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圣旨像村干部讲话？那是你不懂圣旨的套路
朱元璋是一代传奇开国皇帝，其立国规模极为恢宏，统治风格极具个人色彩。其中，白话诏书就是朱氏风格的典型。
一直以来，不少人对朱元璋的“白话圣旨”很感兴趣，各种解读蜂拥而起，并不断演绎出不少误导性的认识。
如“大象公会”发文《朱元璋的圣旨为什么像村干部讲话》，认为，太祖朱元璋的圣旨满篇通俗大白话，是继承自前朝蒙元的一项制度创新①，就是个例子。
这是“彰考局”为你推送的第 29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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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的文学素养非寻常人可比，写一篇文言诏书并非难事。
● “圣旨”有很多种，不同类型，文体不同，白话诏令只是其中一种。
● 针对不同人群，白话诏令有不同的应用场景，这是其出现的内在动力之一，而非单纯继承元朝。
● 朱元璋从未在元廷任过职，接触蒙元诏书不深，白话诏书受元代影响有限。
撰文▼楚茗（“彰考局”专栏作者）
朱元璋的文化水平
需要明确的是，朱元璋颁发的圣旨的确有通俗的大白话，但并非满篇都是。
朱元璋《御制文集》所收280条左右的诏令，只有1篇白话诏令，②其余都是文言或半文言体。
一些网文还认为，朱元璋白话诏书是其教育程度低、文化水平不高造成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朱元璋尽管出身极为贫穷、寒微，但其母陈氏见识可能不低。因为陈氏父亲乃南宋末行伍出身，参加过崖山之战，入元后，又辗转各地，以占卜巫术度日。这种人见识过三教九流，经验阅历极广，自然会深深影响到朱元璋之母。
▲明太祖朱元璋。
《明实录》记载，陈氏曾引他人预言，指朱元璋日后可能会发迹，便对聪慧小儿寄予厚望，可能是朱元璋的启蒙识读老师。③
至正七年至至正十二年，外出乞讨化缘的朱元璋第二次回到皇觉寺苦修五年，这是文化启蒙的五年。他重新读书识字，诵习佛经。《皇朝本纪》说：“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
至正十四年，入幕之士范常写了篇短雅明快的文言祷文，朱元璋大加赞赏，可见他已具备一定的文言鉴赏能力。
不仅如此，从军早期的朱元璋还留有一些诗作，平仄合韵，章法也属工整。④
当然，朱元璋大幅提升文学修养确是在举义之后，因他身边聚居了大批读书人，可随时求教探讨。加之本人智慧出众、领悟能力强、刻苦向学，故其文学词养进步神速，非寻常人可比。
从现有资料来看，朱元璋对经典兵书有很高的造诣，经常活学活用《孙子兵法》。其后随着事业不断走向成功，又很在意《四书》、《五经》。
他本人就曾说过，只要有闲就经常吟读《论语》。⑤又与官员谈话，往往信口引《诗》，还经常讨论《周易》、《仪礼》、《孟子》。
他甚至还为《尚书·洪范》以及《道德经》做过注释。
经典之外，朱元璋酷爱读史，晓谕臣下，多引《春秋》、《史记》、《汉书》、《唐书》、《宋史》等史籍。
明人黄瑜就曾说过：“太祖于军中喜阅经史，操笔成文，雄浑如元化自然。”⑥
▲朱元璋《御制文集》，明嘉靖刻本。
《御制文集》等收藏了朱元璋不少阐释佛道之文，显示其对佛道有很好的体会，另收藏了不少亲撰的诗词序赋，有些虽可能经过文人润色，但不少是其个人构想应无疑义。
朱元璋的读书过程绝对是一部令人敬佩的学习史。
宋濂曾评价其文道：
“仰瞻挥洒之际，思若渊泉，顷刻之间，烟云盈纸，有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之势……”⑦
刘基也赞道：
“万几之暇，作为文章，举笔立就，莫不雄深宏伟，言雅而旨远。”⑧
这其中不乏逢迎恭维之嫌，但朱元璋喜爱摆弄文墨、文思敏捷，史家确有持论者。⑨
朱元璋曾批评元初制书“语意不通……文墨不解”⑩，以他的文化程度，写一篇典雅的文言诏书并非难事。
白话诏书应是朱元璋有意为之。
“圣旨”的种类
这些“白话”是怎么来的？
大象公会认为，白话诏书应是受元制汉译诏书的影响，元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白话文运动”，这是制度创新。
这又是一个误解。
说清这点之前，不妨先来了解一下皇帝的各色圣旨。
一般认为的圣旨，是指皇帝发布的各种类型的诏令文书（含口授）。
元朝虽有明确的圣旨称法，但也是指蒙语记录的各类诏令。⑪故称圣旨为诏书，应更恰当。
朱元璋时代，诏令文书形式多样，分为诏、敕、制、诰、谕、册、手诏、榜文、令等，其中最主要的是诏和敕，因为这两者是朝廷直接下达的旨意，宣读仪式最为庄重。
依不同用途，有的诏书是文言体，有的是半文半白体。
据学者分析，一般而言，诏、诰都是典雅的文言文，偶尔也用白话文，主要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制、书也用文言文；敕的文字比较浅显，讲话记录稿通常都是口语化，即“白话文”。⑫
这一时期的诏书虽多承自元朝程式，但朱元璋独特的行事作风和个性，使得诏书极具创新和鲜明的个人特色，如注重实用、不事虚华，诏令口语化，相当鲜活生动。
当今影视剧常常出现的圣旨起始语“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是朱元璋所创，意谓奉天而行、不敢自专。
大象公会没有注意上述文体的差异、区别，亦未区分诏令的应用场合，还未比较蒙元诏书与当时流行语的不同，造成白话文诏令通吃一切、继承元代诏书的印象。
朱元璋有意为之的白话诏令，乃是考虑到不同的人群而设，进而出现不同的特定应用场景，这是白话文诏书出现的内在动力之一，并非单纯地继承元朝：
