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民族灵魂的故乡：《刀兵过》与《白鹿原》比较
作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安徽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钱念孙
一
滕贞甫先生的长篇小说《刀兵过》[1]，一个散发着战火硝烟、寒光凌厉的名字。开始看到此书名，以为是写战争和战乱的作品，起码主要内容离不开剑拔弩张、兵戎相见、战火纷飞、兵荒马乱等等。然而，这部时间跨度从清朝末年写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作品，虽然对中国近百年历史所经历的各种重大事件，尤其是各种刀兵之灾都有或详或略的描写，但重点并不是写战争及战乱，而是表现乱世之中一个小村庄以坚强信念，恪守传统道义，顽强生存发展的故事。
小说以王克笙、王鸣鹤父子为恢复祖姓而远迁关外为线索，通过他们在辽河湿地深处创建“九里”小村及其所经历的一次次“刀兵过”，在呈现百年风云激荡历史和社会沧桑之变的同时，描绘各种刀兵之劫给百姓生活带来的灾难和痛楚，展示底层百姓应对各种劫难的生存智慧和道义追求，突出彰显中作家作品研究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精神支撑的内在力量。小说及其人物尽管在近百年烽烟弥漫的战火中穿行，但镜头主要并非聚焦杀伐征战、枪林弹雨的战场，而只是以其为衬托和背景，把代表民族文化精魂的主人翁，放在刀光剑影的百年烽火中反复摔打和锤炼，从而凸显传统文化与传统乡贤对构建百姓民间信仰的独特作用及深刻影响。
这样，《刀兵过》书名与其实际所表达的主题，就存在不小的反差和错位。书名传达的意思偏向军事、武力、战争；而作品的主题则贴近仁爱、道义、教化。在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12月15日举行的作品研讨会上，围绕书名就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名称与主题不够吻合，如改一下可能更好；也有学者认为这名称意蕴丰富，根本不用改。[2]我认同后者的看法，以为此书名虽然不够直截了当、清澈见底，却颇多弦外之音和韵外之旨，隐含着较强的反思意味。它着重表达刀兵“过时”和“过后”对九里村的伤害及影响，强调九里人对付兵灾战祸的应对之策和生存之道。一个“过”字，既能在“现在时”意义上理解，表示经过、遭遇之意；也能在“过去时”意义上解读，表示过去、过往之意。不论是一次次刀兵过时或过后，九里人始终挺直腰杆，以积极态度机智勇敢地面对生活的磨难。刀兵过的动态性、反复性和残酷性，从未使静处一隅的九里村改变由传统文化浇铸的人生信仰和处世之道。作者想要探寻和告诉人们的，就是九里人能够“踏平坎坷成大道”的心理动能，或者说他们的人生信仰和处世之道究竟是什么？
“其实，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过刀兵的历史，翻开二十四史，间或总能嗅出血腥气。但中华文化顽强地延续至今，历经磨难而不改，最重要的是中华文化的基因深植于民间，尤其是广大的乡村。”[3]这是小说作者“创作谈”里一句开人眼界的话。它让人想起“礼失而求诸野”的古训，更让人觉得作者似乎还有一个野心，就是发挥文学以形象表现生活的特点，借《刀兵过》这个“小村庄”来反映“大社会”，以“小村庄”的岁月刻痕来映照“大社会”的时代变迁，从而形象地阐释和揭示中华民族跨越千难万险而走到今天，历久弥新的奥秘究竟何在？'’
二
作为以一个村庄为基点反映近现代历史的长篇小说，《刀兵过》与新时期以来同类作品比较，有一重要不同之处，就是在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上别具只眼。
《白鹿原》《古船》等均系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名篇，对传统文化虽然一定程度上怀有留念之情，但更多持惋惜、贬责、否定、批判的态度。在《白鹿原》里，众多鲜活生命在传统礼教压抑和摧残下扭曲、荼毒、凋谢，如田小娥之死、白孝文堕落、黑娃的出走等等，构成黄土高原上让人唏嘘不已的惨烈景观。尽管陈忠实对白嘉轩身上所体现的传统文化人格魅力不乏敬意和赞叹，但对整个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礼教在现代的命运，则无疑沉吟着不可避免走向式微、衰落乃至崩溃的讣告和悼词。《白鹿原》的成功，除了其中交织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党派、家族等冲突外，贯穿始终更深沉更本质的主线，毋宁说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以及由这种冲突而激发的人性冲突——天理与人欲、礼教与人性的冲突。这是该书最扣人心弦的旋律，而这旋律的一个重要声部，就是对传统文化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鸣。
《刀兵过》与此截然不同，通篇可谓充盈着对传统文化的体认、感悟、欣赏和赞美。小说主人翁王克笙、王鸣鹤父子出身中医世家，秉承先人“只做良医，不做良相”的家训，迁徙到辽河口一片景色奇异的绿苇红滩后，带领飘零此地的几户流民，一面建酪奴堂，坐诊行医治病救人；一面盖三圣祠，立乡规民约教化村民。如果说建酪奴堂，是发挥王氏父子职业所长，以医者仁心普济众生；那么盖三圣祠，则是王氏作为九里的乡绅，为新建之邑树立“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历经百年栉风沐雨，从土匪响马到义和团清兵、从俄国老毛子到日本侵略者、从国民党军队到共产党部队等，弹丸之地九里村经历十数次腥风血雨的刀兵劫难，却凭借坚韧执着的生存意志、崇德向善的村规民俗、敬天法祖的内心信仰，迈过一次次艰难险阻而顽强地繁衍生息，由最初的几户人家逐步扩展为一百多户远近闻名的仁义之村。
