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良：管窥故宫藏书
故宫藏书历史渊远流长。它虽以明清两代皇家秘笈为基础，却囊括了一大批自宋迄清六个朝代、九百余年间的珍贵古籍。故宫藏书概括起来主要来源有三：
一是明初定鼎南京后，内府文渊阁便入藏了一批元代皇室收贮的宋辽金三代遗书，又将宋以来存世的书板自临安运至南京国子监加以重印。这是明代皇家藏书的重要基础。洪武、永乐年间，还派大臣四出访求遗书，不惜重金收买有价值的书籍；又令儒臣编纂、刊刻了以《永乐大典》为代表的大批新书。内府收藏日益丰富。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遂将文渊阁所收的重要古今图书，自一部至百部以上者，各取一部，连同《永乐大典》等重要书籍，一并“装之柜”，“载舟十艘”，运到北京大内。正统六年，北京文渊阁建成，所有图书移贮这里。当时阁中积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①。词臣杨士奇等奉编辑了《文渊阁书目》，录书达“四万三千二百余册”②。这是明内府收藏最丰富的时期。正统十六年，南京文渊阁失火，所存宋元古籍损失殆尽。嘉靖中期，北京大内文楼起火，危及文渊阁，遂将阁中书籍分别移入通集库和皇史宬。此后，因典守不严，损失严重。明人沈景倩说：“祖宗以来藏书在文渊阁，宋板居大半，但盗取市利实繁有徒，历朝所失已强半。至神宗以后，十亡其八”。万历三十三年，孙能传等奉敇编《内阁书目》，收书仅一万八九千册，而且大都取诸刑部行人司所存。崇祯年间，文渊阁失火，大部分图书付之一炬，所余书籍均移入内阁大库。
清初统治者接管了明皇室遗书，是为清内府藏书基础，并积极予以整理。乾隆九年，弘历命儒臣从中择出善本进呈览定后存入昭仁殿，名曰“天禄琳琅”；又将失而复合的宋相台岳珂刻《五经》专置一室，称“五经萃室”。乾隆四十年，弘历又命儒臣重加整比，删除赝刻，编成《天禄琳琅书目》。嘉庆二年，乾清宫失火，昭仁殿藏书被毁殆尽，遂又命儒臣从散存其他地方的书中挑选善本加以充实，并续编了《天禄琳琅书目》。前后两编共收宋元善本一千零九十二部，其中也有乾隆以前采进的钱谦益、季振宜、毛晋等著名藏书家的精品。散存于其他地方的珍本，如正副两部《永乐大典》等则均未收入。
二是广泛搜求天下遗书。清代皇帝并不以接收明代秘笈为满足，他们深知“从古右文”的重要，曾多次降旨，令抚臣广泛采集民间遗书。顺治十四年，福临命直省学臣访求遗书。康熙二十五年，玄烨谕礼部翰林院：“虽内府书籍篇目粗陈，而裒集未备……。今宜广为访辑，……务令搜罗罔佚”。乾隆六年，弘历谕曰：“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目下内库藏书，已称大备。但近世以来，著述日繁，如元明诸贤以及国朝儒学，研究六经、阐明性理、潜心正学、纯粹无疵者，当不乏人。虽业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呈，以广‘石渠’、‘天禄’之储”乾隆三十七年，为修《四库全书》，又屡次颁发谕旨，令直省抚臣“加意购访”“汇送京师”。自乾隆三十七至四十年的四年间，共得书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一种，除武英殿移取九百种外，实际采进一万二千百八十一种。其中浙江进书最多，先后十四次，共进书四千五百八十八种。尽管其中因“违碍”而遭禁毁的有“二千九百二十九种，总数达十万部之多”③，内府所留采进之书仍然很多。其次，康熙、乾隆、嘉庆三朝纂修《大清一统志》时，都曾命各省府州县纂进方志、档册。清历朝以来臣工自著进呈的书籍也有不少，其搜书之盛超越以前各代，致使宫内藏书迅速增加。这是清宫储书的第二个重要来源。
