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破山河在：肃宗的艰难平叛（唐诗与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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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与唐史

国破山河在：肃宗的艰难平叛

吴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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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礼泉，唐肃宗建陵。

　　拖泥带水的八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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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史之乱是大唐国运调头向下的转折点，也是肃宗李亨逆天改命的新起点。没有安史之乱，肃宗很难从玄宗手上和平接过皇位。但借安史之乱夺取帝位的肃宗，也必须替父皇承担起平叛责任，重整破碎河山。

　　肃宗回马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五，从长安落荒而逃的玄宗到达马嵬驿（今陕西兴平一带）。护驾禁军“饥疲，皆愤怒”，射杀杨国忠，逼迫玄宗赐死杨贵妃。

　　十六日早上，玄宗启程入川避难。被抛弃的大唐父老拦住玄宗马头，请求玄宗留下指挥平叛。玄宗沉默良久，召太子李亨上前安抚百姓，以便自己继续西逃。

　　百姓团团围住李亨，要求李亨率领军民收复长安。李亨假意推辞，在儿子广平王李俶、建宁王李倓和心腹宦官李辅国的鼓动下，决定借机摆脱父皇掌控。玄宗久候太子不至，派人了解情况后，长叹一声“天也”！

　　多年来，玄宗最担心两件事情：一怕不能与贵妃长相厮守，二惧失去对太子的掌控。如今贵妃受死香魂飘散，太子回马自成一派，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马嵬驿。后世诗人在马嵬驿常有题诗，内容立意“多凄感”。百年后，当时官位尚不显达的郑畋在此题诗《马嵬坡》曰：“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云雨”指贵妃，“日月”则是肃宗。贵妃虽亡，而日月重光，肃宗回马别开新局，大唐皇室再造。马嵬兵变后，新的权力中心逐步形成。陈寅恪认为，“肃宗回马及杨贵妃死，乃启唐室中兴之二大事，自宜大书特书，此所谓史笔卓识也”。马嵬驿是玄宗政治生命和贵妃自然生命的终结点，却又成为大唐重建和复兴的起点。郑畋此诗一出，“观者以为有宰辅之器”，郑畋后来果然担任宰相。

　　李亨北上到达灵武（今宁夏灵武一带）后，在身边大臣的劝进下，于七月十三宣布即皇帝位，是为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大唐终于打出了一面可以号召全国的大旗，开始了重建和复兴的艰难历程。

　　李泌出山

　　肃宗即位后，西北大将郭子仪、李光弼先后率军扈从。但大部分朝臣跟随玄宗到了成都，肃宗手上无人可用，想起发小李泌，“遣使访召”。

　　李泌自幼聪慧，七岁便能写诗作文。玄宗听闻李泌之才，召他进宫见驾。当时玄宗正和名臣张说下棋，就以“方圆动静”为题让李泌赋诗一首。

　　张说技痒，先写出“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李泌随后吟出“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张说见七岁李泌之诗气度意蕴远在己之上，当即恭贺玄宗国有奇童，玄宗亦惊奇李泌见识不凡。

　　天宝年间，李泌进入翰林院并充当东宫政治顾问，由此和太子李亨有了交集，成为其重要班底。李亨很看重李泌，虽年长他十一岁，却称其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

　　李泌后来被杨国忠弹劾写《感遇诗》讥讽时政，辞官到颍阳（今河南登封一带）隐居，曾作诗《长歌行》，“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千生气志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表达了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

　　肃宗征召李泌的使臣刚走到半路，李泌就已主动从颍阳投奔而来。肃宗对他言听计从，根据其建议任命长子广平王李俶，而非军事才能突出、深受军队支持的建宁王李倓为天下兵马元帅，以避免叛乱平定后出现皇位争夺斗争。

　　肃宗虽然登基，但最高指挥权问题仍没有解决，大唐继续存在玄宗肃宗两个权力中心。玄宗不但保留了对军国重事的最后处置权，还任命永王李璘为江淮地区、盛王李琦为东南地区、丰王李珙为西北地区最高统帅，在事实上架空了肃宗。

　　玄宗的暧昧态度，激发了李璘的夺位之心。天宝十五载（756）十二月，李璘率水师沿长江东下，意欲占据南京，“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一路延揽士人，路过九江时请李白出山。李白欣然加入李璘阵营，写下《永王东巡歌十一首》，第二首言：“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李白将安史之乱比作西晋五胡乱华，暗喻永王东巡将如当年晋室南渡，立足江南重建新生政权。而雄心勃勃的他则自比东晋名相谢安，可在谈笑间扫平叛军。第十一首更是把自己塑造成扭转乾坤、收复长安的盖世英雄，“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充满浪漫主义气质的李白显然没有认清自己，更没有认清永王与肃宗的实力差距。李璘刚引兵东下，就跳进肃宗事先布置好的包围圈，很快败亡。李白的政治投机行动以失败告终，先流放夜郎，后在行至白帝城时被赦免，惊喜之间决定东下江陵，写下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玄宗重用李璘，肃宗皇位不稳，急于用收复长安的胜利树立权威、稳定皇位。素不知兵的宰相房琯为在肃宗面前表功，毛遂自荐率四万军队收复长安。

