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体育研究中的现状、特点与展望
编者按
作为新兴起的4种资本形式之一，社会资本可提高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公民参与，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社会运转效率；因此，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是目前国内外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的热点。尽管我国对体育社会资本这一议题的研究时间不长，但研究内容越来越精细，研究方法也日趋成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本文运用文献调研、比较、理论分析等方法，首先回顾了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内涵及在体育研究中的缘起，然后梳理了社会资本在体育研究领域中的现状，重点总结了研究层次、研究对象和测量方法。其中，研究对象可分为体育活动个体、体育社团和体育企业等3类；研究层次可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次；依据测量层次测量方法可分为以提名法和定位法为代表的微观测量方法，以不同维度和不同指标为代表的宏观（包括中观）社会资本测量方法，以整体网络测量为代表的贯穿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次的社会资本测量方法。总结了社会资本在体育研究领域中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为我国体育社会资本的研究指明了未来议题和方向。
引用本文：黄谦，张晓丽.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体育研究中的现状、特点与展望[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8(3):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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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一种新型的资本形式(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不同)引起了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高度关注，这种新型资本即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洛里于1977年提出，随后其被迅速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行为科学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一股社会资本的研究热潮，其中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布迪厄、科尔曼、普特南、林南、边燕杰、罗纳德·伯特等。2001年中国制定的《“十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和政策》明确提出：把社会资本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4种资本形式之一。
尽管国内外对社会资本的研究颇多，但并未取得一个公认的定义。目前影响较大的几个观点分别是：①社会资源说。这一学说的代表人物是布迪厄、林南、边燕杰等。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1]。②社会结构说。这一学说的代表人物是科尔曼。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同一结构中的个人的某些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2]。③社会组织说。这一学说的代表人物是普特南。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包括信任、规范和网络，他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3]。虽然这些定义不同，但是社会资本的特征是清晰的：社会资本的拥有者一般分为个体、组织和社会；其核心是资源；其载体是社会结构；其基本要素是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概念，之所以概念和内涵比较混乱，是因为社会资本的层次不清晰。对于社会资本的层次和维度，布朗根据系统主义的观点，从“要素、结构和环境”3个维度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次。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主要关注行动者个体通过自身的社会网络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或潜力；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主要关注某一集体或团体的社会网络结构化过程及其分布情况，而不关注构成网络的个体；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关注外在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条件对社会网络的构建、转移等产生的影响，研究对象多为国家或社会等宏大的系统[4]。
这种划分启示我们：应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时，应该考虑自身的研究处在社会资本的什么层次上，即明确研究对象。如果关注的行动者是个体，应使用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如果关注的是团体或组织，应使用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如果关注的是国家或者社会，则应使用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与体育运动相结合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资本著名研究者普特南以体育社团和体育俱乐部为测量指标研究社会资本，这是首次将社会资本与体育结合起来的研究，引起了体育界学者的关注。近30年来，国外的社会资本在体育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相对丰厚的研究成果，而国内对于社会资本在体育领域中的研究始于2000年以后，尚属于起步阶段。尽管如此，国内对这一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研究内容越来越精细，研究方法也日趋成熟，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总结，重点梳理社会资本在体育研究领域中的研究层次和测量方法，总结社会资本在体育研究领域中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指出未来的研究议题和方向。