三是清内府编纂、缮录、刊刻了大量新书。据不完全统计，自顺治以迄宣统，共编纂新书七百种以上。特别是《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荟要》等卷帙浩繁的宏篇巨著的出现，使内府书籍大为增加。宫内陈设的各种殿本、抄本书籍数量很多。如道光三十年，武英殿修书处的前后库存书尚有“一万八千八百多部”。清代以乾隆朝藏书最富，当时宫内藏书的地方星罗棋布，主要有：专藏宋元明善本的昭仁殿，专存明代遗书的内阁大库，专储《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的文渊阁、专庋《四库全书荟要》的藻堂，专置《宛委别藏》的养心殿(嘉庆年间移至毓庆宫)，专储殿本书的武英殿，专藏清历朝实录、圣训、玉牒的皇史宬，等等。还有一些书散布在宫内其他地方，如乾清宫、懋勤殿、皇极殿、养性斋等多达五十余处。至今，宫内还存有咸丰以来抄录的古董房、长春宫等处书目十余种，其中仅《乾清宫等处书目》包括坤宁宫等二十六处，共录书九百六十多种、一千九百多册。有的地方如养心殿、养性斋等，还有图书排架图。而翰林院、国史馆、方略馆及圆明园、避暑山庄、颐和园等行宫、苑囿内的藏书，更是不计其数。嘉、道以后，政治经济衰败，内府修书渐少，对原有图书又管理不善，丢失、虫蛀等情况异常严重，宫内匠役诸人或用书籍板片烧炕取暖，或窃售盗卖，毁书情况时有发生。加之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两次大规模的烧毁、劫掠，圆明园及翰林院等处的藏书几乎荡然无存。仅“庚子之乱”，所失宫、庙、馆、阁图书达“四万六千余册”，而翰林院一处丢失《永乐大典》就有“六百零六册”。溥仪逊位后，他以赏赐为名而流散出宫的宋元珍本，数目也很惊人。
一九二五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成立后，除文渊阁、摘藻堂、昭仁殿三处存书保持原状不予更动外，散存其他地方的书籍，一律集中到寿安宫书库，依类庋藏。内阁大库的明代旧籍尚有六千册，连同清代入藏的方志等书，早于一九○九年一并拨归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此后，杨守敬观海堂的部分藏书一万五千余册及方略馆、清史馆和资政院的图书，一并拨归故宫图书馆。至一九三年，寿安宫书库已积书四十六万余册，连同文渊阁等三处的藏书，总数达五十余万册。其间，先后编辑出版了故宫藏书目录多种，如《故宫普通书目》、《故宫方志目》及其续编、《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故宫善本书目》、《故宫所藏杨氏观海堂书目》等。这些书目基本概括了清宫所有重要遗书，也代表了当时故宫图书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仅以《故宫善本书目》为例，共收入宋元善本七百三十种，内有《天禄琳琅》现存书三百一十种、《天禄琳琅书目》以外的书五百十二种、明版书三百十四种、《宛委别藏》一百六十种、这是清宫遗书中的精华。
一九三三年故宫文物南迁，故宫藏书随之南运的主要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古今图书集成》、《天禄琳琅》、《观海堂》、明清方志、佛经及清内府编纂的殿本、抄本等稀世珍品十五万余册。这批书籍后来又辗转运到台湾。从此，故宫所藏有清一代皇家图书被分置两地。以后，故宫图书馆又从原普通书库中择出明清善本补充入藏善本库。一九五八年后，又将仅有的宋元珍本和明清旧籍中的复本近十五万册，先后拨给了北京图书馆等十六个兄弟单位。故宫图书馆也接收了国家文物局调给的图书以及马衡、张允亮、商震、韩槐准、侯宝璋、王以坤等先生的赠书共万余册。建国后，根据学术研究和各专业的需要，我院逐年选购了一批国内外出版的中外文书籍，使图书馆库藏不断丰富，目前藏书已达五十万册，其中旧藏古籍约占五分之四。一九七八年，根据周总理生前的指示，编纂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我院依据新定的全国善本古籍的收录范围和标准，对原存善本书进行了重新审定，鉴别真伪，剔除赝本，第一批上报拟入全国古籍善本总目的明清善本书两千六百种，十万余册。其中，包括一批海内罕见的明清善本、孤本和珍本，也有一批独具特色的清代殿本和内府抄本。这些书籍与南迁的部分古籍同属我国文化遗产的精华之列。
