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孔颜乐处”的不同探寻与解读（《再寻孔颜乐处——以颜回为中心的考察》之二）
周敦颐虽然要程颢、程颐“寻孔颜乐处”，但他当时并未开示“孔颜乐处”在哪儿，又如何去寻。
后来他在《通书》上说：“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1]
颜子塑像
这里似乎在回答“孔颜乐处”，尤其在说明什么是“颜子之乐”。然而，颜回所见“其大”是什么，也不甚了了。有人说是“真乐”，有人说是“道”，仍然不得其详。
“二程”在“寻孔颜乐处”的过程中，有对“孔颜乐处”的一些体认和解读。这些体认和解读对后世学者有着深远影响，可作为“寻孔颜乐处”的向导。
程颐曾为孔周翰作《颜乐亭铭》，其中有云：“载基载落，亭曰颜乐；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载之上，颜惟孔学；百世之下，颜居孔作。盛德弥光，风流日长；道之无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废，地不忍荒。呜呼正学，其何可忘！”[2]这里只是强调了孔颜正学，并没有揭示“颜乐”。
不过，他在《和邵尧夫打乖吟》、《和尧夫首尾吟》、《和尧夫西街之什》、《秋日偶成》等诗中对“孔颜乐处”是有所暗示的，例如《秋日偶成》云：“寥寥天气已高秋，更倚凌虚百尺楼。世上利名群蠛蠓，古来兴废几浮沤。退安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
旧拓本《颜子庙碑》
又云：“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3]看来，程颢心目中的“颜子之乐”，主要还是“安贫乐道”，心灵自由。
程颐在《颜子所颢何学论》中指出：“圣人之门，其徒三千，独称颜子为好学。夫《诗》、《书》六艺，三千弟子非不习而通也。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
他还进一步指出：
《颜子集注大全》
这是对颜回为学和为人的全面描述，也是对孔、颜差异的明确定位。即是说，在程颐看来，孔子之学是圣人之学，颜回之学是君子之学，君子之学与圣人之学“相去一息”，如果天假颜回以年，颜回必臻于圣人之境。
而对于颜回之乐，程颐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他说：“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故夫子称其贤。”又说：“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尔。‘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5]
以此推论，“孔颜乐处”包括孔子的圣人之乐和颜回的君子之乐，它们虽然是同质的，但却不是等质的，有着层次上的差别。这样来看，“孔颜乐处”既与为学相关，也与为人相关，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二程”以降，宋代学者们对“颜子之乐”有许多讨论，朱熹总结说：“程子之言详矣，然其言皆若有所指者，而卒不正言以实之。所谓‘引而不发，跃如也’。学者所宜详味也。若必正言以实之，则语滞而意不圆矣。范氏（祖禹）疏浅，类非所以语颜子，然其‘富贵能忧’之说，则亦得乎言外之意也。吕氏（大临）以‘理义悦心’言之，尤非所以语颜子者。谢氏（良佐）‘心不与物交’之说，‘求颜子用心所在而不可得’之说，则又流而入于老佛之门者耳。独杨氏（时）之说为庶几乎程子者耳。”[6]
《颜氏家谱》
看来，朱熹对各家之说都不甚满意，觉得仍然是程颐之说比较得体。他在《论语集注》中说：“程子之言，引而不发，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为之说。学者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庶乎有以得之矣。”[7]
朱熹其实在教学中与学生反复讨论过“颜子之乐”，见《朱子语类》自知。而在《论语集注》这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中，他却放弃了解说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还给了读者。
宋代以后，学者们讨论“颜子之乐”，主要受程颐影响。程颐所揭示的“孔颜乐处”内涵的圣人之学与君子之学以及圣人之乐与君子之乐，启发了后来学者们从两个方向去“寻孔颜乐处”。
一是从“学”与“乐”的关系来“寻孔颜乐处”。
陋巷故址
