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斗士阮仪三，让平遥死里逃生，拯救下周庄，却险遭追杀。。。。

打电话约阮仪三先生，从夏天到秋天，居然每次都需要国内漫游。他的助手总是耐心地告诉我，他们正在某地某古镇或名城，一周或十天半月后才能回来。即使“十一”长假，还是人在异乡，说“正好趁假期把一个项目完成了”。

长假过后，阮仪三终于回到同济大学，在他主持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上班。我赶过去，听他讲故事。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人给我讲了很多他的故事。

若不是出于良知揽下这么多的份外事，阮仪三应该是在校园里太太平平教书、做学问啊，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他却拍案而起、四处奔波、大声疾呼，还时不时地被人“打上山门”，甚至有一次险遭追杀。

不好说“份外事”，我想象得出他睁大眼睛较真的样子：“保护国家的文化遗产，是份外事？！”

73岁的书生兼斗士阮仪三，他的人生是由一个个名城、古镇串起来的——

上海

那时候，上海的经济开始进入快车道，四处拆房，大有重建一个新上海的架势。

听说北京来了个有背景的开发商，要在外滩造高层，阮仪三坐不住了，“我去吵，不让建高楼。”他在做外滩规划时已发现，有高层建筑破坏了原本美丽的轮廓线。他频频在公开场合指出，海港大厦、联谊大厦、金陵大楼、文汇报新大楼这四幢高楼是败笔。那几幢楼的设计者，可都是他老师辈的人物，电话打上门去，“阮仪三，你说我造不好房子，你懂不懂建筑啊？让我教训教训你！”压力好大，但他顶住了。外滩，这才没再冒出新的高层来。

规划南京路时，很多人本着打造“大商业”的“现代理念”，要拓宽南京路，在南京路上盖个顶，要拆掉人民公园围墙外的画廊，造房开店。阮仪三针锋相对：不能让蝇头小利破坏了十里南京路，必须保护名特优老店，让四大公司永久不衰，“绿肺”人民公园不该破墙开店，应做成敞开式绿地。结果，上海的一张日报连篇累牍发表了30多篇文章，全是商界、文化界人士批评他的；而他的文章，人家不予刊登。这一回，还是他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南京路才不至于像北京王府井那样惨遭破坏。

后来，他又发现同济有两位老师奉命在做“北外滩”方案，要把那里拆平了建高楼。他马上带学生赶去调查，呼吁保护摩西教堂、犹太人居留地、日领馆等旧址。有人不屑一顾，“什么犹太人？开发商第一！”虹口区领导找上门去理论，说市政府已经把那里确定为开发地段了，老百姓全说好要动迁了，你来搞什么保护建筑调查，气跑了开发商，老百姓也不愿走了……“阮老师根本不吃这一套！”回忆那一段，阮仪三至今还气呼呼的。幸亏，同济校友伍江升任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一听这情况就说：“阮老师，赶快写个材料，我们报上去。”不久后的２００３年１月，市政府公布１２个历史风貌保护区，及时增补的第１２个正是犹太人保护区！犹太老人重返故地，找到了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几家犹太籍财团遂萌发在此投资的愿望。“这才是商机。跟造新高层概念完全不一样！你想想，全世界那么多犹太人纪念地，唯有上海保留着活的'诺亚方舟’，物在，纪念意义就在，犹太人会一代代传下去，这不是我们的骄傲吗？这地方，肯定是世界遗产！”阮仪三骄傲地笑了，“阮老师很敏锐吧？好厉害吧？要是当初知难而退，这些都没了！”

阮仪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委员会授予“200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成为中国建筑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2005年，他还荣获法国文化部授予的“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

在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时，他常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天天讲开发，开发了得现利，你就有政绩了是吧？政府官员讲什么经济利益？你只有公众利益！”不过，一些被他说得很窘的官员，到头来都很感激他。

外国同行做错事，他照骂不误。有一次，他质问德国设计师：“为什么把德国式古堡搬到中国来？古堡在这里，违反建筑常理，毫无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可言，只有打折扣的使用价值！”对方申辩：“是你们政府要做的……”他不肯宽恕：“如果你是厨师，客人要你烧一堆垃圾给他吃，你也烧吗？你会告诉他，吃垃圾要出毛病的，应该吃鱼肉。建筑师就要教育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环球金融大厦封顶时，日本NHK到上海专访。他直言不讳：“争世界第一高有什么意义？金茂大厦像中国的塔、宝剑和毛笔，造在中国，有中国味、时代味，才算好建筑。日本有好多建筑大师，学欧洲那么早，为什么不造一幢生态的、节能的、现代的、中国的大楼？”节目播出后，他的日本学生来电称快，“从来没有人这样批评我们日本人的！”

