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超常教育”是正常的？

超常儿童，是指智力发展突出优异，或具有某方面特殊才能的儿童。在古代，这类儿童被称为“神童”，以为他们是天降神赐的。超常教育，不是将普通儿童培养为超常儿童的教育，而是为超常儿童提供的教育。

我国的超常教育始于1978年，那时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少年班”——是针对早慧少年的一种特殊教育模式。1978年3月，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的建议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了少年班。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随后也开始招收少年大学生。

在大学少年班遍地开花的同时，一些中学也开始试水超常儿童教育。

1985年，经北京市教育局批准，北京八中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合作，创办了北京八中超常教育实验班（简称少儿班）。少儿班学制四年。招收有北京市户口、年龄10岁左右、具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的智力超常儿童，经4年培养，使他们完成小学五、六年级、初高中全部课程，即完成普通学生8年的学业。

1987年，人大附中在高中组建了第一个超常儿童实验班，刘彭芝担任班主任和数学老师。而高等教育出版社也曾推出她主编的《人大附中超常儿童培养纪实丛书》，书中讲述了八位超常儿童梦幻般的成长经历。其中一位是F1车手程丛夫，书中写道：“这所以尊重个性为教育理念的中学，给程丛夫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和支持，成为程丛夫成长道路上强大的'心灵后盾’。”

超常儿童教育实践及研究者认为，由于超常儿童与普通儿童的发展速度与程度与普通儿童存在明显差异，他们对为大多数设置的教学内容和形式感到无聊，在这样的课堂时间长了不仅不利于他们的成长，而且也对教师教学造成干扰还可能对其他同学造成不良影响。

简言之，超常儿童在普通班里“吃不饱”，需要“开小灶”，这样对普通班教学以及超常儿童成长都有好处。然而，在应试教育的社会环境中，超常儿童教育并非顺风顺水。

由于种种原因，当年竞相开设的大学少年班相继停办。即使对于坚持至今且公认的办得比较好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也有学者持否定态度。

2008年，人工智能研究专家蔡自兴在出席中科大少年班创办30周年庆典时，曾直言不讳地提出，大学办少年班不利于学生性格、情商的培养。虽然承认早慧少年是存在的，但单独为其办班，花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是浪费。少年班和超前班的“超前教育”实为“超智教育”，其录取标准主要看智商和考分，往往只注重智力教育和考试成绩，而忽略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对于一个人的成功来说，非智力因素比智力因素重要得多。身体素质、心理因素、道德情操、美学素养、交往能力、创造能力、劳动观念、自理能力和求生能力等非智力因素，应是衡量学生素质的重要指标。如果让孩子过早或过重地承担与其年龄不相适应的脑力劳动，那么必然严重损害孩子的身心健康。享受“超前教育”的学生往往存在一些共同弱点，如不会自理、不懂交际、比较自负、神经衰弱等。过早地“开发”学生的智力，使早慧少年早熟，这是十分危险的。这样做不仅不符合少年身心发展规律，也违反了自然规律。“超前教育”名为“快出人才，早出人才”，实为揠苗助长，是少年教育的误导和误区。

事实上，批评者的最大担忧，就是超常儿童教育不利于这部分孩子心理和情商的健康发展，甚至剥夺了他们作为儿童应享有的权利和生活乐趣。中科大少年班当年的一位“明星少年”后来遁入空门的案例，也助推了这种反思。

美籍华裔学者沈宁在《培育自由：美国教育观察笔记》一书中写道，美国的很多家长并不想自己的孩子是“天才儿童”，也不愿意把天赋突出的孩子送到所谓的超常班。“天才儿童容易离开人群，而孤独的人没有快乐”，即便是天赋突出的孩子也要“尽可能多地享受儿童和少年该获得的快乐，那他就得具备与人交往的充分能力，那种能力在书房中读不到，只能在丰富的社会生活中才能锻炼成功”。

尽管存在争议，国内外的超常儿童教育依然在探索中行进。尤其在我国，“钱学森之问”引发的社会反思使得基础教育界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语境下，重新审视超常儿童培养问题。

有研究者认为，超常教育正是在打破常规模式，培养杰出人才的一种探索。而在探索过程中首先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对超常教育进行定位。超常教育是针对超常儿童的教育，是特殊教育的组成部分，不是“超乎寻常的教育”。要在进行超常教育之前，利用相应的测量工具，鉴别超常儿童。二是在完善普通教育基础上，再进行符合教育规律的超常教育。绝大部分孩子接受的还是普通的教育，但如果普通教育自身就有问题，需要改革，那么整个社会的创新力肯定是不足的。在此大背景下，想以少量的天才改变杰出人才匮乏的现状只能是奢望。不仅如此，匆忙地开展超长教育的话，少数的天才也有可能被毁掉。因此要在教育改革的同时，对超常儿童进行系统性的教育研究，为超常教育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