支撑九里人“渡尽劫波今犹在”的力量，主要是王氏父子身上所承载和散发的儒释道文化的强大感染力，亦即小说中多次提到的君子人格的魅力。[4]这种人格的形成及内涵，王氏先人的祖训解释道：
人无信仰，犹长夜无灯，不能夜行。孔子为儒，儒家讲心、性、命；药王是道，道家讲精、气、神；达摩乃释，释家讲戒、定、慧。三教虽殊，同归于善，参透此道，遂成君子。
这种人生信仰，使王克笙在九里村建起的“三圣祠”，供奉着儒家孔子、药王孙思邈和佛教祖师达摩三位圣人的画像。如果说，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更多主张修身和担当；那么，药王孙思邈所代表的道家则更多强调素朴和至诚；而达摩所代表的释家乃更多宣扬慈悲和行善。在这里，“三教虽殊，同归于善，参透此道，遂成君子”，正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经过删繁就简和淘洗沉淀后，转化为民间信仰或者说百姓观念的简要概括。因此在小说中，荟萃儒道释文化的三圣祠成为九里的一方神圣之地：九里有什么大事，几位主事的户主总要到三圣祠里商量；哪位村民遇到人生难以跨过的坎儿，也要到三圣祠里祈福定夺；甚至有的土匪、兵痞及日本侵略者，进了三圣祠也礼让三分，乃至顶礼膜拜。“兵匪祸乱九里，也炼就了九里，九里能存于乱世，逢凶化吉，因为有三圣祠，有不倒的主心骨。”小说中的这句话，是对儒道释民间信仰功能的恰当概括。三圣祠所张扬的世道人心，不仅使王氏父子义无反顾地担负起建设九里、护佑乡亲的职责和义务，也使九里乡民自觉或不自觉地踏上道德自我约束的向上向善之路。正如姚大下巴所说：“用三圣之道凝聚人心，教化村民，日积月累，九里便成了街坊和睦相处、奉信守约的礼仪之乡。”
作品以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和一系列乡风民俗的生动描写，如王氏父子仁义宽厚的乡贤形象或者说君子风范，对九里原住民粗野蛮俗乡风的感化和提升，对绿林土匪鬼蜡烛、野龙等的收编和驯服，甚至促使日本侵略者山田阴险狡诈的性情也发生改变等等，令人信服地表现了以“三圣祠”为标识符号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成风化人、聚合人心、铸造国民性格，乃至泽披四夷方面不可小觑的作用。
三
为什么同样写传统文化，并且是同一时代、同为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刀兵过》与《白鹿原》比较，两者所展示的景象及所持态度大异其趣？
《白鹿原》与《刀兵过》故事跨越的时间段大体重合，从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半个多世纪是两者落墨的重点[5]；故事发生的地点大体也属同一类型，即都是偏处一方的社会基层乡村。所不同的是，这两个村庄的历史、底蕴、结构，尤其是生活其中的人物及其治理方式等颇有差异，某些方面甚至可说北辙南辕。正是存在这些泾渭分明的差别，使传统文化在白鹿原与九里村呈现不同的内涵和面貌成为可能，而将这“可能”变成“现实”的，当然源于两位作家对传统文化的不同体悟和认识。
白鹿原，伫立关中大地上的一个古老村落。关中平原不仅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而且其核心城市西安（古称长安）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荣耀和厚重记忆。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就是西安东郊的同名古原[6]，至少在宋朝年间，这里已耸立一座由皇帝“御笔亲题'四吕庵’匾额于门首”的白鹿书院，可见白鹿村岁月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九里村，一个在辽河湿地深处悄然出现的小村庄。它坐落在沟汊纵横，芦苇遍野，三面环海，一面临河的独头滩上，虽为一片人烟稀少的荒凉之地，却是零散渔民出海靠岸的必经之途。这片几乎未经开发的荒野苇滩，缺少人文教化和文化传统的积淀，自然没有旧框框的束缚和沉重的历史包袱。王克笙与几户流民在此结伴而居，仿佛在一张白纸上描绘新的图画，因而呈现出别样的风景。
在《白鹿原》和《刀兵过》里，都有一部用来教育和规范村民言行的“乡约”，但两者的内涵和作用颇有不同。《白鹿原》中的《乡约》除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等内容外，还规定了违约的处罚条例，“包括罚跪、罚款、罚粮以及鞭抽板打”等。在《刀兵过》里，《九里村约》几乎都是仁义礼智信等扬善的意蕴，并无任何惩戒条款，只是另以一本《酪奴堂记略》，“同时设《彰善》《记过》两簿，用于劝善黜恶”。与此相对应的是，白鹿原上的祠堂，既是传统文化观念和宗族制度的代表性建筑，更是族长白嘉轩及村长鹿子霖维护家族礼义和社会秩序的执法之所。其中既有仁义道德的善良和呵护，也有顽固守旧的落后与愚昧；既有传统礼教的秩序和威严，也有宗法制度的冷酷与无情。而九里村的“三圣祠”，则主要渲染和张扬以仁义善良为核心的传统儒道释文化思想，摈弃淘汰或者说绝少沾染传统礼教和宗法文化的污渍与积垢，因而在三圣祠里更多洋溢和释放着仁爱、忠义、宽厚、互助等感人温情。白鹿原上的祠堂，除了具有祭祖、议事、学堂等功能外，很多时候也是执行家法族规的公堂。从处罚被怀疑偷拿货郎零钱的几个孩子，到当众用干枣刺抽打几个好赌之徒；从严惩狗蛋和田小娥一对“狗男女”，到白孝文被族人每人一鞭打得遍体鳞伤……祠堂发挥扬善惩恶、惩前毖后作用的同时，也在履行《乡约》冠冕堂皇的名义下，往往把传统礼教推上了违反人性的审判台，甚至成为维护和贩卖虚伪、阴谋、残忍的场所。如狗蛋和田小娥的倒霉，缘于鹿子霖和田小娥奸情被发现而设计陷害狗蛋，结果田小娥与狗蛋被抓到祠堂受尽侮辱和毒打，以至狗蛋几天后命归西天，而真正应该受到惩罚的鹿子霖却道貌岸然地惩罚起不该受罚的替罪羊。白鹿原祠堂的每一条地缝中，都渗透着冤屈者的鲜血。类似这样的悲剧，在九里村的三圣祠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三圣祠的门槛唯一一次沾染死伤者的鲜血，是韩芦生、马连顺为护卫三圣祠免遭焚烧，惨遭老西凤手下土匪的毒手。