故宫博物院现有的古籍图书，以版本而论，则以清内府刻本、抄本为主，兼有明经厂本、明清坊刻、家刻本；以内容而言，则经史子集丛五大部皆有，尤以史志、天算、金石、书画、佛经和文集最为突出；若以文种分，除大量的汉文书籍外，还有一批满、蒙、藏、回等少数民族文种的图书。现分述于下：
清内府刻本亦称“殿本”，即清内府武英殿修书处奉旨承刻的书籍，也包括扬州诗局、苏州诗局奉旨承办的图书，这是故宫藏书中最具特色的一部分。武英殿刻书伴随着清代历史的兴衰而发展变化，并与之相始终。
清初统治者为巩固封建统治而施行文字狱外，在对待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各种文化典籍方面还是采取了一些积极有力的措施，促进了清代文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清内府修书刊刻事业，较以前各代有着突出的成就。顺治年间，统治者提倡满族学习汉文化，宫内设繙书房，组织翻译刊刻了不少汉文经史和文学著作，由原明司礼监经厂的工匠们承刻，因而保留着明经厂刻书的传统。康熙帝好学敏求，即位以后，不但起用了一批汉族学者在翰林院任职，并设立修书各馆，组织满汉儒臣校注、翻译古籍、编纂新书。有关修书内容，遴选总裁、总纂、总校等官员和写刻、刷印、装帧等事宜，都由皇帝钦定。还规定了凡是书籍纂修刊刻告成，分纂人员无论已否革职、故世，与监造官一样开列衔名附于书前。每书告竣，与事各员都要根据成绩大小，分别给予奖叙。康熙十九年，设武英殿修书处，由内务府王大臣总理，下设各办事机构，其中仅刻板、刷印等食钱粮的工匠多达百余人。武英殿修书处的设立，加强了内府修书、刊刻、刷印的能力。这时，内府所修书籍颇为广泛，尤以天算、医药、音乐，艺术、文学、字书、类书和地图测绘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编纂了一些足以代表当时科技和学术研究水平的重要著作，例如：综合反映当时律历天算研究成就的《律历渊源》；代表当时先进的地图测绘技术水平的《皇舆全览图》；显示当时音韵、字书发展水平的《佩文韵府》、《康熙字典》；标志当时文学研究成果的各种诗文总集，如《全唐诗》、《宋金元明四朝诗》、《历代赋汇》、《历代题画诗类》等；以及代表当时类书编纂水平的《渊鉴类函》等，这些不但都是前所未有之作，至今对学术界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且在各学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康熙中期以后，内府修书有较大的发展，刻书数量日益增多，有的书还发往扬州诗局、苏州诗局，命臣工输资承刻。如通政使曹寅承办的《全唐诗》、詹事府詹事陈元龙承办的《历代赋汇》、翰林院编修高舆承刻的《佩文斋詠物诗选》等多达十几种，这些人以校刻天府秘籍、列名简末为荣，他们负责承印的书都十分精美，颇受皇帝赞赏。这时，刻书风格不但摆脱了明经厂本的影响，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书品极为考究，特别是写刻字体的变化和刷印、装帧精美的程度，胜过了以前各代。字体上，除沿用明末通用的宋体方字(亦称“硬体”字)外，还有盛极一时的欧阳询、赵孟頫的楷写体，即所谓“欧字”、“软字”。大都由名手精写上版，细心镌刻，并选用上等纸墨精印成书。书式文雅大方，字体端庄秀丽，纸墨莹洁，赏心悦目，时人誉之为“康版”。许多儒臣私刻书籍，都极力仿效这种风格。清人金埴说：内廷御籍多命曹寅督办，其“雕锼之精，胜于宋版。今海内称‘康版书者，自曹寅始也”；又说：“自康熙三四十年颁行御本诸书以来，海内好书有力之家，不惜雕费，竞摹其本，谓之欧字。见刻宋字书，置不挂眼，盖今欧字之精、超轶前古，后世宝惜，必曰‘康版’，更在宋版书之上矣!”时人的评誉，足证其影响之深。这种风气的盛行与当时内廷的提倡关系很大。清《内务府现行则例》中关于武英殿修书的规定是：“凡书刻宋字、软字，每百字工价银八分。刻欧体字，每百字工价银一钱四分，枣木加倍。凡书写宋字，每百字工价银二分，软字三分，欧字四分”。可见“欧字”上版之名贵。曹寅奉旨承刻的《全唐诗》，便是“康版”书的优秀代表作品。此外，还有彩色套印的《古文渊鉴》、铜活字印本的《数理精蕴》，等等，代表了当时内府雕板印刷的高度技艺水平。
