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薛青峰：天津记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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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青峰
薛青峰，原籍陕西大荔县。供职宁夏理工学院，副教授。二级作家。
出版《移动的故乡》等散文集。宁夏作家协会会员，石嘴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天津记忆（二）
陕西 薛青峰
一个“60后”关于天津的少年记忆
这份记忆要上溯到20世纪六十年代，国家在全国各地抽调医疗卫生、教育科技、工程建筑、煤炭开发、冶金制造等各行各业的技术人员支援西部“三线”建设。天津市第四医院整建制搬迁到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于是，这个落后的西部小镇有了第一家规模较大的医院。老百姓亲切地称之为“天津医院”。1982年，天津市开发大港新区，天津市第四医院整建制迁回天津大港。天津同学也告别了在此度过青春年华的第二故乡。我已婚，就落户大武口，没有回天津。
大武口这座西部小城多数是东北人，天津医务工作者的到来为这座小城增添了说不尽的妩媚。西北人口音浑厚浊重，天津话绵柔、清脆、欢快，好听。天津人洋气，带着海风的抚慰。“干嘛，干嘛”，拖着绵长的柔音，萦绕在西北同学的大脑沟壑里，挥之不去。学校演文艺节目，我给同学说天津快板，就这样，天津两个字像种子一样播进同学心田，已不是地理概念了，而是一群少男少女的欢歌笑语。
我在大武口洗煤厂中学读小学、读初中、读高中。我们的班级，多数同学出生在1960年，天津人最多，再就是东北人，还有浙江的、河南的、安徽的、甘肃的、江苏的。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是名副其实的移民之班。天津同学的温婉细腻与东北同学的粗狂豪放在西部小城的校园里交融，在同学心里栽下友谊的常青树。
石嘴山市因煤而生，被称为“塞上煤城”，是新兴的工业移民城市。移民城市地域文化的多元性，曾经被称为“宁夏的小上海”。这座小城产业工人居多。悬壶济世，医生职业的公共性，使每个市民都会对天津人产生特殊的情愫，都会记住给自己医治过病痛的医生。我与同学走在街上，人们一眼就会认出我们是天津人。天津人的到来给这座西部小城带来了生气，改变了这座城市的气质。可能我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带着都市气息吧。天津人的生活雅致，家里弥漫着一种文化气氛。去张景山家，他姐姐在拉手风琴，他在画画。
高一时，我眼睛近视了，张景山同学领我去天津医院眼科去配眼镜。我戴上了第一幅眼镜，与张景山在他家合了一张影。半个世纪后，我们在天津聚首，又合了一张影。李旗同学说，给两个帅哥做一个抖音，问我用哪首歌曲做背景音乐。我说，随意吧。她做出来发给我看时，我脑海里即刻响起了一个熟悉的旋律：即李叔同的《送别》。这首歌是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从天津唱出去，传向世界。后来做了电影《城南旧事》的插曲。
中学时读《荷花淀》知道孙犁主持《天津日报》副刊，我还投过稿。那时，同学们喜欢听相声，一大串著名相声演员都出在天津。同学们夸赞：天津人真逗。看着那张老照片，我脑海中像回放录像带一样，想起与张景山一起办黑板报，画雷锋像的情景。我学篆字，学素描，都是模仿张景山的手笔。每个时代的青年都有追星情结。张景山给我——张赵丹、王晓棠、上官云珠等22位电影明星图片，我照着图片画明星素描。张景山家订阅了《大众电影》，我经常去借阅。多好啊，成长之旅的一步步脚印就与天津同学紧扣在一起。那时，康捷同学家里订阅了《人民文学》和《小说月报》。下乡插队时，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去他插队的农业指挥部去借书，我们讨论最多的是当时的争鸣小说《在社会的档案里》《苦恋》《人啊，人》《飞天》《爱，是不能忘记的》。上世纪80年代初，文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引领社会思潮，担负起启蒙的重任。当时的《班主任》《伤痕》《我应该怎么办》等“伤痕文学”作品都是康捷借给我读的。我记得阅读小说《我应该怎么办》时主人公薛子君的姑妈的一句话：“子君，你长得很美。但是，你美得太过份了。这是一种灾难。在生活的道路上可要特别留神！”“姑妈的话是从她独特的生活经历中总结出来的。”这种阅读感受十分奇妙，真难说，对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青年是警示还是启发。我开始悄悄地写作。笔墨怎么样？需要认可。我把第一篇文章拿给贺天广同学看。现在已经不记得那篇文章写了些什么，也不记得他当时对我说了些什么，但从那时开始，我就坚持写了下来。可知，天广同学当时给予我的是莫大的鼓励。