四
《白鹿原》与《刀兵过》产生上述差异，当然主要源于两位作家对传统文化在现当代的意义和作用，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在陈忠实看来，“我切实感知到一种太过腐朽太过厚积的封建尘埃淤塞了中国人的心理，这对我解构白鹿原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提供了一个大的背景”[7]。而《白鹿原》的任务，就是揭橥这种“封建尘埃淤塞”的状况和青年人冲决“淤塞”的抗争及追求，“画出这个民族的灵魂”[8]。滕贞甫不同，他在前些年出版的《谈古求今说儒学》专著中认为：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对人类发展极其有益的文化思想”，对今天改善社会风气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大胆地让儒学思想重新回到我们生活当中”[9]。他在“创作谈”里明确表示：写作《刀兵过》的目的，“就是通过塑造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乡贤，让读者去触摸、体验和感悟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如玉之身”[10]。
《刀兵过》之所以让皖南新安医学传人王克笙一路远走高飞，从气候温和的关内走到寒冷异常的关外、从一个个人烟稠密的集市走到空旷冷寂的辽河海口，最后在一片碱地苇滩落户发展，就是要让主人翁摆脱已经被扭曲和污染的社会环境，将象征传统文化的人格形象放在一片不谙世故、纯朴无邪之地生活、成长。这不仅可以检视“三圣之道”即传统儒道释元典本意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更为王克笙、王鸣鹤父子弘扬君子之道营构了免受或少受干扰的生存环境。韩芦生、姚老七、姜得水、马连顺四户原住民，虽然之乎者也的《九里村约》对他们恍若天书，但王克笙一一作了解释后，四人无不“相互点头，啧啧称赞”，即充分显示了传统文化菁华“如玉之身”的纯朴之美和动人魅力。
当然，作为辽宁作家，滕贞甫把主人翁的活动天地放在辽河湿地深处的绿苇红滩，不排除挖掘和展示家乡地域历史与自然风光的目的；他让九里村不仅远离繁华热闹的城市、而且远离市井和乡间，也不排除以陌生奇异的生存环境满足读者好奇心，增加作品传奇色彩的动机；同时，设置偏僻闭塞、艰苦简朴的生活空间，还有利于培育和考验人的生存意志与人格力量，多侧面地塑造人物形象。尽管这些可能都是作者把王氏父子及其所创立的九里村，安放在地老天荒般芦苇碱滩的理由，但我们以为，这些理由又都是为着增强而不是削弱表达主题服务的。通过塑造生动感人、几乎被文学史遗忘的关外乡贤形象，让读者触摸、体悟传统文化的如玉之身和君子人格的内蕴之美，正是作者想要传达的审美主题。
《刀兵过》与《白鹿原》看待传统文化的歧异，不仅是传统文化在不同地域呈现不同形态的反映，更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让人们对传统文化有了不同的看法和解读。陈忠实的《白鹿原》1988年初开笔，1992年面世；滕贞甫的《刀兵过》约于2015年初动笔[11],2018年发表。这将近30年一代人的时差，应是造成两者对传统文化不同理解的浅显而又深刻的原因。
陈忠实写《白鹿原》时，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大体是“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延续，以为近100多年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欺凌，积贫积弱的病根，源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落后于时代前进步伐，是民族振兴的拦路虎和绊脚石。因此，以鲁迅为先导的新文学传统，对传统文化多持揭露和批判态度。陈忠实坦露自己“写作《白鹿原》时的最真实的思绪”说：“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绪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生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12]一部《白鹿原》，可说就是对这种“衍生”和“渗透”的剥茧抽丝和解剖透视。
滕贞甫写《刀兵过》时，中国改革开放经过艰难起步和反复摸索，已经驶上疾速前行和全面振兴的快车道，并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魄和英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不仅在社会各阶层唤醒和激发出广泛而深沉的文化自信，也使赓续和弘扬传统文化成为新的社会热点和集体共识。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更是从国家政策层面推动传统文化在社会各方面落地生根的有力举措。滕贞甫原本对传统文化青睐有加，时代发展引发的观念转变，滋养和增强他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传统文化的愿望。正如他在“创作谈”中所说：“一段时期内，我们忽略了乡贤的作用，也几乎中断了这种传承。好在新时代的今天，新乡贤正呼之欲出，尽管他们还没有成为大树，但至少有了破土的嫩芽，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他们的成长充满期待。”[13]
