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秘奇观转向世界视野中的中华文明共同价值
从神秘奇观转向世界视野中的中华文明共同价值
——读董耀会《长城：追问与共鸣》
在民族复兴的发展进程中，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建构国家形象的战略需求日益迫切。而在世界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框架中，长城是最为稳定的元素之一。那么，以长城为主题的出版物对于世界认知中国具有何种共同价值?今天我们该如何讲述长城的故事才能产生跨文化的共鸣?知名长城研究者董耀会的著作《长城：追问与共鸣》以其独立思考后的结论对此给予了回答，引发我们的讨论。
一、 囿于“东方奇观”框架的中国长城出版物
所谓认知框架，托德·吉特林认为，是“在存在着什么、发生了什么和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上进行选择、强调和表现时所使用的准则”，他认为，认知框架的形成，媒介从中起着重要作用，“媒介框架是一种持续不变的认知、解释和陈述框式，也是选择、强调和遗漏的稳定不变的范式”。图书出版物是选择性地承载认知内容、形成认知框架的重要媒介。作者首先决定着图书框架的形成，他们自身主要通过内容主题和表达形态两个层面来理解框架，即确定说什么、怎么说。作者对主题的呈现，反映作者对某一主题的态度与倾向，直接影响着读者受众的选择性接触和选择性理解。受众群体虽然受到自身接受特征及所处社会文化的影响，但作者设置的框架对认知的作用往往也是显著的。
目前，长城在海外民众的认知中始终作为“审美奇观”存在，这与中国的文化形象首先呈现为东方古老的神秘文明相一致。有研究表明，在Twitter、YouTube和短视频网站Tik Tok等海外代表性社交媒体平台上，每个海外观众在面对中国文化时，都以面对一种“他者”神秘文化的态度去观看、去惊叹、去审视，长城与中国美食、中国功夫、民俗、汉字、网络文学作品等一样，作为中国元素，代表遥远的东方文化和中国形象引起读者们的兴趣。不应否认的是，在被观看的过程中，长城尽管富于魅力，但其形象的意义并不明朗，这与塑造真实的中国、与海外民众形成价值交流和呼应还有相当的距离。
这种状况仍在延续，其成因之一，在于它没有脱离西方文化霸权长期建构的背景。正如爱德华·萨义德上世纪60-90年代对后殖民时代的“东方学”“东方主义”进行文化研究所揭示批判的那样，东方是被西方话语权力建构起来的地理空间和认知对象，按照西方所认识的方式而存在。毋庸置疑，就是这种已经落后于世界历史进程的陈腐认识模式，今天仍然支配着相当一部分西方受众的头脑，在他们看来，被展览、不说话的东方文明越是壮丽辉煌，越能印证西方文明统治性的优越和对东方施加权威的合理性。以往对长城的认知框架无疑是被“他塑”的，然而历史走到今天，如果我们仍然仅仅局限于展示其作为历史记忆的东方奇迹，显然不但无法传播当代中国形象，为民族复兴提供来自历史根脉的养分，也满足不了那些渴望了解真实中国的海外民众的深层兴趣。
其成因之二，与长期程式化的中国文化自我对外传播方式有关。相当多的以长城为主题的出版物，仅仅满足于展现、再现它的辉煌，延续着奇观化的主题选取和讲述方式，例如，类似“长城是人类社会现存最宏伟的文化遗产，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等宏大叙事是最常见的主题，还有类似“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象征”等主题，往往浅尝辄止，尽皆语焉不详，恰恰对于近年西方读者提出的长城无用论、长城是历史上最愚蠢的建筑等不同观点，却鲜见有出版物给出深入而具说服力的价值评说。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的前60年，出版长城题材图书大约370种，近十年出版不下200种，因此总品种为600左右， 数量不可谓不多。对已经出版的图书进行大致分类：第一类是大众化的长城历史、科普等简介类图书;第二类是视觉化、图像化呈现的长城绘画、摄影等作品;第三类是工具化的资料性著作、年鉴、辞典、百科全书、志书等;第四类是学术研究性著作，涉及长城的历史沿革、不同地区长城考究、遗址考察、考古研究、军事防御、民族关系及学术论文集等等，比例较小。
进入“文化走出去”工程的我国长城出版物，面向国外众多读者的多是第一类和第二类，不少选题品种得到国家重大项目支持和出版单位的重视，有些还与数字技术融合，阅读形式方面精美且多有创新，但综观其主题内容的创作，仍然沿用传统的东方审美奇观化思维，集中于古代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古代中华帝国的攻伐故事，长城在地理上和历史上“点”的讲述，对于建构长城作为国家文化形象元素的认知框架，不免缺乏创造性的意义阐释。
二、立足当代世界解读长城的文明价值
将长城的文化意涵从“他塑”转向“自塑”，从东方的神秘象征转向站在世界视野重新认识它的共同价值，在当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个时期以来，全球化共识受到极大冲击，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方与地方之间文化趋同与差异、作用与反作用，越来越成为一个辩证的过程。我们应当看到，趋同，不意味着忽略各自的文化认同，差异，也不再意味着彼此的对立或隔阂，而是成为相互交流与理解的起点。全球化程度越是加深，人们越是应当警觉那些认为文化自成一体的极端保守倾向，而要在丰富文化的重叠交汇之中，保留独特性的同时发现相互的依赖性，开展文明对话和互鉴，共生共荣。
《长城：追问与共鸣》对长城的认识，最有价值之处就在于着眼于人类社会的共识，冲破了长城奇观化的被观赏状态，凸显出长城文明价值的普遍互通属性。
