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愧牛汉
在一开始与牛汉交谈时，我与牛汉定了一个君子协定：我们俩既然愿望坐下来交谈，一定要说真心话，不要虚与委蛇，言不由衷。如果说的听的都是假话，我们就没有必要耽误双方时间。
牛汉说：“当然当然。毫不含糊。”
牛汉是言而有信。在与我的交谈中，不论是说到贺敬之还是张光年，也不论是说到唐达成还是王蒙，嬉笑怒斥，爱憎分明。即使很多在我看来是讳莫如深的话题，牛汉也是直吐胸中块垒，毫无遮掩和隐讳。
我也准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畅所欲言，投桃报李。我问牛汉：“如果《中国》1986年不停刊，你们1987年的发行征订工作如何呢？”
牛汉略有片刻停顿，很快干脆利落地说：“我是管编刊物的人，对发行这一套不熟悉。不过，我们找到一个能人，一直在北京邮局搞发行工作。他对我拍了胸脯的，毫不含糊，每期保证十万份以上。”
我进一步问：“到1986年你们发行终刊号，印了有多少册？”
牛汉：“三、四万？可能是一、二万？”这种含糊不像是牛汉的性格，也不像牛汉的记忆。实际最终的发行数是不足五千册。
从五千册上升到十万册，我们只要稍有编辑工作经验，也能够知道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不过，现在去分析那位“能人”有无此回天之力已经毫无意义。那一瞬间，我已经准备向牛汉摊开这本经济帐。
但是牛汉谈兴正浓。他谈得眉飞色舞，很是兴奋。我几次插嘴，都没能插进这一话题。他谈到他对鲍昌说他告“洋状”的反击；谈到贺敬之免官后在医院与他的那次彻夜长谈；还谈到王蒙在《中国》停刊前后的一系列言行；……都是很有吸引力的话题。在所有的话题中，牛汉都充满了激情，充满了自信。
我的思维有一段时间走神了。这从后来整理访谈录音中得到了证实。其中有一段约十三分钟的谈话，重新听时竟丝毫没有一点印象，就像是第一次听到。
那一刻，我想到了唐达成给我讲过的一篇美国小说《眼镜》：有一个先天高度近视的小女孩，从小就帮着母亲当洗衣妇。从她记事的时候起，天天面对的都是堆积如山的脏衣服，还有就是一盆盆由清变浊的洗衣水。这种近距离的劳动，当然与眼力关系不大，所以小女孩也对她的高度近视并没有什么强烈感觉。事情发生在有一天，这个小女孩的母亲，突然感觉到女儿太可怜，一直到十几岁了，都没能好好看看这个世界，于是，母亲领女儿到城里买了一副眼镜。小女孩一路戴着眼镜看到街市的繁荣，很高兴。可回到家后，小女孩看到自己家的破败、肮脏，把新买的眼镜摔得粉碎，嘴里嚷着：“我不要戴眼镜。我不要戴眼镜。”
我又想到君特·格拉斯《铁皮鼓》里的那个小男孩，小男孩在见识了现实中残酷的成人世界以后，产生了永远也不要长大的念头。
我还想到唐达成给我讲过的茨威格的《看不见的收藏》：那个可怜的老人，他一生视为生命而珍藏的艺术名画，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迫于生计，被家人全都廉价卖掉了。可因为双目失明，老人看不见，家人小心地用蒙着布的画框，哄骗着老人。于是，老人一直生活在满足和幸福中。
也就是在一瞬间，我改变了主意。我回心一想。现在再与牛汉先生辩清当年的经济问题还有什么必要？唐达成已经作古，难道我还非要搅乱一个纯真老人的平静心境吗？
我失言了。我没有畅所欲言。我没能回报牛汉先生同样的真诚。
那天回住处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难道思维的全面性一定要以丧失理论的尖锐性为代价吗？难道一个人在成熟的同时，也就必然失去了童真吗？
牛汉在看过《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书的初稿后，电话中对我说：“……很不一般，很真实，就我那一段就写得很真实很客观。我就是那臭脾气，张口就是‘我对唐达成不能原谅，永不原谅’。但你不计较我的臭脾气，写出了我的性格特点。毫不含糊(传记中，作者捕捉住了这个颇具个性特征的口头禅。所以当牛汉下意识地又说出这句口头禅时，电话中两人都笑了)。你没有讽刺我，歪曲我，还是正面去写我，我很感激你。……看了你的书，让我认识了唐达成，理解了唐达成，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剧。你让曾经誓不两立的我们，在你的书中和解了。你功德无量呀(牛汉电话中又是一阵无羁的大笑)。历史对他的歪曲？扭曲？异化？怎么说呢？不是说历史把它毁了，是，是历史的欺骗。后五十年，是历史活生生的欺骗，非常的真实。……我其实也是一个很温情的人，是严酷的历史啊，把我改变成一个好斗的，斗志旺盛的斗士。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斗则进不斗则退。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是历史的欺骗，我也是没有办法。我和唐达成都没有办法，我们都是历史中的人。七斗八斗，我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辈子没有快活过一天，没有幸福过一天。很遗憾。……我这一生呀，解放前坐牢，解放后坐牢，说起来……唉，我这个人说起来就哇拉哇拉，哇拉哇拉，话匣子打开收不住。以后咱们坐下来细扯吧。我愿意同你谈，同你谈得来。……”
（从《回应丁宁》始，《采访牛汉》《冲突起因》《封杀〈中国〉惹众议》《同人刊物犯禁忌》《丁玲办〈中国〉的困境》，到《抱愧牛汉》止，以七篇文章为一小辑，讲述一个“出版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