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说｜中国早期的妇女用品： 首饰盒、化妆盒和香盒
▲ 视频 山西周代“铜盒”中的化妆品是这样的！
今天的话题，
还是最近的考古热点：
登上热搜榜的#山西发现周代女性化妆品盒#
文博山西相关文章
▲北白鹅墓地出土的“铜盒”
山西发现周代化妆品的消息，
立即引起网友的热议，
大家纷纷表示赞叹——
“古人真的很聪明”
“真的精美，爱美之心自古有之”
“说明从周朝开始女人就开始败家了”
……
也有网友开始期待同款文创了——
“这个化妆盒可以开发成文创”
“出个周边吧，想要同款散粉盒！”
“有没有考虑过做文娱周边呢，好喜欢”
在这里要特意说一下：
这个要求还是可以实现的哦！
据了解，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计划春节前后推出
《燕姬的嫁妆——垣曲北白鹅考古发现
揭示的周代女性礼制与生活》考古成果展，
与此同时，
借鉴出土文物设计的精美文创礼品，
也将亮相展览。
让我们一起期待！
▲《燕姬的嫁妆》文创产品设计图
爱美之心自古有之，
除了北白鹅墓地出土的化妆盒，
我国许多古墓葬都出土过这类“盒子”。
本期推出的是，
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先生撰写的文章：
说匵——中国早期的妇女用品：
首饰盒、化妆盒和香盒
一、两组罕见的小铜器
出土发现，有一类铜器，比较轻巧，比较小，如：
（一）1995年山东长清县仙人台邿国墓地M5（邿公典的夫人姜首的墓）出土的三件小铜器，现藏山东大学博物馆：
（1）“异形器”［图一］，高仅9.2厘米，从器形看，是一件带柱盘的双层小鼎，功用可能类似火锅。
图一 长清县仙人台邿国墓地5号墓出土的“异形器”（带柱盘的圆鼎）
（2）“带流鼎”［图二］，高仅7.4厘米，这件鼎，从器形看，属于带盖的匜鼎。这种小匜鼎，曾在山西闻喜县上郭村墓地出土过11件，高度与此接近，低可低到6.3厘米，高可高到9.5厘米，全都在6厘米以上，10厘米以下。
图二 长清县仙人台邿国墓地5号墓出土的“带流鼎”（匜鼎）
（3）“舟形器”［图三］高仅6.5厘米，从器形看，是一件带足
。这种器物，根据自名，应该叫“
”。学者沿袭宋代的定名，常把这种铜器称为“舟”。
图三 长清县仙人台邿国墓地5号墓出土的“舟形鼎”（
）
另外，此墓还出土了一对“骨雕香熏”［图四］，非常珍贵。如果这个判断不错，它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香盒。
图四 长清县仙人台邿国墓地5号墓出土的“骨雕香薰”
熏炉和香盒往往是女性的器物。
(二)2005年陕西韩城县梁带村26号墓(芮桓公的夫人仲姜的墓)出土的六件小铜器。
（1）“镂孔方盒”［图五］高仅10.6厘米，器盖和器身锈死，下面没有底，估计里面还套着一个木盒，现已朽灭。
图五 韩城梁带村26号墓出土的“镂空方盒”（匵）
（2）“贯耳罐”，尺寸不详。
（3）“双层方鼎”［图六］，高仅10.4厘米，是由一大一小两个方鼎套接在一起。
图六 韩城梁带村26号墓出土的“双层方鼎”
（4）“圈足匜”［图七］，高仅10.3厘米，带流，不用时，可以用盖把流口封死。
图七 韩城梁带村26号墓出土的“圈足匜”
（5）“鍑”［图八］，高仅6.6厘米。
图八 韩城梁带村26号墓出土的“鍑”
（6）“单把罐”，尺寸不详。
这些器物，都很小，可以拿在手里，放在手边，伴人起居，供人时时玩赏。它们各自的用途是什么，是个有待开发的研究领域。
仙人台5号墓是春秋中期的墓葬，梁带村26号墓是春秋早期的墓葬。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座墓都是女性墓，上述器物都是女性的器物。
二、所谓“弄器”
上述器物，梁带村所出，发掘者叫“弄器”；仙人台所出，发掘者叫“杂器”。所谓“杂器”，习惯上是指不好归类的铜器。
