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锦源：孔子传的 整理保存

提要： 孔子传很多，最早是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今整理在个图里，另外把钱穆先生的《孔子传》也合在一起。以备查询

1、《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郰人袂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厘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厘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韂，困于陈蔡之闲，于是反鲁。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是时也，晋平公淫，六卿擅权，东伐诸侯；楚灵王兵强，陵轹中国；齐大而近于鲁。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齐师侵鲁。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干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

　　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客曰：“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厘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客曰：“人长几何？”仲尼曰：“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于是吴客曰：“善哉圣人！”

　　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醳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适，更立其庶孳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

　　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柰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鄣，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师己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己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

　　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

　　去即过蒲。月余，反乎卫，主蘧伯玉家。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巿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是岁，鲁定公卒。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岁余，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赵鞅伐朝歌。楚围蔡，蔡迁于吴。吴败越王句践会稽。

　　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楛矢贯之，石砮，矢长尺有咫。陈愍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信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职，使无忘服。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

　　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于是孔子去陈。

　　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 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灵公曰：“善。”然不伐蒲。

　　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儙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硁硁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

　　他日，灵公问兵陈。①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

　　夏，卫灵公卒，立孙辄，是为卫出公。六月，赵鞅内太子蒯聩于戚。阳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绖，伪自卫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迁于州来。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齐助卫围戚，以卫太子蒯聩在故也。

　　夏，鲁桓厘庙燔，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陈，闻之，曰：“灾必于桓厘庙乎？”已而果然。

　　秋，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蔡昭公将如吴，吴招之也。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后将往，大夫惧复迁，公孙翩射杀昭公。楚侵蔡。秋，齐景公卒。

　　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去叶，反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彼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谓子路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与？”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莜丈人，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隐者也。”复往，则亡。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闲，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 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

　　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其明年，吴与鲁会缯，征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往，然后得已。

　　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是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矣。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其明年，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而卫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文子固止。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

　　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

　　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夡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

　　其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傧，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是日哭，则不歌。见齐衰、瞽者，虽童子必变。

　　“三人行，必得我师。”“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达巷党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曰：“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我执御矣。”牢曰：“子云‘不试，故艺’。”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明岁，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闲。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闲，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

　　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哀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赉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贡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頉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

　　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

　　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

　　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

　　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全文译文：

孔子出生在鲁国昌平乡的陬（ｚōｕ,邹）邑。他的祖先是宋国人，叫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了叔梁纥（ｈé，禾）。叔梁纥年老时娶颜姓少女才生了孔子，那是他们到尼丘山向神明祷告后而得孔子的。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孔子诞生。他刚出生时头顶是凹下去的，所以就给他取名叫丘。字仲尼，姓孔氏。

孔子出生不久叔梁纥就死了，埋葬在防山。防山在鲁国东部，因此孔子无法确知父亲的坟墓在何处，是母亲没有把父亲埋葬的地方告诉他。孔子小时候做游戏，常常摆起各种祭器，学做祭祀的礼仪动作。孔子的母亲死后，就把灵柩暂且停放在五父之衢，这是出于慎重没有马上埋葬。陬邑人挽父的母亲把孔子父亲的葬地告诉了他，然后孔子才把母亲迁去防山同父亲葬在一起。

孔子腰间还系着孝麻带守丧时，季孙氏举行宴会款待名土，孔子前往参加。季孙氏的家臣阳虎阻挠说：“季氏招待名士，没有请你啊。“孔子因此而退了回来。

孔子十七岁那年，鲁国大夫釐子病危，临终前告诫儿子懿子说：“孔丘这个人，是圣人的后代，他的祖先在宋国灭败。他的先祖弗父何本来继位做宋国国君，却让位于他的弟弟厉公。到他的另一个先祖正考父时，历佐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三朝，三次受命一次比一次恭敬，所以正考父鼎的铭文说：'第一次任命鞠躬而受，第二次任命时弯腰而受，第三次任命时俯首而受。走路时顺 根快走，也没人敢欺侮我；我就在这个鼎中做些面糊粥以糊口度日。'他就是这般恭谨节俭。我听说圣人的后代，虽不一定做国君执政，但必定会有才德显达的人出现。如今孔子年少而好礼，他不就是才德显达的人吗？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以他为师。等到孟釐子死后，孟懿子和鲁国人南宫敬叔便前往孔子处学礼。这一年，季武子死了，由平子继承了卿位。

孔子家境贫穷，社会地位低下。到长大之后，曾给季氏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吏，出纳钱粮算得公平准确；也曾提任过管理牧场的小吏，牲畜蕃息。因此他又升任主管营建工程的司空。过了不多久，他离开了鲁国，在齐国受到排斥，在宋国、卫国遭遇到驱逐，又在陈国和蔡国之间被围困，最后又返回了鲁国。孔子身高九尺六寸，人们都称他为“长人“，觉得他与一般人不一样。鲁国后来对他好了，所以他终于返回了鲁国。

鲁国人南宫敬叔对鲁昭公说：“请让我与孔子一起到周去。“鲁昭公就给了他一辆车子、两匹马，一名童仆，随他出发，到周去学礼，据说是见到了老子。告辞时，老子送他们时说：“我听说富贵的人是用财物送人，品德高尚的人是用言辞送人。我不是富贵的人，只能窃用品德高尚人的名号，用言辞为您送行。这几句话是：'聪明深察的人常常受到死亡的威胁，那是因为他喜欢议论别人的缘故；博学善辩识见广大的人常遭困厄危及自身，那是因为他好揭发别人罪恶的缘故。做子女的忘掉自己而心想父母，做臣下的要忘掉自己而心存君主。'孔子从周回到鲁国之后，跟从他学习的弟子就渐渐多起来了。

在这个时候，晋平公淫乱无道，韩氏、赵氏、魏氏、中行氏、范氏、知氏六家大臣把持国政，不断出兵攻打东边的侯国，楚灵王军队强大，也时常侵犯中原各国；齐是大国又靠近鲁国。鲁国既小又弱，归附楚国就惹怒晋国；归附晋国就招致楚国来讨伐；对于齐国如果奉事不周到，齐国的军队就侵犯鲁国。

鲁昭公二十年（前522），这时孔子大是三十岁了。齐景公带着婴来到鲁国，景公问孔子说：“从前秦公国家小而又处于偏僻的地方，他能够称霸，这是什么原因呢？“孔子回答说：“秦国虽小，志向却很大；所处地方虽然偏僻，但施政却很恰当。秦穆公亲自拔用五张黑公羊皮赎来的百里奚，授给他大夫的官爵，把他从拘禁中一解救出来，就与他一连谈了三天的话，随后就把执政大权交给他了。用这种精神来治理国家，就是统治整个天下也是可以的，他当个霸主还算是小的呢。“景公听了很高兴。

孔子三十五岁的时候，季平子因为与郈昭伯斗鸡怨的事得罪了鲁昭公，昭公率军队攻打平子，平子和孟孙氏、叔孙氏三家联合攻打昭公，昭公的军队吃了败仗，逃奔到齐国，齐国把昭公安置在乾侯这个地方。其后过了不久，鲁国发生了变乱。孔子来到齐国，做了高昭子的家臣，想借高昭子的关系接近景公。他与齐国的乐官谈论音乐，听到了舜时的《韶》乐，就学习了起来，有三个月的时间竟尝不出肉的味道，齐国人都称赞他。

齐景公向孔子请教如何为政，孔子说：“国君要像国君的样子，臣子要像臣子的样子，父亲要像父亲的样子，儿子要像儿子的样子。“景公听了后说：“对极了！假如国君不像个国君，臣子不像个臣子，父亲不像个父亲，儿子不像个儿子，即使有很多的粮食，我怎么能吃得着呢！“改日景公又向孔子请教为政的道理，孔子说：“管理国家最重要的是节约开支，杜绝浪费。“景公听了很高兴，打算把尼溪的田地封赏给孔子。晏婴劝阻说：儒者这种人，能说会道，是不能用法来约束他们的；他们高傲任性自以为是，不能任为下臣使用；他们重视丧事，竭尽哀情，为了葬隆重而不惜倾家荡产，不能让这种做法形成风气；他们四处游说乞求官禄，不能用他们来治理国家。自从那些圣贤相继下世以后，周王室也随之衰微下去，礼崩乐坏已有好化时间了。现在孔子讲究仪容服饰，详定繁琐的上朝下朝礼节，刻意于快步行走的规矩，这些繁文缛节，就是几代人也学习不完，毕生也搞不清楚。您如果想用这套东西来改变齐国的风俗，恐怕这不是引导老百姓的好办法。“之后，齐景公虽然很有礼貌地接见孔子，可不再问起有关礼的问题了。有一天，景公慰留孔子说：“用给季氏那样高的待遇给您，我做不到。“所以就用上卿季孙氏、下卿孟孙氏之间的待遇给孔子。齐国的大夫中有人想害孔子，孔子听到了这个消息。景公对孔子说：“我已年老了，不能重用你了。“孔子于是就离开齐国，返回了鲁国。

孔子四十二岁那年，鲁昭公死在齐国的乾侯，鲁定公继位。定公继位的第五年夏天，季平子死了，季恒子继立为上卿。季桓子掘井时掘得一个腹大口小的陶器，里面有个像羊的东西，告诉孔子时却谎称“得到一只狗“。孔子说：“据我所知，那里面是羊。我听说，山林中的怪物是一种叫'夔'的单足兽和会学人声的山精'魍魉'，水中的怪物是神龙和叫'罔象'的水怪，泥土中的怪物是一种雌雄未明的'坟羊'。“

吴国攻打越国，把越国的国都会稽摧毁了，得到一节骨头，有一辆车长。吴国派使者来问孔子：“什么骨头最大？“孔子说：“大禹召集群神到会稽山，防风氏迟到，大禹就把他杀死并陈尸示众，他的骨头一节就有一车长，这就是最大的骨头了。“吴国的使者又问：“那神又是谁呢？“孔子说：“山川的神灵能兴云致雨足可造福天下，负责监守山川按时祭祀的就是神。守土地和谷物的就是公侯，他们都隶属于王者“。吴使又问：“防风氏是监守什么的？“孔子说：“汪罔氏的君长监守封山和禺山一带的祭祀，是釐姓。在虞、夏、商三叫汪罔，在周叫长翟，现在叫做大人。“吴使问：“人的身高有多少？“孔子回答说：“僬侥氏身高三尺，是最矮的了；高的不过三丈，数得上是最高的了。“吴国使者听了之后说：“了不起呀圣人！“

季桓子有个宠臣叫仲梁怀，与阳虎有怨仇。阳虎想要驱逐仲梁怀，季氏家臣公山不狃阻止了他。这年秋天，仲梁怀更加骄横了，阳虎把他捉了起来。季桓子对此很恼怒，阳虎就把季桓子也囚禁了起来，直到季桓认输订立了盟约才把他释放出来。阳虎从此以后更加看不起季氏。季氏办事也竟然凌驾于鲁君之上，鲁国出现了大臣专权的局面。因此鲁国自大夫以下都不守礼分，超越职权违背了正道。所以孔子不愿意再在鲁国做官了，退闲在家，专心研究整理《诗》、《书》、《礼》、《乐》这些典籍，学生们越来越多，有的甚至来自远方，无不虚心向孔子求教。

鲁定公八年（前502），公山不狃在季桓子手下感到不如意，就利用阳虎作乱，打算废掉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的嫡生嗣子，另立平日为阳虎所喜欢的庶子，于是就把季桓子抓了起来。桓子用计骗子他，才得以逃脱出来。鲁定公九年（前501），阳虎作乱失败，逃奔到了齐国。这时，孔子五十岁。

公山不狃凭借费城反叛季氏，他派人来召请孔子去帮忙。孔子探索所依循的治国之道已经很久了，但抑郁不得志，无处可以施展，没有人能任用自己，就说：“当初周文王、周武王兴起于丰、镐而建立了王业，现在费城虽然小，该也差不多吧！“想要应召前去，子路不高兴，阻止孔子。孔子说：“他们请我去，难道会让我白白跑一趟吗？如果重用了我，我将在东方建立一个像周那样的王朝！“然而最终也没能成行。

