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孔颜乐处”是孔子儒学的精髓（《再寻孔颜乐处——以颜回为中心的考察》之四）
朱熹曾指示弟子，可将“克己复礼”作为“寻孔颜乐处”的一条途径。他在《论语集注》中又说：“学者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庶乎有以得之矣。”[1]朱熹这样理解，是符合颜回的为学路径的。
朱熹集注《论语》
颜回面对孔子和儒学，曾经这样感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2]
朱熹解释说：“颜子初见圣人之道广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转觉无下手处。退而求之，则见圣人所以循循善诱者，不过‘博文’‘约礼’，于是就此处竭力求之，而所见始亲切的当，如有所立卓尔。在前而叹其峻绝，着力不得也。”[3]
真德秀则说：
颜子工夫，乃是从“博文”“约礼”上用力。“博文”者，言于天下之理无不穷究，而用功之广也；“约礼”者，言以礼检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约礼”者，“克己复礼”之事也。
内外精粗，二者并进，则此心此身皆与理为一，从容游泳于天理之中，虽箪瓢陋巷不知其为贫，万钟九鼎不知其为富。此乃颜子之乐也。
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象颜子之乐，而不知实用其功，虽日谈颜子之乐，何益于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
朱先生又恐人无下手处，特说出“博文”“约礼”四字，令学者从此用力，真积力乆，自然有得。至于“欲罢不能”之地，则颜子之乐可以庶几矣[4]。
真德秀塑像
这些解释，虽然体现的是宋代理学家的思想，不一定是颜回的真实意思，但由“博文”“约礼”入手来理解孔子儒学教育，进而理解“颜子之乐”，的确抓住了孔子儒学的精髓，也能够揭示“颜子之乐”的真谛。
诚如真德秀所言，“博文”是“格物致知”之事，其基本指向是“为学”；“约礼”是“克己复礼”之事，其基本指向是“为人”。二者相互关联，携手并进，最终成就“颜子之乐”。
颜回的“为学”，突出的特点是注重践履，身体力行，持之以恒，前文我们已经说明。需要强调的是，颜回之“为学”，不是死读书本，而是对孔子儒学教育的学习和实践，即后人所说的“知行合一”。对于其“为人”，前文已指出勤奋与快乐是其人格的基本特点。
颜回的勤奋，具体体现在“为学”上，而“为学”的路径正体现为“克己复礼”功夫，颜回的快乐则是与“克己复礼”紧密关联的“仁”。
这样理解，并不是说只有达致“仁”才会有“乐”，也不是说只有“仁体”才是“乐”，而是指出：在“克己复礼”的践行中有“乐”，在“为学”的过程中有“乐”，“为学”与“为人”是互摄互动的，“克己复礼”与“为仁（人）”是相辅相成的。下面就此略作说明，以加深对“颜子之乐”的理解。
《颜子集注大全》
《论语》有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5]
“克己复礼”是孔子教育颜回“为仁”的基本途径，其具体条目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其实，“克己复礼为仁”是古训，并非孔子发明；[6]“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应该是古语，[7]孔子用来教育颜回。孔子所引古语古训，阐释“仁”与“礼”的关系，“述而不作”，其中所贯穿的是孔子的儒学教育思想。
在孔子看来，“仁”为礼乐之本，“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8]没有“仁”的礼乐教育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李泽厚在《孔子再评价》中指出：“孔子思想的主要范畴是‘仁’而非‘礼’。后者是因循，前者是创造。”
他还进一步认为，“仁”是一个“颇具特色的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构成这个思想模式和仁学结构的四因素分别是（一）血缘基础，（二）心理原则，（三）人道主义，（四）个体人格。其整体特征则是（五）实践理性。”[9]这一认识是十分正确和深刻的，抓住了孔子儒学的要害。
吴道子绘《孔子行教像》
孔子教育颜回“克己复礼”，是要其达到“仁”的境界，成为一个君子。在孔子看来，“仁”是“为人”的根本，是君子与小人区别之所在。他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10]
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1]
君子如果不去“为仁”，他就不是真正的君子，而是“伪君子”，“伪君子”就是小人。在孔子所提倡的儒学里，“仁”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心理原则和处世哲学，是儒学的根基，而“孝”与“悌”正是“为仁（人）”的根本。
正如孔子弟子有若所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2]
宋刊本《论语注疏》
“仁”同时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人格精神，取决于自我而非依赖于他人。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3]又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14]