这些铜器，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现已发现的铜器，除最最普通的日用铜器和专门用于祭祀宴享的青铜礼器，是不是还有一个类别，我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上述器物就是值得注意的一类。
这类铜器是“弄器”吗?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什么是“弄器”？我们最好看一下自铭带“弄”字的器物：
（1）王作奺卣［图九]，殷墟四期，旧藏美国纽约的收藏家Dr.Armold Knapp处，高20.2厘米，铭文作“王乍(作)奺弄”（盖器同铭)。
图九 现藏美国的王作奺卣
（2）王作奺器盖［图十，图十一]，殷墟四期，1975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北一座殷代地穴式房子的遗址(F11)出土，长6.3厘米，宽5.2厘米，两旁带缺口，铭文同上。
图十 安阳小屯村出土的王作奺器盖
图十一 安阳小屯村出土的王作奺器盖的铭文
（3）天尹铃之一［图十二］，春秋早期，传出河南洛阳，现藏上海博物馆(孙鼎捐献)，高18.1厘米，铭文作“天尹乍(作)元弄”。
图十二 上海博物馆藏天尹铃（传出洛阳）
（4）天尹铃之二［图十三］，春秋早期，传出河南洛阳，器形未见，只有拓本，高15厘米，铭文同上。
图十三 另一件天尹铃（传出洛阳）
（5）杕氏壶[图十四]，春秋晚期，现藏德国国家博物馆，高37.8厘米，铭文提到“
(吾)台(以)为弄壶”。
图十四 德国国家博物馆藏杕氏壶
（6）君子鼎[图十五]，春秋战国间，传出河南辉县，现藏吉林大学，高22厘米，铭文作“君子之弄鼎”，字体同下智君子鉴，“君子”是“智君子”的省略。
图十五 吉林大学藏君子鼎（传出河南辉县）
（7）君子鬲[图十六]，春秋战国间，现藏故宫博物院，高14厘米，铭文作“君子之弄”，字体同下智君子鉴，“君子”也是“智君子”的省略。
图十六 故宫博物院藏君子鬲
（8）智君子鉴之一[图十七]，春秋战国之际，1938年河南辉县出土，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高22.8厘米，口径51.7厘米，铭文作“智君子之弄鉴”。“智君子”是“智君之子”的意思。
图十七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智君子鉴（河南辉县出土）
（9）智君子鉴之二，春秋战国间，1938年河南辉县出土，现藏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高22.2厘米，口径51.5厘米，器形、铭文同上。
（10）子鸟[图十八]，春秋战国间，传出山西太原，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高26.5厘米，铭文作“子之弄鸟”，字体同上四器，“子”是“智君子”的省略。
图十八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子之弄鸟（传出山西太原）
这十件器物,可以归纳为四组：
（1）（2）是殷墟所出，器盖比较小，卣大一点。铭文“王”是商王，“奺”是女子名，器是商王为某女子作。
（3）（4）是洛阳所出，和一般的铃大小相似。铭文“天尹”，可能是东周的官员。
（5）是鲜虞(铭文作“鲜于”)的器物，镶嵌兽纹，做工考究，在铜壶中，属于正常尺寸，不算大，也不算小。铭文提到“
(弋)猎(?)毋后，
(纂)在我车”，说明它是拴在田车上，供田猎游乐时所的壶。
（6）-（10）是知氏(晋六卿中的知氏)之子的器物，除鬲小一点，其他几件都在正常尺寸的范围内，也不算太小。
“弄”字，古代训诂，解释很一致，不是“玩”，就是“戏”。弄器，当与吃喝玩乐等奢侈享受有关。它的特点是什么?一是常在手边把玩，不是供在祠庙；二是赏心悦目，观赏性强，有时胜于实用性。
弄器可能包括很多小器物，但小不一定是绝对标准。
