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深圳的发展模式，带来哪些重要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和上海两座城市都取得了瞩目成就。深圳和上海两种代表性发展模式都是从工业型经济开始起步，然后逐步向创新型经济、知识型经济和服务型经济过渡，并且在创新型经济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等方面也有很多共性。深圳和上海外向型经济模式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很多的成功经验和启发。那么，这两种模式有哪些共性和区别？又给其他城市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启发？一起来看。
来源 | 《人民论坛》杂志及人民论坛网（rmltwz）
作者 | 国家重点重点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区域经济首席专家，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系教授、博导 吴福象
深圳和上海开放初期的工业型经济模式有何不同？
深圳和上海两座城市发展模式的异同点可以从多个侧面来进行解读，本文侧重于从经济类型方面进行展开。概括而言，深圳和上海两种代表性发展模式在工业型经济、创新型经济、知识型经济和服务型经济等四种经济类型方面，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
首先，在共性方面，两种模式都是从工业型经济开始起步，然后逐步向创新型经济、知识型经济和服务型经济过渡。其次，在差异方面，两种模式在起点和经济类型上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
具体说来，就起点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即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之前，深圳仅仅是一个小渔村，根本就没有像样的工业，更谈不上工业型经济。相反，上海却具有相当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国有企业为支柱的自我循环的工业体系比较发达，尤其是重资产的工业型经济，很早就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很高比例。与此同时，上海还承担了关系民生福祉的消费品工业保障性供给的使命。
就经济模式而言，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外资尚未深度进入中国大陆之前，上海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型经济基本上都以内资循环为主，其经济模式的典型特征是重资产的工业型经济。与之相比，20世纪80年代初期，深圳市作为最早的开发开放试点城市，与全国的改革开放基本同步，但其国有经济成分比例很低，几乎可以忽略。
当时中国经济的一个最为根本的现实情况就是，国内消费需求巨大，而消费品工业的供给却不足，存在巨大的供求缺口。同时，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四外”（外资、外贸、外债、外援）经济模式尚未起步，外汇储备严重不足。
由于具备毗邻香港（国际性开放大都市）的地域优势，处于改革开放“前哨”的深圳，自然成为利用外资、探索外向型经济模式的主战场。在此特定阶段，外资享有超国民待遇，享有“三来一补，两免三减半”的优惠，因而纷纷在深圳市周边投资建厂，大量招募内陆务工人员。就在同一时期，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全面推行土地包干到户。国家对农村土地政策的松绑，释放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加之国家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因而成就了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省境内毗邻深圳市的佛山、东莞等城市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创造了这些城市在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白色家电等领域的“制造业之都”的奇迹。
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起，深圳市（包括其周边的很多中小城镇）经济模式的基本类型是以发展为外资代工的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型经济，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外资牵引”为主，辅之部分“老板进城”。具体而言，外资是珠三角发展制造业的绝对主角，外资牵引造就了中国华南市场的工业型经济模式。本土一些先知先觉的老板开始尝试以代工方式为外资进行制造业配套，但其第一桶金的最根本来源大多是深圳市及其周边居民早期拆迁安置的补偿款。在“三来一补，两免三减半”的吸引下，一些获得土地拆迁补偿的利得者纷纷开始效仿，将资金转移至海外注册公司，然后采取转口投资方式进入内陆投资建厂。这些做法又进一步加速了深圳市及周边一些中小城市和乡镇以“外商投资”为主体的制造业的兴起，加速了中国南方市场的工业化进程。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外资是此阶段中国大陆南方工业型经济的主要引擎，但这些资金除了部分港资和新加坡资本外，大多是中国台湾地区的资本。这些资本借道新加坡、中国香港进入中国大陆南方市场，最先落户的目标地区是福建沿海和广东珠三角。虽然在此期间日本以丰田为代表的汽车制造业也进入了中国大陆，但早期的日本汽车制造业大多以整条流水线搬迁方式转移，包括制造零部件生产和相关服务等都是以自我配套为主，我国制造业企业很少有机会直接参与到外资汽车行业的整车制造业务。因此，当初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并没有得到真正实现。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差不多已有十年。在此十年之间，外资逐渐由华南地区北上，渐次进入了长三角的江浙地区，中国制造业消费品的短缺逐渐得到了根本性缓解。此时，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迫切需要由进口替代全面转向为出口导向。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90年代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正是在外资选择北上和中国出口导向模式亟待升级的双重合力下应运而生的。
