价值就如同粪土一般”。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首先，和佳士得、苏富比、画廊以及藏家能够以高价出售作品的能力相比，艺评人的观点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其次，正是因为艺评人的收入实在太低了，所以他们非常容易被收买。”
刘易斯指出，线上艺术评论“只是无穷无尽的......陈词滥调”。互联网能够将艺术写作民主化的想法只是一种幻觉。他说：“就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真正的权利仍然集中在一小撮人以及蓝筹画廊的画廊主手里......一切都与注意力经济有关，和将注意力金钱化有关，每一次都是。这和民主化、或者互联网都不再有任何关联。”
企业看门人
然而一些人则评论说，新的声音逃脱了互联网的企业关卡。拉特南虽然同意“与其翘首期待某一位特定艺评人刻薄的评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Instagram上的帖子了解一切”，然而同时他也补充道：“但这正是让艺术评论更加多元的原因——我无法想象例如The White Pube的作者能够在传统印刷杂志上刊登文章。但是我想，和那些传统的杂志相比，他们可能与很多读者更有共鸣。”
The White Pube（取The White Cube白立方画廊的谐音——译注）是一个由艺评人加布里埃尔·德拉普恩特（Gabriellede la Puente）和扎里尼亚·默罕默德（Zarina Muhammad）组成的合作小组。他们凭借在自己的网站（thewhitepube.co.uk）上刊登针对艺术和艺术界令人眼前一亮的“大不敬”的文章而为人熟知。虽然正如他们在众筹网站Patreon上所描述的，他们合作的初衷只是“因为我们痛恨艺术写作的方式，以及——诚实地说，那些进行艺术写作的人而在2015年诞生的一个玩笑”，但是他们已经收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和机构性的认可：默罕默德成为了2020年伦敦当代艺术中心（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 ）的驻留艺评人。除此之外，正如他们网站上所显示，The White Pube于2020年7月通过Patreon平台获得了超过1500英镑的众筹资金，并成功发布了名为“批判”（critical）的商标品牌。他们的生意虽然才刚刚起步（德拉普恩特和默罕默德都还有其他工作），但是The White Pube所执行的模式都是围绕着尽可能保持独立而进行的。除此之外，朗西斯卡·加文提到的非盈利编辑平台AQNB则是另一个例子。AQNB位于伦敦和洛杉矶，同样通过Patreon获得资助。
当更多用于艺术报道和艺术评论的开放性平台相继涌现，这一现象带来了复杂的影响。肯尼迪称赞道，正是互联网的力量为“读者（和艺术家们）提供了与艺评人去探讨、解读、辩解、抱怨，或是将一切更加复杂化的渠道”。但是希吉则指出其中的负面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下）艺评人非常容易因为他们的观点而受到攻击，甚至遭受网络暴力。辩论与反对意见的良性结合应当在没有审查的情况下自由地发生。”加文说，一个狂热的互联网环境可以影响甚至抑制作者的声音。“社交媒体以及作者被批判的速度绝对影响了当人们想在公开论坛发表意见时的心情和感受。”
而这一切对于纸媒而言又产生了什么影响？目前担任豪瑟沃斯出版的画廊杂志《Ursula》执行编辑的肯尼迪说：“数码革命为博物馆和艺术画廊开辟了新的空间，让他们自己成为了出版人，并迅速与庞大的读者群体产生联结。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他还补充指出，“我们目前仍然不知道，传统媒体和机构的内部出版将如何共存，以及这一现象将对编辑的独立性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是拉特南则称，正是“艺术杂志批判性的权威被腐蚀的想法”让诸如《Ursula》和高古轩的季度刊物等艺术市场的出版物“通过伪装成曾经的艺术评论权威找到了新的出路”。
与此同时，马修·斯洛弗认为纸媒仍然保持着它的威望。他说，“印刷为刊物设置了门槛；这意味着你不能随便出版任何东西，而这也为印刷制品中的文字创造了更高的价值。艺术领域中的印刷制品就像印刷小说一样——大部分人还是相当青睐这一形式的。”肯尼迪表示他仍然保持着对于”印刷品的热忱“，并相信纸张和油墨尤其会在艺术领域持续兴盛下去。他说，印刷品”向我们展示了在一个不断虚拟化的世界中，实体物件所具有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甚至有时相当奇妙的价值“。（撰文/Ben Luke，协助报道/Gareth Harris，翻译/Laura X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