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收入决定孩子人生？澳洲4200所公校的预算总和，比不上顶端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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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澳洲教育系统的“金字塔”两极
政府拨款“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纳税人交的钱是否加剧了教育的不平等？
拨款去向与用途的透明度成疑
结语
前言
当你走进澳大利亚的一所学校，你或许可以看见宽敞明亮的管弦乐队排练厅，奥运会规格的室内游泳池，甚至可以品尝到专业咖啡师新鲜手打的咖啡。
但你也有可能在另一所相隔不远的学校发现，教室里早就被磨烂的旧地毯、渗水老化的天花板、以及出现裂缝的水泥建筑结构。
事实上，许多华人都其实是为了孩子的教育与未来而选择移民至澳大利亚。
——而在这个国家，“富学校”和“穷学校”之间的界限又是如此的判若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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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教育系统的“金字塔”两极
根据ABC新闻的一项最新调查，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澳大利亚8500所学校的平均年收入水平统计结果显示：
与那些澳洲最富有的1%学校花费的30亿澳元资金相比，最贫穷的50%学校的花费资金总和仅为26亿澳元——但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学生数量却几乎是前者的5倍。
其中前4所最富裕的学校在新设施和翻修上的花费，甚至超过了最贫穷的1800所学校的总和。
它们包括：位于墨尔本的Wesley学院、Haileybury学院和Caulfield文法学校，以及悉尼的Knox文法学校。这些学校的花费合计4.02亿澳元，仅有不足1.3万名学生就读于此。
【Wesley学院】
收入 1.046亿澳元
支出：9670万澳元
政府拨款支出：3.1万澳元
该校的大规模重建项目包括一所价值2100万澳元的音乐学校、1600万澳元的寄宿设施以及230万澳元的视觉艺术和设计区。目前正为Wesley船屋项目的翻修筹集资金250万澳元。
【Haileybury学院】
收入：9810万澳元
支出：1.035亿澳元
政府拨款支出：45.5万澳元
新校区含有一个室内体育设施，一个专门适用音乐、艺术和戏剧场所，以及两个露台花园。通过教室中的大落地窗可以看到180°的城市景观。
【Caulfield文法学校】
收入：9510万澳元
支出：1.018亿澳元
政府拨款支出：57.8万澳元
该校正为一个新的水上中心筹集资金，该中心设有一个奥林匹克大小的游泳池，配有可移动的地板和墙壁，以及用于跳舞、普拉提、冥想和瑜伽的健康空间。
【Knox文法学校】
收入：8380万澳元
支出：1.001亿澳元
政府拨款支出：45.8万澳元
该校价值4700万澳元的表演艺术中心包括750个座位、管弦乐队的礼堂以及160个座位的现场表演空间。高中部拥有一家具备专业咖啡师的咖啡馆。
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该校注册人数增长了30%。
支撑着这些数据的背后，是那些前赴后继来到澳大利亚、为孩子的教育操碎了心的中国父母。
具有多年澳洲高端房产市场从业经验的Leon Sze（音译：施李昂）告诉《澳洲财经见闻》，择校实际上早已成为了澳洲华人买房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事实上，他接触的不少中国买家为了方便孩子就读悉尼的Knox文法学校，而在离学校不远的Pymble买了房。
“有的家长怕孩子吃不惯食堂或学校的饮食营养不均衡，就在Knox文法学校附近买了房子，不住人，专门用来为孩子做菜，方便他们回来吃饭。”
施先生补充，但也并不是每一个中国家长都是这样“有钱任性”。
令他印象颇为深刻的是，其中一对中国工薪阶层的父母为了让他们七年级的孩子就读该校，不惜东拼西凑四处借钱凑上学费，还在附近租了一套小公寓。而他们自己则住在悉尼西北部，每天往返在两地之间。
然而在金字塔的另一极，澳大利亚最贫穷的1800所学校虽然容纳着10.7万名学生，合计花费却不足3.7亿澳元。
在每个学年的年末，位于阿德莱德以南20公里的Sheidow公园小学的校长格曼（Jennie-Marie Gorman） 都会与该校的财务主管和门卫一起在校园里散步。
他们看到的是由安全护栏勉强固定在一起的窗户，是这座二十年前建造的操场，还有十五年来没有被粉刷过的墙壁。
他们又一次看了看前厅那块裸露的混凝土，在那里，财务主管的转椅不小心在地毯上磨穿了一个洞。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个洞大约在五年以后就能修好。
格曼表示，“我们计划每年铺两到三间教室，那些地毯上漏洞或裂痕最大的教室会首先被替换。”
“我们的确需要在教师办公室里铺新地毯，但首先总要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因此只能把自己放在最后——我们就是这样运作的。”
Sheidow公园小学只是澳大利亚1300多所学校中的其中一所——这些学校在新设施和翻新方面的花费仅仅不到10万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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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拨款“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事实上，在2013年至2017年澳大利亚8500所学校合计花费的220亿澳元中，约有一半资金被用于其中仅仅10%的学校。
