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后,黄兴还乡

辛亥后,黄兴还乡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10月20日   05 版)

  ■王金华

  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各方纷纷推举黄兴为陆军总长,不少人请托内阁总理唐绍仪说项。袁世凯一再否决唐绍仪提议,任命其嫡系段祺瑞为陆军总长,而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统辖两江一带军队。自然遭到黄兴断然拒绝,他早有功成身退的想法,没有拒绝陆军总长职务,有为同盟会保存实力的权变之意,参谋总长则意义不大,又激愤于袁世凯之奸猾,解甲归田意愿更加强烈。之后,袁世凯又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唐绍仪心怀歉疚,但一再劝说黄兴就任,黄兴无奈之下表示:“公须入同盟会,且以王芝祥督直,我方担任。”没想到唐绍仪完全接受,黄兴只好如约担任南京留守,以个人委屈换取两件有利本党的大事。两个月以后,即1912年6月初,南方军队遣散安置基本完成,黄兴又辞去了南京留守职务。

  此后,在袁世凯多次邀请之下,黄兴在九月初北上一行,一个月后返回上海。10月23日,黄兴乘坐楚同号军舰由沪返湘,中间在武汉稍作停留,参加武昌首义周年纪念大会,随后由黎元洪特使曹亚伯陪同,在10月31日抵达长沙。8年前武装反清计划泄露后,黄兴仓促逃离长沙,而今以胜利者、建设者的身份载誉归来,尽管心底还有政治壮志未酬的遗憾,但故园山水、父老乡亲、旧雨新知,都倍感亲切。

  廿九场欢迎大会

  当天上午8点,湖南都督谭延闿率领大小官员、各团体代表齐集小西门外湘江码头恭候,市民围观者如堵,不下七八万人。下午一时30分,楚同号军舰抵达,在欢迎的炮声中,谭延闿登舰迎请黄兴上岸,然后两人骑马并行入城至都督府。黄兴休息片刻,得知数万欢迎者还在省教育会坪等候,即赶赴现场。仇鳌主持大会并致欢迎词,市民三呼万岁,气氛异常热烈。黄兴发表了简略的讲话:“余去湘已八年,今日承父老兄弟之欢迎,予心滋愧。但予尚有许多话与父老兄弟一谈,今日为时过迟,又地大不能听之明晰,予居湘尚久,俟异日徐徐谈论,今日道谢而已。”不过这确实只是一个开始,之后还有29场欢迎大会。

  各团体竞相申请开特别欢迎会,日期安排不过来,只好由欢迎事务所统筹排定场次和日期,并登报公开。从11月3日至13日,国民党湘支部、湖南军警界、湖南圣公会、湖南政界、共和党湘支部、明德学校、周南女校、旅湘湖北同乡会、湖南学界、湖南农工商界、湖南商务总会、湖南光复会等先后组织欢迎大会;11月14日至21日,黄兴偕陈嘉会等赴湘潭、醴陵、萍乡、安源等地考察矿务,湘潭各界、湘潭国民党支部、湘潭共和党支部、醴陵各界、醴陵国民党支部、醴陵瓷业学校、安源煤矿公司及团体、萍乡各界、株洲学界先后组织欢迎会;12月初在长沙县龙喜乡凉塘村老家,乡亲们组织欢迎会。每次欢迎大会,黄兴演讲必不可少。

  黄兴辞去了所有职务,以普通人的身份返乡,开口即称“兄弟”“父老乡亲”,湘省上下都称“黄先生”“黄克强先生”,根本不提原来的职务,报纸新闻也不例外。但是,在湘人心中,“英雄”“伟人”的形象已经固定了。