针对边疆少数民族或周边番国
《高丽史》、《朝鲜李朝实录》等记载了不少白话诏书。如洪武五年、六年，明太祖致高丽王的两则诏书里有不少直白的表达：
我这里勤勤的使臣往来呵，似乎动劳王身体一般。为那般上头，我一年光景不曾教人去…说与恁那国王，一年三四起家差人来进贡许多钱粮，我可无些少好勾当……⑬
这些诏书当然很可能是口授，再通过使者宣谕笔录而成。其中，最典型的是洪武十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发的《谕西番、罕东、毕里等诏》：
奉天承运的皇帝，教说与西番地面里应有的土官每知道者：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子里坐地有。为这般头，诸处里人，都来我行拜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东毕里、巴一撒，他每这伙人，为什么不将差发来？又不与俺马匹牛羊？……⑭
这是《御制文集》中唯一收录的白话诏书，语言直白，读来令人十分痛快。
学界认为，这些口语诏书明显受元代白话公牍的影响，是一种“元代硬译文体语法”。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颁行口语化诏书对象似乎都与明朝关系不怎么好。
洪武前期，高丽对明朝虚与委蛇，首鼠两端；西番、罕东、毕里等几乎都不臣服明廷，这一白话诏令体现出浓厚的威吓意味。
针对武官将领，尤其是中下级武官
这方面的白话诏书就比较多了。
《云南机务抄黄》保留了不少“敕”书，如洪武十五年七月朱元璋下发给傅友德等人的敕令这样说：
如东川、芒部、乌蒙，除乌撒见守少存，其余且休占住，军都督去厮杀，等杀得蛮子畏服了，然后将东川卫于七星关南一日半，乌撒往北一日半，立为一卫……
这般说呵他那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四处把事，怎地服事土官，教如此不至诚，引将军去路坏了好地面。当初我这里用兵，可为普定、安赞招咱每的军，藏了有罪的人，去拿安赞，安赞已拿了。取云南的缘故，为云南梁王使人来俺根前打细，通了流官及火者每，为这般征云南……⑮
《皇明诏令》保留的几则洪武后期白话诏令全是针对武臣所发，有《戒谕武臣敕》、《谕武臣恤军敕》、《戒谕管军官敕》、《御制军人护身敕》。其中，《戒谕武臣敕》开篇说道：
军官不知受守御之道，因此富贵身家都亡了的也有，止亡了身的也有，但亡名时而为军者甚多，似这等的往往有犯，谁肯将心寻思守御的法度？
此外，《大诰·武臣》的书写也是这般浅显的口语，其序言开篇讲到：
如今军官全家老小，吃着穿着的，这见受的职事，都是军身上来……这军官每，如今害军呵，他那心也那里个人心，也赶不上禽兽的心。
《大诰·武臣》的书写明显区别于《大诰》前三篇。当时武将普遍文化素养不高，故下发白话敕令更能直接表达圣意，且这些白话诏书的元译色彩较轻。
针对官员、国子监生
洪武三年，朱元璋针对户部官员的一道圣旨也是十分浅白：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户口不明白哩……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作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作军。钦此。⑯
到洪武三十年七月，晚年朱元璋对国子监官员、生员的一段白话诏书也是颇为出名：
恁学生每听着：先前那宗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人来他善终了，以礼送他回乡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怀着异心，不明教诲，把宗讷的学规都改坏了，所以生徒全不务学，用著他呵，好生坏事……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贴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⑰
口语般的诏书，肃杀气氛跃然纸上。
针对普通民众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告诉百姓每，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⑱
此段诏书也是简单明了，说与不通文墨的百姓，胜过任何文言诏书。
如何更好地理解白话诏书
必须承认，口语进入政府正式的公文表达，确由蒙元一朝始，然这主要是蒙汉语言差异所致。
朱元璋的不少白话诏书确受了元制诏书硬译文体的影响，但其他白话诏书只是当时的流行口语表达。
至于白话诏书是否继承自元代的制度创新，笔者就此问教于一素有研究的明史专家，该专家指出，朱元璋从未在元廷任过职，接触蒙元诏书不深，其白话圣旨多针对文化水平不高的中下层武官，这一部分数量最多。
中下层武官之外，白话文诏书还有更多应用场景：
针对西域藩属民族及高丽所颁行的口语诏书，带有很强的元译文体色彩，颇具威吓之效；
针对户部、监生乃至普通民众的白话诏令，多是纯粹的口语表达，意思简单直接。
白话诏书，应是在朱氏军事集团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并被运用起来的，受元代诏书文体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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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