以后鲁定公任命孔子做了中都长官，一年后，各地都效法他的治理办法。孔子便由中都长官提升为司空，又由司空提升为大司寇。

鲁定公十年（前500）的春天，鲁国与齐国和解。到了夏天，齐国大夫黎慷跃肮说：“鲁国起用了孔丘，势必危及齐国“。于是齐景公就派使者告诉鲁国，说要与鲁定公行友好会晤，约定会晤的地点在夹谷。鲁定公准备好车辆随从，毫无戒备地前去赴约。孔子以大司寇的身份，兼办会晤典礼事宜，他对定公说：“我听说办理外交必须要有武装准备，办理武事也必须有外交配合。从前侯出了自己的疆界，一定要带齐必要的官员随从。请求您安排左、右司马一起去。“定公说：“好的。“就带了左、右司马一道去。定公在夹谷与齐侯相会。在那里修筑了盟坛，坛上备好席位，设置了三级登坛的台阶，用国君相遇的简略节相见，拱手揖让登坛。彼此馈赠应酬的仪式行过之后，齐国管事的官员快步上前请示说：“请开始演奏四方各族的舞乐“。齐景公说：“好的。“于是齐国的乐队以旌旗为先导，有的头戴羽冠，射披皮衣，有的手执矛、戟、剑、楯等武器也跟着上台了，喧闹着一涌而上。孔子见状赶忙跑过来，一步一阶快步登台，还差一级台阶时，便扬起衣袖一挥，说道：“我们两国国君为和好而来相会，为什么在这里演奏夷狄的舞乐，请命令管事官员叫他们下去！“主管官员叫乐队退下，他们却不肯动，左右看看婴与齐景公的眼色。齐景公心里很惭愧，挥手叫乐队退下去。过了一会儿，齐国的管事官员又跑来说道：“请演奏宫中的乐曲“。景公说：“好的。“于是一些歌舞杂技艺人和身材矮小的侏儒都前来表演了。孔子看了又急跑过来。一步一阶往台上走，最后一阶还没有迈上就说：“普通人敢来胡闹迷惑诸侯，论罪当杀！请命令主事官员去执行！“于是主事官员依法将他们处以腰斩，叫他们来个手足异处。齐景公大为恐惧，深深触动，知道自己道理上不如他，回国之后很是慌恐，告诉他的大臣们说：“鲁国是用君子的道理来辅佐他们的国君，而你们却仅拿夷狄的办法教我，使我得罪了鲁国国君，这该怎办呢？“主管官员上前回答说：“君子有了过错，就用实际行动来向人家道歉认错；小人有了过错，就用花言巧语来谢罪。您如果痛心，就用具体行动来表示道歉吧。“于是齐景公就退还了从前所侵夺的鲁国郓、汶阳、龟阴的土地，以此来向鲁国道歉并悔过。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的夏天，孔子对定公说：“臣下的家中不能收藏武器，大夫的封邑不能筑起高一丈长三百丈的城墙。“于是就派仲由去当季氏的管家，打算拆毁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封邑的城墙。这时，叔孙氏首先把郈邑的城墙拆了。季孙氏也准备拆费邑的城墙，公山不狃和叔孙辄就带领费邑的人袭击鲁国。鲁定公和季孙、孟孙、叔孙三人就躲进了季孙的住宅，登上了季孙武子的高坛。公山不狃率领的费邑人进攻他们，没有能打进去，但有的人已经突入鲁定公所登高坛的近侧。孔子命令申句须、乐颀下台来攻打他们，费邑人失败逃走，鲁国人乘胜追击，在姑蔑把他们彻底击溃。公山不狃、叔孙辄两人逃到了齐国，费邑的城墙终于被拆毁了。接着准备拆成城，孟孙氏的家臣公敛处父告诉孟孙说：“拆除了成邑的城墙，齐国人必将进逼到我们的北大门。且成城又是你们孟氏的屏障，没有成城也就等于没有孟氏。我不打算拆毁“。十二月，鲁定公率兵包围了成城，没有攻下来。

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孔子五十六岁，他由大司寇理国相职务，脸上露出喜悦神色。他的弟子说：“听说君子大祸临头不恐惧，大福到来也不喜形于色“。孔子说：“有这句话，但不是还有一句'乐在身居高位而礼贤下士'的话吗？“于是就把扰乱国政的大夫少正卯杀了。孔子参预国政三个月，贩卖猪、羊的商人就不敢漫天要价了；男女行人都分开走路；掉在路上的东西也没人捡走；各地的旅客来到鲁国的城邑，用不着向官员们求情送礼，都能得到满意的照顾，好像回到了家中一样。

齐国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害怕了起来，说：“孔子在鲁国执政下去，一定会称霸，一旦鲁国称霸，我们靠它最近，必然会首先来吞并我们。何不先送一些土地给他们呢？“黎克担骸拔颐窍仁宰抛柚顾们一下，如果不成，再送给他们土地，这难道还算迟吗！“于是就从齐国挑选了八十个美貌女子，都穿上华丽的衣服，教她他学会跳《康乐》的舞蹈，身上有花纹的马一百二十匹，一起送给鲁君。先把女乐和纹马彩车安置在鲁城南面的高门外。季桓子身着便服前往观看再三，打算接受下来，就告诉鲁君以外出到各地周游视察为名，乘机整天到南门观齐国的美女和骏马，连国家的政事也懒得去管理了，子路看到这种情形便对孔子说：“老师，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吧。“孔子说：“鲁国现在就要在郊外祭祀，如果能按照法把典礼后的烤肉分给大夫们，那么我还可以留下不走“。季桓子终于接了齐国送来的女子乐团，一连三天不过问政务；在郊外祭祀束后，又违背常礼，没把烤肉分给大夫们。孔子于是离开了鲁国，当天就在屯地住宿过夜。鲁国一个名叫师己的乐师来为他送行，说道：“先生您是没有过错的。“孔子说：“我唱一首歌，好不好？“于是唱道：“那些妇人的口，可以把大臣和亲信撵走；接近那些妇女，可以使人败事亡身。悠闲啊悠闲，我只有这样安度岁月！“师己返回后，桓子问他说：“孔子说了些什么？“师己如实相告。桓子长叹一声，说“先生是怪罪我们接受了齐国那一群女乐的缘故啊！“

孔子于是到了卫国，寄住在子路妻子的兄长颜浊邹家中。卫灵公问孔子：“你在鲁国得到的俸禄是多少？“孔子回答说：“俸米六斗。“卫国也照样给了他俸米六万斗。过了不多久，有人向卫灵公说了孔子的坏话，卫灵公就派公孙余假用兵仗监视孔子的出入。孔子害怕在这里获罪，居住了十个月，就离开了卫国。

孔子将要到陈国去，经过一个叫匡的地方，弟子颜刻替他赶车，颜刻用马鞭子指着说：“从前我进入过这个城，就是由那缺口进去的“。匡人听说，误以为是鲁国的阳虎来了，阳虎曾经残害过匡人，于是匡人就围困了孔子。孔子的模样很像阳虎，所以被困在那里整整五天。颜渊后来赶到，孔子说：“我还以为你死了。“颜渊说：“老师您活着，我怎么敢死！“匡人围攻孔子越来越急，弟子们都很害怕。孔子说：“周文王已经死去，周代的礼乐制度不就在我们这里吗？上天如果要毁灭这些礼乐制度的话，就不会让我们这些后死的人承提起维护它的责任。上天并没有要消灭周代的这些礼乐，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派了一个跟从他的人到宁武子那里称臣，然后才得以离开匡地。

孔子离开匡地之后就到了一个叫蒲的地方，过了一多月，又返回了卫国，寄住在蘧伯玉家。卫灵公有个叫南子的夫人，派人对孔子说：“各国的君子，凡是看得起我们国君，愿意与我们国君建立像兄弟一样交情的，必定会来见见我们南子夫人的，我们南子夫人也愿意见见您“。孔子开始还推辞谢绝一番，最后不得已才去见她。南子夫人坐在葛布做的帷帐中等待。孔子进门后，面朝北叩头行礼。南子夫人在帷帐中拜了两拜，她披戴的环佩玉器首饰发出了叮当撞击的清声响。事后孔子说：“我来就不愿见她，现在既然不得已见了，就得还她以礼。“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我假若不对的话，上天一定厌弃我！上天一定厌弃我！“在卫国住了一个多月，灵公与夫人南子同坐了一辆车子，宦官雍渠陪待车右，出宫后，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子上跟从，大摇大摆地从市上走过。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喜好道德像这样喜欢美色的人啊。“于是对卫灵公的所作所为感到厌恶，就离开卫国，往曹国去了。这一年，鲁定公死了。

孔子离开曹国到达宋国，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魋想杀死孔子，就把树砍掉了。孔子只得离开这个地方。弟子们催促说：“我们可以快点走了。“孔子说：“上天既然把传道德的使命赋予我，桓魋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孔子到了郑国，与弟子们走失散了，孔子一个人站在外城的东门。郑国人有看见了就对子贡说：“东门有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郑子产，可是从腰部以下比禹短子三寸，一副狼狈不堪、没精打采的样子，真像一条丧家狗。“子贡见面把原话如实地告诉了孔子。孔子高兴地说道：“他形容我的相貌，不一定对，但说我像条丧家狗，对极了！对极了。”

孔子于是到达陈国，寄住在司城贞子家里。过了一年多，吴王夫差来攻打陈国，夺取了三个城邑才退兵。赵鞅攻打朝歌。楚国包围了蔡国，蔡国迁移到吴地。吴国在会稽打败了越王勾践。

有一天，许多只隼（ｓǔｎ，损）落在陈国的宫廷中死了，有隼（ｈù,户）木做的箭穿在身上，箭头是石头制做的，箭长一尺八寸。陈湣公派使者向孔子请教，孔子说：“这些隼是从很远的地方飞来的，这是肃慎部族的箭。从前周武王伐纣灭商，沟通了与各少数民族的民族的联系，让九夷百蛮各族都贡献各自的地方特产，叫他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于是肃慎部族献来楛木做的箭和石头制作的箭头，长一尺八寸。周武王为了显示他的美德，就把肃慎部族的箭分给长女太姬，后来太姬嫁给了虞胡公，虞胡公又封在陈国。当初王室分珍宝玉器给同姓诸侯，是为了表示重视亲族；把远方的贡品分赠给姓诸侯，是为了表示重视亲族；把远方的贡品分赠给姓诸侯，是为了让他们不要忘服从周王朝。所以把肃慎部族的箭分给陈国。“陈湣公听了叫人到过去收藏各方贡物的仓库中去找一找，果然找到了这种箭。

孔子在陈国居住了三年，正好遇上晋国、楚国争霸，两国轮番攻打陈国，直到吴国攻打陈国为止，陈国常常遭受侵犯。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的那些弟子，志气很大，只是行事阔一些，他们都很有进取心，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于是孔子就离开了陈国。

孔子路过一个叫蒲的地方，正好遇上公叔氏据蒲反叛卫国，蒲人扣留了孔子。弟子中有个叫公良孺的，自己带了五辆车子跟随孔子周游各地。他这个人身材高大，有才德，且有勇力，对孔子说：“我从前跟随老师周游在匡地遇到危难，如今又在这里遇到危难，这是命里注定的吧。我和老师一再遭难，可搏斗而死。“公良孺跟蒲人打得很激烈，蒲人害怕了，对孔子说：“如果你不到卫国去，我就放你们走。“孔子与他们订立了盟约，这才放孔子他们从东门出去。孔子于是到了卫国。子贡说：“盟约可以违背吗？“孔子说：“在要挟下订立的盟约，神是不会认可的。“

卫灵公听说孔子到来，很高兴，亲自赶到郊外迎接。灵公问孔子说：“蒲这个地方可以讨伐吗？“孔子回答说：“可以。“灵公说：“我的大夫却认为不可以讨伐，因为现在的蒲是防御晋，楚的屏障，用我们卫国的军队去攻打，恐怕是不可以的吧？“孔子说：“蒲地的男子有誓死效忠卫国的决心，妇女有守卫西河这块地方的愿望。我所说要讨伐的，只是四、五个领头叛乱的人罢了。“卫灵公说：“很好。“但是没有出兵去讨伐的叛乱。

卫灵公年纪老了，懒得处理政务，也不起用孔子。孔子长叹了一声说：“如果有人起用我，一年时间就差不多了，三年就会在大见成效。“孔子只好离开。

佛肸（ｘī，西)做中牟的长官。晋国的赵简子攻打范氏、中行氏，讨伐中牟。佛肸就占据中牟，反叛赵简子，并派人招请孔子，孔子打算去。子路说：“我听老师说过：'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现在佛肸自己占据中牟反叛，您想前去，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我是说过这句话。但我不也说过，坚硬的东西是磨不薄的；不也说过洁白的东西，是染不黑的。我难道是只中看不能吃的匏瓜吗，怎么可以老是挂着却不给人吃呢？“