由上述3种社会资本的定义可以看出：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将社会资本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次。体育研究领域中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和中观层次，关于宏观社会资本的研究目前尚未查到。
(1) 社会资本的微观研究。研究对象主要是特定的体育人群，如运动员、体育专业大学生等。①社会资本与运动员研究。徐延辉[4]研究了运动员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职业获得的关系，从理论层面得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的基础上发挥作用，对运动员的职业发展有促进作用。之后该作者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验证了这一结论[5]。陈玉军等[6]借用边燕杰的“拜年网”测量了职业足球运动员的社会资本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职业足球运动员认识的人数和层次较高，但这些人群的职业相对集中。范莉莉等[7]认为排球运动员的社会资本(个体网络的中介中心性)能对其职业流动起到促进作用。李长洪[8]分析了残疾运动员体育经历与社会资本积累的关系。②社会资本与体育相关专业大学生的研究。2003年，卢曙光[9]研究发现：学生社会资本存量直接影响其就业的整个过程(包括就业信息、就业机会、就业行为和就业结果)，陈宝[10]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③社会资本与其他体育群体的研究。其他体育群体还涉及农民工子女体育社会资本的研究[11]、体育教师社会资本的构建与作用[12]、青少年体育社会资本的构建研究[13]等。
(2) 社会资本的中观研究。研究对象主要是社区体育、体育赛事、体育社团(体育志愿者组织、体育协会等)、体育场馆和体育企业等。①社会资本与社区体育。许多研究发现：社区体育对社会资本具有构造性功能[14]，能够培育并累积社区社会资本，更利于和谐社区的构建[15]。周结友等[16]界定了社区体育组织社会资本的概念，解析了社区体育组织社会资本“嵌入式”[17]和“互动式”的2种生成机制。②社会资本与体育社团。有相对较多的研究表明：体育社团(包括高校体育社团)的发展对社会资本的培育有积极作用，而社会资本又有助于改善体育社团的经济状况，提高其社会公信力，利于其获取有效信息，提高其管理效率等[18-20]。另有少量研究表明：体育赛会志愿者组织能有效扩充社会资本的增量[21]。③社会资本与体育赛事。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梁日忠[22]以社会资本为视角，研究了农村体育的社会整合功能，结果表明：农村体育赛事具有增加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功能。④社会资本与体育场馆。刘东升等[23]认为：体育场馆设施具有创造社会资本的可能。另有少量学者研究了高校体育场馆建设引进社会资本的模式和方法[24-25]。
(3) 社会资本微观层次和中观层次相结合的研究：健身领域。将社会资本理论应用于健身参与领域的研究属于社会资本微观层次和中观层次相结合的研究，因为：研究对象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组织；社会资本的研究内容既涉及社会资本微观层次中的社会网络，又涉及中观层次的社会规范、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等内容。在微观层次上，李冰星[26]开创了国内社会资本与健身俱乐部的研究先河，他以网球健身俱乐部成员为研究对象，采用边燕杰的“拜年网”测量了网球俱乐部成员的社会资本特征。在中观层次上，社会资本一般是指社区社会资本。任波[27]和李紫荧[28]分别以老年人和城市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研究了社区社会资本对其健身参与的影响，并得到了相似的结论：社区社会资本有助于群体参与健身活动，健身活动又进一步促进群体社会资本的生成与累积。李洪君[29]指出，农村居民参与休闲体育活动其实是社会资本累积的过程，有利于向上的社会流动。
(4) 社会资本的宏观研究。研究对象主要是体育企业。易剑东[30]是较早将社会资本与体育相结合进行研究的学者，2002年他首次将我国体育用品企业的社会资本分为3类：纵向依属社会资本、横向连带社会资本和多向辐射社会资本。中国体育用品企业按照重要程度分别从多向辐射关系、纵向依属关系、横向连带关系来获取社会资本。2011年，刘河旺等[31]指出：产业集群是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获取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和实践方式。2014年，陈瑜等[32]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企业家的社会资本与体育用品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企业家的社会资本能促进商品销售，提升企业绩效。总体而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研究深度不够。
微观层次社会资本一般是来测量被访者的个体中心社会网络(自我中心网)。个体中心网络以个体为出发点，测量个体在其社会网络中的连接关系，该测量方法在其他研究领域已比较成熟，种类正逐渐增多。从根本上讲，提名法和定位法是最基本的2种方法，其他方法都是这两者的变换或组合。
(1) 提名法。提名法是根据某个特定的问题，让被访者列出与此问题相关的社会网络成员(一般不超过5人)，并进一步列出这些成员的个人特征(如性别、年龄、职业等)及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方法是测量个体中心网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指标体系，如网络规模、网络构成、网络密度、同质性和异质性等。提名法存在一些缺陷，如网络规模不超过5人，网络边界不够明晰，被访者列出的网络成员多与自己是强关系，弱关系的成员较难测量。这种方法在其他学科的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但在体育研究领域利用该方法的研究还较少。目前仅查到黄谦等[33]利用提名法来测量专业运动员的社会网络(社会讨论网、社会支持网、成就取得网、就业支持网)，测量指标分为网络规模、网络强度、网络构成，并针对每种网络得出了相应的结论。此研究是提名法在体育研究领域的首次尝试。