平遥、周庄

阮仪三的保卫战，几乎打遍全中国。

１９８０年，山西平遥和中国别的地方一样，大兴土木搞发展。阮仪三带了１１名学生，“１２勇士下平遥”。到那儿一看，城墙扒开了，开进去一条大马路足有１８０米，拆了３０多幢明代建筑、１００多幢清代建筑……他心疼地大喝“刀下留城”，随即找到山西省建委领导，要求马上停止这种“破坏性建设”。一介讲师，人家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而且光有规划没有钱，怎么保护？他只好上北京搬救兵。当时的建设部高工、全国政协城建组组长郑孝燮，文化部高工、全国政协文化组组长罗哲文等专家，都在他的感召下，奔赴山西做工作，还促成文化部拨专款维修古城墙，“我要到的第一笔钱有８万元，相当于现在的８００万元呢！”平遥这才死里逃生，后来成了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阮仪三给外国专家讲解江南水乡

在《古城笔记》一书中，阮仪三录下了当年的辛苦与激情：“一九六二年随董鉴泓老师……一起考察雁北边防城镇，当时真是艰苦得很，买不到吃的，就是几个土豆和鸡蛋充饥，后来回到太原，洗了衣服晾在绳子上才发现衣缝里嵌有不少虱子的尸体……”、“我和张庭伟等看到平遥那么完整的古城，真精彩，情不自禁花一天一夜画了一张平遥古城的大鸟瞰图，现在到处用的就是这张为主图的古城图。”

“平遥为什么幸存下来了？因为它穷，人家拆掉几百幢、几千幢了，它拆得慢……”阮仪三说起汾河畔另一座古城新绛，在１９６０年代和“文革”结束时他还一睹其风采，可惜到１９８０年代已无迹可寻，“隋唐名园之城啊，全毁了！５０个江南古镇、２０００个古城，我们保护下来的只有几个？”他痛心疾首。

周庄，差不多在同时被抢救下来。

第一次，护镇心切的阮仪三揣着江苏省建委的红头介绍信去了，可“土皇帝”们不买账：“保护古镇就是保护落后，马达响才是硬道理”、“什么规划？蓝图全在我脑子里”、“我们忙得要死，不要你们知识分子来管闲事”……这就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主任受到的“礼遇”。“事后想想，都要哭出来了！”

再去周庄时，他把刚刚拿到的一笔５０００元科研经费直接汇到了周庄的账户里。那可是一毛钱可以吃一顿早饭的年代！他承诺：“保护古镇，开发新区，发展旅游，振兴经济。”他无偿为当地引进上海的工厂，引进第一队组团游人。

周庄的旅游火起来了，苏州市规划造一条从周庄西北侧穿镇而过的柏油大马路。公路修到镇门口，遭到阮仪三的阻截——“这条路把周庄的古镇格局给破坏了！”镇领导怕丢乌纱帽，“不坚持了吧，阮老师，我们胳膊扭不过大腿。”他哪里肯依，“我不怕！要在周庄开路，就让他们从我的身上轧过去！”此役以修路人的退缩而告终。

这之前，５０出头的阮仪三已经领受过无数江南小镇“父母官”的驱逐令。有记者说他，那样大吵大闹不像知识分子。他正色道：“对毁掉珍贵遗产的错误，你不抵制吗？我觉得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他强调：“我的倔强，基于公德心。”

在阮仪三保护古城镇的名录上，还有苏州、扬州、绍兴，甪直、南浔、乌镇，安阳、南阳、商丘、福州、潮州、雷州、肇庆、临海……可是，中国太大了，该保护的又太多了，除了阮仪三，还找得出第二个这样孜孜不倦的人吗？他孤独而无奈，“能保一点是一点吧。”

跟阮仪三探讨何为爱国。没有空洞的口号，他观点鲜明：“什么叫爱国主义？爱祖国、爱家乡、爱民族，就要知道自己家乡、自己民族的特点。这些无形的精神底蕴，是寓于具体的实物环境之中的。留下真实的历史生活环境，就是留下我们民族文化的根。”

在专著《历史环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中，他诗意地阐述道：“人是一种有思想有感情的动物，他们需要在环境中体味自己的历史，寻找生活的记忆，抚摸过去的痕迹；而没有历史和传统的城市是荒漠，是有感情的人不能忍受的。建筑和城市作为文化传统的载体，是一种物化的感情，这种感情从家庭、家乡推及整个国家、民族……”

丽江、景德镇、昭化、九华山

那年，丽江正恭候联合国“申遗”专家组的光临，不料云南发生七级大地震，专家组决定取消丽江之行。远在上海的阮仪三不甘心，深更半夜里，竟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打电话，说明丽江的木结构房屋是中国建筑精华的范例，榫头像人的关节，是活的，足以对抗七级地震，恳求他们按原计划前往考察。丽江“申遗”，最终成功了。