有一次孔子正敲着磬，有个背着草筐的人路过门口，说道：“有心思啊，这个击磬人，磬敲得又响又急，既然人家不赏识自己，那就算了吧！“

孔子向师襄子学习弹琴，一连学了十天，也没增学新曲子。师襄子说：“可以学些新曲了。“孔子说：“我已经熟习乐曲了，但还没有熟练地掌握弹琴的技法。“过了些时候，师襄子又说：“你已熟习弹琴的技法了，可以学些新曲子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会乐曲的感意蕴，可以学些新曲了。“孔子说：“我还没有体会出作曲者是怎样的一个人。“过了些时候，孔子肃穆沉静，深思着什么，接着又心旷神怡，显出志向远大的样子。说：“我体会出作曲者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他的肤色黝黑，身材高大，目光明亮而深邃，好像一个统治四方侯的王者，除了周文王又有谁能够如此呢！“师襄子恭敬地离开位置给孔子拜了两拜，说：“我老师原来说过，这是《文王操》呀“。

孔子既然得不到卫国的重用，打算西游去见赵简子。到了黄河边，听到窦鸣犊、舜华被杀的消息。就面对着黄河感慨地叹气说：“壮美啊黄河水，浩浩荡荡多么盛大，我所以不能渡过黄河，也是命运的安排吧！“子贡赶上前去问：“冒 昧地请问老师，这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窦鸣犊、舜华两个人，都是晋国有才德的大夫。当赵简子还没有得志的时候，是依靠这两个人才得以从政的；等到他得志了，却杀了他们来执掌政权。我听说过，一个地方剖腹取胎杀害幼兽，麒麟就不来到它的郊野，排干了池塘水抓鱼，那么龙就不调合阴阳来兴致雨了，倾覆鸟巢毁坏鸟卵，凤凰就不愿来这里飞翔。这是为什么呢？君子忌讳伤害他的同类。那些鸟兽对于不义的行为尚且知道避开，何况是我孔丘呢！“于是便回到老家陬乡休息，创作了《陬操》的琴曲来哀掉窦鸣犊、舜华两们贤人。随后又回到卫国，寄住在蘧伯玉家。

有一天，卫灵公向孔子问起军队列阵作战的事。孔子回答说：“祭祀的事我倒曾经听说过，排兵布阵的事，我还不曾学过呢。“第二天，卫灵公与孔子谈话的时候，看见空中飞来大雁，就只顾抬头仰望，神色不在孔子身上。孔子于是就离开了卫国，再往陈国。

这年夏天，卫灵公死了，他的孙子辄立为国君，这就是卫出公。六月间，赵鞅把流亡在外的姨灵公太子蒯聩接纳到戚地。阳虎让太子蒯聩穿上孝服，又让八个人空麻带孝，装扮成是从卫国来接太子回去奔丧的样子，器着进了戚城，就在那里住了下来。冬天，蔡国迁都到州来。这一年是鲁哀公三年，孔子已六十岁了。齐国帮助卫国包围了戚城，是因为卫太子蒯聩在那儿的缘故。

还是这一年夏天，鲁桓公、釐公的庙堂起火烧了起来。南宫敬叔去救火。孔子在陈国听到了这个消息，就说：“火灾一定在桓公、釐公的庙堂吧？“不久证实，果然如他所言。

这年秋天，季桓子病重乘着辇车望见鲁城，感慨地长叹一声说：“从前这个国家几乎兴旺了，因为我得罪了孔子，所以没有兴旺起来。“回头又对他的嗣子季康子说：“我要是死了，你一定会接掌鲁国的政权佐国君；你佐国君之后，一定要召回孔子。“过了几天，季桓子死了，季康子继承了他的职位。丧事办完之后，想召回孔子。大夫公之鱼说：“从前我们的国鲁定公曾经任用过他，没能有始有终，最后被诸侯耻笑。现在你再任用他，如果也不能善终，这会再次招来诸侯的耻笑。“季康子说：“那么召谁才好呢？“公之鱼说：“一定要召冉求。“于是就派人召回了冉求。冉求准备起身前往，孔子说：“这次鲁国召冉求回去，不会小用，该会重用他。“就在这一天，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的那些弟子志向高远而行事疏阔，为文富有文采，我真不知从何下手来教育他们才好。“子贡知道孔子思念家乡想回去，在送冉求时，叮嘱过他“你要是被重用了，要想着把老师请回去“之类的话。

冉求离去之后，第二年，孔子从陈国移居蔡国。蔡昭公准备到吴国去，是吴国召他去的。从前昭公欺骗他的大臣，把国都迁到了州来，这次将要前往，大夫们提心他又要迁都，公孙翩就在路上把蔡昭公射死了。接着，楚军就来侵犯蔡国。同年秋天，齐景公死了。

第二年，孔子从蔡国前往叶地。叶公问孔子为政的道理，孔子说：“为政的道理在于招纳远方的贤能，使近处的人归服“。有一天。叶公向子路问孔子的情况，子路不回答。孔子听说这件事后就对子路说：“仲由，你为什么不对他说：'他这个人呀，学习起道理来不知疲倦，教导人全不厌烦，发愤学习时忘记了吃饭，快乐时忘记了忧愁，以致于连衰老就将到来也不知道'。“

孔子离开楚国的叶地回到蔡国。在路上遇见长沮、桀溺两人并肩耕田，孔子以为他们是隐士，就叫子路前去打听渡口在什么地方。长沮说：“那个拉着马缰强的人是谁？“子路回答说：“是孔丘。“长沮又问：“是鲁国的孔丘吧？“子路说：“是的。“长沮说：“那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儿了。“桀溺又问子路：“你是谁？“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说：“你是孔丘的门徒吗？“子路说：“是的。“桀溺说：“天下到处都在动荡不安，而谁能改变这种现状呢？况且你与跟着那逃避暴乱臣的人四处奔走，还不如跟着我们这些躲避乱世的人呢？“说完，就继续不停地耕田。子路把此话告诉了孔子，孔子失望地说：“我们不能居住在山林里与鸟兽同群，要是天下太平，我也用不着到处奔走想改变这个局面了“。

有一天，子路一个人行走的时候，路遇一位肩扛除草工具的老人。子路问他：“您看见过我的老师吗？“老人说：“你们这些人四肢不勤劳，五谷分辨不清，谁是你的老师我怎么会知道？“说完就拄着拐杖拔草去了。事后子路把这些经过告诉了孔子，孔子说：“这是位隐士。“叫子路再到那里看看，老人已经走了。

孔子迁居到蔡国三年，吴国攻打陈国。楚国救援陈国，军队驻扎在城父。听说孔子住在陈国和蔡国的边境上，楚国便派人去聘请孔子。孔子正要前往拜见接受聘礼，陈国、蔡国的大夫商议说：“孔子是位有才德的贤人，他所指责讽刺的都切中诸侯的弊病。如今长久地停留在我们陈国和蔡国之间，大夫们的施政措施、所做所为都不合仲尼的意思。如今的楚国，是个大国，却来聘请孔子。如果孔子在楚国被重用，那么我们陈蔡两国掌权的大夫们就危险了。“于是他们双方就派了一些服劳役的人把孔子围困在野外。孔子和他的弟子无法行动，粮食也断绝了。跟从的弟子饿病了，站都站不起来。孔子却还在不停地给大家讲学，朗诵诗歌、歌唱、弹琴。子路很生气地来见孔子：“君子也有困窘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在困窘面前能坚节操不动摇，人小遇到困窘就会不加节制，什么过火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这时子贡的脸色也变了。孔子说：“赐啊，你认为我是博学强记的人吗？“子贡回答说：“是的。难道不对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用一种基本原则贯穿于全部知识之中的。“

孔子知道弟子们心中不高兴。便叫来子路问道：“《诗经》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然而它却排徊在旷野上'，难道是我们学说有什么不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子路说：“大概是我们的德还不够吧？所以人家不信任我们；想必是我们的智谋还不够吧？所以人家不放我们通行。“孔子说：“有这样的话吗？仲由啊，假使有仁德的人必定能使人信任，哪里还会有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呢？假使有智谋的人就能畅行无阻，哪里会有王子比干被剖心呢？“

子路退出，子贡进来见孔子。孔子对子贡说：“赐啊，《诗经》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然而它却徘徊在旷野上'。难道是我们的学说有有什么不对吗？我们为什么落到这种地步呢？“子贡说：“老师的学说博大到极点了，所以天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容纳老师。老师何不稍微降低一些您的要求呢？“孔子说：“赐啊，好的农夫虽然善于耕种，但他却不一定有好的收获；好的工匠虽然不精巧的手艺，但他的所作却未必能使人们都称心如意。有修养的人能研修自己的学说，就像网一样，先构出基本的大纳统绪，然后再依疏理扎，但不一定被世人所接受。现在你不去研修自己的学说，反而想降格来敬合取容。赐啊，你的志向太不远大了。“

子贡出去之后，颜回进来见孔子。孔子说：“回啊，《诗经》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然而它却徘徊在旷野上'。难道是我们的说学有什么不对吗？我们为什么落到这种地步呢？“颜回说：“老师的学说博大到极点了，所以天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容纳老师。虽然是这样，老师还是要推行自己的学说，不被天下接受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被接受，这样才能显出君子的本色！一个人不研修自己的学说，那才是自己的耻辱。至于已下大力研修的学说不被人所用，那是当权者的耻辱了。不被天下接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被接受，这样才能显出君子的本色！“孔子听了欣慰地笑着说：“是这样的啊，姓颜的小伙子！假使你有很多钱财，我愿意给你做管家。“

于是派子贡到楚国去。楚昭王调动军队来迎接孔子，这才除了这场灾祸。

楚昭王想把有户籍登记的七百里地方封给孔子。楚国的令尹子西阻止说：“大王派往各侯国的使臣，有像子贡这样的吗？“昭王说：“没有。“子西又问：“大王的左右辅佐大臣，有像颜回这样的吗？“昭王说：“没有。“子西又问：“大王的将帅，有像子路这样的吗？“昭王回答说：“没有。“子西还问：“大王的各部主事官员，有像宰予这样的吗？“昭王回答说：“没有。“子西接着说：“况且我们楚国的祖先在受周天子分封时，封号是子爵，土地跟男爵相等，方圆五十里。现在孔丘讲述三皇五帝的治国方法，申明周公旦、召公奭辅佐周天子的事业，大王如果任用了他，那么楚国还能世世代代保有方圆几千里的土地吗？想当年文王在丰邑、武王在镐京，作为只有百里之地的主，最终能统治天下。现在如让孔丘拥有那七百城土地，再加上那些有才能的弟子辅佐，这不是楚国的福音啊。“昭王听了就打消了原来的想法。这年秋天，楚昭死在城父。

楚国的狂人接舆有一天唱着歌走过孔子的车子，说：“凤凰呀，凤凰呀，你的美德为什么这么不景气？过去的不能再挽回，未来的还可以再赶得上，算了吧，算了吧！现在从政的人都是很危险的啊！“孔子下了车，想和他谈谈，但他却快步走开了，没能跟他说上话。

于是孔子从楚国返回了卫国。这一年，孔子六十三岁，是鲁哀公六年（前489）。

第二年，吴国和鲁国在一个叫缯的地方会盟，吴国要求鲁国提供百牢的祭品。吴国的太宰嚭（ｐǐ,匹）召见季康子。季康子就派子贡前往交涉，然后鲁国才纳百牢祭品。

孔子说：“鲁国、卫国的政治情况，如同兄弟一般相似。“这个时候，卫出公辄的父亲蒯聩没有继位做国君，流亡在外，诸侯对此事屡加指责。而孔子的弟子很多在卫国做官，卫出公辄也想请孔子出来执政。子路问孔子说：“卫国国想请您出来执政，您打算首先做什么呢？“孔子回答说：“那我一定首先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的事吗，老师您太迂阔了！为什么要首先正名份呢？“孔子说：“鲁莽啊，仲由！要知道，名分不正，说出的话来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那么事情就办不成；辐情办不成，那么礼乐教化就不能兴盛；乐教化不兴盛，那么刑罚不准确适度，那么老百姓就年足无措，不知怎么办才好。所以君子办事必须符合名分，说出来的话，一定要切实可行。君子对于他所说出来的话，应该毫不苟且随便才行啊。“