  欢迎会开得成功,听众反响好,除了黄兴的人格魅力,还因为演讲简洁有力,言之有物、言之动情。发表的演讲稿都是短文,最长的也没有超过二千字。在湘潭共和党支部欢迎会上的讲话仅二十余字,在旅萍乡湖南学生会等团体欢迎会上的讲话仅六十余字,在醴陵瓷业学校欢迎会上的讲话仅一百二十余字,但层次分明,寥寥数语,意义明了,干净利索。一般还有听众发问和来宾讲话,针对现场提出的问题,黄兴的演讲里都有比较自然的回复,由此看来,可能事先并未准备讲稿,只是他本人即兴发挥。在湖南烈士遗族欢迎会上,仇鳌逐一点及谭嗣同、唐才常、刘揆一、禹之谟、林圭等湘籍烈士及到场遗属,然后请黄兴演讲,“先生甫致训词,泪如雨注,沾濡所着之西衣。自以白巾频拭其面,呜咽不能成声”。与会之人也大受感染,“合堂均衔感洒泣,几不能仰”。言谈举止之间,亲和朴实无处不在,让人敬佩。祭祀殉义烈士,自谦“兴也无能,尚保残生”。共和党多次邀请黄兴出席活动,因为政见各异,黄兴虽然不大乐意,但依然谦谦有礼。

  黄兴此行自然关心政党政治,有推介宣传国民党的目的,但他的政党观是民主的、开放的,并不狭隘。针对刚刚起步的政党政治,黄兴指出,实行政党内阁,一党在朝、一党在野,人才分散,势必无法满足建设需要,“何如萃全国之人才,合为一党,以共同救济今日之危局也”。也确实是制约袁世凯日益膨胀的总统大权、维护民国成果的必要措施。黄兴虽然鼓励湘省国民党做大,让他党全部归于旗下,但“非吞并也,魄力使然也”。希望大家“持政见不持党见”,无论何政党都应该号召成员以道德学问相结合、不以势力利益相结合,对于他党尤其“当以道德学问相切磨、相辅助,不当以势力权利相夸耀、相凌铄”。黄兴秉承平等、民主、谦逊、亲和的风格,辅之以社会政治观点宣讲,一时为国民党加分较多,自然引发了共和党、共和建设讨论会“脱党”“退党”潮流,相应壮大了国民党队伍。

  归隐只是一个梦

  1912年10月23日,黄兴从上海启程,两天之后恰逢他39九岁生日。其时军舰在长江江心夜航,万籁俱寂,江天苍茫,抚今追昔,遂赋诗《三十九岁初度感怀》: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入夜鱼龙俱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这是第一次将退隐之意形象于文字,有政治抱负未酬的淡淡失意,但平淡看待以往的功业,谦虚而真诚,毫无怨尤之气,足见人格和境界之高尚。此后数日,黄兴还有《岳阳旅次赋诗》《游赤壁联》,“中流自有擎天柱,明月多情照客船”,“待我三年五载,必艳称湖南客小住黄州”,其情怀和主题都是前诗的延伸。

  《三十九岁初度感怀》不胫而走,和诗不少,在《长沙日报》也有多首。例如,陈凤冈的《和黄克强先生三十九初度原韵》:而今世局未全非,却报将军挂剑归。铜印金戈征往事,清风浊酒对斜晖。东山自系苍生望,南国曾无旧业依。且看一舟湖上去,儿童争欲解征衣。天下大局未定,百姓寄予厚望,而伟人解甲归田,联想当年变卖家产革命,如今并无多少家业,深表遗憾、担忧和敬慕。其余作品也多是对黄兴功业、辛劳和才情、高格的赞扬和怜惜:“英略不输华盛顿,诗情何减谢元晖”,“怜君还者战时衣”。