雍正时期，胤禛帝利用内府积蓄的丰富的历史文献，编纂了一些卷帙浩繁的宏篇巨著，如续修《大清会典》、《硃批谕旨》、《子史精华》、《骈字类编》等，都在百卷以上。特别是完成于康、雍之际的《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更是不朽的巨著。此书容纳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宋元以来的各种古籍，编纂体例甚为严密，铜活字字体细劲，行格肃整，名手绘制的插图尤精，墨色淡雅，清晰可爱，是闻名中外的大型类书，在我国印刷史和类书编纂史上居于重要地位。此时，雍正帝书籍雕印、装潢的要求更为严谨，格式、字体力求方整，刀法务求匀净，装帧也趋向凝重素雅，是康熙时期内府刻书风格的继续和发展。
乾隆年间，是清内府修书的鼎盛时期。乾隆帝为了显示“文治武功”，他依据康、雍两朝积蓄的人力、财力等有利条件，大兴编书修史之风，气魄之大，超越先辈，除校注十三经，重刊二十一史等宋元古籍外，还新编、续修和辑佚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史志、文集、丛书、字书、天算、类书、目录书和汉、满、蒙、藏四体文大藏经等。不仅系统整理刊刻了本朝的史志、方略、典章制度等书籍，还将宫内收藏的善本古籍，珍贵的金石、书画等艺术品以及舆图等项，分别著录编辑成目，乃至绘图附说。诸如，《西清古鉴》、《西清砚谱》、《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天禄琳琅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些书籍不但对研究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典章制度等，都是必读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在编纂体例和著录内容上，较前代也都有创新和发展，是研究目录学发展的重要资料，至今还在发挥着积极作用。在丛书汇刻和辑佚方面，尤以乾隆三十七年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两部巨著最为有名，它荟集了当时内府所有的宋元明清的古籍珍本。前者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后者是从前书中择出精华编辑而成的姐妹篇。这两部书是我国现存古籍中最大的写本丛书，由于是在参核《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的基础上编辑的，从事编纂的主要人员中，不少是学识渊博、颇有见地的人才，所以无论在编纂体例和收录内容上，都充分体现了当时修书的能力和学术水平。还有乾隆三十八年，四库馆臣辑佚了《永乐大典》中的散简零篇四百九十余种，除将其编入《四库全书》外，还奉旨从中择出罕见珍本重行发刻，先用木板刻印了四种，是为“初刻本”，其余各种改用木活字摆印，乾隆帝赐以雅名“聚珍”。至乾隆五十九年，因司其事者金简故去，摆印暂停，其间共印行了一百三十四种，后来统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后，又单行摆印了八种。这是继清内府铜活字刷印《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又一部大型木活字印本丛书，标志了这时内府雕板印刷的新成就。此外，《古香斋袖珍版丛书十种》和汉、满文三十二种篆体《御制盛京赋》等，也颇具特色。这时，武英殿刻书，因数量骤增而著称。在刻书风格上，除继承了康、雍时期的优良传统外，又有新的变化，楷写上板的“欧字”、“软字”更趋于圆润秀丽，装帧较前更为富丽豪华，“其写刻之工致，纸张之遴选，印刷之色泽，装订之大雅，莫不尽善尽美”。
