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实现从0到1，须跨越3道门槛
科技界关于基础研究从0到1的话题逐渐升温，在各种舆论吹风会上这种观点仿佛已成被确证过的定论。为了厘清一些模糊认知，不妨梳理一下该说法的起兴。
2018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指出，充分发挥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的源头供给和引领作用，解决我国基础研究缺少“从0到1”原创性成果的问题。
这应该是该问题的正式起源，随后2020年3月，由科技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制定了《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这就是关于基础研究舆论持续升温的缘由。
现在的问题是推进基础研究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远非一句隐喻就可以涵盖的，在笔者看来，要真正改变基础研究的现状，需迈过三道门槛，否则从0到1的突破是无法轻易跨越的。
首先，认知门槛。这与基础研究的特点有关，通俗来说，基础研究是探索未知事物本质的研究，它与当下的应用尚有很遥远的一段距离，越基础离现实越远。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味追求所谓的从0到1的跨越是不现实的，科学史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这点。
为了清晰地阐明这个问题，不妨可以把从0到1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0~0.5、0.5~1、1~N，这三个阶段是人类从事基础研究的常规认知路径。
所谓0~0.5，是指完全没有办法预料、也无从精准关注的现象，在这个区间内猜测、假说与臆想并存，这类基础研究最终被确认的很少，它的发源地通常处于人类认知的高势能区，它的出现是偶然的，也是不可计划的，就如同没有人知道下一个牛顿和爱因斯坦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即便如此，它大概发生的区域还是可以研判的，这个区域通常是在科学知识水平很高的地方发生。
0.5~1这个区间恰恰是基础研究最为活跃的区间，问题已经逐渐明确，但是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解决该问题，这个区间已经越过了盲目寻找问题与确证问题的阶段，剩下的就是耐心等待一种新理论或新方法的出现，这个区间是可以通过政策扶持来加快其发展速度的；而1~N区间则是典型的跟风式研究模式，这个区间的基础研究虽然创新性的难度降低了，但是新领域的扩展同样是有价值的，比如与互联网有关的各种衍生技术的发展都属此类研究有关。
其次，文化门槛。由于基础研究成果的变现性比较差，从事此类研究需要一种献身与探索精神，而这种激励功能主要是由文化来提供的。
比如17世纪的清教文化直接促成了近代科学的兴起，因为在清教文化看来，探索自然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是对上帝的最高赞美。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门槛所设定的特有精神气质或特质决定了人们选择研究的类型与目的。对以功利主义文化为主导的世俗文化来说，很难激起这种出世的情怀。
因此，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必须改变那种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文化才能为持续推进基础研究提供一种源于文化的内驱力支持，否则是不可能产生群体偏好激活的。
由于文化提供的激励作用是缓慢而持久的，这也与科学探索过程的漫长与艰辛相契合，只有文化范式转型才能为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提供最稳定的驱动力，对于中国而言，我们需要用科学文化来改造传统文化，从而为基础研究的被接受与认同提供理性的支持。文化特质尤其是对于0~0.5区间的原始基础研究热情的产生至关重要。
第三、政策门槛。大科学时代以来，科技的形态与发展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团队、大投入、大设备、大目标与大风险，科技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已经成为科技发展的最大外生变量，从宏观到微观都是如此。那么政策如何调控基础研究的发展呢？
途径无非有三：其一，通过资源配置结构的改变达到推进基础研究的目的。这里的资源大体包括如下几类：经费、人才与承认等。这类政策工具调控力最强，而且政策受众对其最敏感；其二，通过政策设立新的评价体系，以此改变人们的行为选择；其三，通过政策推行一种有利于基础研究的文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重塑科技工作者的价值观。
假以时日，从而达到改变社会认知与从业者偏好的目的，最终实现推进基础研究的目的。
因此，基础研究实现从0到1的转变，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它的实现需要跨越诸多门槛，否则一切只是纸上谈兵。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我们该如何具体地推进基础研究呢？
在推进基础研究的征程上，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此轮基础研究的热潮是一种被动的结果，而不是科技发展到了瓜熟蒂落的阶段。
由于卡脖子技术的突然涌现，让决策者与有识之士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基础研究水平直接决定了其基础创新水平，这是典型的万·布什的线性科技发展模式的变体，即基础研究决定应用研究，最后决定产业化水平的一条线性发展路径。
因此，为了使基础研究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如下几点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否则只能导致事倍功半的效果。
第一、明确政策发力的空间在哪里？笔者认为，政策的长期目标应该是在全社会塑造一种适合基础研究的新文化，政策的中期目标是通过有形的政策工具促使资源配置结构的改变与调整，以此实现对科技共同体偏好的再造，从而增加基础研究的力量与规模；政策的短期目标是设立新的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有效引导科技共同体参与到具体基础研究问题中来。
第二，明确基础研究的哪一个阶段是政策可以直接调控的？笔者认为，基础研究的0~0.5阶段是没有方向和目标的，对此政策无法精准施策，但要给这部分研究留有一线空间即可，因此，这一区间的主导权应该留给科技共同体自行处理。
政策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基础研究的0.5~1这个区间，此时问题已经明确了，就看各个博弈者的资源投入与政策安排是否得当了。
比如当下的新冠疫情，导致疾病的冠状病毒已经很明确，就看谁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了。
这个区间的基础研究相当于斯托克斯所谓的巴斯德象限，即由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这也是笔者多年来一直强调中国的基础研究应该从这个层级切入的原因所在。
至于1~N区间的拓展性基础研究，这部分可以完全交给市场来处理，毕竟市场才是创新的主战场。
第三，基础研究的布局切记出现大跃进现象。基础研究是很奢侈也很艰深的研究，当下，在人财物以及知识的储备上，我们可以开展深入基础研究的领域与资源都很有限，短期内这种局面不会有根本性的改观，因此必须警惕一窝蜂式的搞基础研究。
客观地说，我们真正可以开展前沿性基础研究的优秀科学家数量有限，每年R&D投入中基础研究占比常年维持在5~6%之间，我们预测在十四五期间基础研究投入比例最乐观的估计在8~10%之间，再有，在前沿知识领域我们处于领先位置的并不多，这些家底决定了我们的基础研究不能搞大跃进模式，在适度冗余的情况下，基础研究的推进必须坚持精准化的理念，而不是粗放的全面铺开。
这就意味着很多领域、很多地区以及很多人是没有能力开展高级基础研究的，这部分任务只能由少部分领域的少数人来完成，这种研判符合当下中国科技发展的实际。
（作者：李侠，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霍佳鑫，系该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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