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远：简论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历史意义
杜宇按：陈根远老师博而好古，曾就读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为全国最大的文字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研究员。主要从事玺印、碑版、瓦当、汉画像石研究，并兼任山东博物馆客座研究员、终南印社副社长等职务。近一年来，由其领衔组织的“丰碑大碣——历代金石拓本全国巡回展”轰动学术界和收藏界，成就了一段段的收藏佳话。更为重要的是，陈老师德高望重但为人从不托大，待人接物和蔼可亲，日常往来敦敦教诲。昨日征得陈老师同意，转发陈老师关于西北艺术文物考古团的文章一篇，以飨读者。
简论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历史意义
陈根远
1940～1944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艺术家王子云领导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是中国由政府主导、由专业艺术家担纲的第一个以西北艺术文物为考察对象的考察团。在国家遭受日寇侵略、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以王子云为代表的艺术家，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与艺术氛围，通过挖掘抢救民族优秀的艺术文物，来激发自己民族保卫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抗击外辱的不屈的精神，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考察资料和历久不磨的精神遗产。
一
半个多世纪以前，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是围绕着陕西关中汉唐陵墓雕刻和甘肃敦煌莫高窟为中心而展开工作的。下面就其前两地考察工作及其考察人员与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区别做一简单比较。
西北在唐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古帝王州的陕西关中和贯穿中西的丝绸之路沿线丰富的艺术文物遗存，为我们默默讲述着周、秦、汉、唐的辉煌。然而，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不断轰击着我们古老的国门，西北文物艺术的考察也是在西方探险家和学者的接踵而至中拉开序幕的，其中敦煌石窟中许多文物在西方考察者光顾后的大量流失，每为中国学者引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
早期的中国西北史迹调查是在英俄等国对中亚的探险中开启的。1874年，福赛斯爵士率英国考察团进入新疆。继而，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四次踏察蒙古、青海、新疆和藏北无人区。1890年起，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先后六次（1890～1934年）出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和藏北无人区，其间他绘制的地图和写下的著作成为西北科考的第一块基石。
1900年，匈牙利籍犹太人斯坦因在大英博物馆和英印政府的资助下首次踏上了中国新疆考察之路。七年后，甘肃敦煌石窟进入了它的视野，在执著的第四次光临后，四个马蹄银使他如愿以偿地将“所有24只装满手稿和5只装有经过精心包扎的绘画、刺绣品和类似的古代艺术品”的敦煌藏经洞文献运往英国。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500两纹银使得5大箱570卷写经又从王道士手上装上了他的驼队。他先后在藏经洞所获9000多件写经和500多幅佛画，将他的考古生涯推向了顶峰。
斯坦因之后，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桔瑞超、俄国的奥登堡又先后光临莫高窟并攫取了大量珍贵的敦煌文书，1924年，面对已经空空如也的藏经洞，美国东方学家华尔纳竟粘去了12块精美的敦煌壁画。
抛开伴随西方人光临敦煌莫高窟的同时大量敦煌文书精华的流失给我们留下的难以释怀的痛苦不说，他们多为探险家和史地专家，精于艺术史论的人不过寥寥一二。