三、盛玉器的小铜盒(方盒)
出土发现，有一类器物值得重视，就是上面提到的铜方盒。台湾学者陈芳妹和陈耘专门讨论过这类器物。
铜方盒分两种：
一种带盖门(器口有枢，可以转动；器口有卡，可以承托），装饰繁缛，常以裸人或动物（以虎为多）为盖钮，以爬兽为器耳(四个或六个)，以裸人、伏虎、车轮为器足。
一种是比较简单的方盒。
我们先说第一种。
这类发现，主要集中在西周末年到春秋早期这一段，多为两周之际的器物。
下面是八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1）19世纪20一30年代山东莒县出土的“裸人铜方奁”[图十九]，盖门双开(朝窄面开)，以男女对坐的裸人为盖钮(双钮)，四裸人为器足，器壁饰垂鳞纹，下有箭镞形几何纹[同下第7例]，长11.2厘米，宽7.5厘米，高11.6厘米，现藏山东省博物馆(1954年购入)，年代为西周末年或春秋早期。
图十九 传莒县出土的“裸人铜方奁”（匵）
（2）2002年山东枣庄市山亭村小邾国墓地3号墓(郑君庆夫人媿霝的墓)出土的“虎钮方奁”[图二十]，盖门双开(朝窄面开)，以二虎为盖钮(双钮)，以四裸人装饰圈足，器盖和器壁饰单首夔纹，长14厘米，宽11厘米，高7厘米，内盛玉器[图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玦2、挖耳勺1、贝5，现藏枣庄市博物馆，年代为春秋早期的晚段。
图二十 枣庄市山亭村小邾国墓地3号墓出土的“虎钮方奁”
图二十一 枣庄市山亭村小邾国墓地3号墓出土的玉器：玉珏
图二十二 枣庄市山亭村小邾国墓地3号墓出土的玉器：玉耳勺
图二十三 枣庄市山亭村小邾国墓地3号墓出土的玉器：玉贝
（3）1974年山西闻喜县上郭村墓地49号墓(墓主性别不详)出土的“鼎”或“人足虎耳双盖方鼎”[图二十四]，盖门双开(朝窄面开)，以双虎为盖钮(双钮)，以四裸人为器足，器壁有四爬兽，盖、器饰双首夔纹，长10厘米，宽6.5厘米，高8.7厘米，山西省博物院藏，年代为西周末年或春秋早期。
图二十四 闻喜县上郭村墓地49号墓出土的“鼎”或“人足虎耳双盖方鼎”（匵）
（4）1974年山西闻喜县上郭村墓地M374(墓主性别不详)出土的“铜车”[图二十五]，盖门双开(朝窄面开)，以一猴为盖钮，四轮为器足，器的四角有爬兽，盖器饰鸟纹，长10.3厘米，宽7厘米，高6厘米，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年代为西周末年或春秋早期。
图二十五 闻喜县上郭村墓地37号墓出土的“铜车”
（5）1989年山西闻喜县上郭村墓地7号墓(墓主性别不详)出土的“小铜车”或“刖人守囿铜挽车”[图二十六]，盖门双开(朝窄面开)，以一猴为盖钮(单钮)，前后各有四鸟，用兽首纹和卷云纹填充空隙；以两轮两虎为器足，两轮在后，两虎在前，两虎的四足下各有两个小轮，虎头所向的前方，有一侧门，由裸体刖人把守，相反的一面，有一兽首衔环。器壁有六爬兽，饰鸟纹，长13.7厘米，宽11.3厘米，高9.1厘米，山西省博物院藏，年代为西周末年或春秋早期。
图二十六 闻喜县上郭村墓地7号墓出土的“小铜车”或“刖人守囿铜挽车”
（6）1993年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2号墓(晋侯邦父夫人某某的墓)出土的“鼎形方盒”[图二十七]，盖门单开(朝宽面开)，以单虎为盖钮，四虎为器足，器壁饰环带纹和波曲纹，长9.6厘米，宽10.4厘米，高9.6厘米，现藏山西省博物院，年代为西周末年。
图二十七 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2号墓出土的“鼎形方盒”
（7）1993年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晋侯邦父夫人杨姞的墓)出土的“鼎形方盒”或“人形足攀龙盒”“人足龙耳方盒”[图二十八]，盖门双开(朝窄面开)，以单虎为盖钮(单钮)，器壁有四爬兽和四扉棱，器足为四裸人，器盖内饰窃曲纹，外环箭镞形几何纹，器壁饰窃曲纹和波曲纹，长19.2厘米，宽9.3厘米，高9.3厘米，现藏山西省博物院，年代与前器相近。