第二年（前484），冉有为季氏统率军队，在郎地同齐国作战，打败了齐国的军队。季康子对冉求说：“您的军事才能，是学来的呢？还是天生的呢？“冉有回答说：“我是从孔子那里学来的。“季康子又问：“孔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冉有回答说：“任用他要符合名分，他的学说不论是传布到百姓中，还是对质于鬼神前，都是没有遗憾的。我对于军事，虽然有功而累计封到二千五百户人家，而孔子却会毫不动心的。“康子说：“我想召请他回来，可以吗？“冉有说：“你想召请他回来，只要不让小人从中阻碍他，就可以了。“当时，卫国大夫孔文子准备攻打太叔，向孔子问计策。孔子推辞说不知道，他回到住处便立即吩咐备车离开了卫国，说道：“鸟能选择树木栖息，树木怎能选择鸟呢？“孔文子坚决拘留他。恰好季康子派来公华、公宾、公林，带着礼物迎接迎孔子，孔子就回鲁国去了。

孔子离开鲁国一共经过十四年又回到鲁国。

鲁哀公向孔子问为政的道理，孔子回答说：“为政最重要的是选择好大臣。“季康子也向孔子问为政的道理，孔子说：“要举用正直的人，抛弃邪曲的人，那样就使邪曲的人变为正直的人了。“季康子忧虚盗窃，孔子说：“如果你自己没有欲的话，就是给奖赏，人们也是不会去偷窃的。“但是鲁国最终也不能重用孔子，孔子也不要求出来做官。

孔子的时代，周王衰微，礼崩乐坏，《诗》、《书》也殊缺不全了。孔子探究夏、商、西周三代的礼仪制度，编定了《书传》的篇次，上起唐尧、虞舜之时，下至秦穆公，依照事情的先后，加以整理编排。孔子说：“夏代的礼仪制度我还能讲出来，只是夏的后代杞国没有留下足够证明这些的文献了。殷商的礼仪制度我也能讲出来，只是殷商的后宋国没有留下足够证明这些制度的文献了。如果杞、宋两国有足够的文献，我就能证明这些制度了。“孔子考察了殷代继承夏代对礼仪制度所作的增减之后说：“将来即使经过一百，那增减的也是可以预知的，因为一种是重视文采，另一种是重视朴实。周代的礼仪制度是在参照了夏代和殷代的基础上制定的，多么丰富多采呀，我主张用周代的礼仪“所以《书传》、《礼记》都是孔子编定的。

孔子曾对鲁国的乐官太师说：“音乐是可以通晓的。刚开始演奏的时候要互相配合一致，继续下去是节奏和谐，声音清晰，连续不断，这样直到整首乐曲演奏完成。“孔子又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之后，就开始订正诗乐，使《雅》、《颂》都恢复了原来的曲调。“

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有三千多篇，到孔子时，他把重复的删掉了，选 取中合于义的用于礼义教化，最早的是追述殷始祖契、周始祖后稷，其次是叙述殷、周两代的兴盛，直到周幽王、周厉王的政治缺失，而开头的则是叙述男女夫妇关系和感情的诗篇，所以说：“《关睢》这一乐章作为《国风》的第一篇，《鹿鸣》作为《小雅》的第一篇；《文王》作为《大雅》的第一篇；《清庙》作为《颂》的第一篇“。三百零五篇诗孔子都能将演奏歌唱，以求合于《韶》、《武》、《雅》《颂》这些乐曲的音调。先王的乐制度从此才恢复旧观而得以称述，王道 完备了，孔子也完成了被称为“六艺“的《诗》、《书》、《乐》、《易》、《春秋》的编修。

孔子晚年喜欢钻研《周易》，他详细解释了《彖辞》、《锡辞》、《卦》、《文言》等。孔子读《周易》刻苦勤奋，以致把编穿书简的牛皮绳子也弄断了多次。他还说：“再让我多活几年，这样的话，我对《周易》的文辞和义理就能够充分掌握理解了。“

孔子用《诗》、《书》、《礼》、《乐》作教材教育弟子，就学的弟子大约在三千人，中能精通礼、乐、射、御、数、术这六种技艺的有七十二人。至于像颜浊邹那样的人，多方面受到孔子的教诲却没有正式入籍的弟子就更多了。

孔子教育弟子有四个方面：学问、言行、忠恕、信义。为弟子订四条禁律：不揣测、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他认为应当特别谨慎处理的是：斋戒、战争、疾病。孔子很少谈到利，如果谈到，就与命运、仁德联系起来。他教育弟子的时候，不到人家真正遇到困难，烦闷发急的时候，不去启发开导他。他出一个道理，弟子不能触类旁通地推演出似的道理，他就不再重复讲述了。

孔子在自己的乡里，谦恭得像个不善言谈的人。他在宗庙祭祀和朝廷议政这些场合，却能言善辩，言辞明晰而又通达，然而又很恭谨小心。上朝时，与上大夫交谈，态度和悦，中正自然；与下大夫交谈，就显得和乐安详了了。

孔子进入国君的公门，低头弯腰，恭敬谨慎，进门后急行而前，恭有礼。国命他迎接宾客，容色庄重认真。国君召见他，不等待车驾备好，就动身起行。

鱼不新鲜，肉有变味，或不按规矩切割，孔子不吃。席位不正，不就坐。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从来没有吃饱过。

在一天内哭泣过，就不会再歌唱。看见穿孝服的人和盲人，即使是是个小孩，也必定改变面容以示同情。

孔子说：“三个人同行，中心有可做我老师的。“又说：“不去修明道德，不去探求学业，听到正直的道理又不前往学习，对缺点错误又不能改正，这些是我是忧虑提心的问题。“孔子请人唱歌，要是唱得好，就请人再唱一遍，然后自己也和唱起来。

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鬼神的事情。

子贡说：“老师在文献方面的成绩很显著，我们是知道的。老师讲论有关天道与人的命运的深微见解我们就不知道了。“颜渊感慨地长叹一声说：“我越是仰慕老师的学问，越得它无比崇高，越是钻研探讨，越觉得它坚实深厚。看见它是在前面，忽然间又在后面了。老师善于循序渐进地诱导人，用典籍来丰富我的知识，用礼仪来规范我的言行，使我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已经竭尽了我的才力，我现在也好像有所建树，但老师的学问却依然高立在我的面前。虽然我也想追赶上去，但是不可能追得上。“达巷这个地方的人对我说：“伟大啊孔子，他博学多才却不专一名家。“孔子听了这话之后说：“我要专于什么呢？是专于驾车？还是专于射箭？我看还是专于驾车吧。“子牢说：“老师曾说：'我没有被世所用，所以才学会了这许多的技艺'。“

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的春天，在大野这个地方狩猎。给叔孙氏驾车的可塘曰窳艘煌饭质蓿他们以为这是不祥之兆。孔子看了后说：“这是麒麟。“于是便将它取走了。孔子说：“黄河上再不见神龙负图出现，洛水上再不见神龟负洛书出现，我也就快要完啦！“渊死了，孔子说：“这是老天要我死呀！“等到他西去大野狩猎见到麒麟，说：“我的主张到尽头了！“感慨地说：“没有人能了解我了！“子贡说：“为什么说没有人了解您？“孔子回答说：“我不抱怨天，也不怪罪人，下学人事，上通天理，能了解我的，只有上天了吧！“

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使自己的人格受到侮辱，只有伯夷、叔齐丙人吧！“又说：“柳下惠、少连降低了自己的志向，使人格受到了侮辱“。又说“虞仲、夷逸隐居，不言世务，行为合干清高纯洁，自我废弃合于权变“。又说：“我就跟他们不同了，既不降志辱身以求进取，也不隐居避世脱离尘俗，没有绝对的可以，也没有绝对的不可以“。

孔子说：“不成啊，不成啊！君子最提忧的就是死后没有留下好的名声。我的主张不能实行，我用什么贡献给社会留下好名呢？“于是就根据鲁国的史书作了《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止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包 括鲁国十二个国君。以鲁国为中心记述，尊奉周王室为正统，以殷商的旧为借鉴，推而上承夏、商、周在法统，文辞简约而旨意广博。所以吴、楚的国自称为王的，在《春秋》中仍贬称为子爵；晋文公在践土与诸侯会盟，实际上是召周襄王入会的，而《春秋》中却避讳说“周天子巡狩来到到河阳“。依此类推，《春秋》就是用这一原则，来褒贬当时的各种事件，后有的国君加以称推广开来，使《春秋》的义法在天下通行，天下那些乱臣奸贼就都害怕起来了。

孔子任司寇审理诉讼案件时，文辞上有可与别人商的时候，他从不独自决断。到了写《春秋》时就不同了，应该写的一定写上去，应当删的一定删掉，就连子夏这些长于文字的弟子，一句话也不能给他增删。弟子们学习《春秋》， 孔子说：“后人了解我将因为《春秋》，后人怪罪我也将因为《春秋》。“

第二天，子路死在卫国。孔子生病了，子贡请求看望他。孔子正拄着拐杖在口修闲散步，说：“赐，你为什么来得这样迟啊？“孔子于是就叹息，随即唱道：“泰山要倒了！梁柱要断了，哲人要死了！“他边唱边流下了眼泪。对子贡说：“天下失去常道已经很久了，没有人能奉我的主张。夏人死了停棺在东厢的台阶，周人死了停棺在西厢的台阶，殷人死了停棺在堂屋的两柱之间。昨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坐在两柱之间受人祭奠，我原本就是殷商人啊。“过了七天孔子就死了。

孔子享年七十三岁，死在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四月的己丑日。

鲁哀公为他作了一篇悼词说：“老天爷不仁慈，不肯留下这位老人，使他扔下我，孤零零一人在位，我孤独而又伤痛。啊！多么痛！尼父啊，没有人可以作为我学习的楷模了！“子贡说：“鲁君他难道不能终老在鲁国吗？老师的话说：'法丧失就会昏乱，名分丧失就会产生过失。丧失了意志就会昏乱，失去所宜就会出现过错。'老师活着的时候不能用他，死了作祭文哀悼他，这是不合礼的。以诸侯身份称'余一人'，是不合名分的啊。“

孔子死后葬在鲁城北面的泗水岸边，弟子们都在心里为他服丧三年。三年心丧完毕，大家道别离去时，都相对而哭，又各尽哀；有的就又留了下来。只有子贡在墓旁搭子一间小房住下，守墓总共六年，然后才离去。弟子及鲁国他人，相率前往墓旁居住的一百多家。因而就把这里命名为“孔里“。鲁国世世代代相传，每年都定时到孔子墓前祭拜，而儒生们也在这时来这里讲习礼仪，行乡学业考校的饮酒礼，以及比射等仪式。孔子的墓地有一顷大。孔子故居的堂屋以及弟子们所居住的内室，后来就改成庙，借以收藏孔子生前穿过的衣服，戴过的帽子，使用过的琴、车子、书籍等，直到汉代，二百多年间没有废弃。高皇帝高皇帝刘邦经过鲁地，用牛羊猪三牲俱全的太牢祭祀孔子。诸侯、卿大夫、宰相一到任，常是先去拜谒孔子墓，然后才去就职处理政务。

孔子生了鲤，字伯鱼。伯鱼享年五十岁，死在孔子之前。

伯鱼生了伋，字子思，郭年六十二岁。曾经受困于宋国。子思作了《中庸》。

子思生了白，字子上，享年四十七岁。子上生了求，字子家，享年四十五岁。子家生了箕，字子京，享年四十六岁。子京生了穿，字子高，享年五十一岁。子高生了慎，享年五十七岁，曾经做过魏国的相。

子慎生了鲋，享年五十七岁，做过陈胜王的博士，死在陈这个地方。

鲋的弟弟叫子襄，享年五十七岁。曾经做过汉孝惠皇帝的博士，后被提升为长沙郡的太守。身高九尺六寸。

子襄生了忠，享年五十七岁。忠生了武，武生了延年和安国。安国做了当今孝武皇帝的博士，官至临淮郡太守，寿短早死。安国生了卬，卬了生。

太史公说：《诗》中有这样的话：“像高山一般令人瞻仰，像大道一般让人遵循。“虽然我不能达到这种境地，但是心里却向往着他。我读孔子的著作，可以想见到他的为人。到了鲁地，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辆、衣服、礼器，目睹了读书的学生们按时到孔子旧宅中演习礼仪的情景。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徘徊留恋不愿离去。自古以来，天下的君王直到贤人也够多的了，当活着的时候都显贵荣耀，可是一死什么也就没有了。孔子是一个平民，他的名声和学说已经传了十几，读书的人仍然崇他为宗师。从天子王侯一直到全国谈六艺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说来做为判断衡的最高准则，可以说孔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钱穆的《孔子传》

