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为大观，故宫藏名家篆刻集粹（选）
印章的收藏与研究行为，大约从北宋始，历代沿承不辍。由实物的蒐集开始，继而对其所包含的文字、文献、制度、铸造、书法、篆刻、流派、雕刻工艺等内容进行研究，尤以三百年来为盛。
近现代以来，对先秦古玺、两汉、魏晋印章、隋唐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篆刻，在时期与内容方面进行的划分与归类，已经得到印学界的基本共识。如果说印章的收藏与研究，作为铭刻类重要组成内容，传统上属于金石学范畴，那么以先秦古玺、两汉魏晋印章、乃至隋唐以降官印等主体内容作为对象，似乎有着更多的关联内容和体现。
尽管先秦、两汉魏晋以前的印章材质上已有玉质、石质、骨质、琉璃等，印面内容已经具备儆语、图案，制印方法采用了铸文、凿文、乃至于印台边侧图案刻纹。相对于前者而言，元明清以来的印章篆刻，虽然仍属于铭刻印章序列，并且与前者有着明晰的继承发展脉络，但更多的是以明确的创作思想与主观艺术行为的表达，成就了一个专属的艺术门类。
明确的体现主观篆刻治印之风，最晚应该出现在元代，明代已经蔚然成风，乾嘉时期金石学复兴，印章收藏、研究与创作并盛，篆刻遂为大兴。
宋元时期，出现了形式与内容与前代截然不同的一种主体私印，后人称之为“押”，印钮多变，印廓形态不拘，印面内容繁多，尤其以各类图案、文字或组合不可计数。以各种书体入印殆始于此时。各式“押”一度盛行，虽以面目一新而出现，但铸造粗劣，表现出的印文书体远离规范。宋元时期是我国书法绘画艺术之大成时期，受书法绘画创作与收藏的影响，用于此类艺术品赏鉴与收藏为内容的钤盖印章，成为文人与书画家极为重视的内容，“押”作为在当时社会生活交往中的凭信证物，在当时的艺术创作和审美层面，受接受程度还是十分有限的。而稍早一些的两宋金石学的兴起，使古代印章的蒐集与欣赏成为一种主动行为，早期著录出现，对古印形制、印文等多方面的审视和推崇，已表现出思考创作的萌动。印章篆刻的创作，需要得到自主表现，在书法绘画与金石审美这两方面，具备了成熟的艺术层面的创先条件，书法绘画、文人领域的治印之风，遂得开启。
以大量石材治印的时期是明代末期，兼以象牙、竹根、香木等纹理色泽美观而易施刻的多种印材，为人们创作发挥和欣赏所接受，印石的应用，也是石章篆刻发展的一个契机，而篆刻创作的勃发也始于此。明代后期篆刻创作的代表人物有文彭、何震、苏宣、归昌世、汪关、朱简、程邃等。诸家继起，印人辈出，遂有门派。
尽管他们的篆刻技法与表现不尽相同，但在创作思想方面基本是一致的，就足宗秦汉印风，推崇秦汉印章规整的文字精神与布局风貌。相对秦汉印章的整体风格来看，明末印章篆刻虽有规整的风格特点，但仍未表现出秦汉印章的风貌精髓，不如清代中期金石学复兴时期及以后对印章篆刻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明末以至于清初的篆刻家对后世篆刻艺术的影响，最主要是在于真正开启了篆刻创作之风，并为其发展起了重要的倡导与推动作用。
清代中期是篆刻艺术得到极大发展的时期。金石学家辈出，深究鼎彝，穷尽碑刻，精研篆隶魏碑，引入治印，篆刻理论与成就巨大。名家相继而起。逐渐形成了中国印章篆刻创作的两大流派—浙派和皖派。浙派以丁敬为首，蒋仁、奚冈、黄易继之，后有陈豫锺、陈鸿寿、赵之琛、钱松为代表人物，号称“西泠八家”。皖派以歙县巴慰祖，与胡唐、王振声、董洵诸家为代表，作品风貌古朴苍劲。浙派和皖派在金石学的复兴背景下，将印学的研究融入金石学范畴。
篆刻思想在多方面上的认识、技法的总结与创新，造就出一个繁荣的篆刻时代，也最终确立了石章篆刻作为一种特有艺术的存在。而自清中期以降，印人如林。
及至晚清以递民国，名家继起，如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陈衡恪、徐石雪、王福厂、齐白石、丁世峄皆驰誉印坛，多有篆刻能自成一家之法者。近代西泠印社的成立，不但使篆刻创作在思想和技法方面得到交流与弘扬，更将印学总结提高到更全面理论高度。