再看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展开敦煌调查前，国人对敦煌及西北文物的著录与研究。清乾隆年间，安西观察副使常均考察敦煌，于1742年成书《敦煌杂抄》、《敦煌随笔》。道光年间，徐松考察西北，著《西域水道记》。以上均是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
1913年，侨居日本的罗振玉根据伯希和三年来寄给他的18种敦煌文书照片整理成《鸣沙石室佚书》。次年，又编成《日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
1922年，驻敦煌的肃州巡防第四营统领周炳南命营部司书会同敦煌县署对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等进行普查，并首次对石窟进行编号，此即“官厅编号”，成文《官厅调查表》，但这还是属于地方政府的乡邦文献调查。
1925年6月，陈万里迈出了中国学者实地考察敦煌的第一步。3天15小时的实地考察使他大感“殊非意想所及”。在拍摄下17幅珍贵的莫高窟照片后，他感叹“敦煌千佛洞中壁画，包含史料，至为广漠。非竭多数人之才力，穷长时间之研究不为功”，呼唤将来成立“有组织、有计划、有各种专门学者分工担任之中国敦煌考古队”。他的呼吁到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才得以实现。
20世纪20年代，面对西北文物的大量流失，国内知识界纷纷觉醒，其中黄文弼先生1927～1930年在新疆内蒙之考察开现代国内学者亲临西北进行大规模科学考察之先河，启获高昌砖和居延汉简等大量文物。曾在西北大学任历史系主任的黄文弼先生1947年离职前曾与王子云先生短暂共事，西北史地研究显然是他的专长所在。
1931年9月，贺昌群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八卷发表《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是中国学者最先以敦煌艺术为对象的研究，但贺昌群是在留学日本时利用伯希和、斯坦因和大谷探险队以及陈万里在敦煌拍摄照片和所获文物照片资料进行研究。贺氏坦言：
今人孳为敦煌佛经卷子之影印、纂述，而于敦煌在中国及东方美术史上的价值，则知之少而求详。固然，这是较难的工作，没有实地的观摩，只凭图片和文字的转达，往往容易陷于错误的。我这个人对于佛教艺术既缺少素养，佛理亦无研究，这篇文章，表示这个题目的轮廓而已，一切还待以后努力。
30年代，陈垣出版我国学者编纂的第一部中国馆藏敦煌文献目录书《敦煌劫余录》。同期，王重民、向达、姜亮夫、于道泉等中国学者亦在欧洲艰难寻访敦煌文献。
简而言之，缺少高深美术专业素养和不能亲临敦煌是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前，国人敦煌研究存在的普遍缺陷。我们固然不能要求每一个文物专家和艺术史家都受过专业的艺术创作训练，但面对艺术文物，拥有深厚艺术创作经验和体会的研究者，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可以更为敏锐准确地把握艺术文物的精髓与妙处，察觉不同时代、地域、作者在艺术品上留下的细微差别，进而更为准确地揭示出艺术嬗变的轨迹。
主攻油画和雕塑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长王子云，其油画曾展览于日本、法国，颇受好评。1930年底至1937年初他在法国留学并游历考察欧洲包括雕塑在内的艺术史迹。其间曾经帮助欧洲著名雕塑家朗多维斯基完成南京中山陵国父坐像，回国后曾受聘创作重庆抗日无名英雄纪念碑。在早期所有对以历代壁画和泥塑为主轴的敦煌石窟进行实地考察研究的学者里，王子云是惟一一位接受过中国和西方高等美术教育的雕塑家、油画家。1984年，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在西安讲学时高度赞扬：
中国第一位对敦煌石窟艺术进行全面科学考察、艺术研究的是王子云先生，第一位撰写敦煌科学理论文章的是其夫人何正璜。
1941年王子云率领考察团成员雷震、邹道龙抵达敦煌考察。考察团完成了大量工作，王子云保留着一个工作清单：
1、北朝大型壁画摹本八幅(其中有6米长卷五百强盗得眼图，8米长卷伎乐飞舞图和三幅萨陲王子饲虎图连环画)
2、北朝佛故事和单身像摹本20幅
3、隋代佛故事和供养人画像摹本14幅
4、唐代大型经变图摹本12幅
5、唐代单身菩萨像摹本8幅
6、魏唐各代佛洞藻井图案摹本30幅
7、五代供养人像和出行图摹本6幅
8、宋代五台山图壁画摹本1幅
9、元代佛教故事人物摹本3幅
10、千佛洞全景写生图卷1幅（长5.5米）
11、对于千佛洞现状的文字记录1册
12、元代莫高窟题名碑拓片5份