——这些学校也正是全澳最富有的学校，根据这期间来自所有资金来源(联邦和州政府资金、费用和其他私人资金)的平均年收入排名。
它们一共收到来自政府资助的拨款24亿澳元，占政府总基金（86亿澳元）的28%。
悉尼大学的副教授普罗克特(Helen Proctor)形容这些数字“非同寻常”。
“当然，政府对私立学校的公共投资，以及对那些最富有的学校的公共投资，都是因素之一”， 她补充，“这些学校对运营成本的保障得到了巨额补贴，这样他们就可以把其他资金用于建设项目。”
事实上，2019年至今，“联邦政府拨款计划”已向约140所非公立学校拨款超过1.46亿澳元。而根据联邦政府的说法，该计划可以“改善那些没有足够资本资源的（非公立）学校的基础设施。”
同样在这五年里，Sheidow公园小学仅仅花费了2.5万澳元。尽管自2013年以来，学生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作为一所公立学校，它甚至没有得到任何来自政府的资本资助。
该校最后一个大型基建项目是于2011年建成的体育馆，这是陆克文政府时期名为“建设教育革命”的学校建设项目的一部分。
事实上，在2017年，公立学校仅占澳洲政府在学校基础设施总支出的38%，远低于该部门66%的入学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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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交的钱是否加剧了教育的不平等？
尽管有关政府拨款的争论正在激烈进行，但许多教育研究人员指出，学校公共资金的更大来源才是真正的问题。
一些教育专家认为，公共资金的增加使许多私立学校能够从私人来源筹集资金用于资本支出。
Grattan学院的学校教育项目主任高斯（Peter Goss）表示，
“看到一些富裕的私立学校成为资本支出的首选，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家长和其他人当然会积极地为他们支持的学校筹款”，他补充，“但这其中每一所学校也都从澳大利亚政府获得了大量的常例拨款。因此我们有理由发问，纳税人的资助是否会使我们的教育体系变得更加不平等。”
据统计，过去十年间，澳大利亚私立学校的政府拨款增长速度几乎是公立学校的两倍。在2017年，政府向私立学校的常例拨款超过140亿澳元。
墨尔本大学的麦克格（Barry McGaw）教授表示，在一些大型非政府学校，分配给资本项目的资金事实上“通常与政府提供的常例拨款相当”。
他补充，这些数据显示出有多少学校被“解放出来，用于基建工程”，尽管它们可能会辩称资金来自家长。“这也是你看到如此大规模的建设项目正在进行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一些私立学校（绝大多数是独立学校）被分配的基本建设项目资金数额，往往占据了收到的常例性政府拨款的很大一部分（有时甚至超过该数值）。
这些学校包括：
【Caulfield文法】常例拨款：7470万澳元；资本分配：8380万澳元
【Hale学校】常例拨款：4230万澳元；资本分配：4560万澳元
【堪培拉文法】常例拨款：3050万澳元；资本拨款：3390万澳元
【Loreto Normanhurst】常例拨款：3430万澳元；资本分配：3330万澳元
“你不能停止(学校私下筹款)…但你可以看到，他们获得的资金肯定远远超过了其在常例性运营上所需的资金——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把(这么多钱)转移到基建工程上来证明。”
麦克格教授补充，“它们从来不会降低收费。不管政府给予的再多，费用也永远不会降低。”
2017年，那些顶尖的公立学校(按社会教育优势排名前20%)的收入，约占同等地位的私立学校总收入的一半，远远低于2009年的三分之二。
政府政策无疑加剧了这一差距：
在2009年至2017年期间，向这些顶尖公立学校提供的政府拨款增加了不到3%，而顶尖私立学校的增长比例却高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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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款去向与用途的透明度成疑
曾任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长的皮科利(Adrian Piccoli)表示，政府资金分配给私立学校的方式意味着学校“有能力将资金从常例性运营转移到资本所需”。
“一直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新州政府每年给天主教会学校8亿澳元，但基本上，他们只需填写一张一页的表格，以核实他们是否把这笔钱花得恰到好处。”
皮科利补充，“公众有权利知道公共资金流向的去处与用途”。然而实际上在个别天主教会学校中，教区和学校之间的资金分配、以及学校如何使用自己的份额都非常不透明。
“在我们知道任何细节之前，你无法肯定他们是否把这笔钱用作资本用途。”
事实上，过去四年里分别提交的4份报告——2016年的维多利亚州审计长报告、2017年的国家审计署报告、2018年的新南威尔士州审计长报告以及2019年的公共账户和审计联合委员会报告，都引发了对于拨款去向与用途上缺乏透明度的担忧。
然而，澳大利亚国家天主教会教育委员会和独立学校委员会给出的回应却非常“官方”：
“澳洲政府存在严格的问责要求，以确保非公立学校会遵守规定——即必须将常例性拨款用于日常教育费用。”
“由你的父母挣多少钱来决定你的人生道路——我们或许真的要回到工业时代了。”
迪肯大学的教育学高级讲师罗威(Emma Rowe)称，澳大利亚学校之间反映的支出差距“相当令人不安”。
她补充，“我觉得家长们也一定知道这一点，这也就是他们愿意为某些学校投入这么多钱的原因。”
参考来源：
Inga Ting, Alex Palmer & Nathanael Scott. Rich school, poor school: Australia’s great education div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