五
《刀兵过》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深切反思，不仅反映在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挖掘和揭示上，还体现在对“刀兵过”即战争意义的理解和诠释里。小说所写九里村近百年来的遭际和变迁，多半是中国内忧外患频仍、兵灾战祸连绵时期。大量反映这一历史时段的长篇小说，在表现战争和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却多少有些忽略一次次战争及阶级斗争撕裂社会伤口带来的痛苦及造成感染的危害，特别是给无辜受牵连民众带来无法挽救的不幸和损失。老子《道德经》有言：“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作者对一次次刀兵过的描写，显然吸收和秉持老子视战争为“不祥之器”“胜而不美”的思想，超越简单将近现代历史看作政治斗争史或轻易为人物贴标签分孰是孰非的观念，更多以博大的胸怀和底层百姓的视角，刻画政治斗争的反复无常与殃及无辜，刻画血腥杀戮的残忍与罪孽，哪怕似乎是有一定理由的怨恨与杀害。
小说写庚子事变中的蓝坛主两次经过九里村：第一次作为率领七八十人队伍的义和团首领，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要去锦州烧洋人的教堂，在九里村酒足饭饱住了一夜后离开；仅过去几个月，蓝坛主再次路过九里，已是被几个俄国军人五花大绑押着的罪犯。原来他的队伍烧了锦州基督教堂，发展势头风起云涌，突然慈禧太后在朝廷变脸，义和团由扶清灭洋的“义士”，一下变成被大力剿杀的“拳匪”，蓝坛主也由朝廷交给占领营口的沙俄兵惩罚。他被绑在老榆树上大呼“朝廷负我”，在被押往营口正法的路上，走出九里村进入红海滩后自刎而亡。作品写其慷慨就义时的情景：“他本来可以杀掉一两个老毛子，他最终选择了自杀，也许是怕老毛子的枪声惊扰了九里的百姓。”字里行间浸透着对政治翻云覆雨的感慨，以及对兵灾战祸的厌倦和唾弃。
作品所写诸多刀兵过，绝不铺陈拼杀之勇或战功之伟，而是对世事沧桑、人生难料、生不逢时、事与愿违等种种境况着意点染，充满人生的无奈和喟叹。如奉字巡防营的关督队，出身官宦世家，少年便读书习武，立下封侯壮志。他率领20人的巡逻队来到九里，在三圣祠见到孔子塑像时竟两膝跪地，忍住抽泣，双手合十说：
圣人在上，请受学生一拜。学生始终不忘家国情怀，立志精忠报国。如今宣统皇帝退位，朝将不朝，国亦不国，学生惶惑如丧家之犬不知依附何处？学生深知，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杀身成仁前有楷模，苟且偷生后有镜鉴，只可叹扶清有违汤汤之势，背清难做铮铮忠臣，学生不知何去何从啊！
关督队最终留下一把祖传朴刀和一件狐皮大氅，在万柳塘墓地杀身成仁，以死报效前朝。一次次刀兵过为九里留下的，既有家破人亡的惨剧，也有忠肝义胆的高歌；既有历经艰险的磨难，也有仁爱节操的传扬，表达了民众厌恶社会动荡，渴望安宁生活的愿望。
九里人的圣殿三圣祠在一茬茬真刀实枪的刀兵过中巍然屹立，却被唯一一次没有刀枪器械的队伍摧毁了，这是“文革”浩劫中一群中学生红卫兵把它作为“四旧”打砸扫除的结果。然而，当王鸣鹤得知鬼蜡烛在桥上做手脚导致革命小将林波落水而亡时，仍强忍怒火，责令鬼蜡烛夜里为其守坟忏悔。不论是鬼蜡烛报复损毁三圣祠的领队女学生，还是王鸣鹤不计前嫌将落水罹难者安葬万柳塘等，都表明三圣祠虽毁于一旦，但没有毁掉三圣在九里人心中的位置，更没能毁掉仁义、宽恕、隐忍、畏天命等精神信念。诸如此类以德报怨和宽宏待人的事迹在小说中再三出现，如王鸣鹤作为医生，眼里只有是否病人之分，而对好人坏人乃至国别界限相对模糊，他救治过土匪也救治过国民党警察局长尉黑子、救治过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戚老板也救治过日本军官等。这样的医者仁心，三圣祠供奉药王孙思邈早有教诲，他在《千金要方》中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怨亲善友，华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不得瞻前顾后，虑吉凶，护措身命。”而王鸣鹤的所作所为既是对传统“医者仁心”的践行和弘扬，更表露了作者否定战争、祈愿和平的博爱情怀。
六
塑造典型形象，这是任何小说家创作都应重视的要害之处，也是《刀兵过》作者的用心所在。这部长篇表面写的是近百年来频繁的社会变动，以及九里人以顺应或抗拒的方式适应变动的过程，但作者真正的目的，却是透过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洞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文化人格力量。一个饱含历史文化底蕴的人格形象，仿佛一束探照灯强光，照射进民族文化传统的幽深殿堂，可以让其中孕育和保存的人伦精神、思维方式、道德观念、生活态度等，尽显其形态和质地并绽放夺目光彩。