13、千佛洞泥塑像速写图30张
14、千佛洞各洞拍摄照片120张
15、千佛洞各洞积沙中拣得残经碎片约五十片。
关于王子云绘制的宝贵的敦煌全图长卷。何正璜回忆：
（王子云）仔细测量每个洞窟的位置、远近、大小、高低，并密密附上清晰的编号，蔚成一幅敦煌莫高窟的全景。他为此跑东跑西地跳上跳下，用他所长于的绘画手法，更用他所不长于的测量手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全图绘成了，这是一幅极不寻常的长卷画，在当时是绝无可能用照相机摄下的，在今天虽有先进工具，但已非昔日原样了，因此，它是无可替代的历史资料。”
考察团重要的收获还有发表于《说文月刊》1942年第三卷第六期的《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署名何正璜）。文章分为敦煌莫高窟之沿革及现状、佛窟之格式及布置、敦煌艺术之作风、洞窟之编号四部分。作为敦煌石窟早期的文献，有其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如文章第三部分“敦煌艺术之作风”，文字虽短，但在少有研究可以借鉴的20世纪40年代之初，展现了何正璜、王子云打通中西的广阔视野和在绘画、雕塑上过人的专业修养：
敦煌莫高窟现存之雕塑、壁画，为时代背景之不同，其作风亦显然划分为魏、唐两个时期。魏为北方之鲜卑族，继晋末纷扰之世，人民感受痛苦，厌乱思静，故其绘画题材多描写释迦舍身等悲惨故事，用笔设色则雄健沉毅，其造型格式因直接间接受印度、波斯以及罗马、希腊之诸多影响，遂形成所谓“健陀罗”样式，此于魏塑像之体躯姿态及衣褶等尤为显著。至其整个艺术之作风倾向，则系以东方装饰之趣味，间以西方写实之技巧，而另成一种风格，此即为中国初期之佛教艺术。其内容与形式均足以代表东西文化交流之特点。
唐代文化备极发达，对外来艺术影响，吸收溶化，优越之民族形式，随处显露，此在敦煌现有之佛教艺术中，充分表现出莫高窟中之唐塑像，已不复如魏塑像之趋于西方化而呈现东方式之风格，壁画亦由浓厚之渲染而变为流利之线描，色彩则富丽轻快，画面结构，复杂紧凑，随处呈现出歌舞升平之灿烂境界。题材方面，因当时东西僧徒往来频繁，经典翻译亦多，故多采取佛经变相故事，惟其作风终未失东方固有民族艺术之面目。
此后五代、宋、元各朝，莫高窟已失去以前的盛运，五代虽开凿有大窟，但仅是盛唐之余绪，宋为理学所蔽，思想沉静，元代享祚甚短，对佛教艺术更无何表现，故莫高窟现有之五代及宋、元各洞，其艺术形体结构，率多松懈空泛，而少有丰富之内容，色彩则消沉暗淡，缺少情趣，举凡魏代之雄健豪放，唐代之富丽细腻，均已不复可见。
再说此前考察团在陕西的工作。1941年元月，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抵达西安，随即对包括西安碑林在内的西安史迹和其周边的汉唐陵墓进行了调查。
对长安史迹的关注由来已久，宋代宋敏求《长安志》和程大昌《雍录》、元代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和李好文《长安志图》、清代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和徐松《两京城坊考》，皆是学者耳熟能详的著作。这些书的史学视角是显而易见的。
1906～1910年，在西安陕西高等学堂执教的日本人足利喜六对西安及其周边包括汉唐陵墓在内的观众古迹进行了实地考察，其科学的测量数据和为我们留下的关中文物古迹最早的一批照片，是有开创性的。但史籍的钩沉显然不是他的长项，而对文物艺术的品鉴，他更如前代学人一样基本是不置一词的。
由专业美术工作者组成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恰恰弥补了以前这方面的却失。考察团最初的模制、拓印、墨绘、测绘、摄影和文字记录的六个作业组划分，足以说明他们区别于前人考察的综合性和科学性以及重点所在。考察成果更是具体说明：
遗存在陕西关中地区的汉唐陵墓雕刻艺术是我国雕刻史上最精粹的一页。我们为了取得能永久保存的资料，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模制、拓印和照相，写生绘图等，计获得成果如下：
1．西汉霍去病墓马踏匈奴雕像石膏翻制品一件
2．西汉霍去病墓卧马雕刻石膏翻制品一件
3．西汉霍去病墓伏虎雕刻石膏翻制品一件
4．西汉霍去病墓猛兽吞羊全拓片二张
5．西汉霍去病墓人与熊全拓片二张
6．西汉霍去病墓全部石雕刻摄影各一份
7．西汉霍去病墓全部石雕刻文字记录一份
8．西汉十一帝陵全景写生图画一长幅
9．唐帝陵测绘图、高宗乾陵、容宗桥陵、玄宗泰陵文宗章陵各二份
10．唐高宗乾陵飞马雕刻石膏翻制品一件
11．唐高宗乾陵坐狮雕刻石膏翻制品一件
12．唐太宗昭陵四骏马浮雕翻制品各一件
13．唐睿宗桥陵驼鸟浮雕翻制品一件
14．唐武后母顺陵立狮雕刻翻制品一件
15．唐太宗昭陵四骏浮雕拓片各二份
16．唐玄宗泰陵飞马雕刻拓片二份