即是说，“仁”是从“自我”（颜回说是“自爱”）推导出的“利他”精神，所谓“仁者爱人”是也。“仁”更是一种实践理性，体现在人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中。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回答：“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其目，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15]孔子的“仁”学思想既指导着弟子们的“为人”，也寄希望于他们的“为政”。
颜回对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的教育理念心领神会，他曾对子贡说：“吾闻诸夫子，身不用礼而望礼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乱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16]颜回不仅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而且身体力行，其“三月不违仁”便是明证。
清杨沂孙书《孔子家语》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仁”虽然是孔子儒学教育的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精神和君子人格，但在其整合为实践理性的过程中，如何能够使得“克己复礼为仁”成为弟子们的内在要求和自觉行为，显然是需要有效的教育手段来予以保障的。
这便涉及孔子的“乐教”。一般认为，孔子的“乐教”是指音乐教育。这一认识其实是片面的。毫无疑问，“乐教”包含音乐教育，但并不局限于音乐教育。
孔子曾明确为弟子指明进学之阶：“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7]在古代，“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岁有万物成熟，国有贤圣宫观周域官僚，人有言语衣服体貌端修，咸谓之乐”[18]。此“乐”其实不能读为“音乐”之“乐”（古音岳），而应该读为“愉乐”之“乐”（古音洛)。
古代的“乐教”，就是通过音乐（包括诗歌、舞蹈等）教育让人理解和谐与节奏，追求和培养一种有秩序的快乐精神。“诗教”、“礼教”的目标也是如此。[19]
“兴于诗”是通过学《诗》而兴起养成儒家君子人格之志，“立于礼”是通过习礼养成儒家君子人格的理性自觉，“成于乐”既可指音乐教育的一个完整教学过程，也可指在教育实践中培养目标的最后达成。
孔子纪念邮票
孔子重视弟子的君子人格培养，“成于乐”主要指养成儒家君子人格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向度，即坦荡与快乐。“成于乐”是在长期音乐教育和诗礼熏陶下形成的，它不仅不排斥全面而完整的音乐教育，而且以之作为依托和凭借。这样辩证理解“成于乐”，才能准确把握孔子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的丰富内涵及社会价值。[20]
孔子主张，“为学”应该是快乐的，只有快乐的学习才能有良好的学习效果，才能养成具有快乐精神的君子人格。因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21]
《论语》开篇即载：“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22]充分证明了孔门儒学对于培养弟子快乐精神和君子人格的高度重视。他甚至认为，快乐与否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他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23]不同的人格，会有不同的精神状态。
清光绪二十四年刘世珩影宋精刻本《孔子家语》
据《孔子家语》记载：“子路问于孔子曰：‘君子亦有忧乎？’子曰：‘无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则乐其意；既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则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也。’”[24]
这可以作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的注脚。在孔子看来，君子人格与快乐精神是一事之两面，不能截然分开，也无法截然分开。
正是因为孔子强调学以致用，注重培养弟子坦荡与快乐的君子人格，自觉地将勤奋与快乐作为“为学”与“为人”的基本准则，“孔颜乐处”才在儒学教育中具有显著而独特的位置，孔子的“乐以忘忧”和颜回的“不改其乐”才为历代学者所重视。
孔子之所以对“语之而不惰”和“不改其乐”的颜回给予高度评价，因为这符合孔子儒学教育的预期，也体现了孔子儒学教育的精髓。
颜回庙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深刻理解周敦颐教育程颢、程颐“寻孔颜乐处”的用心之所在，也才能够深刻理解宋明理学家们为何要抓住这一问题始终不放，从而开拓出教育与文化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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