阮仪三在景德镇党委书记的陪同下考察建筑，发现那里有一条窑工街，隐约可见从宋代直到明代曾经有过的辉煌。“这是世界级的珍品！”他建议花钱修复。书记问需要多少钱，他说初步弄一下大约３０万。书记面露难色。说话间，到了瓷都博物馆。看那琉璃瓦建筑，非明非清非民国，是不伦不类的仿古货，既无艺术性又没实用性，一打听，造价竟高达３个亿！他气坏了，“刚才说３０万没有，３个亿倒有啦？你们只知道展示形象，亲手毁坏了家园还引以为荣！”年轻的书记没想到老教授发这么大的火，也从没听到过这么重的话。临别，还有语重心长的一句：“听不到反对的话，可悲啊！我今天是作为一个老党员，来教训教训你！”

阮仪三在岳麓书院设坛开讲

故事讲得跌宕起伏，阮仪三忽然笑了，“最近完成的四川广元昭化古城项目，是做得最道地、最亲民、最和谐的。老百姓一家都没搬走，经规划修缮后的老房子，住着方便、舒服，房价也从每平方米２６００元涨到了６０００……老百姓眉开眼笑，我好开心！”

而在九华山搞规划时差点儿丢了命的往事，他自己没讲。那是１９７９年。看到“九华一千寺，撒在云雾中”的自唐至清的小寺庙，一个个被富起来的人们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毫无特色的大庙；看到属于庙产的森林被砍伐，庙里的老和尚默默流泪，他愤怒地敲着锣，把砍树者喊下来，没收了斧头，登记了姓名，再把他们训走。半夜里，老和尚叫醒他和学生，拽着他俩拼命往后山跑。到了山顶，只见下面火把、电筒汇成一片，原来是来抓他们的！事后，他下山报告，哪知县长不管、林业局长不管、管理处不管，他只能直接向安徽省委书记发电报了。那批人，包括不作为的官员才被查处。

很多人不解：这样子拼死拼活，为了什么？据知情人透露，阮仪三每年都要倒贴给古城镇调研一辆小车。他是借了３０００元巨款着手做平遥规划的，可那边的官员到同济进修是他出的费用。这位做了一辈子建筑规划的名教授，曾因此长期无力改善自家的住房。

问起现状。阮仪三轻描淡写：“９０年代以后，有设计费了。我拿工资，还有附带收入，很好了。生活是有限的，倒贴嘛不就自己少拿一些？”总算买了新房，也不过三房一厅而已。

补阙

上海，梦开始的地方。

２０岁的阮仪三因父亲突然变成“反革命”，不得不从部队复员。１９５６年，他考取了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前一年，他就当董鉴泓老师的助手，参与编写《中国城市建设史》了。从１９６０年到“文革”前夕，每年有两个月，他们在全国各地搞调查，东北、西北、西南到处跑。这个过程，使他对城市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中国城市跑得最多、县志读得最多的人。”后来，他自己做课题，就选了“保护历史城镇”的题目。

与另一位名师陈从周的忘年交，更具文人色彩：刚进大学时，陈老师上主课“中国建筑”。第一堂课，老师一看他的大名，脱口道：“你是扬州阮家第四代，'三’字辈的。阮元，你了解吗？”他讲了从书本上看来的高祖父的事迹，可老师说不对，让他再去查书。他忘不了老师的殷殷叮咛：“阮家的后代，要学前辈，好好用功啊！”从此，他就跟在老师身边，编教材、调查古建筑。后来，老师不上他们班的课了，仍把他带在身边“打小工”。老师会忽然问：“梁惠王说什么？翻书去！”还耳提面命：“搞城市史，你得把《二十四史》读通了。”１９８０年代开始，他当上了助教——上课时，把老师的绍兴官话翻译成普通话，把老师出口成章的诗词写全在黑板上。通过老师，他有幸结识了京城的那些大师，享受他们不时打来的电话“阮仪三，那里有个好城市，去看看”。这样的熏陶，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日后的阮仪三。

阮仪三办公室，招牌上的书法是他13岁的孙子写的。家学渊源，使这个家庭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潘真 摄）

现在，他也像老师当年那样，带着得意门生到处跑了。每逢暑假，他就拿出１０万元，外出做田野调查，这两年的主攻方向是大运河。他讨厌空中楼阁或耙剔文献的文章，讨厌借课题之名吃吃喝喝、沽名钓誉，他做着实实在在的事，回家后就在《城市规划》杂志上撰文推介调查来的好东西，每篇却仅得稿酬300元。“考虑投入产出的话，我什么也不要做了。”而诸如此类的开创性课题，竟然都申请不到国家科研基金。去年，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成立，只能寄希望于社会有识之士的资助了。

一次一次从上海出发，又一次一次回到上海，阮仪三坚持着，一些梦想就在长久的坚持中慢慢变成现实。

（本文选自上海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