17．唐懿宗简陵陵飞马雕刻拓片二份
18．唐顺宗丰陵华表拓片二份
19．唐十八陵石雕刻摄影各一份
20．唐十八陵文字记录一份
21．唐陵实景写生画、高祖献陵、太宗昭陵、高宗乾陵、中宗定陵、玄宗泰陵各一幅
22．唐太宗昭陵前陪冢即陪墓将相公主墓写生图一幅
23．唐十八帝陵全景写生图长卷一幅(长约十二米)
24．关中周秦汉唐陵墓分布地图二幅
25．关中考古游记一册
26．西汉京城长安与唐京城长安平面分布图二幅
二
以王子云为代表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员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将民族利益放在崇高的地位，表现了知识分子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为我们留下的这份精神遗产其意义并不在考察团所取得的具体考察成果之下。
王子云1931年赴法留学之前，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才干，由萧县而徐州、上海，由北京而南京、杭州，历任北京孔德中学美术教师、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民众教育馆艺术部主任、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1929年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讲师兼注册科科长，已有了一定社会影响和十分优厚的收入。据王先生回忆：
当时（1922～1925年，笔者按）北京的生活水平，一个单身的普通工作人员每月有20元即够支付，而我在孔德的月薪是90元，因此每月都有存款。1926年转去南京任艺术部主任，月薪120元，1928年到杭州更有增加，这样到1930年出国前已有近5000元的储蓄。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富有了。
1930年春，还在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任教的王子云与院长林风眠、教授潘天寿等赴日办展，他的油画《杭州之雨》和林风眠的水墨画《海鸟》被东京美术画报选印为彩色版刊出，颇受好评。此画次年冬在法国巴黎的“独立沙龙”展出，“更受到几十家报刊杂志的赞誉，认为是一幅富有东方民族趣味的作品”，1934年巴黎出版一部《现代美术家辞典》，王子云被收录其中，他是第一位被法国艺术界收录的中国画家。在留法的六年多年里，他除了刻苦学习雕塑油画外，还曾到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瑞士、意大利、希腊参观考察美术遗迹和博物馆收藏。除了专业的考察参观之外，旅行往往是轻松而又愉快的。如1936年8、9月间，他参加由“巴黎博物馆之友”赞助组织的前往希腊参观古迹名胜和古代艺术名作的旅游活动。9月1日，在参观完1820年出土了著名的断臂维纳斯雕像的锡罗夫斯岛后，
午后，驶向纳克索斯岛，因在该岛停留的时间较长，旅伴们现在岸边天然沙滩作海水浴，继又去舞厅举行舞会，直到午夜才踏着明亮的月光回船。
1937年3月，王子云回到已经阔别七年的祖国，本来他是想回国看看，顺便为当年即将在巴黎举行的“世界艺术博览会”联系一些中国展览，但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对华全面战争。华北危机，平津危机，中华民族危机。王子云本可按照自己原来的计划迅速重返巴黎，避开战争的锋镝，继续他业已展开的华丽而又优游的艺术之路，然而在这个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毅然选择了留在自己的国家，与同胞共赴国难，体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伟大的爱国情怀。
抗战之初，日寇穷凶极恶，大片国土轮入敌手。
1938年5月，徐州沦陷。10月，广州、武汉失守。12月，汪精卫投日。
面对巨大的民族灾难，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能奋起救亡。有人悲观绝望，“（陈）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军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