  但是,黄兴能够真正实现归隐田园吗? 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梦。还在回湘途中,接连收到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谭延闿、蒋翊武等的多次来电。袁世凯是不放心,一直在跟踪、试探、笼络,甚至算计。在武昌接到谭电:“我公安抵鄂垣,回湘有期,造福宗邦可立而待,谨代表我湘父老昆弟以志欢迎。何日南上,仍候电示。”谭延闿出于敬佩、欢迎和地主之谊,但更有借力维持湘局、推动地方发展的愿望。长沙县知事姜济寰在欢迎会上提出实业、教育、警察三项,均“须黄先生指导”。革命胜利、民国告成,黄兴也辞去了所有职务,但地方发展、青年出路、烈士遗族抚恤、故旧求助等,问题连绵不断,并且都无法置之度外、无法拒绝。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不在其位的黄兴也深感为难,只能动之以情,甚至放下身段求人。

  辛亥革命胜利之初,黄兴就提请民国临时政府安排一批公费留学名额,让投笔从戎的青年继续学业,并敦请各省选送优秀青年公费留学。对于湘省尤其关注,多次致函谭延闿,说的极为诚恳,建议像粤省一样大量派遣留学生。黄兴从青年学生的革命贡献和人才培养的必要来分析,认为对那些不求权利、不求荣誉的革命志士,“犹令其废时失学,甚非奖掖后进、论功赏酬之道”。还多次私函谭延闿补助生活困难的自费留学生如汤松、连彝、刘世滋等。在黄兴的推动下,从辛亥革命胜利到1913年底,湘省共派出公费留学生581名,分布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家。一些曾经确定的事项,因故发生变化,还要继续想办法解决。关忠汉等11名陆军学生,受黄兴派遣留学日本并在陆军部备案,到达日本后却被告知“从缓”派遣,要求改学文科,公费待遇等无法确定。黄兴又只好致电陆军部总长段祺瑞、次长蒋作宾,说明前后情况,分析其必要性,请求按照原计划支持。

  烈士遗族的问题,黄兴无一推脱。一月之中就多次致函临时稽勋局,转送烈士资料,商定抚恤事宜。10月27日,黄兴致电山西都督阎锡山,催办烈士吴贞禄、张华飞、周干臣、王家驹营葬事宜。四位烈士牺牲一年多,尚未入土为安,遗族伤心求助,黄兴甚为歉疚,介绍遗族代表前往接洽,“务恳我公主持从速营葬,以慰英灵”。在湘期间,优先拜谒大汉烈士祠、秋瑾烈士纪念祠,对于遗族代表提出的问题现场答复。在萍乡考察矿业期间,当地烈士黄钟杰的遗属携老幼登门拜谒,黄兴“抚慰备至,视幼弱几欲泣下”,为之题词,数月后又寄去不菲的慰问金。

  抵达长沙的第二天,黄兴给福建宣慰使岑春煊去电,营救两名身陷囹圄的国民党员。福建光复之后,国民党员、省政务院长彭寿松专权独断,派人暗杀了省政务院主办选举事务的民政司科长蒋筠、《民心报》负责人黄家诚,国民党阵营发生严重内讧。袁世凯趁机任命岑春煊为福建宣慰使,带兵入闽,并授意诬陷省政务院副院长林斯琛和陈景松等参与暗杀案,逮捕入狱。黄兴致函岑春煊,声明本人“对于党员素无袒护”,但对于林斯琛、陈景松两人究竟有罪无罪,“祈即饬承审诸人慎据法律秉公审判”。在黄兴的严肃关注下,两人最终被无罪释放。

  1912年11月28日,袁世凯颁布临时大总统令,任命黄兴为汉粤川铁路督办。黄兴极力推辞:“吾国路政极关重要,办理手续尤属繁难,须有专门人才方能妥善筹画”,但袁世凯坚决不同意。12月26日,黄兴离开长沙,归隐田园还乡之旅就此结束。