序言

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孔子生平言行，具载于其门人弟子之所记，复经其再传三传门人弟子之结集而成之《论语》一书中。其有关于政治活动上之大节，则备详于《春秋左氏传》。其他有关孔子言行及其家世先后，又散见于先秦古籍如《孟子》、《春秋公羊》、《谷梁传》、《小戴礼记　檀弓》诸篇，以及《世本》、《孔子家语》等书者，当尚有三十种之多。最后，西汉司马迁《史记》采集以前各书材料成《孔子世家》，是为记载孔子生平首尾条贯之第一篇传记。

　　 然司马迁之《孔子世家》，一则选择材料不谨严，真伪杂揉。一则编排材料多重复，次序颠倒。后人不断加以考订，又不断有人续为孔子作新传，或则失之贪多无厌，或则失之审核不精，终不能于《孔子世家》以外孔别成一惬当人心之新传。

　　 本书综合司马迁以下各家考订所得，重为孔子作传。其最大宗旨，乃在孔子之为人，即其所自述所谓“学不厌、教不倦”者，而以寻求孔子毕生为学之日进无疆、与其教育事业之博大深微为主要中心，而政治事业次之。因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上之主要贡献，厥在其自为学与其教育事业之两项。后代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其意义即在此。故本书所采材料亦以《论语》为主。凡属孔子之学术思想，悉从其所以自为学与其教育事业之所至为主要中心。孔子毕生志业，可以由此推见。而孔子之政治事业，则为其以学以教之当境实践之一部分。虽事隔两千五百年，孔子之政治事业已不足全为现代人所承袭，然在其政治事业之背后，实有其以学以教之当境实践之一番精神，为孔子学术思想以学以教有体有用之一种具体表现。欲求孔子学术思想之笃实深厚处，此一部分亦为不可忽。

　　 孔子生平除其自学与教人与其政治事业外，尚有著述事业一项，实当为孔子生平事业表现中较更居次之第三项。在此一项中，其明白可征信者，厥惟晚年作《春秋》一事。其所谓订礼乐，事过境迁，已难详说，并已逐渐失却其重要性。至于删诗书，事并无据。赞《周易》则更不足信。

　　 以上关于孔子之学与教，与其政治事业、著述事业三项层次递演之重要性，及其关于著述方面之真伪问题，皆据《论语》一书之记载而为之判定。汉儒尊孔，则不免将此三项事业之重要性首尾例置。汉儒以《论语》列于小学，与《孝经》、《尔雅》并视，已为不伦。而重视五经，特立博士，为国家教育之最高课程，因此以求通经致用，则乃自著述事业递次及于政治事业，而在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则不免转居其后。故在汉代博士发扬孔学方面，其主要工作乃转成为对古代经典之训诂章句，此岂得与孔子之述而不作同等相拟。则无怪乎至于东汉，博士皆倚席不讲，而太学生清议遂招致党锢之祸，而直迄于炎汉之亡。此下庄老释氏迭兴并盛，虽唐代崛起，终亦无以挽此颓趋。此非谓诗书礼易可视为与儒学无关，乃谓孔子毕生精神，其所谓学不厌、教不倦之真实内容，终不免于忽视耳。

　　 宋代儒学复兴，乃始于孔子生平志业之重要性获得正确之衡定。学与教为先，而政治次之，著述乃其余事。故于五经之上，更重四书，以孟子继孔子而并称，代替了汉唐时代以孔子继周公而齐称之旧规。此不得不谓乃宋儒阐扬孔子精神之一大贡献。宋濡理学传统迄于明代之亡而亦衰。清儒反宋尊汉，自标其学为汉学，乃从专治古经籍之训诂考据而堕入故纸堆中，实并不能如汉唐儒之有意于通经致用，尚能在政治上有建树。而孔子生平最重要之自学与教人之精神，清儒更所不了。下及晚清末运，今文公羊学骤起，又与乾嘉治经不同。推其极，亦不过欲重返之于如汉唐儒之通经而致用，其意似乎欲凭治古经籍之所得为根据，而以兴起新政治。此距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隔离仍远。人才不作，则一切无可言。学术错误，其遗祸直迄于民国创兴以来之数十年。今者痛定思痛，果欲复兴中国文化，不得不重振孔子儒家传统，而阐扬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实尤为目前当务之急。本书编撰，着眼在此。爰特揭发于序言中，以期读者之注意。

　　 本书为求能获国人之广泛诵读，故篇幅力求精简。凡属孔子生平事迹，经历后人递述，其间不少增益失真处，皆一律删削。本书写作之经过，其用心于刊落不着笔处，实尤胜过于下笔写入处。凡经前人辩论，审定其为可疑与不可信者，本书皆更不提及，以求简净。亦有不得尽略者，则于正文外别附疑辨二十五条，措辞亦力求简净，只略指其有可疑与不可信而止，更不多及于考证辨订之详。作者旧著《先秦诸子系年》之第一卷，多于孔子事迹有所疑辨考订，本书只于疑辨诸条中提及《系年》篇名，以便读者之参阅，更不再事摘录。

　　 自宋以来，关于孔子生平事迹之考订辨证，几于代有其人，而尤以清代为多。综计宋元明清四代，何止数十百家。本书之写定，皆博稽成说，或则取其一是，舍其诸非。或则酌采数说，会成一是。若一一详其依据人名、书名、篇名及其所以为说之大概，则篇幅之增，当较今在十倍之上。今亦尽量略去，只写出一结论。虽若有掠美前人之嫌，亦可免炫博夸多之讥。

　　 清儒崔述有《洙泗考信录》及《续录》两编，为考订辨论孔子生平行事诸家中之尤详备者。其书亦多经后人引用。惟崔书疑及《论语》，实其一大失。若考孔子行事，并《论语》而疑之，则先秦古籍中将无一书可奉为可信之基本，如此将终不免于专凭一己意见以上下进退两千年前之古籍，实非考据之正规。本书一依《论语》为张本，遇《论语》中有可疑处，若崔氏所举，必博征当时情实，善为解释，使归可信，不敢轻肆疑辨。其他立说亦有超出前人之外者，然亦不敢自标为作者个人之创见。立说必求有本，群说必求相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窃愿以此自附于孔子之垂谕。

　　 作者在1925年曾著《论语要略》一书，实为作者根据《论语》为孔子试作新传之第一书。1935年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凡四卷，其第一卷乃为孔子生平行事博引诸家，详加考辨，所得近三十篇。1963年又成《论语新解》，备采前人成说，荟萃为书，惟全不引前人人名、书名、篇名及其为说之详，惟求提要钩玄，融铸为作者一家之言，其体例与今书相似。惟新解乃就《论语》全书逐条逐字解释，重在义理思想方面，而于事迹之考订则缺。本书继三书而作，限于体裁有别，于孔子学术思想方面仅能择要涉及，远不能与新解相比。但本书见解亦有越出于以上三书之外者，他日重有所获不可知，在此四书中见解倘有相异，暂当以本书为定。读者倘能由此书进而涉及上述三书，则尤为作者所私幸。

　　 本书作意，旨在能获广泛之读者，故措辞力求简净平易，务求免于艰深繁博之弊。惟恨行文不能尽求通俗化。如《论语》、《左传》、《史记》以及其他先秦古籍，本书皆引录各书原文，未能译为白话。一则此等原文皆远在两千年以上，乃为孔子作传之第一手珍贵材料，作者学力不足，若一一将之译成近代通行之白话，恐未必能尽符原文之真。若读者爱其易读，而不再进窥古籍，则所失将远胜于所得，此其一。又孔子言行，义理深邃，读者苟非自具学问基础，纵使亲身经历孔子之耳提面命，亦难得真实之了解，此其二。又孔子远在两千五百年之前，当时之列国形势、政治实况、社会详情，皆与两千五百年后吾侪所处之今日大相悬隔。吾侪苟非略知孔子当年春秋时代之情形，自于孔子当时言行不能有亲切之体悟，此其三。故贵读此书者能继此进读《论语》以及其他先秦古籍，庶于孔子言行与其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之第一大圣人者，能不断有更深之认识。且莫谓一读本书，即可对了解孔子尽其能事。亦莫怪本书之未能更致力于通俗化，未能使人人一读本书而尽获其所欲知，则幸甚幸甚。

　　 本书开始撰写于1973年之9月，稿毕于74年之2月。3月入医院，为右眼割除白内障，4月补此序。

　　 1974年4月钱穆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

　　 再版序

　　 予之此稿，初非有意撰述，乃由孔孟学会主持人亲来敞舍恳请撰述孔孟两传。其意若谓，为孔孟两圣作小传，俾可广大流行，作为通俗宣传之用。余意则谓，中国乃一史学民族，两千五百年前古代大圣如孔子，有关其言论行事，自司马迁《史记　孔子世家》以后，尚不断有后人撰述。今再为作传，岂能尽弃不顾，而仅供通俗流行之用。抑且为古圣人作传，非仅传其人传其事，最要当传其心传其道。则其事艰难。上古大圣，其心其道，岂能浅说？岂能广布？遂辞不愿。而请求者坚恳不已。终不获辞，遂勉允之。

　　 先为孔子作传，搜集有关资料，凡费四月工夫，然后再始下笔。惟终以《论语》各篇为取舍之本源。故写法亦于他书有不同。非患材料之少，乃苦材料之多。求为短篇小书，其事大不易。非患于多取，乃患于多舍。抑且斟酌群言，求其一归于正，义理之外，尚需考证，其事实有大不易者。

　　 余此书虽仅短短十章，而所附疑辨已达二十五条之多，虽如《史记　孔子世家》，亦有疑辨处。此非敢妄自尊大，轻薄古人。但遇多说相异处，终期其归于一是。所取愈简，而所择愈艰。此如《易传》非孔子作，其议始自宋代之欧阳修。欧阳修自谓上距孔子已千年，某始发此辨，世人疑之。然更历千年，焉知不再有如某其人者出。则更历千年，当得如某者三人。三人为众，而至是某说可谓已得众人之公论。则居今又何患一世之共非之。但欧阳所疑，不久而迭有信者。迄今千年，欧阳所疑殆已成为定论。余亦采欧说入传中，定《易传》非孔子作。此乃是孔子死后千余年来始兴之一项大问题大理论，余为孔子作传，岂能弃置不列？又此有关学术思想之深义，岂能仅供通俗而弃置不论？

　　 书稿既定，送孔孟学会，不谓学会内部别有审议会，审查余稿，谓不得认《易传》非孔子作，嘱改写。然余之抱此疑，已详数十年前旧稿《先秦诸子系年》中。余持此论数十年未变，又撰有《易学三书》一著作，其中之一即辨此事。但因其中有关《易经》哲理一项，尚待随时改修，遂迟未付印。对日抗战国难时，余居四川成都北郊之赖家园，此稿藏书架中，不谓为蠢虫所蛀，仅存每页之前半，后半全已蚀尽，补写为艰。吴江有沈生，曾传抄余书。余胜利还乡，匆促中未访其人，而又南下至广州香港。今不知此稿尚留人间否。

　　 学会命余改写，余拒不能从，而此稿遂搁置不付印。因乞还，另自付印，则距今亦逾十三年之久失。今原出版处改变经营计划，不再出版学术专著，故取回再版付印。略为补述其成书之缘起如上。至孟子传，则并未续写，此亦生平一憾事矣。余生平有已成书而未付印者，如上述之《易学三书》。又有已成书，而其稿为出版处在抗日胜利还都时坠落长江中，别无抄本，如《清儒学案》。今因此稿再版，不禁心中联想及之。而《清儒学案》一稿，则尤为余所惋惜不已者。兹亦无可详陈矣。

　　 1987年4月钱穆补序时年九十有三

第一章 孔子的先世

一、弗父何

　　 孔子的先世是商代的王室。周灭商，周成王封微子启于宋，遂从王室转成为诸侯。四传至宋湣公，长子弗父何，次子鲋祀。湣公不传子而传弟，是为炀公。兄终弟及本是商代的制度。但当时已盛行父子相传，鲋祀弑其叔父炀公，欲其兄弗父何为君。但弗父何若为君，当治其弟弑君之罪，在家庭间又增悲剧，因此弗父何让不受。其弟鲋祀立，是为厉公。弗父何仍为卿。孔子先世遂由诸侯家又转为公卿之家。直到孔子时，鲁国孟僖子尚说孔子乃圣人之后，因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