随后面对全民族抗战的兴起，有的文艺界名流又无视自己的责任。梁实秋在其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公开征求与抗战无关的文章，讥讽抗战文艺是只知依附于某一种风气的“抗战八股”，“没有一点用处”。1939年初，沈从文在《今日评论》上发表《一般与特殊》，把文艺划为“特殊”工作，攻击抗战文艺是“一会儿就成为过去”的“宣传品”，要作家写与战事、政治无关的作品。朱光潜在《文学上的低级趣味》。《谈冷静》等文中，也把抗战文艺贬为“口号教条文学”，主张文艺作品应保持“冷静的旁观”。
随着中国东部广大国土的沦丧和国民政府的西迁重庆，西北的战略地位日显重要。而日寇在1937年11月攻陷太原后，次年3月，又先后占领紧邻陕西的山西临汾、河津、永济、芮城等地。7日，更窜抵黄河天险风陵渡，炮击陕西潼关。陕境响动，民众抗战热情高涨。当时由成仿吾作词、吕骥作曲的《保卫陕西之歌》风行陕西，反映了全省1000万同胞的心声。
日本强盗打到了陕西的门前，
黄河两岸都成了抗日的前线；
野兽般的敌人在向咱们逼近，
他想占领咱们的城市和田园。
咱们是黄帝子孙，
咱们是三秦好汉，
起来，男女老少，
一千万同胞，大家联合加入抗战。
为了保卫家乡、土地、老婆、娃娃、生命、财产，
咱们排成队伍，
一起拿起枪杆，
在城市，在乡村，
在乡村，在城市。
八百里秦川到处燃起抗战的烽火，
让日寇的鲜血染红泾渭河水，
保卫长安，
拼着头颅热血，
保卫我们的河山、河山。
同时，日机又对陕西狂轰滥炸。仅1939年对西安较大的轰炸即有12次之多，其中1月18号，日机30架轰炸西安，一次炸伤居民200余人，毁房300余间。1940年，日机轰炸不减，仅6月30日轰炸中西安民众即顷刻死伤200余，500余间房屋化为灰烬。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对已是抗日前线的陕西的危险情况应该是了如指掌的，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他们提出首先到陕西考察。
1939年夏，正在重庆设计抗战无名英雄纪念碑的王子云因日机轮番轰炸市区，工作被迫停顿。为抢救西北正在遭受敌机炮火蹂躏的珍贵艺术文物，通过这些古代艺术文物来激发全民珍视自己民族文化传统，以尽守土抗战之责任，王子云便向教育部申请组织近年毕业而无法分配工作的艺专毕业生组成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到陕西、甘肃进行艺术文物考察。于是历史上第一个由艺术专业人士（而非探险家、科学家、历史学家）组成的针对西北艺术文物的考察团就这样组成了。
经过精心的筹备，1940年12月5日，考察团由重庆北赴陕西，最初的8位团员是王子云、何正璜、姚继勋、周思铭、雷震、陈典尧、张仁均、戚承先。在崎岖艰险的蜀道上，考察团员心中激荡的唯有此行神圣的使命：
本团在现代中国所负之使命，如古代文化艺术之正式统计、调查、描绘、模型、分类、保存等，允为中国艺术界之开荒工作。因各民族之文明程度，每以其文化为其标准，中国古代之艺术，即足代表民族之优秀文明，而今世战乱频仍，每为外人所窃购，为炮火所毁坏，数千年古物古艺术流传于民间，为民族梢神之骨液者今将逐渐不存．痛心可惜，孰此为甚，故我们不量才力，不畏风霜，不避艰辛，而做此劳苦工作，乃国民之本分，更为艺人之光荣也。
相较于王子云游历欧洲的舒适与愉快，他领导的考察团的工作之艰辛是今人无法想象的。忍饥挨饿、顶风冒雨、跋涉劳顿，是常有的事。
如王子云《关中唐陵考察记》记述1942年他们去富平考察唐陵。
8月17日：
在出发之晨，因住处离车站甚远，为搭七时早车，五时即赶至中正门。到站时，已达上车时间，因携带工作用品琐碎，进站后顿觉忙乱，又以乘客过多，不能登上客车。不得已，乃挤入货车，勉强得一立足地……
车抵三桥镇，有难民一队挤入车厢，更觉气闷不堪。抵咸阳，又有某部军人自运军器十余箱上车，车上老百姓被赶下甚多，余等幸未被波及。惟困立货厢中，直如井底之蛙，不能复见窗外景色……
车过三原后，车厢稍觉空旷，惟忽又登上河南难民多人，汗秽逼人。时值正午，焦阳高照，气闷真如热锅上之蚂蚁，大有无可容身之苦。午后三时许，车抵富平。因唐陵均在县城西北三十里的庄里镇……遂决定在庄里镇下车……到站为四时正……余等自晨五时出发，除在永乐镇吃乾州烧饼二枚外，迄今犹滴水未沾。
在随后的一次调查中，
一路风雨交加，又系东南迎头风，行走至为吃力，且因气候骤冷，致同人多手躯冻僵而失去知觉。
9月18日起调查唐穆宗光陵：
（午饭）每人仅吃荞麦面条一碗，勉强充饥……晚间大风起，气温骤变，同人来此均着夹衣，颇感难以御寒。
19日：
自昨晚来泰陵小学校后，整夜大风怒号，今晨(十九日)仍未稍止，气候骤寒，水已结冰，山野中飞沙扑面，无法外出工作。且吃饭亦大成问题，因乡间无处购买，结果由保公所为向乡农派饭。昨晚今晨均如此，尤今晨更感困难，由乡农两家冒风送来面谈若干，硬冷如铁，不易下咽，然余等总觉于心不安，如此殊为难之至。
27日：
今可抵富平，本拟在富平停宿一二日，借便考证有关资料，惟已气候苦寒，余等均穿单衣，冷不可挡，因此遂决定即日赶往三原，俾早日完成三原境内唐陵之踏查。