小说主角王克笙、王鸣鹤父子，作为擅长以砭石和银针妙手回春的中医世家传人，虽然同为九里的乡绅和医生，虽然都有共同的人生信仰和君子风范，但两人的性格特点和行事风格却颇有差异。如果说，王克笙性格刚毅诚笃，仿佛一块宁愿玉碎的砭石；那么，王鸣鹤则多了变通和隐忍的智慧，犹如一根能屈能伸的银针。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在于刚柔相济、中庸之道：在主张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同时，强调厚德载物、上善若水；在赞美铮铮铁骨、宁折不弯的同时，推崇以柔克刚、能进能退；在称颂战无不胜、百战不殆的同时，更佩服和欣赏“不战而屈人之兵”，认为此乃用兵的最高境界，“善之善者也”[14]。王氏父子的祖训“牌匾不鎏金，砭石与银针。子孙永相继，柔弱立乾坤”，以及他们面对一次次刀兵过的举止作为，可说从不同侧面把中华传统文化的奥妙演绎得酣畅淋漓、异彩纷呈。
日本关东军占领东三省，铁蹄踏上九里的碱滩。对待这次最为严酷、持续时间最长的刀兵过，王鸣鹤忍辱负重与敌人周旋，尽显中国人的气节风骨和智慧神采。他一面为村民定下“御倭九戒”，坚守民族大义：“国破山河在，黎民忠故国，三省负铁骑，九里焉能免？淫威之下，九里父老虽为尘中埃，泥中沙，却不能随波逐流，与倭寇合污，应有莲之操守，学伯叔而耻周粟……”；一面“含垢让步”对付狡诈歹毒的黑木，表面答应设立霍乱病研究基地并提供治疗记录，以保全九里村不被关东军惨无人道地烧杀掳掠；一面又寻机反击，设计举行庆贺酪奴堂落成 60年皮影戏堂会，在洗白“九里村民绝无作案可能”的前提下，安排野龙和鬼蜡烛杀死侵占玉虚观的几个日本开拓团武装成员。王鸣鹤上演的这一幕幕表面顺从、暗中抵抗的连环剧，有胆有识、有勇有谋，以柔弱胜刚强，尽显君子人格的风骨、勇毅和智慧，深得中华文化的精髓和玄妙之处。
《刀兵过》贯穿始终的矛盾，是王氏父子与一次次刀兵过的相遇和冲突，尤其是与日本侵略者的相持与抗争。《白鹿原》贯穿始终的矛盾，是围绕白鹿原统治地位的纠缠与争夺，特别是白、鹿两家的争风吃醋和龙争虎斗。两部作品主角的对手不同，也使主角的作为乃至人格显示出不同的意义。尽管白嘉轩身上较多体现自励、仁民、爱物、慎独的君子品格，与鹿子霖贪婪、自私、阴险、淫荡的小人人格对比高下立见；尽管白嘉轩作为族长具有凛然正气和道德感召力，在江河日下人心不古的古原上堪称凤毛麟角鹤立鸡群，但真正横行白鹿原的，还是鹿子霖、田福贤们的敲诈勒索和巧取豪夺，包括他们对世道人心的败坏和亵渎，以至白嘉轩有时也要用尔虞我诈的办法与其对峙和抗衡。这不仅加重了白嘉轩形象的悲剧性，也使其形象蒙上一层沉郁灰暗的色调。王氏父子不同，其对手主要是一波波不期而至的刀兵，特别是王鸣鹤对付相持时间最长的日本侵略者，他秉持的原则、使用的手段，包括所耍的计谋等，均在民族大义光环的笼罩下，在对手阴鸷、奸诈、残忍嘴脸的映衬中，越发显得难能可贵，熠熠生辉。塑造典型人物，不仅需要将其放在恰当的典型环境中活动，还要挑选和写好与其比拼、冲突的对手，正如体育比赛的精彩程度往往与竞赛对手的实力和发挥密切相关一样。
七
作为一部着意发掘传统正面人格，展现传统文化价值的作品，《刀兵过》塑造的人物，不仅王克笙、王鸣鹤父子的形象极富艺术感染力和文化内涵，其他如塔溪道姑、止玉姑娘，鬼蜡烛、野龙，尉黑子、戚书记，以及黑木、山田等，均各具特点，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塔溪道姑、止玉姑娘师徒俩，同为玉虚观里羞花闭月的女道士，前者料事如神，堪比世事洞明的得道高僧；后者冰清玉洁，宛若不食烟火的下凡天女。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位女道士可谓王氏父子精神和情感双重寄托的对象。王克笙远奔关外，在绿苇红滩落脚生根，缘于塔溪 “水泊之上燎原火，天求辽阔地求宁” 犹如神示般扶乩文字的指引；九里村危急关头发现躲避刀兵的福地鸽子洞，也得益于塔溪一语道破天机。王鸣鹤终生未娶，止玉对他有着深入骨髓的爱，却恪守出家人高标清逸的品性，发乎情止于礼，将真情化为心心相印的体贴和抚慰，依道而行的陪伴和提醒。塔溪、止玉这两位女道姑，集美貌、情义、才智于一身，又淡泊退隐、高蹈飘逸，半人半仙，乃至未卜先知，让人感觉不够接地气、缺乏人间烟火气，或者说写得太虚无缥缈了，难免不发出“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询问和质疑。
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这样写，而在于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用浪漫笔调“神化”人物不仅是作者的权利，也是文学艺术塑造人物、表达思想的一种重要方法。作为一部以写实手法为主调的作品，小说为什么要将两位女道士理想化呢？作者可能预料到会有人非议，他在“创作谈”中解释说：
《刀兵过》中写了两位国色天香的女道士——塔溪和止玉，两个人物的出现更多地是象征意义。对于循道而行的王克笙、王鸣鹤父子来说，两位女道士就是道的化身。历史上的乡贤大都与村镇周边的寺庙有些联系，九里之所以叫九里，正是碱滩到玉虚观的距离。王克笙在取这个村名的时候，已经把九里与这座安置灵魂的道观联系到了一起。[15]
原来，作者写两位女道士宛如天仙，从外形到内心都让人一见倾心，就是要以浆洗得干干净净并保持一尘不染的素洁道袍，超拔于纷扰嘈杂和沙尘飞扬的世俗生活，表达一种崇道、弘道的愿望和情怀。至于作品所写九里名称的由来及其与道观及两位女道士的联系，则多少让人意识或联想到解决精神信仰、安置灵魂的重要。
如果说，作者雕塑两位女道士的形象仿佛在现实生活杂草丛生的大地上线放飞风筝，更多属于仰望星空的精神求索；那么他镂刻鬼蜡烛、野龙等土匪形象，则不啻在乱世迷途泥沼中架起回头是岸的桥梁，更多彰显出人间正道的无穷魅力。鬼蜡烛、野龙作为金盆洗手的绿林响马，前者原是匪首郭瞎子的小跟班，郭死后被王鸣鹤收留，成为九里村忠心耿耿的放风人；后者是苇地里独来独往的劫道土匪，帮助王鸣鹤歼灭侵占玉虚观的日本鬼子后幡然悔悟，成为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出家之人。鬼蜡烛、野龙虽然都改邪归正，但前者野性未消，为九里站岗放哨时常有豪侠义士之壮举；后者立地成佛，在玉虚观洗心革面成为受人尊敬的火居道士。野龙决心脱胎换骨，来到酪奴堂“把后腚上那串飞刀往桌上一拍”，向王鸣鹤反省说：