例如，明人刘宗周指出：“茂叔教人，毎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此个疑案，后人解开消得，一似指空花、蹈幻影，无有是处。程子说不是贫，又不是道；朱子又说未尝不是道，若有极口道不出者毕竟是何事。此事不从言说得，不从妙悟得，学者须实学孔颜之学，始得孔颜乐处，即是孔颜学处。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何不乐之有善乎？’王心斋氏之言曰：‘学然后乐，乐然后学。学即乐，乐即学。天下之乐，无如此学；天下之学，无如此乐。’然则孔颜之乐也，乃其所以合于‘愤’也与？‘乐’字原从‘贫’字勘出，故曰‘贫而乐’，‘不改其乐’，亦言贫而有以自乐也。只此便是道，不必乐道。”[8]清人孙奇逢也说：“学不时习，安得谓好？两个‘无求’，其神清；一意‘敏愼’，其力专；又复‘就正’，其心虚。夫子口称君子，而意在颜回箪瓢陋巷，安饱忘矣。‘一日克复’，何其敏也；‘终日不违’，何其慎也。‘寡’与‘不能’且问，况有道者乎？夫子以‘好学’自信，又称颜子‘好学’，于此可寻孔颜乐处。”[9]
《颜子传》
这些都是将“学”与“乐”联系起来思考以“寻孔颜乐处”，正是遵循程颐的思路。更有将“学”泛化从而推测“孔颜乐处”者，如明人岳善继说：“从来文人概称学者，识得孔子之意，诵诗则乍歌乍哭，欲鼓欲舞，诗亦是学；读史则其事若亲，其人若生，史亦是学；属辞则行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文亦是学。总之，天地万物皆此生意，生意在我，法象俱灵，吟风弄月，从容自得，孔、颜乐处意在斯乎！”[10]
即是说，无论是“诵诗”、“读史”，还是“属辞”，只要是真正的学者，就能够寻到“孔颜乐处”。这样一来，“孔颜乐处”便又成了学者们的为学之乐。
另一方向是从圣人之乐与君子之乐的分疏来“寻孔颜乐处”。
例如，元人袁俊翁说：“要之圣贤德业，未易以迹求，圣贤气象，自可以意想。但即此两章沈潜涵泳，大略自可见矣。‘乐在其中’云者，盖有从容自得之意。‘不改其乐’云者，直有服膺弗失之状。然则夫子之乐乃性焉安焉之圣，大而化之者也。颜子之乐乃执焉复焉之贤，守之者也，非化之也。此圣、贤分量，终有所不同耳。虽然，颜子潜心夫子，其未达者一间，使天假之年，则不日而化矣。是以孔、颜之乐虽有异，而所以乐其乐者未始不同。圣人之乐有未易至，贤者之乐容可及焉？学者欲‘寻孔颜乐处’，且当从事于博约之诲，用力于克复之功，以求至于颜子之地，等而上之，终可以入孔圣之域矣。”[11]
第八届世界颜子世界文化研讨会纪念戳
这几乎是程颐之说的翻版。张彦陵也将孔、颜之乐做出分疏，他说：“凡乐待境而生者，亦逐境而变。圣人之乐不生于境而生于心，故虽疏水曲肱，而乐亦在焉。浮云富贵，亦只是此乐趣耳。孔颜乐处不必他求，只是‘从心所欲不踰矩’，便是孔子之乐。如有所立卓尔，便是颜子之乐。”[12]
他以为“圣人之乐不生于境而生于心”，而颜子之乐乃“待境而生”，尚未达到圣人之境。更有将“孔颜之乐”与曾点之“乐”分疏比较者，如明人管登之说：“孔、颜、曾点之乐处，无乃异乎？曰：乐处本同，而体段则异也。孔、颜之乐，仁体也。曾点之乐，知体也。仁必合知而成圣，知或掩仁而为狂。体仁而乐，用行舍藏，无所不可。体知而乐，忧世之心薄矣。其幾辨于毫厘，而圣狂之判乃在于此。”[13]
这是强调孔颜之乐同为“仁体”之乐，有别于曾点的“知体”之乐，其结论虽与程颐不同，而其思路却是受程氏启发。
当然，也有不完全同意程颐意见的学者。例如，明人冯从吾说：“孔子曰：‘君子忧道不忧贫。’惟其忧道，则所乐在道可知；惟其不忧贫，则‘不改其乐’，乐在其中可知。可见孔颜之乐全在此‘道’字，奈何后儒必欲讳言之也。不知虽乐到浑然相忘无适不然处，亦总只是个乐道。”[14]
《颜子研究》
这是将“孔颜乐处”指明为是“乐道”。而程颐曾明确指出：“颜子之心无少私欲，天理浑然，是以日用动静之间，从容自得，而无适不乐，不待以道为可乐然后乐也。”[15]
罗汝芳说：“所谓乐者，窃意只是个快活而已。岂快活之外，复有所谓乐哉！生意活泼，了无滞碍，即是圣贤之所谓乐，却是圣贤之所谓仁。葢此仁字，其本源根柢于天地之大德，其脉络分明于品汇之心元，故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则欣笑不休，乳而育之，则欢爱无尽。葢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机，故人之为生，自有天然之乐趣，故曰：‘仁者人也。’此则明白开示学者以心体之真，亦指引学者以入道之要。后世不省仁是人之胚胎，人是仁之萌蘗，生化浑融，纯一无二，故只思于孔颜乐处，竭力追寻，顾却忘于自已身中讨求着落。诚知仁本不远，方识乐不假寻。”[16]
这是将“孔颜乐处”做了本体论的理解，将“乐”的本源直接指向“仁”。这样认识“孔颜乐处”，与程颐意见并不十分切合，倒是比较贴近朱熹的意见（详下）。
连环画《颜子的故事》
历代学者们对“孔颜乐处”虽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其探寻的基本方向主要集中在“为学”与“为人”两个方面，仍然能够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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