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万舟|黄梅人不可忘却的习俗——“吃新”

胡万舟|黄梅人不可忘却的习俗——“吃新”

小时候,总记得每当学校放暑假了,我们这些顽童就有着太多的期许,当然最期待的是“吃新”。

我家住在黄梅县的产粮区,黄梅作为农业大县应该分为产粮区和产棉区的。而我们所期待的吃新就只有我们产粮区才有的。现在理解那“吃新”应该是迎接和庆祝新的丰收的到来。我所记忆中的“吃新”大约是从五六岁时候开始的。记得那时候,每个生产队总有那么几块稻田种植早熟的水稻。这种稻子比一般的稻子总要早熟六七天。小时候,我们总耳濡目染着许多的农谚,比如水稻的播种和成熟,家乡的农民总结的规律是“谷种落泥一百一,手插黄秧七十七”。但那早熟的稻子也许一百零几天就成熟了。也许是那时候家家粮食几乎都不够吃,新旧粮食接不上头,就正好用它来接新;也许是用那打下的新米作为“吃新”节的主要食品原材料。

“吃新”的时候大约在小暑节当中,那时候算是农闲时刻,农家叫它“早谷闲”。所以也有功夫“倒腾”“吃新”的所有活计。“吃新”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应该是农家的美食节。当然最主要的食材还是猪肉。我十岁以前农村还是走集体合作化道路。物质供应十分的紧张,那时候社会上几乎所有的物质都是统购统销的,也就是所有的物质都必须经过合作社收购和销售。要想买到肉,一得要钱,二得要供销社供应的肉票。如果没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话,“吃新”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在政治特别紧张的年份人们几乎想都不敢去想。记得我们村总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次四队的社员突发奇想搞吃新,偷偷的杀了队里养的一头猪,肉也分到了各社员家中,其实不多也就一两斤而已,社员们也按吩咐也很低调地把肉放在自家的土灶里煨了。也不知道是哪个“积极分子”向上面报告了。上面很重视,后果很严重。于是就有一队红卫兵进村搜索,将各家土灶里的瓦罐都搜出了,狠狠地摔了。其中有个叫王三德的老人,从生产队劳动回家看到灶前摔的破瓦罐片中还有一口汤,他马上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像马云发现互联网一样地跑了过去,一口舔尽了里面的一口汤,然后无比畅快地说了声“真鲜”。

但是“吃新”毕竟里面包含着更多的人情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到了我小时候,那时候公社也几乎是不怎么去严格管理,算是装着不知道吧。不过聪明的村民们也极其的低调。杀猪照样是夜间十点后进行,那时候农村没有电,稻场上点亮了火把,村里的总爱吹嘘自己是杀猪好把式的“瘪脸”叔赤着上身,是场上最具人气的主角。他指挥这,指挥那。不时总有人半真半假地夸奖着他。他呢,也照单全收,手里的活也就更来劲儿了。场面上还有平时思想够受压抑的男女社员们半荤半素地打趣、笑谈,真的好像某个盛会的前奏一样。而我们小孩子们全不管那些,有的躺在草堆上睡觉,有的在稻场旁边的小沟边上捉萤火虫玩,大一点的且顽皮的则在玩抓国民党特务或者跟敌人激战的老游戏。一向安静斯文的我,总是在静静地看着杀猪“事业”的进展,一直到肉分到了我们的提篮里,我始终是跟大人们在一起。不过我小时候也乖巧、聪明,大人们也喜欢我,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总叫我给他们背二十四节气歌,讲岳飞抗金,给他们唱采茶戏:哥买啊纱罗啊连啊帐子啊,弟买啊柏木啊,打啊凉床啊......