深圳和上海起飞阶段的创新型经济模式比较
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比深圳改革开放要迟到十年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如上文所述，20世纪80年代初，外资进入中国大陆主要以中国香港为跳板，依托其进行转口贸易和投资。由于外资的主要来源是亚洲“四小龙”，所以就近落地的自然是以广东为主的珠三角地区。20世纪80年代，大陆吸引外资的主要使命是探索利用外资的模式，并解决国内工业消费品的供给不足问题。其次，伴随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外资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大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才全面到来。从此，深圳和上海开始步入了起飞阶段，并由此开启了两个城市的创新型经济模式。
20世纪80年代之后，深圳市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利用外资发展本土制造业的道路，同时，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成就也可圈可点。一方面，长三角南翼的浙江省凭借其独特的温州模式和义乌小商品经营模式，不仅成功地探索出了以家庭企业和家庭作坊为生产单元的本土制造业集群模式，而且凭借其小商品在国际营销方面的“精、专、特”赚取了大量外汇；另一方面，长三角北翼的江苏省苏南板块，创造性地利用上海“星期日工程师”的技术优势，成功地探索出了以乡镇企业改制为主体的本土制造业发展的另一种模式——“队生产”模式。
此时，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得益于长三角南北两翼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对技术升级的进一步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浦东通过引进外资发展总部经济，成功地实现了制造业研发和生产功能在总部经济和工厂经济上的空间分离。从产业分工角度来讲，一方面，上海浦东通过在金融、研发、航运等方面的总部经济地位，为其外围的制造业工厂经济供给生产性服务业；另一方面，上海浦东的总部经济发展，又得益于其周边巨量的工厂经济在制造技术方面的强劲需求。
此时，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也在更开阔的空间上为周边地区带来了经济和产业的溢出和辐射效应。特别是随着江苏境内的跨江大桥通车，上海周边如苏北沿海地区可以通过其进行资源与产业转移，进而成为上海经济中心的发展腹地和跳板。同时，苏北沿海城市发展起来以后，将进一步辐射苏北内陆城市，有助于其被纳入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腹地，苏北板块内部的经济联系和互动效应势必加强。此时，上海作为总部经济基地，凭借其在区域一体化中的领导地位，可以强化和提升周边的苏南板块在长三角原有的优势产业（包括电子信息、移动通信、信息网络和计算机等）地位；而苏南和苏北可以利用上海的溢出和辐射效应，结合各自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作出相应调整，强化自身优势并进行差异化定位。
基于同样的道理，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和发展，深圳市及其周边城市制造业的体量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此时，深圳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迫切需要在功能上实现专业化分工和空间分离。至此，深圳市和上海市一样，开始全面步入了创新型经济时代，甚至是知识型经济和服务型经济时代。
在创新型经济语境下，深圳和上海两种模式的共同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两地都有证券交易所，且证券交易所都具有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为两个城市及周边地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两地在创新型经济、知识型经济和服务型经济等方面都承担了所在区域和市场总部经济方面的服务和辐射功能。
深圳和上海两座城市在创新型经济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产业内容和承载使命两大方面。首先，两地创新型经济所依托的创新在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方面的起步是不一样的。由于在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没有什么传统工业基础，改革开放之后发展的工业也大多是轻资产工业，因而，深圳市创新型经济服务的对象大多是一些小而轻的制造业，包括互联网、电子信息、虚拟智能穿戴等轻资产行业。相反，上海创新型经济服务的对象更多是一些大而重的制造业企业，包括钢铁石化、海工装备、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和轨道交通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资产行业。
其次，两种模式虽然同样以先进制造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在技术创新方面都比较容易实现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但在制度创新方面的差异十分明显。深圳模式由于大多以民营经济和轻资产经营模式为主，因而在制度创新方面实现起来比较容易。相反，上海模式由于国有经济和重资产成分比例较高，因而在制度创新方面需要兼顾的因素非常多，改革的阻力和困难也要大得多。由此可见，深圳市创新型经济的市场化因素比较明显，市场化的效率因素亦比较明显；上海市创新型经济更多地带有调和性质，更加强调多种创新方式并重。换言之，上海浦东发展模式要更多地考虑到民生性问题，更多地兼顾公平性原则。