图二十八 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的“鼎形方盒”或“人形足攀龙盒”、“人足龙耳方盒”（匵）
（8）1998年甘肃礼县圆顶山M1(简报定为女性墓)出土的“A形盒”[图二十九]，盖门双开(朝宽面开)，以二熊为盖钮，器口四隅立四鸟，器壁四隅饰四爬兽，器足为四轮，器盖和器壁饰典型的秦式蟠虺纹，长11.1厘米，宽7.5厘米，高8.8厘米，墓葬年代为春秋早期代早期。
图二十九 甘肃礼县圆顶山l号墓(简报定为女性墓)出土的“A形盒”
这八件器物，除情况不明的例（1）（3）（4）（5）外都是出于女性墓，可以肯定是女性的器物。其中例（2）很重要，可以说明，这类器物是用来盛玉器。
另外，考古发现，还有一些小方盒，可能是类似器物。如：
（1）1932年河南浚县辛村5号墓(卫文君夫人叔姜的墓）出土的“小型铜方奁”或“小方彝”，高7.45厘米，同出，有白石圈、红白玛瑙珠、绿松石珠、绿松石兽面和骨笄等物，年代为西周末年。
（2）1991一1992年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2012号墓(虢季夫人墓)出土的“方盒”。这件器物，“已残碎，无法修复，但出土时为长方体，用薄铜片制成，上面有押印纹样，盒壁的接口由长条形的铜片连结，长13厘米，宽10.5厘米，高度不详。出土时盒内装有以绿松石、料珠和煤精等组成的串饰一组”。
（3）1993年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晋侯邦父的另一个夫人杨姞的墓)出土的“铜方盒”，出土时已锈成粉末，“内盛满各类玉质小件器物,有玉人、熊、牛、鹰、鸮、罍、龟等”。
（4）1998年甘肃礼县圆顶山l号墓(简报定为女性墓)出土的“B形盒”[图三十]，盖门单开，长5.5厘米，宽2.7厘米，高7.8厘米。
图三十 甘肃礼县圆顶山l号墓出土的“B形盒”
（5）2005年陕西韩城县梁带村26号墓(仲姜墓）出土六件“弄器”中的“镂孔方盒”(上面已谈)。
这五件器物，也是出于女性墓。前三个例子，是用来盛玉器。
就可考的例子而言，上述方盒主要是用来盛玉器。
四、盛脂粉的小铜罐(圆罐)
出土发现，除上面介绍的小铜盒，还有一类出土发现，是上面提到的小铜罐。台湾学者陈耘专门讨论过这类器物。
1991一1992年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2012号墓(虢季夫人墓)出土过一件梁姬罐[图三十一]。
图三十一 三门峡市虢国墓地2012号墓出土的梁姬罐（匵）
梁姬罐，高11.8厘米，盖顶有人头形扁钮，盖器口沿结合部有两个兽首相对的穿，通体饰夔龙纹，盖内有两行铭文(左右反书)：
梁姬乍(作) 1
匵 2
前三字很好认，最后一字，陈耘考为“匵”字，也很正确，唯倒数第二字，值得讨论。
这个字，陈耘说“较难解释”，“左边从米，右边不详”，怀疑是“粱”字。不错，“梁”字确实有从米的写法，但对比第一个“梁”字，我们不难看出，它绝不是“粱”字。
这个字是什么字？我的看法是，它是个从米从
，应该隶定为“
”的字。
“
”(音chou)，出土文字材料没有，但《广韵》《集韵》有这个字(见尤韵)，前者的解释是“
粉”，后者的解释是“滤取粉”，意思是过滤加工过的某种“粉”。
这种粉是什么粉？我们可以看看陈耘的解释：
“粱”是什么？我们认为“粱”不是指食用或敬神的精米，而是一种很精细的妆摩用香粉。在古代，“粱”可以制成“粱粉”，是“米粉”的一种,《齐民要术》卷五中记载了制作“粱粉”的方法：取精纯粱米，研成细粉，在水中浸泡淘净多次，再用绢袋过滤，置放在三重布上收干，中间部分特别光润，称为粉英，待天气好的时候，刀削粉英曝晒成干粉，可用来妆摩身体，擦手使滑美不涩。
这个解释，在文字考释上有问题，但理解却很到位。