分了肉,(记忆中最多一次分五斤肉,我家可是十多口人啊)回到家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了,反正我们小孩子已经困的不行了,所以每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天已大亮了。看见我家聪明贤惠的奶奶跟安静少语的妈妈在忙着炒新米,他们在忙活着我们当时认为最佳的美食“米粉蒸肉”。很多时候,我总认为粉蒸肉只有我们黄梅才有,所以直到我四十多的时候还幼稚的问过一位远方的网友他那有没有米粉蒸肉。这应该也算是一种家乡的骄傲主义吧。我们这里做粉蒸肉现在分析起来应该一是为了“吃新”要招待客人,二是为了那道菜放置时间长,后面的农忙时候没有够多的时间去做菜,它就解决了吃菜的问题。要知道那个农忙季节是农村叫双抢:又抢收割,又抢插二季稻。所以我爷爷总用一句“割谷插秧,洗脸划框”的话来教育我们要抓紧时间干农活。奶奶的粉蒸肉,是我一生不可磨灭的记忆。新米加上几颗茴香经过炒制,香气的诱惑可以说超过了现在钞票对于商人的诱惑。切好的三角丁型的肉块只用盐和酱油简单的腌制一会就可以跟放凉了的炒制的米粉拌和。由于肉不多,聪明的奶奶总能想出好的办法,她将土豆刨了皮,切了丁,也伴在其中,这样的自然就显得丰盛多了。爷爷从荷塘里摘了新鲜的荷叶,奶奶将它铺在饭甑的底部,然后将肉和米粉拌好的食材放在饭甑中,然后盖上锅盖开始蒸肉了。灶下的燃料在那物质极其紧张的时候也不是木头柴草等,而是我们小孩子平时捡回的晒干的牛粪和生产队分的草屑等。尽管那时候觉得那样做菜样式太过贫穷,但现在想起来那样做出的美食想不美味都不可能,你说是不?

蒸肉的厨房里冒出袅袅炊烟,隔壁表婶家的石磨一直在咿呀咿呀哟地转动,新米在那变成牛奶一样的米浆。表叔是从西安一家兵工厂转业的,他总有在那个闭塞时代人眼里特别新奇的事情讲给大家,他人气最好,他推磨的时候也总有许多人愿意跟着他,在你帮一把,我帮一圈中就完成了你家、我家的磨米浆的工作。奶奶拿出收藏在米缸中的“粑酵”,那东西是上次做米粑时候留一部分晒干储存起来的,是一种活的酵母。把它碾成粉搅在新米浆中,它能快速地发酵,而我们这些孩子们似乎能听得见米浆的咕咕的发酵的声音。米浆发酵的火候是极其讲究的,火候不到,米粑像铁一样硬;火候过了,则酸涩的狠。而奶奶总能在发酵最佳的时候把米浆上蒸笼,也总能蒸出带着新米独特香味米粑。我们这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谁家能蒸出好的米粑,家人就顺利,如果蒸的米粑不好,也许就不旺相了。所以每次奶奶看着自己得意的作品总能期望着家人会一切都好的。她老人家的这种特性也影响着我在人生上追求美好的品性。

出笼的米粑被放在堂屋的方桌上,晨光中奶奶用白线像处置一件完美的工艺品一样将它们分割成豆腐一样的小块。然后还将其中的一些用筷子头沾上红颜料,在米粑上点染美丽的图案,那些是要送给村里的孤寡老人或者左邻右舍的。其实那时候几乎家家都有的,但这样一来二往的互相赠送,更添了一层乡情。