嘉庆年间，虽也编刊刻了一些文史书籍，诸如续修《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皇清文颖续编》及两淮盐政阿克当阿集资奉旨承刻的《全唐文》等，但数量、质量都不及从前。道光二十年后，因经费支绌等情由，内府刻书锐减，雕印、装潢也很粗糙，写刻字体趋于板滞拙劣。咸、同以后，由于官书局的成立，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加上清政府财力衰竭，武英殿刻书很少。同治八年，武英殿失火，刻书暂停。所以，同治十二年编纂的《剿平粤匪、捻匪方略》等七省方略，经奏准改用铅活字排印。光绪朝，武英殿修复后，也仅刊刻了少数几种书，其编纂、刷印、装帧的水平，远逊于康、雍、乾三朝。以后重刊的九朝《圣训》、历朝御制诗文集，也都用铅活字排印而成。还有以石印法照殿板式样印刷了《古今图书集成》和光绪朝续修的《大清会典》及其《事例》。至此，清内府的书籍刊刻逐渐为外间的新技术所替代，武英殿刻书也随之名存实亡了。
自顺治以迄宣统的三百年间，据不完全统计，清内府修书多达七百种，而武英殿和扬州诗局奉旨承刻的书籍约占一半。所有历朝刊刻的重要书籍，除少数几种无存外，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基本上都有收藏，而且大都是初印原装，能够系统反映武英殿刻书和装帧艺术的发展变化。它们是研究清内府刻书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清内府抄本书，是故宫藏书的又一重要特色。这些书是内府修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之多、抄写之精、装潢之美，大都胜于刻本。康熙帝善书并提倡书法，在内府设有缮书处，从监生和翰林词臣中择书写端秀者充任謄录，因而内府缮录书册十分盛行。故宫现存抄本书，除《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和几部《大藏经》等大书无存外，其数量仍不显少。大致分为五种：
一是有些书修成之后，规定从不发刻如历朝实录、玉牒等，仅缮录满、蒙、汉文本若干份，分储皇史、乾清宫、盛京等处。又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也因卷帙浩繁、刊刻费用过大而只缮录了有限的几部。
二是虽有刻本，但为皇帝阅览、玩赏或携带方便，特命武英殿词臣精写大中小号字，装成各式卷册。这些书，大都是选用上等的泾县榜纸、开化纸和连四纸，界划朱格或墨格，用“欧字”、“软字”精写，也有缮写宋体方字或真草隶篆合璧，或满蒙藏回汉文合璧，或亦图亦文的。有朱墨二色的，也有五色的，有字大如钱的，也有蝇头小楷，字虽杂出众人之手，却如一人笔意，色彩斑烂，工整秀丽。书式有大约丈许的页片，也有大约尺余的本册，还有小约寸许的袖珍、巾箱、经折和卷轴。如《昭明文选》一书，有大中小号字五种不同的精写本，《唐宋文醇》，刻本之外，还有四色精写本。不少写本书出自于敏中、刘墉、林佶、曹文埴等名手，书写水平很高，是内府抄本书中少见的精品。
三是皇帝御笔和臣工奉敕精写的各种佛经。为表示对佛的虔诚，他们不仅用心精写，还选用上好的金栗藏经纸、磁青纸、黑光蜡笺、撒金笺和菩提叶等，用上等泥金书写，并附有泥金描绘的佛像和韦驮像等。这些佛经距今二百多年，至今完好如新。更有色彩艳丽的刺绣、缂丝和完美无瑕的玉石制成的佛经珍品。这些佛经的装潢异常讲究，除有各色绫、锦、绸、缎作书衣、函套、包袱外，还有用檀香木、楠木、樟木、描金漆、雕漆、錾金、嵌珠宝等珍贵原料做成的匣、盒、夹板等，制作的工艺水平很高，代表了康熙以来宫中装潢艺术的风格。其中，不少佛经都著录在《秘殿珠林》中，并钤有“秘殿珠林”、“珠林重定”、“皇帝御览之宝”等玺印。