大家要想了解古代的化妆品有什么东西，请参看《齐民要术》卷五“作胭脂法”“合香泽法”“合面脂法”“合手药法”“作紫粉法”“作米粉法”“作香粉法”各条。其中的最后三条就是讲作粉。
通过修正，我们可以确认：
第一，这件圆罐是用来装“
”，即脂粉类的化妆品。
第二，它的器名是“匵”，即属于盒子类的器物。
陈耘指出，这两类器物不同于通常的礼器。很对。作者说，梁姬是姬姓，按同姓不婚的习俗，不大可能嫁给虢季，更大可能是嫁到梁国的女子，或许就是虢季夫人的婆婆。假如真的如此，该墓就不该叫“梁姬墓”，而应改称“虢季夫人墓”。这个意见也值得重视。
考古发现的小铜罐，形态各异，不能混在一起谈。下面是几个例子。
(一)穿耳罐
（1）上世纪50年代山东沂水李家庄出土过两件“铜穿带器”，皆球形器，上面有带钮(猴钮和鸟钮)的盖，下面有圈足，一件高12.2厘米，一件高10.9厘米。出土地属于莒国，墓主性别不详。
（2）1956一1957年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1052号墓、1705号墓、1820号墓各出土过一件小罐，都属于穿耳罐，报告没有尺寸数据，但从图版所注的比例推算，都非常小。1052号墓和1705号墓所出是圜底器，没有圈足；1820号墓所出，有圈足，年代属于东西周之际。这三座墓，1052号墓出虢太子元戈，1705号墓出宫氏白子元相戈，是男性墓；1820号墓出苏国女子的铜器，则是女性墓。有圈足的小罐是出自女性墓。
（3）2005年陕西韩城县梁带村26号墓(仲姜墓)出土“弄器”中的“贯耳罐”，尺寸不详(从照片看，当在10厘米以下)，也是出自女性墓(与第二种方盒同出)。
(二)提链罐
（1）1995年山东长清县仙人台6号墓(墓主不详，经鉴定，是男性)出土的“提梁小罐”(或称“青铜链盒”)[图三十二]，高9.2厘米，是出自男性墓。
图三十二 长清县仙人台6号墓出土的“提梁小罐”(或称“青铜链盒”)
（2）2002年山东枣庄市小邾国墓地3号墓(郑君庆夫人媿霝的墓)出土的“提链罐”[图三十三]，高8厘米(与第一种方盒同出)，是出自女性墓。
图三十三 枣庄市小邾国墓地3号墓出土的“提链罐”
(三)其他
1991一1992年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实为虢公墓地)2012号墓(虢季夫人墓)中，与上述圆罐同出的，还有一件“凹弦纹罐”，高8.4厘米。这件铜器，器形像陶器，和上述小罐不一样。
这三类器物中，前两类是男女共用，第三类是女性所用。
梁姬罐是装脂粉类的化妆品，但不一定所有圆罐都是装脂粉类的化妆品，也可能放其他东西，问题还要做进一步研究。但这类铜器，其中有脂粉盒，还是可以确定。
人的面部有三种颜色：黑、白、红。三种颜色是对比色。女人都希望，发黑、眉黑、脸白、唇红，让三种颜色对比更强烈，诗文多有歌咏。古代化妆品，主要有三样，就是用来加强效果：
（1）粉，白色，用来擦脸，一般用米粉制成，上已谈到。铅粉是外来，也叫“胡粉”。
（2）黛，黑色，用黛墨描眉画眼（用眉笔)。画眉，还用镊子。
（3）朱，红色，用朱砂或胭脂涂嘴唇、抹脸蛋、点额头。胭脂是匈奴语。
现代化妆，还是走这个路子。
五、盛梳子的小铜盒（圆盒)
古代妇女，梳妆打扮，除首饰和脂粉，镜子、梳子(齿比较疏)、篦子(齿比较密)也不能少。
《说文·竹部》：“
,镜
也。”“
”，古书多作“奁”。汉代盛镜子的盒子是叫奁。奁是镜盒，没问题。但它也装梳子、篦子和脂粉。出土的奁，很多是漆奁。漆奁，有方奁，有圆奁，很多是大盒套小盒的多子盒。
这类东西，早期是什么样，也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陈耘的文章，除上述器物，还提到两件圆盒：
（1）1974一1981年陕西宝鸡市竹园沟西周墓地20号墓出上的“铜盒”[图三十四]，“盒内放有铜梳、发笄、小刀、铜凿等小件器物”。
图三十四 陕西宝鸡市竹园沟西周墓地20号墓出上的“铜盒”
