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人祸甚于天灾（外二题）
《巢林笔谈》，中华书局。
雍正十年秋，大风拔木，沿海居民，漂没无算。荒民之流于昆者，或聚于书院门外，枕藉而死者十八九，臭腐之气，蒸为疾疫。我乡好义之士，稍稍赈施，辄拂长官意。其意以为：即死，亦与官无累；得食，则久羁我土。呜呼，此其为父母斯民者欤？（龚炜《巢林笔谈》）
《巢林笔谈》印行于文网森严之际，所以开篇即写康熙诞辰，高唱“煌煌哉太平之盛观”的赞歌，但是书中也有一些揭露时弊的文字，使人得以一窥所谓“太平盛世”的真相。据邓拓《中国救荒史》，有清一代，自然灾害高达1121次，其中旱灾201次，水灾192次，地震169次，雹灾131次，风灾97次，蝗灾93次，歉饥90次，疫灾74次，霜雪之灾74次。引文记述的，就是雍正年间发生的一次风灾。天灾造成了大量荒民，哀鸿遍野，流离失所，死于非命者不计其数。更为可怕的是，地方官员不但不救助灾民，反而对民间自发的赈济活动横加指责。在这些良知泯灭、麻木不仁的“长官”们眼里，百姓的生命是不值钱的，人死得再惨、再多，只消一句轻描淡写的“自然灾害”，就可以搪塞过去，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此后，官照当、肉照吃、钱照刮，何必自找麻烦？——死于天灾是悲剧，死于人祸则是悲剧中的悲剧。历史证明，以“为民父母”自居者，如果靠得住，母猪会上树，“父母”一不高兴，就和“子民”脱离关系了。所谓“仁政爱民”，是要等其来施、待其来爱的，芸芸“子民”，何曾一日做过主？
又,《皇明大政纪》：“宣德三年，工部侍郎李新自河南还，言：山西民饥，流移至南洋诸郡，不下十余万口，有司军卫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这里说的是明宣宗时期的事情。官方不但漠视民瘼，甚至迫害灾民，人性荡然无存，令人发指。
《隋唐嘉话》，中华书局。
徐大理有功，每见武后将杀人，必据法廷争。尝与后反复，辞色愈厉，后大怒，令拽出斩之，犹回顾曰：“臣身虽死，法终不可改。”至市临刑得免，除名为庶人。如是再三，终不挫折，朝廷倚赖，至今犹怀之。其子预选，有司皆曰：“徐公之子，岂可拘以常调者乎？”（刘餗《隋唐嘉话》）
徐有功是武则天时代司法系统的先进工作者，曾官至司刑寺少卿。他在蒲州时，“为政宽仁，不行杖罚”（《旧唐书》卷85），不搞刑讯逼供，人称“徐无杖”。他的死对头皇甫文备落在他手上，他依法从轻判决，别人大惑不解，他说：“我执行的是公法，怎能借机发泄私愤呢？”武则天要治某某人的罪，如果于法不合，也常常遭到他的反对。这种“法律至上”的观念，正是法治的特质之一。有的学者喜欢用类似的事例来说明皇权社会并不专制，因为皇帝也有顾忌，不能随心所欲。持此观点的人，忽略了行政、立法、司法权力均集中于皇帝一身的事实，只看到表面的“权力制衡”现象，没有看到集权专断的本质。徐有功只不过是异类，徇私枉法才是常态。不少大案、要案，“左右及卫仗在廷陛者数百人，皆缩项不敢息”（《新唐书》卷113），只有徐有功一人“据法廷争”。“朝廷倚赖，至今犹怀之”，这表明，徐有功“缺席”了，法治精神也跟着“缺席”了，变成了“纪念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有关部门竟然采取“非法”的方式来选拔、任用徐有功的儿子，以示对徐有功的尊敬。真不知道，这是尊敬，还是亵渎。
《郑板桥全集》，凤凰出版社。
愚兄为秀才时，检家中旧书簏，得前代家奴契券，即于灯下焚去，并不返诸其人。恐明与之，反多一番形迹，增一番愧恧。自我用人，从不书券，合则留，不合则去。何苦存此一纸，使吾后世子孙，借为口实，以便苛求抑勒乎！如此存心，是为人处，即是为己处。（郑板桥《雍正十年杭州韬光庵中寄舍弟墨》）
在尊卑有别、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唐律疏议》卷6）。奴婢不但人身自由受限制，而且没有姓名、婚姻自主权，更不用指望科考入仕，重者还会累及子孙后代。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凡汉人家生奴仆，印契所买奴仆，雍正五年以前白契所买，及投靠养育年久，或婢女招配生有子息者，俱系家奴，世世子孙，永远服役，婚配俱由家主”。郑板桥焚毁前代家奴契券，平等对待雇佣工，这在当时确是凤毛麟角，弥足珍贵。他在山东范县、潍县知县任上，不贪赃枉法，不收受贿赂，没有拖而不办、判而不决的案件，也没有沉冤莫白的冤民。姓韩的书生无钱读书，他解囊相助。潍县发生饥荒，他开仓赈贷，煮粥救济饥民，最终因此得罪“大吏”而“乞病归”，史称其“去官日，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画像以祀”。如果说郑板桥身上有什么值得今人学习的地方，绝不仅仅是他外在的“清官作风”，而是把人当人看、尊重人的尊严与自由、为了捍卫生命价值而敢于得罪权贵的内在品格。有论者称，郑板桥这封信含有“近代启蒙思想的因素”，窃以为实乃别具只眼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