董耀会在书中从社会整体观出发，将书的主题确定为，长城之所以伟大、恒久，是因为它在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紧相伴随的过程中，回答了人类文明史上必须共同面对的三个基本问题：生死存亡、构建文明发展秩序、文明发展和延续。
中华民族的祖先为什么持续两千多年不断地修建和使用长城?正是因为长城的存在与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三个基本问题始终息息相关。
论著首先揭示，生死存亡是人类从远古到今天乃至到未来，必须要面对的第一大基本问题。长城作为防御体系，首先是要解决农耕民族的生存问题，同时也事关游牧民族的生存，不能解决生死存亡，一切都无从谈起，这一点对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都一样。长城内外不同族群的利益有大小之分、轻重之别，不论是长远利益、全局利益还是潜在利益，努力争取利益的最大化是所有利益主体的诉求。各种利益与生死存亡相比，毫无疑问都处于次要的位置，对长城以南的农耕民族如此，对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亦然。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有序化的交流与发展，总体上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
继而，构建文明发展秩序，是人类从远古到今天乃至到未来，必须要面对的第二个基本问题。人类有合作发展、寻求双赢或多赢的愿望，也有为了追求利益而互相排斥、对抗甚至争斗的事实。在适宜人类生活的环境中，人类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建立起各种法规制度，构建起有目的地进行文明发展的社会秩序。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其构建秩序的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长城的存在，调整了农耕和游牧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减少了双方发生战争的次数，在那个时代部分地解决了不同文明的冲突问题。
在这里，董耀会引述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中讲长城防御作用时的论述，“游牧民族的入侵还常常是一系列爆炸反应的最终结果，攻不破中国长城，或者遇上障碍物如在蒙古形成的富有侵略性的部落联盟，往往使游牧民族转而西进。接二连三的入侵犹如不断向西的一连串冲击波，最终使游牧民涌过奥克劳斯河、多瑙河或莱茵河。”他认为，匈奴人与蒙古人等西进，虽有着各自特殊的原因，但长城强大的防御使其不能轻易南下，转而西征也是一个原因。
论著还论证提出，长城的存在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延续提供了保障。长城自产生之始就伴随着中国文明的发展，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几乎同步，人们世世代代劳动、生息、繁衍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保持着绵延不断的历史记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脉络和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城也是中国文化的根脉。从民族存续时间的长短、该民族所创造的文化的传承质量来看，长城又堪称人类文明的标志。
论著对长城蕴涵的文化观念的解读颇有见地，其一，体现在对长城存续所彰显的统一观的认识。长城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文化对统一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具有悠久的国家统一的历史，追求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方向，这一点长城是最好的证明，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统一，就可以减少冲突及战争，有利于民族融合、社会管理。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粮食的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形成稳定和安全的需要尤其迫切，这就是中国古代两千多年来持续修建和使用长城的社会基础。其二是长城防御功能所彰显的和平观。修建长城与征伐相比，前者的社会作用更积极。对战争进行有效控制，也是长城防御体系产生的文化基础，中华文明不主张崇尚武力，主张“非战”、“非攻”，讲“和为贵”，奉行与人为善、以邻为伴的行为准则，还强调和而不同，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在传统文化思想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古代王朝政权才会不断地修建长城。修建长城为的是不打仗，至少是为了减少打仗。古人以其智慧建造的长城，最终的目的是防御，通过防御最大限度地化解战争。几千年来，长城是永备防御工程，反映了中国人希望实现永久和平的愿望。
董耀会早在上世纪80年代血气方刚的年纪，曾完成与伙伴一同历时508天从山海关徒步走到嘉峪关考察明长城的壮举，从那时至今，30多年投身专职的长城保护和研究，历任中国长城学会的秘书长、常务副会长等，出版了《明长城考实》等10余部专业著作，担任12卷本《中国长城志》的总主编，是一个不折不扣一生只做一件事的人，在他专注于走长城、读长城的生涯中，对长城文明价值的思考和理解不断加深。