敦煌考察更是艰苦。1941年10月，王子云率考察团到达敦煌。王子云回忆：由兰州去敦煌，先坐汽车经河西走廊，即经武威、张掖、酒泉。酒泉去安西约二百八十公里，需专雇骡车走三天；安西到敦煌一百八十公里，连骡车也难通行，只好改坐农家的木轮牛车，在这样一段行程里，有三个休息站，都是在沙窝里搭的小草棚，而且小棚下的牛粪有半尺厚，臭气熏天。
三
西北文物艺术考察团1940～1944年四年的西北考察，荜路蓝缕，历尽千辛万苦。抢救弘扬汉唐艺术文物，以期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通过对汉唐雄风的追寻与重温，振奋民族精神，这一神圣的信念一直在引导召唤着西北文物艺术考察团的每一个成员。
例如，王子云率领考察团初到陕西，便迫不及待地去考察西汉霍去病墓石雕，“一连去了三次，一次比一次印象深刻，愈看愈觉得这批杰作的伟大，后来因为想模制，索性搬到那里的小学中住下……”在仔细分析了每一件霍去病石雕后，最后的总结显示了王子云组织此次考察的苦心：
西汉霍去病墓石雕刻，就其艺术风格说，是具有外形淳朴敦厚，内在活力充沛，其造型手法与两千年前的时代是一致的，更与中国民族所特有的刚强而豪迈的气质是一致的。在世界各先进民族的古代雕刻中它是独树一帜的，特别是所显示的大气磅礴而又刚毅不屈的时代和民族精神，可以说是卓绝无双的。
他更有诗赞：
银胄映雪风卷缨，凯旋战袍血染尘。
驱敌安邦好男儿，数我骠骑大将军。
考察团完成在敦煌的工作后，先在兰州举办了成果展览，又于1943年元月在重庆举办第一次敦煌艺术展览。三天的展览中，大量的照片、摹本首次向全社会展示了敦煌艺术的冲击力。开始只有一间展室，参观者摩肩接踵，拥挤不动，教育部又决定在中央图书馆单独展览一星期，有三万人参观。
当时的《大公报》报道说：
观众自早至晚，拥挤异常，尤以六朝绘画陈列室内观者对我国古代艺术作风气魄之伟大无不惊奇。一部分观众对于该团所作之河西风景及风俗绘画，亦多发生浓厚兴趣，此足见国人对于西北之重视。
《中央日报》的报道更为详细：
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举办之敦煌艺术展览会，定今日起在中央图书馆开幕，该团团长王子云昨日招待新闻界预展，并做简短报告，谓艺文团组成于二十九年，三十年出发西北考察，团员共八人，工作为雕塑图画及照相，在西北二年，在敦煌工作两个月。西北古代艺术文物甚多，佛教艺术有敦煌石窟、万佛峡、龙门、巩县、渑池之石窟塑像壁画，均极珍贵。陕西、河南之历代帝王陵，有名者如汉茂陵、唐乾陵之浮雕有极伟大者。此次展览为敦煌石窟之相片及摹绘约二百幅。其中有北魏之故事画，唐之经变佛像，及各代之图案画。虽未尽得其全部真相，已有其梗概矣……”
次年春，考察团在西安举行“西北艺术文物展览会”，主要展出敦煌临摹的壁画。为期两周的展览同样大获成功，每天参观的群众多达一千余人。
对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意义，《中华民国美术史》有如下允当评价的：
作为“艺术救国”和“民族化”艺术思潮的时代需要，西北艺术考古为战时美坛提供了许多古代优秀形象资料；许多考察展览无不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民国美术史所罕见……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在西北文物艺术考察团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和自强不息精神支撑下，我们的民族终于坚持到了抗战的胜利。令人心痛的是，才过了十来年，西北文物艺术考察团的灵魂人物王子云、何正璜便在继起的反右和文革中，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脚，而他们当年艰苦卓绝的拓荒性工作迅速变得鲜为人知了。这是我们民族的不幸。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们不应该忘记每一个对民族有功的人，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息发展的动力。此次广东美术馆精心收藏了大量当年王子云率领西北文物艺术考察团调查时的珍贵实物资料，并举办展览和纪念活动，反映了经济发展后的广东深沉的文化关怀。展题“抗战中的文化责任”，是对当年西北艺术文物考察活动的绝好概括，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参考文献：
（1）王惠民《关于华尔纳、鄂登堡所劫敦煌画》，《敦煌研究》1998年4期。
（2）刘诗平孟宪实《敦煌百年》第237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王蒨《〈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读后》，
