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的一次重要饭局：浅析夏启“钧台之享”后的华夏政治版图
在前文“御龙登天”事件解析：为何夏启之后的君王就不再是神了？中，笔者分析了夏启如何通过祭祀天帝而打造“家天下”合法性。然而神谕（鬼话）终究只蒙得住凡夫俗子，见多识广的部落首领们想来是付之一笑的。
想要所有人都匍匐在王权之下，天帝说了不算，还需要比如“钧台之享”这样的划时代饭局。
同样神话色彩浓厚的“钧台之享”，比起玄之又玄的“御龙登天”事件其实要简单的多。
▲钧台之享
谁参加了这场饭局？
“昔夏后启筮享神于大陵而上钧台，枚占皋陶曰不吉”--《御览》八十二引《归藏易》
《归藏》记载的正是当年的饭局，《正字通》曰“钧，大钧，天也”，钧台即天台，能够在天台上招待神仙，夏启的面子不可谓不大。
“（嵎水）东经三封山东，东南历大陵西连山亦曰启筮亭，启享神于大陵之上，即钧台也。”--《水经注·颍水》
地理巨著上也有记载，甚至当下仍有痕迹。现存古钧台在河南省禹州市第一高级中学院内，于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禹州知州于国璧筹资重建，上书“古钧台”，两侧有砖刻对联，上联“得名始于夏”，下联“怀古几登台”。
看起来像神话，其实没毛病。十年之后的夏启尚且具备“御龙登天”的神力，可见他也是一个神人，故而请来几个杂牌神仙也很正常。
“夏启有钧台之享”--《左传·昭公四年》
“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钧台。”--《竹书纪年》
正史上的“钧台之享”不过一场饭局而已，看似与经书略有出入，其实并不冲突，“享”本身就有两个意思：一是献祭，如《诗·小雅·楚茨》云:“以为酒食，以享以祀。”，祭祀只有祭品和舞乐是刚需，并不需要五彩霞光或者飞沙走石的天神下凡；二是通“飨”，请客吃饭而已，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云:“郑伯享赵孟于垂陇。”
▲壁画上很有仪式感的先秦饮宴
于是，所谓“钧台之享”就是夏启借着祭祀神灵的名义在大会诸侯而已。
奇怪的“枚占不吉”
在上文引用的的《归藏易》中还有一句话“枚占皋陶曰不吉”，意思是皋陶枚占后说这事“不吉利”，不是饭菜有毒，而是搞这样的聚会会产生不好的后果。
▲枚卜：用木签占卜
皋陶的出现应该是记载有误，如果这位老兄倘若还活着，那肯定轮不到夏启来话事，作为与尧、舜、大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更曾是夏禹指定的接班人，不过在《史记》里已经去世好久了，这里的皋陶应该为夏启的某位大臣或者祭司。
“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史记.夏本纪》
简而言之就是，伯益的威望不够，大家跑到了夏启那里认老大，在夏启守孝的三年里一直都是这种不清不楚的状况。
肯定的说，能够召集各方诸侯一起参加祭祀活动，并作为东家请客吃饭、联络感情，并不止于夏启的面子有多大，这其中显然带着浓厚的政治意味，名为吃饭，实际上表态和战队确实跑不了的。
但这样的事情难免有风险，大家看重的是夏启，而非夏后部落，尊夏启为君和承认夏后氏的家天下是两个概念，在当年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一不小心就会变成“鸿门宴”，会议次年的伯益“出就国”事件和有扈氏的甘之战恰恰就是“不吉”的现实根据。
钧台之享确立了朝贡体系，“家天下”的确立，显然与夏启的政治天赋和军事能力不无关系，当然，最重要的那股狠劲。
背靠背的“璇台之享”
诸侯从帝，归于冀都。大飨诸侯于璇台。--《竹书纪年》
这次饭局与“钧台之享”是同一年的事情，按照当时的交通状况，从通知到聚齐一年是不够的的，因此唯一的解释是诸侯们都没有回家，而是陪着夏启完成了迁都。
迁都这样的大事，祭祀肯定是少不了的，这些之前与夏启平起平坐的诸侯们再次当了一回祭祀的看客或者陪员，吃了一顿尴尬的饭。
▲宴饮百戏图
众人都放下方国的事物，陪同夏启折腾了大半年，接连参加了两次夏王朝的“开国大典”，要说其中不需要明确表态，笔者是不信的。
当然，是否有人丢下一句“陪你妹”而愤愤回国，那就不可知了。
伯益的来与“出”
既然邀请了天下诸侯，伯益自然也在其中，他也大摇大摆地来了。
虽然剑拔弩张，但伯益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古人远没有今天这么多阴谋诡计，外交活动一般都是国君亲自参加，暗杀或者绑架是极其令人不齿的行为，舆论对夏启气度和人品的评价，偷偷干掉伯益的代价甚至要比正面推平还要大。
其实在宋襄公被楚成王绑架和楚怀王被秦国扣留之前，大家从来没想过见个面还会出什么幺蛾子，所谓人心不古，不外乎此。
伯益来是来了，第二年又走了，《竹书纪年》记载为“出就国”，也就是回到了他的“封国”，从指定接班人到接受现任的敕封，伯益心中想必是万马奔腾。但然并卵，只要他不光明正大地扯旗造反，那就是天下默认的夏王朝下级机构--诸侯。
