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森丨杀年猪
快过年了，家家户户陆陆续续的杀起了年猪。这是东北早年的风俗，也是那嘎达（地方）的一道风景和大事。
那时，庄户人家一年最热闹、最期盼的事似乎就是杀年猪了。大人盼，小孩更盼，林场和屯里人都盼。就连屯里的二傻子，听到猪挨刀的嚎叫也似乎不傻了。傻嘻嘻的说，杀猪了，杀猪了。
不就是杀头猪吗？有这样惊天动地吗？不错，这事搁到现在，真的不是事了。满市场的猪肉，肥的、精的，还有前排、后臀、猪蹄、猪耳朵一大溜，分的那个细。你想吃那个部位就吃哪个部位。想啥时吃就啥时吃。根本不用自己养，自己杀。更不用等快过年时在杀。因此，所谓“杀年猪”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只是可怜的猪们到了任人宰割的时代了。
要说养猪那时还真重要。一是改善生活，让平日缺肉少鱼的肚里有点油水，省的整天干吃白菜、土豆、萝卜，清汤寡水的。就是包个酸菜水饺没有肉也是一个酸倒牙啊。二是全家人还指望猪卖点钱呢。林场好些，职工多少有点工资，但屯里人过日子，一年除了地里的庄稼，就是圈里的猪，基本没啥收入了。大伙日子都过的紧紧巴巴的，只好养猪。谁家要是不养猪，别人准说这家完犊子（没用），隔路（特殊），不知道过日子，要不怎么连个猪都不养呢。
当然，谁家若是养上两头猪，大伙准夸：瞧，还是他家尿性（厉害）养了两头猪呢。
猪好吃，但不好养。要在春天就要抓紧选猪羔子。这是个眼力活，首选要注意二椅子（性别），母猪当然不行，要选公猪，公猪肉嘎香。还要选品种好，四肢粗壮，猪匹子长，身体匀称的猪羔子。这样的猪长的大，出肉多。当然，这样的猪羔子价钱高不说，还要到离林场较远的屯子里去买。
有一年春天，柳条上的“毛毛狗”都毛茸茸的探出头了，河水还未开化，有个背阴的地方几个孩子还在抽嘎玩呢。
一个周末，父亲领我到离林场20多里地的“新开”屯买猪羔。父亲问我喜欢啥色的猪，我说白色的。白色的猪不磕碜（不好看）干净。我俩在屯里撤摸了半天，左挑右选最后才在一户人家选中了一头白猪羔子。30多斤，父亲挺满意，付了款。卖主便乐滋滋的帮忙将绳子系在猪后腿上，我在前面牵着，父亲在后面赶，于是猪慢慢上路了。回来的路上要经过一座百米长的铁路桥，桥很高，人走在上面有些晕，猪更晕，吓得那猪墨迹（拖拉）着不肯上桥。无奈我俩只好将它装进事先备好的麻袋里，小心翼翼地抬过桥。猪在麻袋里哀嚎，那声音比杀它还瘆人。
父亲很高兴，说这回猪羔子买的值，年底准不赖。一路上他吸着烟，愁周人（看到人）就主动显摆（炫耀）。末了还忘不了说上句，杀年猪时去我家吃猪肉啊。
相比买猪，我以为喂猪最膈应（烦人）。猪大靠嘴，可猪嘴也忒能造了，滴答个哈喇子除了睡，就剩吃了。不停地在圈里转悠，好像总饿。有时饿急了，连猪粪都拱，也不嫌埋汰（不干净）。父亲说，这样的猪好，这样的猪长得快。
猪能吃是好，可割猪食菜的活父母基本上就撂给我和弟弟妹妹了。猪不挑食，似乎啥都吃。因此猪食菜老鼻子多（很多）了，几乎到处都有到处都是。但那嘎达（地方）家家户户都养猪，时间久了，哪有那么多蒿子、微菜、车轱辘菜让你割啊。父亲哄我说，去吧，回来我给你买“小人书”。还别说，这招挺灵，因为我们那时最爱看小人书了。