故宫博物院成立九十年来，印章类文物除清官玺册之外，入藏数量已逾两万余件，成为今日收藏印章文物最多的博物馆。自故宫博物院成立，其后文物整理与入藏规划的范围，一度以紫禁城皇家珍藏历代文物或明清宫廷旧有之物作为收藏内容与范围的底界，至五十年代之前收入者，也非原清官流散于外者不收一。自五十年代开始，始大力充实各时代各门类的文物收藏。印章类文物的入藏时段，也同上述情况一致。五十年代以前故宫收藏的印章文物，内容方面除玺册类别之外，以赏鉴为目的。而收藏者大体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魏晋以前古玺印部分，以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辑成《金薤留珍》为主要内容体现（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二是历代玉印和石章篆刻作品，其中历代玉印部分在乾隆朝由诸臣奉敕检鉴，恭跋分列，辑成《绿字凝辉》《文府云章》《晁采流辉》《浮筠焕采》《盛古席珍》《珍罗芝检》等数匣册，参与者有蒋溥、梁诗正、汪由敦、嵇璜、董邦达、裘日修、观保、钱维诚、于敏忠、王际华、张若澄、王杰、董浩、彭元瑞、吴省兰、阮元、瑚图礼、那彦成、金德瑛、钱汝诚等甚众。从今日文物鉴定内容来看，这些玉印的时代内容较为复杂，既含少数先秦两汉古玉印，也包括了大量明代以来琢制作品。
清宫中所收藏的篆刻石章，则基本上是乾嘉时期托名文彭何震诸名家的摹刻，印文取用《兰亭序》《圣教序》《醉翁亭记》内容等，形式上联句成文为成套印章或为石刻笔架山形。与上述玉印一样作为陈设与赏鉴，曾分别置于紫禁城内的永寿宫、景仁官、钟粹官、养心殿、懋勤殿、太极殿及颐和轩等处。摹印行为的出现，早期出现于明代，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考古正文印薮》谱成，是为目前所见篆刻家摹古印成谱之始，参与者有吴丘隅、董文凌、何震、吴岭南等人，万历三十五年（一六零七）陆罐辑有姚书仪摹刻古印成《片玉堂集古印章》。苏宣杨当时亦有摹刻古印而成的《集古印范》传，以上等等均属于印人为汲取与体验的篆刻行为。至如同一时期前后以秦汉魏晋原印为范而成木刻本印谱如《印薮》等，印面体现则为刻版技术，与摹刻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此时前后，印人辑自刻印成谱也成为普遍的行为。万历二十八年（一六零零）何震以自刻印成《何雪渔印选》殆为印人汇辑自刻印成谱之始，其后苏宣的《苏氏印册》（后又成《苏氏印略》），吴迥的《晓采居印印》，曹一鲲、何涛、方逢吉、朱简、汪关等印人纷纷辑自刻印而有成。继而出现他人集辑诸家印人印作，篆刻年表统计，明末到清康熙朝以前的篆刻家们所辑有的自刻印谱有一百种左右，而清朝中期泛辑成谱已经达数百余种。篆刻大兴，固然是以创作为主流的艺术盛举，然终致不免出现托名伪刻之滥觞。上述清官所列存的篆刻石章，就属于此，作品了无生趣。而以和坤诸臣进呈祝寿的《元音寿牒》《宝典一碣书》套印，则务求辞藻华丽与印文工整秀丽而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故宫博物院入藏的印章类文物，极大地改变了这一文物门类的收藏前状。其入藏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文物局拨交，二是有计划地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区的文物商店和市场收购，三是衷心热爱此类文物的诸藏家、学者与热心人士的热情捐献。自战国、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以递，宋元品类之众、内容之富、系统之详，在系统性和完整性方面，成今日举世之渊薮。明清及近现代的篆刻印章，亦萃然而聚。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篆刻类印章，就是以这一时期的入藏为主要内容和范围的。
九思堂藏印是收藏最为完整而集中的一批篆刻作品，计有一百五十五件，未有所失。永瑢是乾隆帝第六子，封质庄亲王，号九思主人，其本人在书法绘画领域颇有造诣。九思堂藏印内容包括了永瑢的名号印、书画印、收藏印和数量较多的闲文欣赏治印，印材大多取用名贵的青田冻石，印体本身无雕饰。从诸多印材所留印款表明，应该是取材旧有印章，磨去原有印面，取用其名贵石材而为篆刻之用。内中篆刻名家朱文震刻款是准确可信的。这套以永瑢为印主人的九思堂藏印，其创作时段是在短期之内相继而完成的作品，篆刻风袼与技法的体现如出一家之法，留下了一批内容完整的清中期篆刻的珍贵例证。