我过去杀人越货，别人拿我当恶魔，我为九里做了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九里把我当佛供，我就是劫再多的钱财，也换不来这由鬼到佛的变化啊。我发誓以后不当胡子了，请先生收留我。
一个惯匪迷途知返，发生“由鬼到佛”的转变，表面看来缘于王鸣鹤提供的契机，实质却是九里作为弘扬传统文化的仁义之村，具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向心力和感召力。只是野龙更名止虚一心向善之后，苇地解放时有人认出道士止虚就是当年的土匪野龙，尽管王鸣鹤竭力为其解脱，最终还是被毫不留情地公审执行死刑，让人不胜惋惜和感慨。
作者笔下的其他人物，也与现当代文学中已有形象拉开距离，写得新鲜而有个性，即使职业和性情相近的人物也各具不同面目。黑木、山田、高附、川崎等日本侵略者，绝无以往有些作品简单化、概念化、脸谱化倾向，而是依据辽南苇地环境和九里酪奴堂主人的特点，写出这批关东军之所以这样或那样行动的内在逻辑。黑木、山田同为日本军官，前者狡黠狠毒，与王鸣鹤称兄道弟的热情里饱含威逼利诱，笑面虎的外表下制造多少惨绝人寰的人间噩梦；后者精明阴沉，窥探酪奴堂治疗霍乱病药方绵里藏针，冷酷无情的举止背后仍有些许未泯灭的人性和温情。还有以开书店作掩护的共产党书记戚老板、伪满时期洼里城的警察局长尉黑子，前者信仰坚定意志顽强，后者奸猾之极八面玲珑，但这对多年暗箭明枪争斗不止的冤家对头，最终却在追捕与反追捕中双双落入粪池而殒身。让人唏嘘的是，戚书记忠于职守英勇追捕，只算死于非命，尉黑子毁容更名混入部队养猪被追捕，竟反而被追认为烈士——世事无常、是非颠倒如此，固然有一定的偶然性，却难免给人“百年世事不胜悲”的荒诞空寂之憾。
八
《刀兵过》的艺术成就，除了人物形象塑造不落俗套外，作品的语言艺术及其所散发的淳厚文化韵味，也是不可忽略的闪光亮点。作者原本对传统文化下过一番功夫，有《儒学笔记》和《谈古求今说儒学》等专著面世。厚实的学问根柢、丰富的人生历练，以及对语言艺术的孜孜以求，使这部作品的人文内涵和艺术品位，不是那种故弄玄虚外贴上去的“文化相”，而是从骨子里透溢出来非常内在的品位和风韵，大有“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的气象。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现代小说的叙述语言早已跨越描写、抒情、叙事、对话等等的分野，而多半是把诸多表现手法荟萃一炉、熔化到富有情感和节奏的叙述当中。总体看，《刀兵过》的文笔既严整细密，又摇曳多姿；既素雅洁净，又瑰丽恢宏；既飘逸着生活泥土的芬芳，又凝聚着作家琢磨推敲的匠心。作品叙事既晓畅好读，又凝练优雅；既有白话的清新，又有文言的蕴藉，具有准确妥帖、生动传神的风采。且看下面这段在小说中信手拈来的文字：
从洼里城连夜赶回九里，东方的苇地已经被朝霞染红。以往，王鸣鹤看到这朝霞都会和红海滩联系起来，感觉这是世界上最美的颜色，他甚至还想，应该把朝阳比喻成一位擅长用朱笔绘画的大画师，随便挥洒几下，这辽阔的苇地和平坦的海滩便红得熟透、红得醉人。但今天看到这苇地泛出的红，他却想到了一处处窝棚上腾起的火焰，想到了苇地里沟沟汊汊被鲜血染红的流水。
这是王鸣鹤从洼里警察局尉黑子处得到情报，日本鬼子已开拔对苇地扫荡，匆匆赶回九里的一段叙述。细察这段文字，其中既有过程交代，又有景物描写；既有情感抒发，又有心理刻画；它是线性的讲述和叙事，又是色块的渲染和写意；是主人翁的感觉和联想，又是富有寓意的形象和画面。在这里，人物、景物、情感等不仅融为一体，而且王鸣鹤对同一景色在“以往”和“今天”的不同感受，预示着苇地往日的平静美好和当下的形势危急，为情节下一步展开做了很好的铺垫，可谓极富话语弹性和叙事张力。
小说家的语言“还与道德有关系”。有的作品里尽是戏谑、调侃的语言，一看就知道这个作者不是很正经，身上有些邪气；有些作品语言很华丽、很会比喻，但是没有骨头，那作者可能比较聪明、灵巧，但也是比较轻佻的人；有些文章句子写得准确明白，但没有趣味、显得干瘪，那可能就是生活过得特别枯燥的人。“从语言能看出作家是宽仁还是尖酸，能看出这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16]《刀兵过》的语言可说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作品虽然直面百年历史的烟云变幻，可着眼点并非揭露生活中残暴、肮脏、淫秽、粗俗，而是着力写出危难中的善良、纯朴、勇毅和雅致，甚至不少对植物和景物的描写，都烙有清晰的道德印记：
蒲苇这种植物很像有洁癖的女人，水不清不生，土不肥不长，一旦它在某处生根开花，就如同出嫁的贞妇，从此坚定不移地生息繁衍，与故土生生死死，不弃不离。
小说的故事背景发生在芦苇荡，自然免不了要对以往文学较少涉猎的芦苇形象和性格，进行揣摩、想象和创造。作者根据故事进展和叙述节奏的需要，从单株芦苇及其一花一叶，从一丛一片芦苇到广阔无垠的绿苇红滩，或精工细描，或泼墨濡染，时有让人称道的出彩之处。上面这段对蒲苇拟人化的描写，既深谙蒲苇的自然特性，又高扬坚贞不屈的人格精神；既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又颇得汉语古朴有味、简洁典雅之精髓，堪称“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达到一种如出其口，而又出口成章，出口成艺的境界。