我好哄，放学就挎上筐，拿上镰刀到山上、地里或草甸子里割猪食菜。草甸子里猪食菜挺多，但有种草会蜇人，火辣辣的疼。弟弟狡猾，也割猪食菜。但有时比我割得麻溜，割完就玩。我心里有点不得劲，可是没办法。后来母亲发现了秘密，原来他在筐底多放了些树枝上面再盖些猪食菜。父母笑了，夸他聪明。至于我，不用说那时就傻啦吧唧的，没人说我聪明。
割猪菜也有乐趣。我最喜欢掰“毛嗑叶子”（葵花叶）和“打倭瓜叉子”了。这家伙整的快，省时省力一会就能整一大筐，够猪吃半天了。
夏天到了，樟子边的“毛嗑”挺拔的像林子里的桦树，只是顶着个圆灿灿的大头。身上的叶子大蒲扇一样，猪最喜欢吃了，呱唧着大嘴头都不抬。倭瓜秧子也慢慢地爬满地了，蜜蜂和蜻蜓在浅黄的倭瓜花上嗡嗡的悬着。至今，我佩服那嘎达人管掰倭瓜叉子叫“打倭瓜叉子”，这个“打”叫的多好哦，谁让你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不好好长，偏得长出许多叉子，这不影响倭瓜生长吗？该“打”。
掰“毛嗑”叶打倭瓜叉都有讲究。有一次我想赶快去玩，就把几个“毛嗑”的叶子掰干净了，剩几个“毛嗑”头在那“山炮”（傻瓜）一样支棱着。还把倭瓜的“主尖”“打”了不少。父亲看了气得直骂我，说我是傻狍子一个。
傻狍子，我没见过。但我听说过，猎人来了不跑，站在那傻乎乎的看人等枪子。我还没傻到这个份上啊。
父亲骂我，我骂猪。是它害得我不能玩还挨骂。有时被草甸子里的草蛰急了就偷偷的拿猪撒气，用那蛰我的草偷偷的喂猪，弄得猪嗷嗷的满圈叫。我乐了，你才是傻狍子呢。
其实，那时的猪好幸福。它们除了吃我们割的“绿色食品”，还吃倭瓜。到了冬天倭瓜成了它们的主食。这东西又香又甜又面，人都喜欢吃何况猪了，再掺上些豆饼，你说猪能不爱吃吗？杀出的肉能不香吗？
冬天来了，雪花开始曼舞在空中，天冷得嘎嘎的。林场人好问：你家啥时杀猪？父亲乐呵呵的说，快了，到时喊你吃肉。
父亲确实有眼力，因为我家那头白猪肚大腰圆，胖滚滚的真的长大了，连猪圈都跟着小了四五圈。我们开始盼着杀猪。
进了腊月，年味越来越浓了。父亲决定杀猪。我们高兴，因为要吃上猪肉了。只是那头不知死活的猪，还在圈里呼呼大睡，殊不知几个杀猪匠却磨刀霍霍准备动手了。
记忆中我李大爷是把杀猪的好手，常带着一把雪亮的杀猪刀到处杀猪，猪们都怕他。据说有次他从侯瘸子家走过，他家圈里那头挺能闹腾的花母猪一下不吱声了。
猪也不傻，一看一帮人捆它知道自己要挨刀了，嚎叫着乱窜，猪大有股子傻劲，几个大老爷们都抓不住它。还是李大爷利落，拽住猪耳朵一下就把它撂倒了。接下来猪被五花大绑的抬到大桌子上，李大爷摸摸猪脖子，用脚将接血的盆子踢正，一刀下去，血一下喷到盆子里。猪哼哼着，脖子里冒着血沫子，一会就蔫吧了。我们一帮看热闹的孩子把耳朵捂的严严的，吓得闭了眼。不过李大爷厉害的形象似乎闭了眼也看得很清楚。
我见李大爷用刀在猪后腿上割个口子，就问父亲那是干啥？父亲说，准备捅扦子吹气。吹气干啥？我好奇的又问。刮猪毛啊，父亲说。
这次我真开眼了。只见李大爷抓住猪后腿鼓圆腮帮子，几口气就把大白猪吹的四腿朝天鼓溜溜的了。这回我李大爷的形象可不光是看得清楚，一辈子都忘不了啦。今天，我还佩服他老人家肺活量大呢。
杀猪不仅是力气活，也挺麻烦。要烧一大锅开水，用舀子向死猪身上浇开水退毛。自然，那水越热越好。因为死猪不怕开水烫啊。雾气缭绕中大人们刮毛的刮毛，浇水的浇水，烟也不吸，忙的热火朝天。