天广是我们班的才子，好读书。我曾看到他在啃《三国志》《第三帝国的兴亡》。他体育也好，是足球守门员。我们班男同学里体育健将较多，杨大卫获得过全国青少年运动会手榴弹投掷第五名的殊荣，李耀凯是全区百米冠军。我们班经常去校外踢足球，也因为赢了一场足球赛，张卫民同学回家时遭到基建一中足球队的围追堵截。难忘七七年恢复高考。我从来没有和天广同学聊过高考录取时他被替换的遭遇，但我明白权势对一个弱小而普通的百姓的戏弄，会改变人的生活方向。几十年来，天广同学埋葬了心灵的创伤，默默地在计算机领域开拓生活之路。生存与沉默，悄然与命运抗争。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命运之书，每个家庭都有鲜为人知的故事。
那时，也想与钦慕的才女同学交流学习，但不敢。那个年代的男女同学在学校不说话。说话在毕业多年以后了，有一年春节，刘丽萍等同学来新华书店看我。有一年李旗同学来买《结构力学》一书，她站在院子里大声喊我的名字。她的天津话引起我的同事的一片笑声，久久地萦绕在我的耳畔。
“惟有相思是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1982年春天，天津医院迁回天津，天津同学陆续离开了西部小城大武口。我多次问自己，为什么要早早地成婚，失去了回天津的机会。景山回天津了，天广回天津了，康捷回天津了，天津同学都回去了。留下的我是那么孤独。知音远隔千里，谁来与我切磋读书写作的体会。时间在空间中漫游、漂泊、流逝。记忆却在生成的年代里倒回和延续。坦率地说，回忆少年时代，人人都可以找回心灵的底色，而我的心灵底色是天津同学给予的。我专程来天津叙旧，又给我心里播下理解、同情、悲悯、温暖、快乐、离别、爱情、生死、悲欣的种子，这些情感冲击着岁月的长堤，也是对往昔时光的一次吊唁。五天的相聚，弥漫着一种欢乐的气氛与情绪。我个人想，仅有欢乐是不够的，在思想与情感的轴线上，我与同学的欢乐是吻合的，但少年的心思与个体生命的体验是刻骨铭心的，这是写作的种子。
同学看同学是透明的。在幼稚的年代，同学之间互为影响，这种影响极有可能决定生活的选择与走向。时间让人遗忘，空间拉开了心心相印的距离，但是，朝朝暮暮地相处只是一种梦想，每个人都在奔波自己的生活，在生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写作的初心是天津同学给我的。我不停地练笔，作品《琴音似水》终于发表在天津的文学刊物《散文》杂志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丛书我是必买的。我想，将来能在故乡的百花文艺出版一部自己的散文集，那该是多么神圣的事情啊。那时，我读天津作家冯骥才的小说《神鞭》《三寸金莲》，读蒋子龙的改革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特别爱读何申的散文《我的津门故里》，还爱听关牧村的歌。阅读中，有关天津的事情，我都想知道。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发生在天津。比如，北洋军阀的势力起源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这是中国近代军事史陆军草创的先河。再比如，在觉醒的1919年，周恩来等人在天津南开大学创办了青年爱国社团“觉悟社”，传播马克思主义。从景山、康捷家借阅文学杂志，是我对知识分子家庭的最初认知。我依稀觉得这给予我一种生活的向往，但那种感觉很朦胧。在那个年代，不是每个家庭都能给孩子订阅文艺杂志的。随着阅读面的扩宽，我慢慢知晓了知识分子群体多集中在科研机构、社科院、医院和高校。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有幸赶上了“知识大爆炸”。虽然我们这代人知道有一段时期全社会在蔑视知识，但知识分子在我心中占据的地位是不可磨灭的。那种生活向往越来越明晰，就迈开脚步，向着读书、卖书、教书、写书这条求知之路走来，循着这条路终于走进了一所高校。从现实生活，到历史、文学、曲艺、音乐，天津给予我一种新鲜的文化视野，这种给予是一种精神熏染，不管时间多久都无法割舍。
曹阜老师带着我和康捷等同学去大武口公社去学农，我们是那么卖力气挥洒自己的体力，让青春的汗水滴落在在田野里。午餐时，一个女同学把七个包子吞进肚子里。劳动，巾帼不让须眉，吃饭，也是如此。那时，学工学农学军，是最重要的课程。学工主要在大武口洗煤厂，同学们对洗煤的流程了如指掌。记得一次打靶，只有一支枪，同学们轮流来，一人一枪。我没有听教官的指令，扣动扳机不松，将一梭子子弹全部射了出去。子弹打光了，与我一个组的同学恨得咬牙切齿。
我蓦然发现，在人生的旅程中，你已经忘记了许多事情，你认为忘了就忘了，无关紧要。谁料到这些事情原来像影子一样跟踪着你。有了碰撞与相遇，一下子就激活了。原来这些小事多多少少都影响过你的人生选择。（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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