　　 二、正考父

　　 弗父何曾孙正考父，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皆为上卿。但正考父不自满假，每一受命，益增其恭。又自奉甚俭。尝为鼎铭，曰：

　　 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

　　 这真是一有修养的人。

　　 三、孔父嘉

　　 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是其字，嘉是其名。因获赐族之典，其后代以其先人之字为氏，乃曰孔氏。孔父嘉为孔子之六代祖。

　　 宋宣公传其弟为穆公，孔父嘉为大司马。穆公又传其兄宣公之子为殇公，孔父嘉受遗命佐助嗣君。华父督欲弑君，遂先杀孔父嘉。

　　 四、孔防叔

　　 孔父嘉曾孙曰孔防叔，畏华氏之逼，始奔鲁。为防大夫，故曰防叔。鲁有东防西防，防叔所治为东防，在今费县东北。

　　 孔氏本为宋贵卿。或说孔父被杀，孔氏即失卿位，其子即奔鲁。或说孔父死后，孔氏卿位尚存，至防叔始奔鲁。恐当以后说为是。孔氏奔鲁后，卿位始失。但亦不即为受地而耕之平民。在当时，贵族平民之间尚有新兴之士族，或是贵族后裔之疏远者，或是贵族之破落者，与夫平民中之俊秀子弟，因其学习当时贵族阶级礼乐射御书数诸艺，而得进身于贵族阶层中当差服务，受禄养以为生。此等士族，各国皆有，而鲁为盛。孔防叔在鲁，其身份亦为一士。其为大夫亦只受禄，不得与封地世袭者相比。至是，孔子先世遂又由贵族公卿家转为士族之家。

　　 五、叔梁纥

　　 孔防叔之孙曰叔梁纥，因为鲁郰邑大夫，亦称郰叔纥。郰字亦作鄹、作陬，又作邹，乃邑名，非国名，与邹国之邹异。

　　 叔梁纥武力绝伦，在当时以勇称。

　　 《左传》襄公十年：

　　 晋人围逼阳。逼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郰人纥抉之以出门者。

　　 逼阳城门有两重，一晨夕开阖之门。又别为一门，高悬在上。逼阳人开其晨夕开阖之门，诱攻者进入城，乃放悬门而下之，阻绝进者使不得出，未进入者不得入。叔梁纥多力，抉举其悬门，使不坠及于地，使在内者得复出。

　　 叔梁纥为孔子父。

第二章 孔子之生及其父母之卒

一、孔子之母

　　 叔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无子。有一妾，生男曰孟皮，病足，为废人。乃求婚于颜氏。颜氏姬姓，与孔氏家同在郰邑尼丘山麓，相距近，素相知。颜氏季女名征在，许配叔梁纥，生孔子。

　　 疑辨一

　　 《史记》称叔梁纥舆颜氏女祷于尼丘，野合而生孔子。此因古人谓圣人皆感天而生，犹商代先祖契，周代先祖后稷，皆有感天而生之神话。又如汉高祖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遂产高祖。所云野合，亦犹如此。欲神其事，乃诬其父母以非礼，不足信。至谓叔梁老而征在少，非婚配常礼，故曰野合，则是曲解。又前人疑孔子出妻，实乃叔梁纥妻施氏因无子被出。孟皮乃妾出，颜氏女为续妻，孔子当正式为后。语详江永《乡党图考》。

　　 二、孔子生平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亦有云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者。其间有一年之差。两千年来学人各从一说，未有定论。今政府规定孔子生年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并推定阳历九月二十八日为孔子之诞辰，今从之。

　　 疑辨二

　　 关于孔子生平之辨，详拙著《先秦诸子系年》卷一《孔子生年考》，亦定孔子生鲁襄公二十二年。

　　 孔子生于鲁昌平乡郰邑，因叔梁纥为郰大夫，遂终居之也。

　　 孔子名丘，字仲尼。因孔子父母祷于尼丘山而得生，故以为名。

　　 三、孔子父母卒年

　　 孔子生，其父叔梁纥即死，但不知其的岁。或云：孔子年三岁。

　　 孔子母死，亦不知其年。或云：孔子二十四岁母卒，不可信。《史记　孔子世家》记孔子母卒在孔子十七岁前，当是。

　　 《檀弓》云：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邹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

　　 孔子父叔梁纥葬于防，其时孔子年幼，纵或携之送葬，宜乎不知葬处。又古人不墓祭，岁时仅在家祭神主，不特赴墓地。又古人坟墓不封、不树、不堆土、不种树，无可辨认。孔氏乃士族，家微，更应如此。故孔子当仅知父墓在防，而不知其确切所在。及母卒，孔子欲依礼合葬其父母，乃先浅葬其母于鲁城外五父之衢。而葬事谨慎周到，见者认为是正式之葬，乃不知其是临时浅葬。故曰盖殡也，非葬也。邹曼父《史记》作挽父，挽是丧车执绋者，盖其人亲预孔子父之丧事，故知其葬地，其母以告孔子。此事距孔子母死又几何时则不详。时孔子尚在十七岁以前，而其临事之慎密已如此。

　　 疑辨三

　　 此事亦多疑辨，然主要在疑孔子不当不知其父葬处，此乃以后代社会情况推想古代。今不从。

第三章 孔子之早年期

一、孔子之幼年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孔子生士族家庭中，其家必有俎豆礼器。共母党亦士族，在其乡党亲戚中宜尚多士族。为士者必习礼。孔子儿时，耳濡目染，以礼为嬉，已是一士族家庭中好儿童。

　　 二、孔子十五志学

　　 孔子自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二）（此指《论语》篇目次第，下同）

　　 孔子幼年期之教育情况，其详不可知。当时士族家庭多学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为进身谋生之途，是即所谓儒业。《说文》：“儒，术士之称。”术士即犹言艺士也。儒乃当时社会一行业，一名色，已先孔子而有。即叔梁纥、孔防叔上不列于贵族，下不侪于平民，亦是一士，其所业亦即是儒。惟自孔子以后，而儒业始大变。孔子告子夏：“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六）可见儒业已先有。惟孔子欲其弟子为道义儒，勿仅为职业儒，其告子夏者即此意。

　　 孔子又曰：

　　 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也。（八）

　　 可见其时所谓学，皆谋求进身贵族阶层，得一职业，获一分谷禄为生。若仅止于此，是即孔子所谓之小人儒。孔子之为学，乃从所习六艺中，探讨其意义所在，及其源流演变，与其是非得失之判，于是乃知所学中有道义。孔子之所谓君子儒，乃在其职业上能守道义，以明道行道为主。不合道则宁弃职而去。此乃孔子所传之儒学。自此以后，儒成一学派，为百家讲学之开先，乃不复是一职业矣。孔子自谓十有五而志于学，殆已于此方面知所趋向，并不专指自己对儒者诸艺肯用功学习言。

　　 《檀弓》：

　　 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

　　 父母之丧满一年为小祥，满两年为大祥，皆有祭。此当指母卒大祥之祭。时孔子尚在少年，然已礼乐斯须不去身。此见孔子十五志学后精神。

　　 三、孔子初仕

　　 士族习儒业为出仕，此乃一家生活所赖。孔子早孤家贫，更不得不急谋出仕。

　　 《孟子》：

　　 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己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委吏乃主管仓库委积之事，乘田乃主管牛羊放牧蕃息之事。当时贵族家庭即任用儒士来任此等职务。

　　 孔子自曰：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九）

　　 为委吏必料量升斗，会计出纳。为乘田必晨夕饲养，出放返系。此等皆鄙事。孔子以早年地位卑贱，故多习此等事。

　　 《家语》：

　　 孔子年十九，娶于宋幵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名曰鲤而字伯鱼。

　　 幵官氏亦在鲁，见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云宋幵官氏，则亦如孔氏，其家乃自宋徙鲁。古者国君诸侯赐及其下，事有多端。或逢鲁君以捕鱼为娱，孔子以一士参预其役，例可得赐。而适逢孔鲤之生。不必谓孔子在二十岁前已出仕，故能获国君之赐。以情事推之，孔子始仕尚在后。

　　 《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昭子问少皞氏官名云云，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是岁孔子年二十七，其时必已出仕，故能见异国之君。故知孔子出仕当在此前。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三）

　　 此事不知在何年？然亦必已出仕，故得入太庙充助祭之役。见称曰“鄹人之子”者，其时尚年少，当必在三十前。然其时孔子已以知礼知名，故或人讥之。“是礼也”,应为反问辞。孔子听或人之言，反问说：“即此便是礼吗？”盖其时鲁太庙中多种种不合礼之礼。如三家之以雍彻，孔子曰：“雍之歌，何取于三家之堂？”（三）此乃明斥其非礼。但在孔子初入太庙时，年尚少，位尚卑，明知太庙中种种非礼，不便明斥，遂只装像不知一股，问此陈何器？此歌何诗？其意欲人因此反省，知此器不宜在此陈列，此诗不宜在此歌颂。特其辞若缓；而其意则峻。若仅是知得许多器物歌诗，习得许多礼乐仪式，徒以供当时贵族奢僭失礼之役使，此乃孔子所谓仅志于谷之小人儒。必当明得礼意，求能矫正当时贵族之种种奢僭非礼者，乃始得为君子儒。孔子十五志学，至其始出仕，已能有此情意，达此境界，此远与当时一般人所想像之所谓知礼不同，则宜乎招来或人之讥矣。

　　 孔子又自曰：

　　 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二）

　　 知孔子之学，非追随时代之风气，志在求业而学。若是追随时代，志在求业，此非可谓之志于学。孔子之志于学，乃是一种超越时代，会通古今之学。孔子在十五之幼年，而已于此有所窥见而有志寻求，可谓卓乎不伦矣。三十而立者，孔子至于三十，乃确乎卓然有立，独立不倚，强立不反。自知其所学之有成，而不随众为俯仰。此一进程，正可于子入太庙之一节记载中觇其梗概。

第四章 孔子之中年期

一、孔子授徒设教

　　 孔子少年出仕，可考者仅知其曾为委吏与乘田，其历时殆不久。孔子年过三十，殆即退出仕途，在家授徒设教，至是孔子乃成为一教育家。其学既非当时一般士人之所谓学，其教亦非当时一般士人之所为教，于是孔子遂成为中国历史上特立新创的第一个以教导为人大道为职业的教育家。后世尊之曰：“至圣先师”。

　　 孔子自曰：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七）

　　 当时人从师求学礼乐射御书数诸艺，以求仕进获谷禄者已多。从师必有贽见礼，求学亦必有学费。束脩乃一束干肉，乃童子见师之礼，为礼中之最薄者。自此以上，弟子求学各视其家之有无，对师致送敬仪，如近代之有学费，厚薄不等，而为师者即可借此为生。故孔子自开始授徒设教后，即不复出仕。而在其日常生活中，比较有更多之自由。论其职业性，又比较有独立之地位。

　　 《左传》昭公二十年：

　　 卫齐豹杀孟絷，宗鲁死之，琴张将往吊。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

　　 是年，孔子年三十一。琴张乃孔子弟子，殆在当时已从游。知孔子三十岁后即授徒设教。

　　 《左传》昭公七年：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

　　 此时贵族阶级既多奢僭违礼，同时又多不悦学，不知礼。孟僖子相鲁君过郑至楚，在种种礼节上多不能应付，归而深自悔憾。其卒在昭公二十四年，时孔子年三十五，授徒设教已有声誉，故孟僖子亦闻而知之。临死，乃遗命其二子往从学礼。说为南宫敬叔，何忌为孟懿子，两人同生于昭公十二年，或是一母双生。其父之卒，两人皆年仅十三，未必即前往孔子所从学。至二人在何年往从孔子，今已不可考。其时孔子所讲之礼，多主裁抑当时贵族之奢僭非礼，然当时贵族乃并不以孔子为忤，并群致敬意。至如孟僖子之命子从学，则尤为少见。此层亦为论孔子时代者所当注意。

　　 二、孔子适齐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将褅于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

　　 褅是大祭，万是舞名。业此舞者，是日，皆往季氏之私庙，而公家庙中舞者仅得两人。其时季孙氏骄纵无礼，心目中已更无君上，而昭公亦不能复忍。君臣起衅，昭公遂奔齐。

　　 孔子谓季氏：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

　　 佾是舞列。八佾者，以八人为一佾，八八六十四人。此章所斥，或即鲁昭公二十五年事。孰不可忍者，谓逐君弑君在季氏皆可忍为之也。或说：季氏如此无君，犹可忍而不治，则将为何等事，乃始不可忍而治之乎？是孔子已推知季氏有逆谋，鲁国将乱，其发为此言，固不仅为季氏之僭越而已。较之子入太庙一章所载语气意态大不相同，见道愈明，出辞愈厉。此亦可见孔子三十而立后之气象。