▲“禅让”想象图
今本《竹书纪年》后面也说了“六年，伯益薨，祠之”， 伯益善终，夏启派人慰问，接班人这档事就算是翻篇了，然而这很可能不是事件的本来面目。古本《竹书纪年》说了“益干启位，启杀之。”《史通》的《疑古篇》、《杂说篇》也提及“益为后启所诛”。也就是说双方可能爆发了战争，伯益被杀了。
“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战国策.燕策》
《战国策》则一语道破禹启父子合谋构建家天下的本质，这就如同曹操非要当周文王如出一辙，时势所然，并非不想。
总之，不管伯益是死是活、是反是归顺，毕竟没翻出什么风浪来。
有扈氏的野望
野望（日本语）：不合身份、离谱的愿望。
造反的“有扈氏”应该也参加了饭局，他们自然是“不服”的，回家之后召集反对势力，公然表示不服从姒启作新的领袖，进而爆发了甘之战。
《史记》中明确记载有扈氏也是大禹册封的姒姓诸侯，往上走几代跟夏启共一个祖先的那种。一个小宗带头挑战大宗的行为，显然不是替“禅让制”被摧毁而打抱不平这么简单，更深层次在于一种“彼可取而代之”的野望，这也是伯益没有掺和的真正原因。
▲甘之战
有扈氏很快为他们的不自量力付出了惨痛代价，整个部落被连根拔起，男丁被屠杀，子女世代充作奴隶。
史册上并没有甘之战的详细记载，唯独留下了一篇独特的战场动员令--《干誓》，“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命令部属各自奉行命令，忠于职守，努力战斗，还申命奉行命令者将在祖庙中受到奖赏，违背命令者，将在社坛前处死。）的狠劲令人不寒而栗。
▲夏朝地图
而在夏禹征伐三苗的《禹誓》中完全没有这样“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语气，全文都在讲讨伐行为的大义所在。墨子认为讨伐三苗的行为乃是“非以求以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显然是基于学派观点的片面之词，那些虚头巴脑的鬼话永远都不如赤裸裸的威胁和赏赐来得直接。二者真正能够被读出来的并非是大禹的仁德，而是禹和启两个时代最高行政长官权威的天壤之别。
看来，“钧台之享”的确是效果斐然。
总结前文，饭局前后的夏启完成了追随者的辨认和整合，并消灭了所有的反对声音，可见其意义非比寻常。
“钧台之享”的本质
对于夏启的追随者而言，明确站队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国家之间的联盟本身就是利益的结合，而非来自个人崇拜或者“仁德”。不论是村级行政机构的长官还是古籍里那些捧上天的部落联盟领袖，作为一个上位者最重要的一定是威信和手腕，无威信不足以发号施令，无手腕不足以掣肘制衡，夏启则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果敢。
臣服的方国领袖们将自觉或被迫去维护夏王朝的统治，夏朝的传承与他们的发展息息相关，哪怕是当奴隶，先来者总归是有些优待的，他们形成了一个应对联盟之外威胁（或者欺负别人）的利益共同体。
▲许多时候拜的是王座，而非君王
参加均台之享的诸侯们不自觉的成为了君主继承制的重要推力，在新的威胁势力崛起之前，大夏王朝的地位是稳固的。
从政治角度来讲，“钧台之享”是一次重要的方国盟会，也是一次主权的宣誓，饭局确立了夏启的“ 共主” 地位,，奠定了夏王朝家天下的政治基础,，同时也是我国文明时代开端的重要标志。自此， “禅让”正式被扔进了历史的故纸堆，全新的“家天下”模式逐渐被古人接受，并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统治的主要模式。
结语：“大道”其实古今一也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 ...以贤勇知，以功为己。”。--《礼记·礼运篇》
所谓“大道之行”，乃是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这显然是来自儒家的臆想，因为这种道德上的洁癖只会在个别人身上体现，而不能对社会全体成员奢求他们的无私和高尚。反之，“天下为家”才能体现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应有的思想觉悟，当然，大是大非除外。
▲夏代的甸服五等，体现的是跟血缘远近关系类似的亲密度
所以，从“禅让”到“家天下”并不止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迁，亦或是“人心不古”的悲叹，更多是一种人性的体现。这是历史的必然，谁都想干，只是力有不逮而已，唯有禹启父子两代人杰加之治水的不是功勋方能将想法变成现实。将镜头拉远一点，五帝时代的传承又成了黄帝的家天下，四周都被视为蛮夷，炎帝后裔被排除首领资格，这所谓的“大道”不觉得很虚伪和“双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