小说除了叙述语言有味道、有嚼头外，通篇散发的文化韵味也馨香扑鼻，如韶乐绕梁，让人难以忘怀。作品重点写到中医、茶道、蒲团、兔毫盏等，均积淀、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厚意蕴和性格密码。王克笙、王鸣鹤父子毕生对医道孜孜以求，遐迩著闻的“神医”美名诠释了岐黄之术的博大精深和悬壶济世的无量功德，乃至日本人之所以未对九里进行屠戮，也缘于黑木对王家治疗霍乱秘方的觊觎。王氏父子嗜茶及传播茶道的点点滴滴，说明茶作为“饮中君子”，具有“洁性不可污，为饮涤烦尘”的品性和引导村民“知礼达仪、纯化民风”的功效。而王鸣鹤每遇刀兵罹难无奈妥协后独自咀嚼祁门安茶的举动，则使他那褐色长衫下的瘦削身躯透溢出“苦涩心中咽，责任肩上担”的伟岸气象。蒲娘为改变当地人席地而坐的陋习，利用丰富蒲苇资源教妇女编蒲团、坐蒲团，从而使蒲团这一修行人坐禅和跪拜之物为九里移风易俗作出贡献。兔毫盏乃宋代建窑最具代表性的名贵茶具，因黑釉中均匀闪露出纤细柔长的兔毫而得名，获得塔溪道姑所送“这个心爱的茶盏后，王明鹤迷上了茶，进而迷上了《茶经》”，还潜移默化地帮助他形成纯朴、优雅、坚毅的品格。诸如此类及其他旁逸斜出的动物、植物、器物、食物，如毛驴黑燕皮、村口老榆树、宋聘号普洱茶饼、芦花豆腐及苇地八大碗等等，经过作者饱蘸传统文化彩墨的生花妙笔勾勒点染，无不凝聚并散发着丰赡的知识信息和丰厚的人文内涵。
九
走笔至此，不得不回答和探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作者所设计描绘的九里村在现实中有毛坯和原形吗？或者进一步问，九里在现实中有没有可能存在？毫无疑义，九里更多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在现实中很难寻觅，也很难存在。滕贞甫在“创作谈”中说：“三年前，我开始酝酿《刀兵过》的写作，我以辽河口湿地那片被称为'南大荒’的芦苇荡为背景, 壮观绮丽的绿苇红滩, 一个乌托邦式的小村庄, 上演着一幕幕过刀兵的人间悲喜剧。”[17]这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九里不是一个实有的存在，而是一个虚构的“乌托邦式的小村庄”。
文学作品反映和表现生活，有多种办法和多种途径。就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而言，包括陈忠实、贾平凹、莫言、韩少功等，基本都坚守现实主义立场，比较善于打捞、刻画、揭露、针砭生活中负面客观真实，具有较强的披露矛盾、批判现实的能力，这是完全必要且非常宝贵的。相对而言，作为人类精神的创造性产品，我们的小说创作比较缺乏对生活中正面因素、正面形象的塑造能力，缺少对正面价值、正面思想呼吁呐喊的声音。雷达曾一针见血地批评有些作家沉湎于负面生活的描写，如莫言的《檀香刑》对死亡、虐杀、屠戮的极致化表现，“有时情不自禁地为人类制造灾难的残暴而歌唱，这就足以见出我们的文化和文学精神力量的薄弱面”。他指出：“阅读21 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与阅读整个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情形相似，有一个缺憾始终萦绕在心头，那就是，与世界上不少国家民族的优秀作品相比，中国的长篇小说或扩大为整个文学，比较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比较缺乏超越现象界的内在的精神能力。”[18]
《刀兵过》就是通过塑造具有正面积极意义的久违了的乡贤形象[19]，通过描绘九里作为“仁义之村”的一方乐土，在回眸和反思历史客观进程得与失的同时，向我们展示一代乡贤和君子人格的魅力，展示传统伦理道德对于营建良好社会风尚，维护社会行稳致远的作用。如果说，《白鹿原》主要是用直面人生的犁铧深翻旧有社会历史文化的板结土壤，检视其的复杂结构成分及对社会良性发展的影响；那么，《刀兵过》则偏向在一片荒寂的土地上重新覆盖厚厚一层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形成如王克笙所说的“重经济但不唯钱财，遵道德而尚礼仪，不求出财主，但求多仁人”的祥瑞生息之地。在这里，如果说《白鹿原》比较贴近现实主义，更多注重对现实的检视和批判，注重挖掘人性压抑和扭曲的深层原因[20]；那么《刀兵过》则在否定兵连祸结，涂炭生民的同时，比较靠近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更多致力于对九里的建设和完善，致力于呈现君子人格和乡贤形象的优美身姿与深厚内蕴。
放眼世界文学，《刀兵过》很容易让人想到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名作《鼠疫》。当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城市突发无药可治的鼠疫时，为防止猖獗鼠疫向外传染，人们不得不把所有城门封闭，城中人被彻底孤立囚禁，陷入焦虑、恐怖、绝望的挣扎之中。可是，奥兰城虽然堕入走投无路的绝境，虽然也有人无耻诿过、贪婪欺诈等等，尽管写这些容易引起惊心动魄牵肠挂肚的阅读效果，但作品的主脉并没有放在对罪恶肆虐的描写上，而是酣畅淋漓地表现以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一批人在荒谬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道义，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英勇抗争并度过灾难的故事。加缪笔下的奥兰城和突如其来的猖狂鼠疫，无疑是天马行空想象虚构的产物，但作品所展开的在社会失控和集体沉沦阴森环境中坚守善良与正义的画卷，却是对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及欧洲情景的传神写照。想象虚构并没有降低和损害，而是提升和增加了《鼠疫》的思想与艺术价值。我觉得，对于《刀兵过》精心营造的世外桃源般的九里村及其中活动的人物，似也应作如此观。
