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的生活成本

民国名记包天笑在其自传《钏影楼回忆录》中说，1906年他到上海租房子，开始在派克路、白克路(现南京西路、凤阳路)找，连找几天都无结果，后来他发现一张招租，说在北面一点的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胜业里一幢石库门有空房。贴招租的房东当时讲清住一间厢房，每月房租7元（以下均指银元）。当时上海一家大面粉厂的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7到10元，而包天笑当时在《时报》任编辑，每月薪水80元。

房租高低主要看地段和时期，公共租界以外的地段，1906年左右的房租并不算贵，比如在虹口区一栋房子的月租金也可能只要3到4元。但到了30年代特别是“一二八事变”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亭子间的月租都已经涨到了20元（之前一般是7到8元），而且招租广告刚贴出去，往往浆糊还没有干，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上海的亭子间，可以说是石库门房子里最差的房间。它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高度两米左右，面积六到七平方米，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者居住佣人。在二三十年代，很多年轻的作家来到上海谋生，往往先找这种房子栖身，以至于后来出了一个新名词，叫“亭子间文人”。

小小一方空间“冬凉夏暖”，待一会可以，要长年累月住在那里真是吃不消。“亭子间几乎都是朝北的，夏天闷热，冬天酷寒。到了20世纪20、30年代，“二房东现象”盛行时，亭子间常被二房东租给一些囊中羞涩的租客，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亭子间文化”。

梁实秋《亭子间生涯》里写道：厨房里杀鸡，无论躲在哪一个角落，都听得见鸡叫，厨房里烹鱼，可以嗅到鱼腥，厨房里生火，可以看到一缕缕的青烟从地板缝里冉冉上升……

一些专门从事写作的作家文人，收入大体是可以的，如郁达夫在二十年代末期，每个月的版税收入有100到200元，而当时一个熟练工人的月收入大概在30到40元，这已经足以养活一家五口人了。

左翼作家柔石每月的收入在百元左右，此外每年另有版税800元，年轻的女作家丁玲月收入也有70元。至于没有名气、初来乍到的一般撰稿人，他们每月的稿费收入只有二三十元，只够上海一月的生活费，可谓是标准的“亭子间文人”。

在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上下，家庭月收入超过50元的话，就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如家庭月收入有一两百元，就可算是中产阶层。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他于1921年因失去军职而避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个楼面是16元，这个房间用布帘隔开，一间做卧室，一间作书房，他与妻子及一个孩子每月的生活费是50元，这还是比较拮据的。

民国时期上海人家的生活水平还不错，普通人家每个月一般吃四次荤菜（肉、鱼、蛋、海鲜等），通常为每月的初二、初八、十六和二十三，这几天叫做“当荤”，其他日子则以蔬菜、豆制品为下饭菜，陈存仁先生（1908—1990 民国上海名医）说他八九岁的时候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荤，说明当时他家的生活是比较困难的。

按上海的习惯，如果家里来客人的话，那就必须以荤菜为主，“无荤不成饭”，蔬菜则是配菜。至于那些拉黄包车的苦力，他们一般只能吃蔬菜、豆腐、咸鱼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极为低廉而粗劣”的伙食了。

二十年代后的上海米价，每百斤通常在8元到13元上下浮动，这与房租一样，是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支出，省也省不下来的，所以米价一上涨，那些老百姓不免要摇头叹息，说日子过不下去了，但对于高薪人士来说，这点浮动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当时的上海交通，主要以人力车为主，起价多为十个铜板，按里程议价，但由于竞争激烈且毫无技术含量，人力车夫的收入是非常低的，大都在每月10元多点，仅能够维持一个人的生存。上海的电车，从法租界到公共租界是一枚铜元，在公共租界兜一圈也是一枚铜元；十多年后，又有了出差汽车（即今日之“的士”），从大世界到南市，车价就要1元以上，而当时一辆小汽车的价格也不过10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