（2）1937年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地1号墓出土的“刻纹奁”[图三十五]，郭宝钧先生推测，此墓是“女子墓”，此物是“化装器类”。
图三十五 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地1号墓出土的“刻纹奁”
第二个例子是不是奁，还不能肯定，但第一个例子没问题。
出土发现,圆盒类的器物很多，哪些是当奁用，还要进一步探讨。
六、上述器物的性别问题和定名问题
考古，性别鉴定很重要。近来，学者对这一问题讨论渐多，是一种好现象。
我们都知道，墓葬的性别鉴定，第一证据是人骨。人骨烂了怎么办？主要是参考随葬的器物。比如，大家说，出兵器的墓多半是男性的墓葬，就是考古工作者根据大量实例最后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一个大致可以遵循的规律。虽然，我们并不排除，历史上偶尔也有妇女涉及戎事的例外，她们也可能随身携带护身的武器。
上文涉及的墓很多是女性墓，出土物很多是女性的器物。女性随葬什么，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古代墓葬，很多随葬物都是男女共用，区别起来很困难，但仔细比较，在种类上，在数量上，仍有差别。比如盘匜，男女都用，但古代媵嫁，出嫁女子从娘家带去的嫁妆经常是盘匜，这是规律。
古今中外，男女都爱珍宝，但爱和爱不一样。男人喜欢宝剑、宝刀，他们会用珠宝装饰刀剑。比如虢国墓地2001号墓出土的玉柄铁剑、梁带村27号墓出土的金鞘玉剑[图三十六]、下寺楚墓10号墓出土的玉柄铁剑，还有两汉时期的很多玉具剑，就是早期的宝剑。这是男人所爱。女人爱什么？主要是爱打扮。她们更喜欢穿金戴银、珠光宝气。杜十娘说，“妾椟中有玉，恨郎眼内无珠”，怒沉百宝箱(《警世通言》第三十二)，“百宝箱”是什么，就是装金银珠宝、各种细软。
图三十六 梁带村27号墓出土的金鞘玉剑
上述器物，虽不一定都是妇女专用，有些器物的用途也还值得进一步鉴定，并不排除男女共用，也不排除有其他用途(首饰盒或化妆盒以外的用途)。但它们很多是妇女用品，还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这些器物，过去叫法比较乱，如何定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我把我的想法说一说。
(一)方盒类的器物
上面总结，此类器物几乎都是女性墓出土，用途是盛玉器。这类器物，过去研究不够，大家不知叫什么好，叫法极不统一：
（1）或称“鼎”，或称“鬲”，都是瞎叫。鼎、鬲是煮肉、盛肉的器物，有三条腿，与此完全不同。即使方鼎，也不一样。
（2）或称“盒”，好一点，但不是古人使用的准确名称。
（3）或称“奁”，也不对。上面说过，古人说的奁，是装镜子、梳子、篦子和各种化妆品的。
（4）或称车，如上郭村7号墓出土的方盒，学者称为“小铜车”，甚至叫“刖人守囿铜挽车”，也不合适。这件器物，刖人只是装饰，虽有虎、鸟一类装饰，但并没有什么苑囿(类似野生动物园)存在，下面加车轮，只是个别例子，多数并不如此，现在的名称不能反映器物的功用。
上述例子，我讨论过第一种方盒的例（2）。2004年，我在提交山东枣庄市2004年“中国·山亭——小邾国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中已经指出，其正确定名是“匵”或“椟”。
在《丧家狗——我读<论语>》中，我也讨论过这个器名。
《论语》两次提到椟。
一次是《论语·子罕》，子贡说，“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价)而沽(贾)诸”。意思是，美玉这样的好东西，是一直藏在椟中好呢，还是等个好价钱，把它卖掉。孔子不能忘情于政治。他说，卖了吧，卖了吧，我就是等着卖的东西。我说过，他是“玉在匵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红楼梦》第一回)。成语“待价而沽”，就是出典于此。