（4）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第44页，陕西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5）何正璜《深切的怀念》，《纪念王子云教授逝世一周年》西安美术学院特刊第15页。转引自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第61页，陕西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6）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王双怀、淡懿诚、贾云译，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
（7）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第29页，陕西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王子云年表》，《西北美术》1997年2期
（8）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第330页，陕西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9）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第392页，陕西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10）吴宓《吴宓日记·1937年7月14日》三联书店1998年版。
（11）黄元起主编《中国现代史》下册第125～12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西北》周刊第24期，1938年9月5日。
（12）李振民《陕西通史·民国卷》第226～227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何正璜日记》1940年12月30日。
（13）王子云《关中唐陵考察记》手稿
（14）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第36页，陕西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15）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第23页，陕西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16）王子云《霍去病墓·一》，《碑林集刊·二》226～227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7）转引自李廷华《敦煌轶事》，《书屋》2004年第7期。
（18）阮荣春、胡光华《中华民国美术史》第304页，四川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Abstraction:
The Northwest Investigation Group of Arts and Cultural Relics in 1940-1944, which was lea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the first one focused on the artifacts and cultural relics of northwestern China. The Group comprised by professional artists and devoted itself on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with pioneering spirit. At the difficult moment when the Japanese invades China, the Group, represented by Wang Ziyun, called on people to protect their excellent cultural heritages and defending Japanese invasion by saving and investigating on the national artificial remains. It fulfilled its deputy as artists and left a wealth of historical data and everlasting spir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