　　至德元载（756）十月二十一，官军与叛军在长安西北陈陶斜大战。房琯指挥不力，几乎全军覆没。被困长安的杜甫听闻此战，写下《悲陈陶》，“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百姓“都人回面向北啼”，朝着肃宗所在的方位向北而哭，“日夜更望官军至”。

　　十月二十三，房琯与叛军大战于长安东北的青坂，“又败”。杜甫写下《悲青坂》，告诉官军切莫急于进攻，暂且整军备战，“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而忍耐，偏偏是这时焦躁的肃宗最为缺乏但最需要的。

　　收复两京

　　房琯大败后，肃宗问李泌：“今敌强如此，何时可定？”李泌认为，在朝廷已经失去平叛良机的严峻现实下，必须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以迅速收复长安、洛阳为目的。首先要让郭子仪、李光弼率领军队灵活出击，牵制住叛军在范阳、常山和长安的主力，再不断派兵骚扰，消耗其兵员和战斗力，使叛军在几千里的战场上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接着对叛军老巢范阳形成合围之势，命建宁王李倓率军经塞外从北，李光弼率军自太原出井陉从南，先攻击河北范阳，捉住叛军家属并摧毁其巢穴，使叛军失去根据地，然后南北夹击，将叛军主力在河南围剿歼灭。最后再四面出击，收复两京，彻底平定叛乱，“不过二年，天下无寇矣”。

　　李泌平叛战略以时间换空间，表面上看比较缓慢，却是在当时情况下较为稳妥的战略。肃宗刚开始非常赞同，但随后前线发生若干有利于朝廷的表面变化，肃宗对形势的判断出现重大失误。

　　肃宗打出平叛旗帜后，各地对安史叛军的反抗斗争如火如荼，张巡、许远死守睢阳，“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张巡《守睢阳作》），堵住叛军南渡长江通道，保住唐朝赖以生存的江南财富基地。

　　随着战局的胶着，叛军开始内讧，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掉。郭子仪攻占河东，李光弼解除叛军对太原的包围。肃宗从灵武移驻凤翔（今陕西宝鸡一带），陇右、河西、安西各路大军云集，回纥与西域各国军队来援，江淮地区钱粮运到。长安附近百姓纷纷投奔到凤翔，充当官军向导。

　　而此时的长安城内，劝告官军“忍待明年莫仓卒”的杜甫，已经忍耐到了“明年”即至德二载（757）。三月春至，国都沦陷，城池残破，山河依旧是乱草遍地，杜甫写下《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又来到长安城东南胜地曲江，写下《哀江头》：“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

　　杜甫久候王师不至，瞅准时机逃出长安，四月到达凤翔，写下《喜达行在所三首》，回忆起在长安的俘虏生活，不觉“生还今日事”。大唐中兴有望，诗人不禁“呜咽泪沾巾”。至德二载（757）五月，杜甫在凤翔觐见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写下《北征》，用“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表达了对肃宗重整破碎山河、再开贞观治世的期望。

　　杜甫的期望，正是此时肃宗的焦灼。肃宗迫切需要以收复两京作为政治资本巩固皇位，用平叛政绩向天下证明他自立即位的政治合法性，遂放弃李泌稳扎稳打的既定战略，急切命令唐军向两京和中原腹地进攻。

　　至德二载（757）九月十二，肃宗命令李俶带领回纥援军和各路兵马十五万向长安反攻，先后收复长安、洛阳。两京光复，肃宗严惩接受安禄山伪职的官员，给事中（正五品上）王维亦在清算名单中。

　　洛阳失陷时，安禄山让王维继续任职给事中，王维拒不受命，被拘押在菩提寺。有次安禄山摆宴洛阳凝碧池，让梨园子弟奏乐助兴，乐工雷海清当场摔坏乐器，朝着玄宗西去方向号啕大哭，被叛军肢解。王维听闻此事，写下《凝碧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落叶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亡国之痛和思君之情溢于诗中。受审之时，王维呈上此诗，加上其弟营救，最终仅降级成太子中允（正五品下）。

　　十月二十三，肃宗回到长安，玄宗也于当天从成都启程南返。十二月二十一，玄宗在长安大明宫正式把传国玉玺交给肃宗，完成了最后的权力交接。

　　依靠收复两京的政绩，肃宗初步稳定了皇位，但给平叛留下重大隐患。长安虽然收复，但洛阳不久得而复失。且在收复两京的过程中，朝廷精锐部队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而叛军从容退回河北，保存了有生力量。