灶上的米粉蒸肉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炎热的夏夜,偶尔会有一阵阵凉风,晚上房间里是睡不住人的,太热,于是各家各户就用竹床、门板等东西搭成凉铺,晚上人们基本就睡在那上面。农家的夏夜是安静而热闹的,夏虫似乎也是因为太热而唧唧地叫个不停,邻家的小毛伢子总是热醒了就哭,也有人哼着采茶调,也有人跟孩子一起唱着“扇子扇清风,时刻在手中,有人来借扇,我与你一共”......我最关心的是肉蒸熟到什么程度,我总黏着奶奶,总是跟着她的屁股后面,鼻孔里也似乎总能闻到那缥缈的肉香味,我也总时不时地问奶奶熟了么。奶奶也总回答我“十分烂熟肉,和尚也知足”。后来我还是抵挡不住瞌睡虫的魔力,渐渐进入了梦乡。睡梦中觉得有人推我,我自然立马醒了,眼前总是奶奶用碗给我盛的几块带着新米香的肉。那时候我真的太贪婪了,也顾不得问奶奶吃了没有,准备狼吞,我也怕一下吃完了,就没有了。奶奶看着我馋猫的样子,也总是笑着说“吃完了就睡去吧,明天要去接客”。

“吃新”的家宴大多是在中午,客人有外婆、舅奶、姨妈还有俩姑姑的未婚夫......客人多了,我们小孩子都是不能上桌的,好像那是对客人的尊重,好像也是所谓的家风,其实桌上也坐不下啊。在这里我特别要提的是也许许多人都不理解的“借碗筷”。因为像我家这样穷户人家基本是一人一副碗筷,客人突然多了,自然就不够用,就得借,好在同一村的不是同一生产队,“吃新”也有先后,所以开饭前,我就总是到邻居家去借碗筷,用后再还给人家。想到现在一次性碗筷那样的铺天盖地,内心的多种想法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

饭桌上摆满了米粉肉、新米粑、豇豆、茄子、南瓜,还有我们小孩子们从农田里抓的黄鳝、泥鳅,黄鳝泥鳅总是用自家的腌菜炒制的,用“舌尖上的中国”里的说法应该是鱼肉的蛋白充分的跟腌菜的酸味完美的结合,应该算是农家最原始的智慧。桌上还有从小河沟里抓的小鱼小虾,鱼虾也是油炸后和着菜园里的辣椒用水煮,乳白色的鱼汤能激发人吃米饭的食量。现在想起来,要想有那样一桌正儿八经的农家宴该是多么的难啊!真的得感谢大自然在那荒寒的年代给予我们的慷慨的馈赠。尽管农家人讲究“吃不言,睡不语”,但席间还中传出那些亲情和幸福的话语。

“吃新”节中的最为亲近的客人不是吃一餐就回去的,应该要住几天。晚上各家各户的门前就是最热闹的:爷爷总是讲那些重复了N多年的“抢爹”的老故事,隔壁的焕强哥总拉着跟哭一样强调的二胡,杏花姐就着那音乐唱起了“提篮小买”.....大人玩大人的,小孩玩小孩的,也许这“吃新”应该叫“吃新”节。

当然我最难忘的还有奶奶带着我到奶奶的侄子家去“吃新”,跟妈妈去外婆家去“吃新”,跟姑姑去新姑父家“吃新”......那时候是我儿童时候的最幸福的时光。

后来农村实行责任制后,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吃新”也增加了更多的元素。农村肉铺摊点也多了起来;农民每家买的肉也更多了;许多村有了自己的乡土剧团,他们可以搭台唱起《於老四与张二女》,唱起《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黄梅戏了;小孩子们也骑着自行车去接外婆了;餐桌上的食材也更丰富和高档了;更不存在吃饭的时候需要借碗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也是半头白发的中年人了。俗事的繁琐、尘世的忙碌,儿童记忆之窗我似乎关闭了许多许多年。今年小暑节我回到了老家,就到田畈中去逛逛,看到满畈的都是直播的中稻,秧苗尖上的露珠在阳关的照射下散出七彩光芒。老家门口的河里看不到昔日的鲤鱼滩,围湖后成了人们的养鱼塘,舒家埠老渡口只有一两只沉在水中的破船......往日的情景不再了。看不到那早稻,也嗅不到当年“吃新”的味道了。那时,我也说不清我是需要去回想,还是需要去展望。唉!就让我的思绪跟着门前还存在的河流静静地流淌吧!

作者:胡万舟   黄梅蔡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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