(2) 定位法。该方法不关心被访者的社会网络关系，而注重考查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具体方法是：在一张包含若干职业类型或工作单位类型的量表中，请被调查者填写网络成员是否有人符合表中所列的职业或单位，最后根据填写的网络成员的职业声望分或单位类型进行加和汇总，以此反映被访者社会网络中嵌入的社会资源。常见的测量指标是网络规模、网络顶端、网络差异等，以边燕杰的“拜年网”最为经典。该方法的优点在于能较准确地测量出网络中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容易测量出弱关系；缺点是无法进一步了解网络成员的其他个人特征。陈玉军等[6]利用“拜年网”测量了职业足球运动员的社会资本，涉及的测量指标包括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顶端、网络异质性和网络资源。由于上述2种方法各有优缺点，在测量社会资本时可以组合或变换使用，由此也衍生出其他一些测量方法，如环境基础生成法、资源生成法等。
Putnam[3]是较早开始研究集体社会资本的学者，他以政治参与情况(投票率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和参与公共事务(美国参加各种社会组织的人数)的情况为指标测量美国的集体社会资本。但Paxton[34]并不认可该方法，她认为公民参与行为应该是社会资本的结果，而非其构成指标，因此她去除了这一指标，直接利用信任(对同事的信任及对制度的信任)这单一指标进行集体社会资本的测量。Narayan等[35]在测量集体社会资本时，将测量指标进一步扩大到“使用参与社团、一般规范、和睦相处、日常社交、邻里联系、志愿主义、信任”等7项内容[35]。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测量宏观(中观)层次社会资本一般是通过不同的测量维度和指标完成的。
在体育研究领域，利用这种方法来测量中观层次社会资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社区体育。尽管测量方法大致一致，但是测量指标不尽相同。任波[27]从社区信任互助、社区关系网络、社区凝聚力、社区活动开展和社区活动参与5个维度测量社区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健身参与行为的影响；而李紫荧[28]将社区社会资本划分为社区网络、社区信任、社区规范3个维度研究社区社会资本对居民健身行为的影响。易剑东[30]将企业社会资本分为纵向依属社会资本、横向连带社会资本、多向辐射社会资本等3类，并进一步利用实证方法研究了社会资本对中国体育用品企业的影响。
世界银行认为，无论从哪一个层次(微观、宏观)解释社会资本，其核心的本质都是实现人们之间的相互协作。因此，提议社会资本的研究不应该将这2个层次孤立，而是应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提供一个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和测量方法的完整框架。2004年，格鲁特尔特等[36]提出了适合测量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资本的综合性调查问卷(social capital integrated questionnaire，SC-IQ)，该问卷包括信任和团结、社团和网络、集体行动与合作、信息与交流、授权与政治行动、社会凝聚力和包容力6个方面共计85个项目，既包括将个人、家庭和小群体作为分析单位的微观层次社会资本，也包括将社区作为分析单位的宏观层次社会资本。该问卷目前还未被应用到中国体育领域的研究中。
还有另外一种测量方法也能将微观和宏观层级社会资本综合起来进行测量，即社会网络中的“整体网络”测量方法。尽管整体网络测量的是某一团体内部成员的社会网络关系，但其测量指标可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次，该方法在社会学等领域使用得较多，但在体育研究领域应用得较少。目前仅见到黄谦等[37-39]以中心性等为微观指标，以社群结构等为中观指标，以密度和中心势等为宏观指标，对中国专业运动员整体社会网络特征进行了详细具体的分析，研究认为：少数运动员在人际网络中处于优势地位，小团体和小世界现象依然存在。
在国外体育领域，对社会资本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已有近30年的时间，但我国在该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即便如此，这几年国内也涌现出了不少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
(1) 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以“社会资本”与“体育”为关键词，在CNKI中查找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从2001年以后，特别是在2010年以后该方面研究的数量有着跨步式飞跃。研究质量也越来越高，在内容、方法上等都有了显著性变化，而且内容越来越细分，方法越来越准确。
(2) 研究内容越来越广泛，研究议题越来越精细。社会资本的理论与方法最早出现在我国体育产业等宏观领域，后来慢慢延伸到社区体育、体育赛事、体育团体等中观领域，同时研究某一特殊体育群体的微观层次社会资本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3) 研究方法多元化。最早针对“社会资本与体育”的研究基本上属于理论上的阐述，尽管这种方式仍属于主流，但是随着社会资本在其他领域中定量研究的推广和普及，在体育领域中定量研究数量也慢慢增多。
(1) 社会资本概念的混乱引发了研究层次上的偏差。目前社会资本的定义存在3种说法，这3种说法实则代表社会资本的3种研究层次——微观、中观和宏观。每一种层次的社会资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并不相同，但很多学者因为不清楚研究层次，把原本属于微观层次社会资本的研究对象，在其研究内容上却使用了中观或宏观社会资本的概念和测量方法。如孙中芹等[11]在研究城市农民工子女体育社会资本时，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社会凝聚和社会适应4个维度。城市农民工子女的体育社会资本本应属于微观层次，但是其4个测量指标是中观或宏观的社会资本指标。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将“体育企业社会资本”和“体育企业家社会资本”混为一谈，在测量时甚至使用了相同的指标，类似这样的研究欠妥。此外，还有许多学者提出要建立社会资本的系统的、标准的测量框架，笔者并不赞同此观点。社会资本的定义本就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概念，如何定义和测量它，首先要清楚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进而确定研究层次，选择合适的测量方法。
(2) 中观层次社会资本的研究较多，微观和宏观层次社会资本的研究较少。在体育研究领域，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社会资本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的研究数量比例大概是0:10:4，即中观层次的研究最多，而宏观层次的研究最少。中观层次的体育社会资本研究大概可以划分为社区体育、体育社团、体育赛事、体育场馆、体育企业等。其中以社区体育和体育社团研究为主，体育企业、体育赛事和体育场馆有少量涉及，但研究内容较少，研究深度较浅。微观层次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运动员、体育专业大学生、体育企业家等几类人，但每一个特定人群的研究文献只有3篇左右。宏观层次的体育社会资本几乎未见到。