  坡子街改名风波

  一个半月的乡情之旅,无论怀念悲悼,还是欣慰展望,都让黄兴找到了还乡的感觉。但有一件事肯定影响了黄兴的心情,那就是坡子街改名风波。

  早在黄兴返湘之前,湘省民政司司长仇鳌向谭延闿提议,将黄兴登岸进城经过的小西门改为黄兴门、坡子街改为黄兴街,以示尊崇。仇鳌的提议得到了谭延闿等的认同,并提前设置了新的匾额和标识。当然,也有不少异议,尤其是看不惯仇鳌的人士,攻击仇鳌心术不正,借机巴结伟人。黄兴抵达长沙的前一天,上海《新闻报》发表题为《黄兴门》的文章,直指改名“荒诞无识”“趋谀逢迎”;数日之后,又发表题为《仇鳌趋附黄兴之讨骂》的文章,湘省都督府会计检查院次长曹耀材指名质问仇鳌;再过数日,再发表题为《辟黄兴街与黄兴门》的文章,批评的言辞更加激烈辛辣。

  当时,追悼禹之谟、为其营葬岳麓山的活动也正在长沙进行,禹之谟和黄兴共同的朋友陈荆,也是功勋卓著的革命元老,但个性孤介、自视甚高、不甘人下。钟叔河先生回忆,其父亲钟昌言曾告诉他,陈荆认为国民政府对禹之谟表彰抚恤不够,与黄兴的无限风光比起来,太不公平,因而对黄兴有怨气。他邀集几个同乡,在黄兴经过之时,故意在坡子街上公祭禹之谟,拉起白布挽联:生死见交情,故人剩有陈荆在;英雄论成败,举国争推上将功。准备让黄兴难堪。钟昌言当时担任省财政司的科长,作为公务人员参加欢迎工作,现场亲眼目击,应该有一定可信度。不过,陈荆的女婿宁纯宦在回忆文章中称:民国元年禹之谟烈士进葬麓山日,适黄克强由汉抵湘,迎者万人空巷,诣禹柩前执绋者,惟陈荆、杨德麟二人,故湘乡人彭谦谷做以上挽联。其中是否有为尊者讳的意图,姑且存疑。

  当天下午,坡子街上人山人海,黄兴与谭延闿并辔而行,不时交谈,不时向市民致意,并未注意到改名带来的细小变化,也没有觉察到陈荆等人的怪诞之举。不过数日之后,风声传到了黄兴耳边,他当即致书谭延闿阻止:“神州光复,众志所成,缔构艰难,先烈弥痛。虽力谋改革,屡与战争,实国民分所应为,亦绝无功可纪”,“务恳我公收回前命,俾仍复旧名,无任感荷”。黄兴说得很谦虚,也很诚恳,但谭延闿等并未照办,于是在次月20日,黄兴又将此私函在上海《民立报》发表,公开表明心迹。

  事情并未就此完结。第二年4月,著名湘绅、坡子街街董叶德辉葬父事毕,从乡下回城,命路工将“黄兴路”路牌撤换,又做讽刺文章《光复坡子街地名记》,刻印散发。叶德辉的文章看起来机巧诙谐,但讽刺入骨、刻薄尖酸:“当道遂以白布为地,以棉花染绿,撮成黄兴街三字。世俗讳绿忌白,不知其义何居?”“或曰:古有明妃村、莫愁湖、薛涛井,类皆以人名为地名,似可以相比况。不知此乃绝代佳人,后人致慕致爱,故以当时之产地,慰万古之相思。黄兴须眉丈夫,何乃齿之于巾帼?黄兴而司马懿也,则妇人之饰可以受之,无如自命为豪杰也,是岂可以妇人女子待之乎?”“苏州有胥门。考之载籍,为伍子胥伏属镂以死,后人哀之而名其城门,然则不祥甚矣!”世俗讳绿忌白,绿即俗语中的绿帽子,白是办丧事用的颜色。又影射黄兴为妇人女子,讽刺不得终寿。实在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和诅咒了,让人无法卒读。叶德辉是大知识分子、著名湘绅,系谭延闿故旧,无论是政见矛盾,还是要讽刺谭延闿、仇鳌等媚上,因而有所行动都可以理解,但如此不循常理恶毒攻击黄兴,颇为让人疑惑。