四是修书各馆在编纂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修改稿本或呈请钦定付刻的底本。这种书内大都贴有修改意见的黄、白浮签，或有勾改涂抹的笔迹。
五是昇平署剧本。故宫现存近万册。除《昇平宝筏》等几种大戏和节令承应戏剧本外，主要是上演较多的整本戏和单出戏剧本。有专供皇帝赏戏时看的“安殿本”，也有供演员排练用的串头和排场本。有的还配有工尺谱。这批剧本虽抄写、纸质、装帧都较粗劣，其中却有不少尚未刊行的孤本，是研究清代戏剧的宝贵资料。
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进呈抄本，其中具有史料价值而又未刊行的书尚属不少。例如，清影宋抄本《营造法式》，康有为编进的《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和《列国政要比较表》，光绪年吉林将军长顺纂进的《吉林通志》，刘绎等纂进的《广东通志》等，都是海内罕见的孤本。特别是唐·吴彩鸾写的《刊谬补缺切韵》，是一部自宋迄清流传有绪的孤本，至今保留着宋代内府“鱼鳞装”(亦称“龙鳞装”)的原状，是研究我国古籍形式及其装帧发展演变的唯一珍贵的实物。
满、蒙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图书，是故宫藏书的第三大特色。故宫是收藏此类图书较多的单位之一，约有四百余种。绝大部分是善本，珍贵的孤本近百种。此类图书是清内府修书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包括殿本和内府抄本，其中以满文圣训、方略、传记、文学、字书、佛经居多。佛经中以内府组织译刻的汉、满、蒙、藏四种文字的《大藏经》为最有名。故宫存有乾隆三十五年泥金写本藏文《甘珠尔经》、五十五年译刻的朱色印本的满文《大藏经》和雍、乾之际译刻的汉文《大藏经》(亦称《龙藏》)三种。前两种虽是残本，却是罕见的珍品，尤以《甘珠尔经》的缮录、装潢最为豪华。音韵字书中，突出的有康熙十二年敕纂的《清文鉴》、四十九年增纂的《满蒙文鉴》、乾隆四十四年修订的《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和最后形成的《五体清文鉴》，还有乾隆二十八年译制的《西域同文志》等。而乾隆年四译馆译缮的《华夷译语》，现存四十二种七十一册，收有西洋馆译缮的外国译语，西番馆译缮和四川、云南等地采进的藏、彝等少数民族译语，是研究有关各国语文及我国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极其宝贵的资料。这些都是尚未刊行或流传甚少的书籍。一些文学名著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满文译本，语言质朴流畅，保留了原著的文意和风格。乾隆六十一年(嘉庆元年)，内府编辑、泥金謄录的《庆隆舞乐章清汉文合谱》和《笳吹番部合奏乐章满洲蒙古汉文合谱》，记录了几十首宫中歌舞音乐的曲谱和少数民族、外国进献的乐章，是研究清宫宴乐和少数民族歌舞音乐难得的史料。
总之，以康、雍、乾三朝为主的清内府修书刊刻缮录书籍的事业，在整理辑佚宋元古籍以及编纂新书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它不但为我国保存了一批宝贵的宋元古籍，也为我们研究清一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提供了系统的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更是研究清宫史和清代帝后文化生活不可多得的实物，极为宝贵，这些书籍的形式和装潢艺术有着鲜明的宫廷特色，在雕板印刷技术上，既全面继承了前代的技术成就，又有显著的提高。