一次是《论语·季氏》，孔子说“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意思是，虎兕这样的猛兽全都放出来了，龟玉这样的宝物反而没人赏识，白白毁在椟中。这是骂天下无道。他是把自己比作椟中的宝玉。
这两条材料可以说明，龟、玉是放在椟里。椟是放这类宝物的。
古代的首饰盒，有时做得太漂亮，让人忘了它是干什么的。比如第一种方盒，就非常华丽。韩非子讲过一个故事，叫“买椟还珠”。郑人觉得盒子比珠宝还好看，连里面的东西都不要了(《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这个故事还透露出，椟也用来藏珠。
首饰盒是放珍宝的，没问题。但什么是珍宝，古今中外，概念并不一样。
比如欧洲、西亚、中亚以及欧亚草原，那里的人喜欢黄金和宝石镶嵌，我们更偏爱玉，金的爱好有，但不如他们突出。两者的传统不一样。中国，早期(商代、西周和春秋)和晚期(战国秦汉，特别是汉以来)也不一样。
中国，“金玉”是宝物的通称。“金”，主要指青铜，黄金虽然也是“金”，但“金”字并不专指金银；“玉”，主要指软玉，也包括某些硬度不太高，但色泽类似玉的美石。
明清时期，金银钗簪，镶嵌宝石，墓葬出土很多。这种风气，是战国，特别是汉以来受外来刺激逐渐发展起来的，早期并不如此。黄金制品，如金臂钏、金耳环和金箔饰品，商代就有，多半在周边地区(内蒙和邻近内蒙的陕北、晋北和北京，还有四川)，两周，用黄金作带饰或剑饰，也很明显是受西北影响。黄金器皿，春秋战国之交出现，有绍兴306号墓和曾侯乙墓所出，相当少。白银器皿，战国晚期有一些，主要是小件器物(如银匜之类)。镶嵌工艺，商周时期，主要用绿松石，品种比较贫乏。
当时，玉佩和用玉作装饰，才是主流(当然，佩饰也使用水晶、玛瑙、绿松石等物)。小件宝物，龟、贝、珠也有一定重要性。玉龟壳和玉贝，是用玉仿造这类宝物，更是宝物中的宝物。早期的首饰盒或珠宝盒，主要是放这类东西。
藏玉的盒子，古代最通用的名称是“匵”或“椟”。
古代的首饰盒，铜木皆有，古书通用“椟”字。
古代的箱子、盒子和匣子有许多不同叫法。《说文·二部》把“匮”“匵”“匣”列在一起，转相训释，就是这类器物。“匵”本指木制的首饰盒，宋以来，字书另有一个“鑟”字，是指放印的铜匣。铜盒也是椟。
“匵”才是珠宝盒的通名，比“匮”更准确。
(二)圆罐类的器物
陈耘已经指出，也叫“匵”。
(三)圆盒类的器物
情况比较复杂，型态差异比较大，虽然从功能上考虑，我们并不排除，它们中的某一些，可能相当后世的“奁”。但这些器物当时叫什么，我们不知道。
很多问题的答案，还有待新的考古发现。
补记一：2008年12月19日，接香港中文大学褚馨信，她从《西清古鉴》卷三八(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846页)查到一件“唐方车香熏”[图三十七]，这件器物也很明显是两周之际的铜匵。
图三十七 《西清古鉴》卷三八载“唐方车香熏”
补记二：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有一件器物与上图19相似[图三十八]；保利博物馆有一件器物与上图25相接近[图三十九]，可资比较。
图三十八 藤井有邻馆藏铜匵
图三十九 保利博物馆藏铜匵
李零
祖籍山西武乡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先秦考古研究及中国古汉语研究。担任过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国远东学院等院校客座教授，2016年获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主要著作有：《孙子古本研究》《李零自选集》《我们的中国》《中国方术正考》《花间一壶酒》《子弹库帛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