  有人是这样解释的。1912年10月下旬,叶德辉的父亲叶浚兰逝世,停灵在家,因祭奠法事需要,坡子街、火宫殿、苏家巷等处都要保持安静,而当局为迎接黄兴要营造喜庆氛围,二者凑巧冲突。黄兴同父异母的弟弟陈绍武,是湘剧同春班武丑,约请了一批湘剧艺人筹备盛大欢迎会,要到湘江码头迎接黄兴,掌管戏班的叶德辉知道后,坚决不准前往。加以祭奠法事繁琐,叶德辉心情恶劣,遂迁怒于黄兴。这种说法似乎有点道理,但经不起推敲。黄兴返湘和叶浚兰逝世,是碰巧在一起的,有所打扰也是无意的,其他市民也不能因此不声不响生活,此道理叶德辉自然明白。那几个小时的热闹,也是谭延闿、仇鳌一班人造成的,犯不着无限追责。坚决阻挠陈绍武迎接多年不见的胞兄,已属理亏且有违人伦,这也是叶德辉明白的。所以,应该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郭兆平在《黄兴的时代——十年革命之旅》披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黄兴将同盟会总部设在上海后,慈禧太后眼见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她权衡得失,采用以柔克刚、化敌为友的手段,拟延揽黄兴辅助朝政,希望化戾气为祥和,不惜以两湖总督为安抚条件,授意载沣要张之洞出面”。黄兴曾在两湖书院就读,张之洞算是名义上的老师,但张之洞以年老体弱疾病缠身为由婉拒,建议由湘省巡抚出面,邀请著名湘绅王先谦实施。1893年到1898年,黄兴就读长沙城南书院,“复得院长王葵园(先谦)、刘采九(刘凤苞)教授,同学切磋,为文敏捷。每月所得课奖,足资膏火,不烦取之家中”,还是深得师长赏识的优等生。十年以后,白云苍狗,王先谦心中没底而犹豫不决。但在叶德辉一再鼓动恳劝之下,终于在1908年10月19日携一小妾、一文案买舟东下,那名文案还是黄兴在城南书院的同学。在上海法租界,早有人安排了一所豪宅,王先谦以老师身份留黄兴住了两天,然后才劝说黄兴接受招抚:“此来目的,是朝廷之托,拟借重你出任两湖总督,以停止革命活动为交换条件,共同维护国泰民安福祉,如谋考虑,不费一兵一卒,等于收复了半壁江山。”至此,黄兴才明白王先谦此行的真实意图,于是婉转回答:“不佞何德何能,哪有受命两湖总督福分,天生我愚昧,没有治理国家的本能,但推翻专制独裁,与建立共和民主的新中国,乃命中注定,乃是应尽之责,乃是置生死于度外,期于有成也。成功之日,也就是归隐之时,无复问国事与闻天下大事。此心耿耿,无怨无悔,可誓天日。有劳关怀,不能从命,乞恕,愧甚罪深! 只因万事猬集,告辞了!”

  黄兴的回答让王先谦无功而返,但最失望的还是叶德辉。他事前一再鼓动王先谦,自然认为胜算很大,值得一试。师生之谊、反满复汉之义、朝廷条件之优厚、个人抱负之实现等,都极富有诱惑力,按常理没有被拒绝的可能。但是让他们意外的是,黄兴是迥异于常人之人物,其民主观念、高尚人格、无私境界已不是传统知识者所能理解的。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叶德辉的失望、愤怒自然无法形容,怨恨的种子自此埋下,经过数年反复发酵、膨胀,最终在坡子街、小西门改名事件上以令人难以相信的强度爆发。

  当时,还有长沙县将龙喜乡改名黄兴乡,湘潭县将黄兴上岸进城的街道改名黄兴街,但没有被叶德辉之类的人士如此关注,因而并未引起社会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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