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生还是不生？
Yee君说——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经济腾飞社会繁荣的中国，却面临着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却影响深远的问题--信任危机。如果孩子们出生的环境足够恶劣，那么在完成家族传承和人类繁衍的责任之后，中国夫妇很有可能拒绝生下下一个可能被问题疫苗和毒奶粉威胁的孩子，千千万万个唐小何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时，一味的发展经济不是解决社会发展瓶颈的关键，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才是，毕竟我们都是社会动物。
未来，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在北京东直门的一家装修时尚的咖啡店里等唐小何。咖啡馆里的每一处装饰都似乎象征着中国首都的繁荣，当然一杯卡布奇诺的价格也并不便宜。
35岁的唐小何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在一家大型旅游公司工作。当我通过微信这一社交软件向大家宣传并呼吁我的想法后，她很快联系了我。我当时正在微信上寻找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女性，她们很愿意为了我正在进行的研究，讲讲她们这些年的就业和为人父母之后的转变。为了避免同事们中午经常光顾的餐厅，小何选择了这家离她办公室两英里远的咖啡厅作为见面地点。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采访了82位女性，我总会问她们生了几个孩子，以及她们是否还想继续生一个。小何很坚决的说了“不”。但这并不让我感到惊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2015至2016的这一年中，也就是在2015年底独生子女政策结束后，中国新生儿总体出生率上升了0.88个百分点。尽管在2017年二胎数量有所增加，但现在中国迎来新生育高峰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很显然中国城市家庭不想要更多的孩子。
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甚至暗示大家可能进一步放宽目前的二孩政策，以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在1980年至1987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女性，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代有机会生育不止一个孩子的中国女性。然而，现在这一代人被夹在抚养孩子和照顾老人的责任中动弹不得。
唐小何出生在中国河北省的一个小县城里。像她那一代的许多女孩一样，她以优异的成绩通过高考考上了心仪的大学，后来留在北京找工作，现在她把北京当作自己的家。
和那一代的女性一样，她在父母和公婆的帮助下养育着6岁的小女儿，同时她也肩负着照顾老人的责任。同时兼顾她的女儿、坐在轮椅上的母亲和一个高级管理职位，是一项不小的挑战，但却也在她的承受范围内。
但这些并不是她告诉我的不想再生孩子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她的恐惧。
她害怕有毒奶粉和含铅玩具，她害怕没有经过皮肤测试的尿布、不安全的疫苗和托儿所虐待儿童事件，但她也只能在心里偷偷的担心这些，因为她并不能改变什么。在大都市光鲜亮丽的生活方式和外表下，唐小何向我坦白了自己的焦虑和烦恼，这些烦恼有时甚至让她夜不能寐。
城市中兴起的中产阶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改革开放和迅速的经济发展提高了个人收入，还伴随着房地产价值的不断上升，城市户口或居住证等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比如高质量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这些闪闪发光的条件使他们忠于自己的国家。
很明显中产阶级倾向于抵制社会改革，因为社会改革会降低城市和农村居民之间、富裕的东部和贫穷的西部地区之间的门槛和差距，或者影响现有的教育体系，从而削弱他们本来有的权利。
在发生了一系列与儿童福利有关的丑闻后，人们对企业和制造商的道德底线以及地方机构的监管权力产生了病态的不信任感。这种信任赤字用一句谚语来讲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大概意思就是:“不要参与任何不涉及自己的利益的事情，要像一个被挂在屋檐上的灯笼那样冷眼旁观。”
相反，人们经常动用自己的资源或通过网络来解决任何问题。唐小何以前让自己在英国生活的大学朋友给她代购奶粉，她还让亲戚朋友在国外旅行时帮她买很多外国制造的尿布。她愿意为这些“洋玩意”支付比原价更高的价格，通常也叫做”还人情“。唐小何解释说，这是中产阶级面对现实问题使用的常见策略——自己掏腰包来解决问题。
她认为钱可以让任何问题消失——直到最近发生的疫苗丑闻。她的女儿接种了长春长胜制药公司生产的白喉、破伤风、小儿麻痹症和乙肝疫苗。但在2018年7月，数十万只疫苗出现了问题。
”我女儿接种了这家公司的疫苗。我对此感到很生气，但我无能为力。我原本以为我们可以避免这些烦恼。但无论你有多少钱，都无法躲过这些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的问题。
她继续说:“我为什么要再带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不能相信这个社会上的任何人或任何事了。
中国政府实现了20世纪最成功的经济转型之一，让许多人口参与其中的改革和变化。然而，要修复人们与企业、地方机构和社会之间破碎的信任链可能会有些困难。国家可以利用教科书中的每一个技巧来鼓励中国公民生更多的孩子，无论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国家的经济。但如果中国夫妇们担心孩子的社会福利会受到威胁，那么，他们也就不会认为生更多的孩子有什么意义。
作者：Liu Ye
译者：Sara Yang
编辑：杨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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