　　 《史记　孔子世家》：

　　 季平子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乾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

　　 是年，孔子年三十五。其适齐，据《史记》，乃昭公被逐后避乱而去。或说在昭公被逐前见几先作，今不可定。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七）

　　 《史记　孔子世家》：

　　 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

　　 韶相传是舜乐。一说舜后有遂国，为齐所灭，故齐得有韶。或说陈敬仲奔齐，陈亦舜后，敬仲携韶乐而往，故齐有之。《史记》三月上有“学之”二字，盖谓孔子闻韶乐而学之，凡三月。在孔子三月学韶之期，心一于是，更不他及，遂并肉味而不知。孔子爱好音乐心情之深挚与其向学之沉潜有如此。若谓孔子一闻韶音，乃至三月不知肉味，则若其心有滞，亦不见孔子遇事好学之殷。故知《论语》此章文简，必加《史记》释之为允。

　　 孔子自曰：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七）

　　 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当时之学，即在此诸艺。惟孔子由艺见道，道德心情与艺术心情兼荣并茂，两者合一，遂与当时一般儒士之为学大不同。孔子曾问官于郯子，学琴于师襄。其学琴师襄之年不可考，但孔子于音乐有深嗜，有素养，故能在齐闻韶而移情学之如是。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十九）其学韶三月，亦必有师。其与齐太师语乐，齐太师或即其学韶之师耶？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十二）

　　 孔子乃鲁国一士，流寓来齐，而齐景公特予延见，并问以为政之道。此见当时孔子已名闻诸侯，而当时贵族阶层虽已陷崩溃之前期，然犹多能礼贤下士，虚怀问道，亦见在当时吾先民历史文化积累之深厚。时齐景公失政，大夫陈氏厚施于国，景公又多内嬖，不立太子，故孔子告以为君当尽君道，为臣当尽臣道，为父当尽父道，为子当尽子道。语气若平和，但为君父者不尽君父之道，如何使臣子尽臣子之道？孔子之言，乃告景公当先尽己道也。景公悦孔子言而不能用，其后果以继嗣不定，启陈氏弑君篡国之祸。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一）

　　 温良恭俭让五字，描绘出孔子盛德之气象，光辉照人，易得敬信，时君自愿以政情就而问之。但若真欲用孔子，则同时相背之恶势力必群起沮之。故孔子之道亦遂终身不行，其情势已于在齐之期见其端。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日：“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十八）

　　 此章齐景公两语，先后异时。先见孔子而悦之，私下告人，欲以季孟之间待孔子。是欲以卿礼相待也。后志不决，意转衰怠，乃曰：“吾老矣，不能用。”时景公年在五十外，自称老，其无奋发上进之气可知。故孔子闻之而行。

　　 《孟子》：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

　　 疑辨四

　　 孔子适齐，事迹可考信者惟此。尚有礼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又景公将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婴沮之诸说，前人竞致疑辨。其他不可信之说尚多，今俱不列。

　　 三、孔子反鲁

　　 《檀弓》：

　　 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

　　 吴季札适齐在鲁昭公二十七年，事见《左传》。嬴博间近鲁境，孔子盖自鲁往观。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适齐，二十七年又在鲁，盖在齐止一年。或说孔子留齐七年，或说孔子曾三至齐，皆不可信。吴季札当时贤人，孔子往观其葬子之礼，亦所谓无不学而何常师之一例。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二）

　　 孔子以六艺教，此本当时进仕之阶。孔子既施教有名，故时人皆期孔子出仕。但在孔子之意，出仕为政，乃所以行道。其他一切人事亦皆所以行道。家事亦犹国事，果使出仕为政而不获行道，则转不如居家孝友犹得行道之为愈。其答或人之问，见其言缓意峻。此章或在适齐前，或在自齐返鲁后，不可定。

　　 孔子自言，十有五而志于学，即是有志学此道。三十而立，即能立身此道。又言四十而不惑，即是于此道不复有所惑。世事之是非得失，吾身之出处进退，声名愈闻，则交涉愈广，情况愈复杂，而关系亦愈大，在孔子则是见道愈明，而守道愈笃，故不汲汲于求出仕也。

　　 孔子又曰：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七）

　　 此章当在孔子年近五十时。皇侃曰：“当孔子尔时，年已四十五、六。”此无确据，但亦近似。孔子教学相长，其设教之期即其进学之期。孔子亦自知誉望日高，鲁乱日迫，形势所趋，终不能长日闭门不一出仕。乃自望于五十前犹能于学养上更有进，他日出任大事，庶可无过。此指出仕行道言，非谓四十不惑以后，居家设教，犹不免有大过也。

　　 疑辨五

　　 此章亦字或作易，遂有孔子五十学易之说，此事前人疑辨亦多，语详拙著《先秦诸子系年　孔门传经辫》。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孔子自齐返鲁，下至其出仕，尚历十三四年。若以三十后始授徒设教计之，前后共近二十年。此为孔子第一期之教育生涯。其前期弟子中著名者，有颜无繇、仲由、曾点、冉伯牛、闵损、冉求、仲弓、宰我、颜回、高柴、公西赤诸人。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日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晒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唱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晳后。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晒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晒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十一）

　　 此章可见当时孔门师弟子讲学欢情之一斑。子路少孔子九岁。曾晳、曾参父，或较子路略年幼。故记者序其名次后于子路。冉有少孔子二十九岁。公西华最年轻，少孔子三十二岁。此章问答应在孔子五十出仕前。孔门讲学本在用世，故有如或知尔之问。子路长治军，冉有长理财，公西华长外交礼节，三人所学各有专长，可备世用。孔子闻三子之言，其乐可知。然孔子则寄慨于道大而莫能用，深惜三子者之一意于进取，而或不遇见用之时，乃特赏于曾晰之放情事外，能从容自得乐趣于日常之间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七）

　　 此章可见孔子当时生事甚困，然终不改其乐道之心。如曾点寄心事外，乃必有待于暮春之与春服，冠者之与童子，浴沂之与风雩，须遇可乐之境与可乐之事以为乐。而孔子则乐无不在，较之曾点为远矣。自后惟颜渊为庶几。可见孔子当时与点一叹，乃为别有心情，别有感慨，特为子路、冉有、公西华言之，使之宽其胸怀，勿汲汲必以用世为务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五）

　　 道在我，虽饭疏饮水亦可乐。道不行，其事可伤可叹，亦非浴沂风雩之可解。当时凡来学于孔子之门者，皆有意于用世，然未必皆有志于行道。孔子与点之叹，为诸弟子之汲汲有意用世而叹也。此章乘桴之叹，则为道不行而叹。道不行于斯世，乃欲乘桴浮海，此所以为孔子，若曾点则迹近庄老矣。然乘桴浮海亦待取竹木之材以为桴，而此等材料亦复无所取之，此可想孔子所叹之深矣。子路虽汲汲用世，然孔子若决心浮海，子路必勇于相从。当时孔子师弟子之心胸意气，亦可于此参之。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

　　 居夷之想，亦犹浮海之想也。皆为道不行，而寄一时之深慨。此皆孔子抱道自信之深，伤时之殷，忧世之切而有此，非漫尔兴叹也。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五）

　　 颜渊，颜无繇之子，少孔子三十岁，亦少子路二十一岁。在孔子前期教育中及门较晚。孔子于前期弟子中，若惟子路、颜渊最所喜爱。某日者，遇其同侍，因使各言尔志。后来《论语》记者以他日颜渊成就尤胜子路，故本章序颜渊于子路之上。就当时论，颜渊尚不满二十岁，而子路则其父执也。子路率尔先对，愿能以财物与朋友相共，而无私己之意。颜渊则能自财物进至于德业。已有善，不自夸伐。有劳于人，不自感由我施之。尽其在我，而泯于人我之迹。此与子路实为同一心胸、同一志愿，而所学则见其弥进矣。至孔子，则不仅愿其在己心中只此人我一体之仁。即在与己相处之他人，亦愿其同在此仁道中，同达于化境，不复感于彼与我之有隔。在我则老者养之以安，而老者亦安我之养。朋友交之以信，而朋友亦信我之交。幼者怀之以恩，而幼者亦怀我之恩。其实孔子此种心胸志愿，亦仍与子路、颜渊相同，只见其所学之益进而已。若使孔子此志此道能获在政治上施展，则诚有如子贡所言：“夫子之得邦家，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十九）孔子抱斯道于己，岂有不期其大行于世。上引诸章，殆皆在孔子五十出仕前，其生活之清淡及其师弟子间讲学心情之真挚而活泼，事隔逾两千年，皆可跃然如见。

第五章 孔子五十岁后仕鲁之期

一、孔子出仕之前缘

　　 《史记　孔子世家》：

　　 桓子嬖臣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执怀，囚桓子，与盟而醳之。阳虎益轻季氏。

　　 阳虎为季氏家臣，其囚季桓子事，详见《左传》定公五年。季氏为鲁三家之首，执鲁政，而其家臣阳虎乃生心叛季氏。孔子素主裁抑权臣，其于季氏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叹。阳虎既欲叛季氏，乃欲攀援孔子以自重。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十七）

　　 《孟子》书亦记此事曰：

　　 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

　　 此阳货即《左传》《史记》中之阳虎，盖虎是其名。其时鲁政已乱，阳货虽为家臣，而权位之尊拟于大夫。孔子虽不欲接受其攀援，然亦不欲自背于当时共行之礼，乃瞰阳货之亡而往答拜。涂中之语，辞缓意峻，一如平常，货亦无奈之何。此事究在何时，不可知。但应在定公五年后。

　　 《史记　孔子世家》：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适，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

　　 此事详《左传》。公山不狃为季氏私邑费之宰。内结阳虎，将享桓子于蒲圃而杀之。桓子知其谋，以计得脱。其事发于阳虎，不狃在外，阴构其事，而实未露叛形。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十七）

　　 弗扰即不狃，谓其以费畔，乃指其存心叛季氏。而孔子在当时讲学授徒，以主张反权臣闻于时，故不狃召之，亦犹阳虎之欲引孔子出仕，以张大反季氏之势力。孔子闻召欲往者，此特一时久郁之心遇有可为，不能无动。因其时不狃反迹未著，而其不阿季氏之态度则已暴露，与人俱知。故孔子闻召，偶动其欲往之心。子路不悦者，其意若谓孔子大圣，何为下侪一家宰。但孔子心中殊不在此等上计较。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十七）孔子自有一番理想与抱负，固不计用我者之为谁也。然而终于不往。其欲往，见孔子之仁。其终于不往，见孔子之知。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

　　 此数语乃道出了孔子当时心事。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十六）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十六）

　　 此引上一章，不啻统言春秋二百四十年间之世变，下一章专言鲁公室与三家之升沉。孔子非于其间有私愤好，亦非谓西周盛时周公所定种种礼制，此下皆当一一恪遵不变。然而，此二百数十年来之往事，则已昭昭在目。有道者如此，无道者如彼，吉凶祸福，判若列眉。孔子特抱一番行道救世之心。苟遇可为，不忍不出。其曰：“吾其为东周”，则孔子心中早有一番打算，早有一幅构图，固非为维持周公之旧礼制于不变不坏而已。然而孔子则终于不出，不得已而终已，则其心事诚有难与人以共晓者。故亦不与弟子如子路辈详言之也。

　　 公山之召，其事应在定公之八年，时孔子已年五十。

　　 孔子又曰：

　　 吾五十而知天命。（二）

　　 人当以行道为职，此属天命。但天命人以行道，而道有不行之时，此亦是天命。阳货、公山弗扰皆欲攀孔子出仕，而孔子终不出。若有可为之机，而终坚拒不为。盖知此辈皆不足与谋，枉尺直寻，终不可直。孔子在五十前居家授徒，既已声名洋溢，而孔子终于坚贞自守，高蹈不仕。然此尚在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之阶段。孔子五十以后，乃终于一出，其意态若由消极一转而为积极，实则并非如此。孔子三十以后之家居授徒，早已是一种积极态度。所以若前后出处有转变，此乃孔子由不惑转进到知天命，在己则学养日深，而在人则更不易知。