(3) 理论阐述研究较多，实证研究较少。以“社会资本”“体育”“运动”为关键词，在CNKI中查找2001—2016年发表的相关文献，对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区分，结果显示：尽管有关“社会资本与体育”的研究在我国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但这些研究的主流仍是理论上的阐述和探讨，利用实证方法探讨这个主题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少，尤其是2010年以后，理论阐述的论文数量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实证研究仍旧匮乏。说明：社会资本在体育领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学者对社会资本的认识还停留在概念层次上，对其测量方法还有待进一步学习和探讨，这也将是后续研究的方向。
(4) 缺乏社会资本理论融入体育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深入研究。如果说前面两点论述还有部分学者在研究，那么针对“社会资本理论融入体育政策制定和实施”这一部分的研究则最为匮乏，许多学者在阐述完理论或展示实证结果后，往往忽视将研究结果融入体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一环节中，这是该议题研究的缺憾。众所周知，研究的意义之一即指导现实，如果不能将研究结果或结论应用于现实，解决现实中的某些问题，该研究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期待后续研究能够重点针对这一缺陷进行弥补。
(1) 在社会资本的3个研究层次上，应细化某些专门领域的研究。在微观层次上，应重点加强运动员(尤其退役运动员)、健身人群等特殊人群的研究。运动员社会资本的现状、影响因素和功能，社会资本在退役运动员再就业过程中的作用等。健身人群的社会资本对其健身观点、健身行为的影响，不同阶层健身人群社会资本的特点、影响及传播机制等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议题。其中，应重点研究“某一具体体育运动、体育赛事和体育场馆”与社会资本的关系。在体育企业中，目前研究的对象基本上只涉及体育用品企业或行业，而我国体育用品行业门类繁多，种类齐全(主要包括球类制造、体育器材及配件制造、训练健身器材制造、运动防护用具制造、其他体育用品制造等)。可以看出，在这一领域可以研究的内容非常繁多。另外，最重要的是，目前体育领域中缺少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研究，即将研究对象放在某一区域、国家或整个社会中，而社会资本在这一层次研究的匮乏，也恰是其未来重点研究的方向。
(2) 在研究方法上，大数据背景下的计算机辅助量化研究是未来的发展趋势。随着物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计算机辅助下的量化研究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日渐深远，“计算社会学”甚至已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有着问卷调查等传统统计方法无法比拟的优势。如智能电子穿戴设备(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眼镜)、智能化健身房、智能化体育场馆等都能够实时监测并记录运动数据。微信、QQ、微博等社交媒体可以得出某个人(甚至某群人)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通过分析这些运动数据和社会资本，就能相对准确地得出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应特别注意：①重视体育领域中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内涵，重点是将这些内涵可操作化；②产生大数据相对容易，但分析大数据就必须清楚研究目标，学会先进的数据分析软件和方法，从纷繁复杂的数据中抽取想要的数据。
(3) 在“健康中国”这一背景下，全民健身与社会资本的实证、政策研究是未来非常有意义的议题。随着“健康中国”概念和政策的提出，全民健身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许多研究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大量调研。社会资本在健身领域属于微观和中观层次的结合，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属于起步阶段。该研究领域涉及的研究对象是全国民众，既可包罗万象，也可是特定人群；既可开展个人研究，也可以开展群体研究；既可以采用微观层次的测量方法，也可以实施中观层次的测量方法，甚至可以是两者结合的方法。因此，全民健身为社会资本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后续研究要重点将实证研究结果融入未来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最终推动“健康中国、全民健身”大政方针全面落地，让民众享受到该领域科研成果带来的福利。
作者简介
黄谦
二级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陕西省体育学科学术带头人。2006年在西安交通大学取得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学位，2007被人才引进到西安体育学院工作，并于2008—2011年在西安交通大学应用经济博士后流动站进站进行研究工作。2008年破格晋升副教授，2010年破格晋升教授，2017年晋升二级教授岗位。主持国家级课题4项（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其中1项重点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多项省部级课题。主持的研究成果多次获得省部级科研奖项，出版专著3部。以第一作者在国际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50余篇。目前担任西安体育学院硕士生导师，在西安交通大学担任兼职博士生导师，被上海体育学院聘为博士生导师，并入选国家体育总局优秀中青年专家百人计划，陕西省高等学校科技英才等称号。2018年入选陕西省高层次特殊支持计划，获得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的称号。个人研究专长为：在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领域以系统建模和规范实证为研究方法，以体育系统科学理论研究体育教育、体育管理、体育社会学和体育产业中的问题。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