基于同样的逻辑，两种模式在知识型经济和服务型经济方面的差异也非常明显。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知识型经济，无论是轻资产经营还是重资产经营，虽然在以智力资源为主的知识、高素质复合型人力资源服务方面具有共性，但在实物资产贡献度的识别方式和利益分配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总体来讲，深圳模式按照市场化的效率原则来实现相对容易操作，但上海模式更多的则要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等更加复杂的因素。比如，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一体化均上升为国家战略之际，三个区域板块在国家战略中承担了不同的职能。京津冀可能更多的是承担彰显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窗口功能和示范功能。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长期以来处于领先地位的对外开放优势，可能更多的是承担国家对外经济和技术开放的政策窗口和政策导向功能。长三角作为中国制造业技术高地和技术前沿阵地，可能更多的是承担技术窗口和技术服务功能。三者互联互动，相得益彰，形成了当前中国最有魅力的集政治体系、开放体系和技术体系于一体的体系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战略中的经济职能赋予了上海更加重大的历史使命。在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可分离的大背景下，未来，上海在区域一体化中的协调联动功能和示范引领地位还会进一步提升。
两种发展模式带来哪些启示？
无论是深圳模式还是上海模式，都以发展工业型经济为起点，后来都步入了创新型经济、知识型经济和服务型经济，并且在创新型经济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等方面有很多共性。
首先，两种发展模式都在积极寻求技术进步，通过不断改变增长方式实现城市和产业转型；都经历了从主要依靠物质要素投入驱动增长，到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量的驱动增长转变；都是资源节约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成功典范。其次，两种发展模式都通过大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创新型产业成为承载城市经济结构的主体，战略性创新产业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传统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化发展和跃升。再次，两种发展模式都注重探索企业结构的转型，科技型企业成为当地主要的企业形式；都在积极探索企业、政府、研发机构、中介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区域系统性协同工程和模式，积极寻求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实现当地创新型经济发展的路径和模式。最后，两种发展模式都遵循了“加工代工→技术模仿→自主创新”的技术演化路线；都重视并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在许多领域都成功地探索出了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深圳和上海两种外向型经济模式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很多成功经验和启发。这里以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创新转型的要素和载体两个方面为例进行说明。首先，任何一个城市和区域的发展，都需要遵循先做好企业再做好园区的路径。长期以来，深圳和上海两种模式都重视学习美国“硅谷”高技术产业园区、美国波士顿128号公路技术园区、韩国大德，以及中国中关村高技术产业园区先行的成功经验，成功培育出了上海张江高科、上海漕河泾、上海创智天地园区、深圳天安数码城等一流智慧商务园区。
其次，要有重视打造完备的产业链和构造一体化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产业思维。历史上，深圳和上海两种模式都遵循了产业发展的认知规律，即“完善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体系和支撑体系—良好的成果转化体系—大规模生产制造的组织能力—良好的技术扩散网络和科研带动能力”的创新路径。
最后，要重视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开放创新、人才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互动与协同，努力实现创新型产业高速化、传统产业高端化、要素投入高级化、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化。第一，要以制度创新为切入点，吸引创新型人才和资本进入，实现创新型产业的高速化发展。第二，利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完成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引导其向高端化发展。第三，加快人才培养和引进，完善相关机制，提高要素投入质量，实现区域经济向创新驱动的战略转变。第四，以制造业为基础，加快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与运行质量，实现互动发展。
当然，每一个城市的发展和战略谋划都需要充分考虑到其所依赖的特定的历史条件。要结合特定区域的自然资源状况及其基本特点，结合本城市和区域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发展水平制定规划。要结合区域已有产业结构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城市发展的技术导向、结构导向、资源导向模式。要着力引导城市和区域的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方向转变，要以主导产业为核心，优化自然资源开发和加工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要遵循产业发展的技术特性，针对制造技术在工艺嵌入式创新、工艺驱动式创新、纯产品创新、纯工艺创新等模式和类型的特点进行灵活权衡与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