要开膛了，最紧张的是我们一家人了。怕杀出痘猪啊。要是猪有痘，人就不能吃，更别说卖了。一年的辛苦就白搭了。
父亲点了烟，也给别人递了烟。大伙安静了一会，父亲说，开膛吧。于是所有人瞪起了眼，李大爷真是把好刀，只见他那把雪白的杀猪刀在白花花的猪肚上只轻轻一划，猪的五脏六腑就全出来了。没事，不是“米猪”（痘猪）李大爷说。大伙乐了。我们全家紧绷得脸也舒展的开了花。要知道我们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要是杀出痘，这个年就没法过了。七十三屯里的六哑巴他爸，那年就因为痘猪窝囊的“吊”了。
接下来就是请人晚上到我们家吃猪肉了。一年里我们家人最多的时候到了。我和弟弟妹妹们奉父母命令去各家请人，我撒着欢小跑着东一家西一家的喊。其实最高兴的还是父亲那句话：喊完快回来好吃肉。
等我回来时东屋西屋的炕上已经坐满了盘腿吃肉喝酒的人。那次我算看到了，所谓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说的不只是梁山好汉。大爷叔叔们一边唠嗑一边甩开腮帮子，吃的那叫一个嗨啊。李大爷他们几个杀猪匠更是满嘴流油喝的晕晕的，直夸我家猪肉嘎香。父亲老高兴了，坐在炕上倚着“炕琴”（一种家具）瞅着我们呵呵笑。
最忙碌的要数母亲和来帮忙的婶子大娘了，她们忙着用猪肉做成各种好吃的杀猪菜。满满的摆了好多盆子，管够造。
我们几个孩子自然不能上炕。母亲就盛些我们爱吃的菜，让我们站一边吃，一会就撑得我们吭哧吭哧的。母亲在一旁嗔怪说，瞧你们几个，跟几辈子没吃过猪肉似的。我一边往嘴里扒拉肉，一边偷偷的瞅着桌子上我最爱吃的血肠，心想：千万别吃光啊。
还别说，母亲做的杀猪菜真好吃。我最喜欢她做的血肠、猪肉炖粉条子、酸菜肉和干豆腐炒肉片了。特别是血肠吃在嘴里，我现在也说不出那个好来。
最后大伙吃的差不多了，一个个胡屠户一样腆着肚子笑眯眯的走了。父亲醉醺醺的走过来，微笑着抚摸着我们几个孩子的头，他的大手暖暖的。“明年咱还喂猪。”他说。“嗯呐。”我们应着，可不知咋的我心里竟想念起那头大白猪来了。
月亮升起来了，远处几家高挑着的灯笼还在空中忽闪忽闪的眨巴着。不时传来的鞭炮声似在告诉我们：快过年了。
快过年了，这次一定能过个好年，因为刚杀的那头大白猪在悄悄的等着我们呢……
很遗憾自从离开东北那嘎达，我再也没有吃过那样的杀猪菜特别是那样的血肠了。每年一进腊月我就不得劲。老想起李大爷，想起他那把雪亮的杀猪刀和他“吹气”的样子。有一年我馋急了，找遍济南的“东北饭店”，根本没有血肠，就是别的杀猪菜也很少了。我心里憋屈，人跟着蔫吧，啥也不想吃了。
可惜那样的猪我现在再也吃不到了。有时猪肉嚼在嘴里感觉吃的不是猪。至于杀猪，我在电视上见过，机器一开猪就完了，哪有当年杀猪的热闹光景啊。
作 者 简 介
杨森，笔名，三木、海林、寒松、山丁子。祖籍山东东平，生于黑龙江五常山河屯，现居济南。山东散文协会会员，诗文散见于各种报刊和网络平台，著有散文集《书香飘逸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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