这些书只有少量的御纂、御制和钦定的五经四书和通鉴等经史、字书、文集，准予颁发各省府学一至二部，供翻刻诵读，还有颁发各部、院衙门使用的典则以及少量的赏赐各省督抚和廷臣，也有少量复本、通行书籍准予发交崇文门监督处出售或廷臣自费刷印，绝大部分都是供宫中、苑囿陈设、备皇帝御览的善本，且多是原装初印，外间并不多见。近年来，随着清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内府修书也被学术界列入研究课题，逐渐为们所重视。李一氓同志在一次全国古籍整理工作会议上，对清代内府修书和武英殿刻书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清人以东北少数民族，武装取得对全中国的统治权。为了镇压和消除汉族的反抗，康雍乾三朝做了大量工作，发明‘违碍’两个字的不大不小的罪名，主要把宋明人著作作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理，…但实际效果是替中国文化保存了不少宝贵的文史著作，没有《四库全书》，没有《古今图书集成》，可能有些前人的心血就湮没了。”又说：“开化纸的大字悦目的‘殿板’，不计工本，真是些好书。这个时代真是个欣欣向荣的有高度封建文化的时代”。
故宫旧藏古籍中，还有相当数量的明清家刻、坊刻本和明经厂本，其中经、史、子、集四部都有，丛书也较突出。特别是史志、清人文集和子部书更具特色。除明代内府的遗书外，大都是康熙、乾隆、嘉庆年间采进的善本。如乾、嘉重修《大清一统志》时，命地方纂进的各省方志、档册，目前故宫藏有二千余种，其中海内孤本近百种，至今这批书在新编各省方志和各科研究工作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而金石、书画、文集诸书，在文博战线的研究工作中利用率更高。还有《崇祯历书》、《嘉量算经》、《乐律全书》和《本草乘雅半偈》等，都是代表明末清初天算、音乐、医药方面研究成果的科学专著，于今仍有参考价值。故宫收藏的《嘉兴藏》，是我国现存历代汉文大藏经中重要的一部，它开雕于明万历七年，止于康熙四十六年，是目前所知续刻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的一部大藏经，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唐音统签》是一部罕见的唐代诗歌总集，反映了明以前唐诗研究的成果，也是清代编刊《全唐诗》的底本之一。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时采进的书中，因“违碍”而被列入禁毁的书籍，绝大部分已被焚为灰烬，而故宫内却还幸存数十种，大都是明人的文史著作。故宫藏书中还有一定数量的明洪武以来的内府、国子监、司礼监经厂刻本，凌濛初、闵齐伋二家的朱墨套印本，毛晋汲古阁刻本和豹变斋刻本等。有的书还钤有“广运之宝”、或“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印玺，足证是明内府遗书或是著入《天禄琳琅》书目的书籍。这些书，有的仍保留着原装，也有的由武英殿奉旨重新修补、装订、校勘过，并有记录浮签附在书中。以上种种是研究明清版本的实物资料。
综上所述，故宫藏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是我国现存古籍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些书籍已经和正在为有关方面开展科研工作所利用，也有相当一部分书籍亟待深入整理和研究，不少有参考价值的资料需要组织力量去挖掘，更有不少珍贵的善本书、珍本书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加以妥善保护和整理出版，使之更好地为我国文博事业和历史、考古、文物等科研工作服务，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