虚拟的故事、环境和人物，如何变得真实可信？关键在于作者认真推敲每一个细节、情节和表述，以完整逻辑和缜密写实征服读者，使你像经历一次美妙旅游一般，走入一个新颖异常却又十分真实的世界。读《刀兵过》，你会感到许多具体场景、物件、人物等都极为具体逼真，又觉得它们或隐或显兼有某种“喻体”的性质，借以暗示、象征我们民族历史文化过去和未来的某些方面。我想，这些绝非无意巧合得之，而是经过作者细致选择、艰苦提炼和精心组合的结果。如此等等苦心孤诣的设计和安排，使这部作品在扎实沉稳的叙事中又含有一种超越性的意脉，启示我们去思考和探寻：安放民族灵魂的故乡啊，你在哪里！
注释：
[1]《刀兵过》面世即引发关注：大型文学月刊《中国作家》2018 年第4 期首发，《长篇小说选刊》2018 年第3 期配发评论转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8 月推出42 万多字的图书，2018 年12月15 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联合在人民大学举行作品研讨会。
[2] 参见贺绍俊《在叙述中传递中庸之美——读老滕的长篇小说〈刀兵过〉》第二部分“从过刀兵到刀兵过”，《小说评论》2018 年第2 期。
[3] [10][13][15][17] 老藤：《久违的乡贤》，《长篇小说选刊》2018 年第3 期。
[4] 关于君子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参见拙文《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光明日报》2014 年6 月13 日，又见《新华文摘》2014 年第19 期；《君子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学术界》2017 年第1 期；《君子文化的传统魅力与当代张力》，《光明日报》2018年4 月3 日；《君子文化浸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光明日报》2018 年11 月20 日，又见《学习活页文选》2018 年第53 期。
[5] 公开面世的《刀兵过》有两个版本，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8 月的同名图书，结尾时间写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即20 世纪50 年代；二是大型文学月刊《中国作家》刊发的同名作品（压缩本），收尾时间写到改革开放之初，即20 世纪80 年代。《长篇小说选刊》选载的是《中国作家》刊发的版本。
[6] 陈忠实说：“西安东郊确实有一道原叫白鹿原，这道原东西长约七八十华里，南北宽约四五十华里，北面坡下有一道灞何，西部原坡下也有一条河叫渭河，这两条河水围绕着也滋润着这道古原，所以我写的《白鹿原》里就有一条滋水和润河。”见《关于〈白鹿原〉与李星对话》，《小说选刊》1993 年第3 期。
[7][12] 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年版，第86、16—17 页。
[8] 陈忠实：《关于〈白鹿原〉与李星对话》，《小说选刊》1993 年第3 期。
[9] 滕贞甫曾提出：“如果不是出于政治因素，而是从对历史负责的立场出发，我们应该大胆地让儒学思想重新回到我们生活当中，让孔孟之道重新登上大雅之堂。笔者之所以这样来呼唤孔孟之道，是因为我们在完全背离孔孟之道之后，我们的社会遇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缺乏一种让社会信服的理论根据。”参见滕贞甫《谈古求今说儒学》，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 年版，第337 页。
[11]《白鹿原》酝酿于1986 年，1988 年清明前后动笔，1992 年完稿，首先由《当代》1992 年第6 期和1993 年第1 期连载，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年6 月出版图书本。滕贞甫在《久违的乡贤》（《刀兵过》创作谈）中说：“三年前，我开始酝酿《刀兵过》的写作。”该创作谈写于2018 年，故作品应2015 年动手写作，见《长篇小说选刊》2018 年第3 期。
[14] 《孙子兵法》“谋攻篇”。
[16] 贾平凹：《文学最后比的是人的能量》，《作家通讯》2018 年第11 期。
[18] 雷达：《长篇小说是否遭遇瓶颈——谈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精神能力问题》，见《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下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66—168 页。
[19] 笔者对乡贤文化及乡贤形象为什么“久违”的原因做过探讨，参见钱念孙《乡贤文化为什么离我们渐行渐远》，《学术界》2016 年第3 期，又见《新华文摘》2016 年第13 期，《群言》2016 年第4 期。
[20] 参见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文学评论》1993 年第6 期；又见雷达《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上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52—17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