以陈介祺为印主人的自用印，是又一批内容完整而丰富的篆刻作品，体现了最为主要的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是篆刻作者款识明确，篆刻人物众多，诸家作品集中，杨獬、朱方、翁大年、王石经等诸家篆刻于此多有体现，并显示出一时的以艺术鉴赏为关联的人文交往和关系。陈介祺自用印之中，有一部分是未具作者款识的“佚名”作品，亦多不出以上诸家手创范围之外。例如王石经自辑印册，后订为《甄古斋印谱》中所辑即为如此。另一方面，保存了直接与间接体现陈介祺金石收藏和研究的最为主要和可信的旁类例证。陈介祺收藏金石文物品类之富，数量之多，一时冠绝海内，其自用印于收藏内容和钤盖功用方面，进行分门别类的刻治和使用，表现出突出的相应内容。由五十六岁时藏有十钟而自称“十钟主人”；由藏数百枚战国、两汉时期钱币陶范自属“千货范室”；由藏古陶器、陶片、汉代画像石而自称“古陶主人”、“三代古陶轩”“君车汉石亭长”；由藏多种越王剑，戈戟矛及汉代弩机古兵器，治印“簋斋古兵”。陈介祺在收藏有铭文青铜器多种之外，曾与友人赏析各家之藏，大力推行留存金石铭文拓片并借拓多种铭文，故有“簋斋吉金文字”、“簋斋先秦文字”、“簋斋两京文字”、“簋斋西汉器图”等印。古玺印收藏尤其以万印楼藏印最为著名，又有“簋斋藏三代铢”。
吴熙载精书法，擅长篆隶，尤其重视将书法引入治印，其篆刻作品往往体现出浑厚书法笔意，篆刻成就显著，为皖派中重要代表，他的篆刻作品在故宫的收藏主要体现在为岑镕、姚正镛治印。
吴昌硕治印初取皖浙各派，上溯秦汉印风，后不蹈常规，风格朴茂苍劲，篆刻艺术成就颇高。故宫图书馆藏有一件题签“吴缶翁刻印拓存”的手卷，内中印谱都是原印钤盖排列装裱成卷，共四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吴昌硕为蒯寿枢篆刻的一部分名印，后有蒯氏题跋，是吴昌硕晚年所刻的内容完整而创作时间集中的一批名章，这批作品与其他为数众多的吴氏篆刻之作，合而成为故宫收藏序列中吴昌硕篆刻作品的重要内容。
马衡篆刻作品与自用印，是又一批内容丰富而完整的篆刻类藏品。马衡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对秦石鼓、汉魏石经及古代度量衡等方面的研究有贡献。著有《汉石经集存》、《凡将斋金石论丛》等。一九二八年辑自刻印成《凡将斋印存》。他的藏品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分两次由捐献而入藏故宫。内中其自治印有六十五方，另有吴昌硕、钟以敬、吴隐、王福庵、唐源邺、方岩等诸名家为他篆刻的印章，内容包括了他的姓名、别号、室名、收藏印，涉及古器物、藏石、甲骨、审定金石文字及珍藏品、手校书稿、闲文欣赏等各种内容的篆刻作品。马衡篆刻采用了钟鼎、诏版、汉印、碑刻诸体文字入印，多白文少朱文，推崇汉印风格，尚美赵㧑叔、吴昌硕篆刻。
齐白石的篆刻作品入藏故宫博物院，是在一九六二年通过收购途径而成的。计有一百二十件，此前大多未见旧著或发表。这批篆刻作品内容十分丰富，有名印、室名别号印、闲文印等，涉及自用印二十余方，为他人治印涉及二十余人，闲文印多是作为自己欣赏的双面印，有许多晚年作品，风格愈发苍劲有力。
徐宗浩的篆刻作品和自用印在故宫篆刻藏品中也是较多的一项，包括名印、收藏印、鉴赏印等多种内容。其自刻印存印十六方，自用印另有金德枢、王禔、王光烈、寿玺、高源诸人之作。
王禔工治印，尤善朱文印，风格流畅挺拔，得浙派精神，为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存印二十五方，基本是徐宗浩的名印、书画印与鉴藏印。
除以上简述所涉相对集中的治印与用印内容之外，故宫博物院藏有的篆刻作品所及印人更有陈炳、高凤翰、丁敬、桂馥、董洵、奚冈、阮元、吴文征、陈鸿寿、张廷济、赵之琛、王应绶、孙三锡、释达受、曹世模、吴咨、俞樾、胡震、何昆玉、赵之谦、濮森、姚宝侃、胡蠼、黄士陵、徐新周、王大圻、赵时棢、童大年、袁励准、陈衡恪、陈年、金城、赵石、丁世峄、楼村、于照、张志鱼等等数十冢，而篆刻藏品之丰富，更非列述以能详。
印章篆刻的创作，在以印面、印款内容为主体表现的同时，包括印材、制钮、薄意等方面的内容，也是篆刻艺术的多彩辅助，在艺术欣赏方面，视觉的感染十分享受。故宫博物院所藏篆刻作品，印材纷呈，名贵田黄印材以数百计，各类冻石浸目润心。杨玉璇与周彬的治钮，兼以博古、螭文俱妙，工艺特佳，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名家治石作品。以薄意表现花草翎毛、山林野趣的印材雕刻，不时体现在各时段篆刻作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