1998年和2002年，董耀会按照外交部的安排，曾先后担任布什、克林顿两位美国总统游览长城时的讲解专家。当美国总统面对长城这一人类最伟大的古代防御工程时，提出了一个大多数人都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大的人力和物力来修筑长城?董先生当时这样回答：要建立起农耕与游牧交错地带的秩序才会修长城，中国人修长城是为了和平，因为修建长城的人不可能背着长城去打仗。
这段已成往事的对话意味深长，反映出国际社会、海外民众对中国长城的文明价值很不了解，并且他们从特定的社会文化导致的预存立场出发，也很难达成理解。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长城本身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文化现象，人们对它的认识仍在不断深入。时至今日，为了建构中国文化形象、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人类文化和精神价值的维度，立足当代世界对长城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使它以更具普遍性的意义符号，产生价值共鸣，这是国人不应回避的使命。在这方面，《长城：追问与共鸣》就像它的作者所说的那样，努力去做了一番既符合历史、又符合时代精神的重新解释，因为它不仅关注了长城是怎样的，还尽力回答了长城的“为什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本为那些真想了解长城、并通过了解长城而增进对中华文化理解的人而写的书。
三、形成整体性的长城价值传播
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长城：“约公元前220年，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将修建于早些时候的一些断续的防御工事连接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用以抵抗来自北方的侵略。在明代(1368-1644)，又继续加以修筑，使长城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军事设施。它在文化艺术上的价值，足以与其在历史和战略上的重要性相媲美。”
《长城：追问与共鸣》提出，从这段评价可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绝不仅仅是明长城或长城的某一段、某一个点，而是整体，包括秦始皇长城，也包括秦之前早期的秦、赵、燕长城，与此同时期的其他战国长城也应该包括在内。很多人去过长城，或是去过八达岭长城、山海关长城等某一个点，然后，就以为那是中国的长城，其实，绝非如此。因此，我们对长城的体量和历史必须加以整体性的把握。
为从整体上体现长城的国家文化标识意义，2019年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委员会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做出了顶层设计，从国土空间规划的宏观布局层面展开规划建设，开启了前所未有的长城系统性保护、利用。
因此当前一个时期，就长城主题的出版物来讲，首先，从长城体量的长和历史的长两个坐标来设置内容主题，有助于整体推进长城的价值传播，表达的空间余地更大。同时，笔者认为，出版界关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建设中的带、段、点、区域的实体保护、传承固然重要，对长城精神和文化价值加以提炼，具体有效地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提供精神文化内涵，使其融入当代、面向世界，更加值得关注。另外，长城具有跨文化的属性，它能够形成很强的认同感、适应力，是塑造我国文化形象不可替代的载体，借助公共外交的力量，率先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特别是国内外青年网络社群中达成对长城价值的认同十分重要，有利于长城出版物的主题借助民间场域的融媒体传播，润物无声地讲述长城与中国的故事。
这一切的前提，有赖于我们不再是站在中国看中国，而是站在全球未来走向的高度看待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影响。我们自身转变对长城文明价值的呈现视角、表达方式，使其深入人心，正是这样一种转向。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城：追问与共鸣》洞见良多，弥足珍贵，颇堪引发更多读者的共鸣。(完)
【注释】
常江、田浩：《2018年中国国际文化形象研究报告》，张昆、张明新主编：《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报告(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84页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40页
徐丽丽：《建国以来长城主题图书的出版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印刷学院，2010
【作者简介】
陈玉，女，1969年8月生，博士，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燕山大学出版社社长，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领域为新闻出版理论与实务、信息舆论传播与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