　　渐露曙光

　　唐军收复两京，安庆绪退回相州邺城（今河南安阳一带），史思明伪降朝廷。乾元元年（758）八月，肃宗派郭子仪等率安西军队进驻关中，准备讨伐安庆绪。杜甫写下《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夸赞“四镇富精锐”“临危经久战”，并指出“奇兵不在众”，兵在奇不在多，而朝廷这次军事行动的最大软肋就是兵员虽多却指挥不一。

　　乾元元年（758）九月，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路节度使共率军二十万云集河南河北，与安庆绪决战。肃宗怕郭子仪、李光弼功高震主，竟然不设元帅，而是派宦官鱼朝恩监军。

　　十月，郭子仪等包围邺城，安庆绪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再次反叛，发兵十三万攻陷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此后慑于官军兵力众多，逗留不进。平叛形势良好，杜甫乐观地写下《洗兵马》，“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畅想叛乱平定，刀枪入库永不复用。

　　杜甫的理想很丰满，唐军平叛的现实却很骨感。乾元二年（759）三月，官军与史思明决战。由于缺乏统一指挥，鱼朝恩又自以为是，九路节度使被打得落花流水。

　　邺城之战后，史思明杀掉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又占领开封，攻下洛阳。唐军为补充兵力，在河南大肆抓丁拉夫。正从洛阳西返关中的杜甫路过新安（今河南新安一带）、石壕（今河南陕县一带）、潼关（今陕西潼关一带）等地，写下“三吏三别”。

　　《新安吏》云：“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按照唐朝法令，男子二十二岁成丁才当兵服役，十八岁尚是中男，不承担兵役，而河南府抽中男当兵的不法行为却大行其道。中男父亲已经被抽去前线，只剩母亲在为儿郎送行，杜甫发出“天地终无情”的呼喊，又对朝廷有所回护，安慰中男“仆射如父兄”，郭子仪、李光弼会如父兄一样对他们关爱有加。

　　离开新安，杜甫“暮投石壕村”，见“有吏夜捉人”，写下《石壕吏》，“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老妇为避免守寡儿媳被抓去饿死孙子，只有自己应征“犹得备晨炊”，惨苦至极。

　　邺城大战后，叛军进逼洛阳，有再次西攻长安之势。杜甫到潼关看到兵士修筑工事，写下《潼关吏》：“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潼关将士对工事充满信心，“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杜甫却想起三年前哥舒翰在潼关大败，叮嘱将士汲取教训，“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在《新婚别》中，杜甫塑造了一个送夫上战场的深明大义妻子形象，“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在《垂老别》中，老翁“投杖出门去”，披上戎装，慷慨出发，老妻不忍老翁离去，哭倒在路旁，她明白老翁“此去必不归”，只有劝他努力加餐饭。老翁尚有老妻送别，而《无家别》中的主人公却是孑然一身，无人可别，“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心忧黎元、叹息肠内的杜甫既要疾呼百姓民生多艰，又要顾全朝廷平叛大局，心情之矛盾、心绪之复杂、心态之纠结，在“三吏三别”中表现得无以复加。

　　邺城大败不仅祸及百姓，还殃及玄宗。战后朝廷平叛形势急转直下，肃宗威望大减。龙体远不如父皇健康的肃宗，疑心玄宗拉拢禁军试图复辟，指使李辅国将玄宗幽禁在太极宫，又把高力士流放巫州（今湖南怀化一带）。

　　高力士在巫州托物言志写下《感巫州荠菜》，“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感叹在长安是佳肴的荠菜，在巫州却无人理睬，暗指自己从繁华京城流放蛮荒之地。但“夷夏虽有殊，气味都不改”，自己对玄宗的忠心始终不变。

　　上元元年（760）春天，李光弼在河南怀州大败史思明，又欲乘胜直捣叛军老巢范阳。杜甫在成都写下《恨别》，“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抒发对早日平定叛乱的期待。

　　第二年三月，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杀掉，叛军连续内讧，力量削弱。朝廷平叛事业终于露出一线曙光，但这道曙光已经不属于体弱多病的肃宗和思念贵妃成疾的玄宗。

　　宝应元年（763）四月初五，七十八岁的玄宗归天。高力士因朝廷大赦返回长安，走到朗州（今湖南常德一带）时，路遇故人叙旧，“方知明皇厌世”，遂“北望号恸，呕血而卒”。

　　玄宗晏驾十一天后，五十二岁的肃宗驾崩，至死未能看到天下太平的那天。最终平定安史之乱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到广平王李俶肩上。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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