　　 孔子又曰：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

　　 如其欲赴公山弗扰之召而子路不悦，孔子实难以言辞披揭其内心之所蕴。吾道所在，既不能骤喻于吾朋，则亦惟有循循善诱教人不倦之一法，夫亦何愠之有。

　　 疑辨六

　　 亦有疑阳货、公山弗扰之事者。疑阳货不得为大夫，疑公山弗扰并不以此年叛。但阳货虽为季氏家臣，亦得侪于大夫之位，此即见季氏之擅鲁。公山弗扰在当时虽无叛迹，而已有叛情，皆不必疑。

　　 二、孔子为中都宰至为司空、司寇

　　 《史记　孔子世家》：

　　 定公九年，阳虎奔于齐。其后，定公用孔子为中都宰。一年，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鲁国既经阳虎之乱，三家各有所憬悟。在此机缘中，孔子遂得出仕。在鲁君臣既有起用孔子之意，孔子亦遂翩然而出。其时孔子年五十一。在一年之间而升迁如此之速，则当时鲁君与季氏其欲重用孔子之心情亦可见矣。

　　 疑辨七

　　 孔子为中都宰，其事先见于《檀弓》，又见于《孔子家语》。今传《家语》乃王肃伪本，然司马迁所见当是《家语》之原本。既此三书同有此事，应无可疑。鲁国国卿，季氏为司徒，叔孙为司马，孟孙为司空。孔子自中都宰迁司空，亦见《孔子家语》，应为小司空，属下大夫之职。又迁司寇，《韩诗外传》载其命辞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孙，鲁孔丘，命尔为司寇。”此是命卿之辞。孔子至是始为卿职。史迁特称为大司寇，明其非属小司寇。则其前称司空，乃属小司空可知。史迁以前各书，如《左传》、《孟子》、《檀弓》、《荀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等，皆称孔子为司寇，是即大司寇也。疑及孔子仕鲁官职名位之差错者甚多，今以司空、司寇之大小分释之，则事亦无疑。至于《檀弓》、《家语》载孔子为中都宰及司空时行事，或有可疑。但为时甚暂，无大关系可言，今俱不著。又《荀子》及他书又言孔子诛少正卯，其事不可信，详拙著《先秦诸子系年　孔子诛少正卯辨》。

　　 三、孔子相夹谷

　　 《左传》定公十年：

　　 夏，公会齐候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样，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

　　 此夹谷在山东泰安莱芜县。齐灵公灭莱，莱民播流在此。所谓相，乃为鲁君相礼，于一切盟会之仪作辅助也。春秋时，遇外交事，诸侯出境，相其君而行者非卿莫属。鲁自僖公而下，相君而出者皆属三家，皆卿职也。如鲁昭公如楚，孟僖子相，即其例。此次会齐于夹谷，乃由孔子相，此必孔子已为司寇之后。自鲁定公七年后，齐景公背晋争霸，郑卫已服，而其时晋亦已衰，齐鲁逼处。而此数年来两国积怨日深，殆是孔子力主和解，献谋与齐相会。三家者惧齐强，恐遭挫辱，不敢行，乃以孔子当其冲。齐君臣果武装莱人威胁鲁君，以求得志，幸孔子以大义正道之言辞折服之。乃齐人复于临盟前，在盟书上添加盟辞，责鲁以以小事大之礼，遇齐师有事出境，则鲁必以甲车三百乘从行。当此时，拒之则盟不成，若勉为屈从，则吃眼前亏太大。孔子又临机应变，即就两国眼前事，阳虎以鲁汶旧、郓讙、龟阴之田奔齐，谓齐若不回归此三地，则鲁亦无必当从命之义。汶阳田本属鲁，齐纳鲁叛臣而有之。今两国既言好，齐亦无必当据有此田之理由。孔子此时只就事言事，既不激昂，亦不萎弱，而先得眼前之利。即以此三地之田赋，亦足当甲车三百乘之供矣。

　　 疑辨八

　　 夹谷之会，其事又见于《谷梁传》，有优施舞于鲁君幕下，孔子使斩之，首足异门而出之语，恐其事不可信。又此次之会，似乃鲁欲和解于齐，乃《史记　孔子世家》有齐大夫犁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一若齐来乞盟于鲁。过欲为孔子渲染，疑亦非当时情实。郓讙龟阴之田皆在汶阳，本属季氏。前一年阳虎以之奔齐，至是鲁齐既言好，齐欲与晋争霸，欲鲁舍晋事齐，故归此三地之田。既不为惧鲁之用孔子，亦不为齐君自悔其会于夹谷之不义无礼而谢过，《左传》记载甚明。过分渲染，欲为孔子夸张，反失情实，遂滋疑辨。但孔子之相定公会夹谷，其功绩表现亦已甚著。后人依据《左传》而疑《谷梁》与《史记》是也。若因《谷梁》与《史记》之记载失实而牵连并疑《左传》，遂谓《左传》所记亦并无其事，则更失之。今既无明确反证，即难否认《左传》所记夹谷一会之详情。

　　 四、孔子堕三都

　　 孔子为鲁司寇，其政治上之表现有两大事。其一为相定公与齐会夹谷，继之则为其堕三都之主张。相夹谷在定公十年，堕三都在定公十二年。

　　 《公羊传》定公十二年：

　　 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郈，帅师堕费。

　　 《左传》定公十二年：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为不知，我将不堕。”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其时季氏专鲁政。孔子出仕，由中都宰一年之中而骤迁至司寇卿职。虽曰出鲁公之任命，实则由季氏之主张。孔子相夹谷之会，而齐人来归汶阳之田，此田即季氏家宰叛季氏而挟以投齐者。由此季氏对孔子当益信重。而孔子弟子仲由乃得为季孙氏之家宰，则季氏之信任孔子，大可于此推见。《公羊传》云：“三月不违。”三月已历一季之久，言孔子于季孙氏可以历一季之久而所言不相违。则凡孔子之言，季孙氏盖多能听从。故孟子曰：“孔子于季孙氏，为见行可之仕。”言孔子得季孙氏信任，见为可以明志行道也。然孔子当时所欲进行之大政事，首先即为剥夺季孙氏以及孟孙、叔孙氏三家所获之非法政权，以重归之于鲁公室。此非孔子欲谋不利于三家，孔子特欲为三家久远之利而始有此主张。故孔子直告季孙，谓依古礼，私家不当藏兵甲。私家之封邑，其城亦不得逾百雉。孔子以此告季孙氏，正如与虎谋皮。然季孙氏亦自怀隐忧。前在昭公时，南蒯即曾以费叛。及阳虎之乱，费宰公山不狃实与同谋。今阳虎出奔已三年，而公山不狃仍为费宰，季氏亦无如之何。其城大，又险固，季氏可以据此背叛鲁君，然其家臣亦可据此背叛季氏。今季氏正受此患苦。故季氏纵不能深明孔子所陈之道义，然亦知孔子所言非为谋我，乃为我谋，故终依孔子言堕费。其实孔子亦不仅为季氏谋，乃为鲁国谋。亦不仅为鲁国谋，乃为中国为全人类谋。就孔子当时之政情，则惟有从此下手也。费宰公山不狃，即其前欲召孔子之人，至是乃正式抗命。前一年，侯犯即以郈叛适齐。孔子与子路之提议堕三都，殆亦由侯犯事而起。其时齐已归郈于鲁，故叔孙氏首堕郈，亦以其时郈无宰，故堕之易。叔孙辄乃叔孙氏之庶子，无宠。阳虎之乱，即谋以辄代其父州仇，既不得志，至是乃追随公山不狃同叛。其时叔孙一家亦复是臣叛于外，子叛于内，各竞其私，离散争夺，与季孙氏家同有不可终日之势。依孔子、子路之献议，庶可振奋人心，重趋团结。惟孟孙氏一家较不然。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受父遗命，往学礼于孔子，然懿子袭父位，主一家之政，其亲受教诲之日宜不多。殆是见道未明，信道未笃。虽不欲违孔子堕都之议，然前阳虎之乱，图杀孟懿子，而阳虎欲自代之，幸成宰公歛处父警觉有谋，懿子得免，阳虎亦终败。故懿子极信重处父。处父所言亦若有理。自当时形势言之，春秋之晚世，已不如春秋之初年，列国疆土日辟，国与国间壤地相接，已不能只以一城建国。堕都即不啻自毁国防，故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抑且三家自鲁桓公以来，历世绵长。当懿子时，孟氏一家兄弟和睦，主臣一气，不如季叔两家之散乱，则何为必效两家自堕其都。懿子既不欲公开违命，亦两可于处父之言，乃一任处父自守其都。处父固能臣，而季叔两家见成之固守，亦抱兔死狐悲之心，乃作首鼠两端之计，不复出全力攻之，于是围成弗克。堕三都之议至是受了大顿挫。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六）

　　 时费宰公山不狃已奔齐，季氏惩于其家臣之凶恶，乃择孔子弟子中知名者为之。闵子骞少孔子十五岁，已届强仕之年，在孔门居德行之科。季氏物色及之，可谓允得其选。然闵子坚决辞谢。今不知此事约在何时，当已在围成弗克之后。鲁国政情又趋复杂，闵子或早知孔子有去位之意，故不愿一出也。《论语》记孔子与人语及其门弟子，或对其门弟子之问答，皆斥其名。虽颜冉高第亦曰回曰雍。独闵子云子骞，终《论语》一书不见损名，其贤由此可知。惜其详不传。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十一）

　　 此事不知在季氏欲使闵子为费宰之前后，然总是略相同时事，相距必不远。当时季氏选任一费宰，必招之孔子之门，其尊信孔子可知。子羔少孔子三十岁，与颜子同年。定公十二年，子羔年仅二十四。孔子欲其继续为学，不欲其早年出仕，说如此将要害了他。子路虽随口强辨，然亦终不果使。孔子当时虽为鲁司寇，献身政治，然群弟子相随，依然继续其二十年来所造成的一个学术团体精神，据此亦可想见。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六）

　　 此两事并不同在一时，乃由弟子合记为一章。孔子为鲁司寇，其弟子相随出仕者，自子路外，又见此三人。子华，公西赤字，少孔子三十二岁。若以鲁定公十一年计，是年应二十一。冉求少孔子二十九岁，是年应二十四。皆甚年少。子华长于外交礼仪，适以有事，孔子试使之于齐。冉有长理财，孔子使之掌经济出纳。子华之使齐乃暂职。冉有掌经济，乃近在孔子耳目之前。故二人虽年少，孔子因材试用，以资历练。子路不悟孔子之意，乃欲使子羔为费宰，此当独当一面，故孔子说要害了他。原思少孔子二十六岁，较冉有、子华年长，然亦不到三十岁。孔子使为家宰。是孔子为鲁司寇已引用了门下许多弟子。子路最年长，荐为季氏宰。原思、冉有、公西赤诸人则皆在身边录用。而如闵子赛、冉伯牛、仲弓、颜渊，皆孔门杰出人物，孔子并不汲汲使用。闵子骞拒为费宰，孔子亦默许之。孔子盖欲留此辈作将来之大用。是孔子一面从事政治，一面仍用心留意在教育上。政治责任可以随时离去，教育事业则终身以之。至于俸禄一节，孔子或与多，或与少，皆有斟酌。其弟子或代友请益，或自我请辞，亦皆不苟。师弟子之间既严且和，行政一如讲学，讲学亦犹行政，亦所谓吾道一以贯之矣。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十四）

　　 宪即原思，以贫见称，亦能高洁自守。孔子使为宰，与禄厚，原宪辞，若以为耻。故孔子告之，邦有道，固当出身任事，食禄非可耻。若邦无道，不能退身引避，仍然任事食禄，始可耻。此见孔门师弟子无一事不是讲学论道，而孔子之因人施教亦由此可见。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三）

　　 定公之问，必在孔子为司寇时。是时三家擅权，政不在公室。君使臣以礼，则对臣当加制裁，始可使臣知有敬畏。臣事君以忠，则当对君有奉献，自削其私权益。孔子辞若和缓，但鲁之君臣俱受责备。孔子之主张堕三都，其措施亦即本此章之意。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十三）

　　 定公只漫引人言为问，故孔子亦引人言为答。观定公两问，知其非有精志可成大业之君。当时用孔子者亦为季氏，非定公。而孔子预闻鲁政，乃欲抑私奉公，即不啻欲抑季氏奉定公，则其难亦可知。

第六章 孔子去鲁周游

一、孔子去鲁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十四）

　　 公伯寮鲁人，亦孔子弟子，后人谓其是孔门之蟊螣。子路以堕三都进言于季孙，及孟氏守成弗堕，季叔两家渐萌内悔之意，公伯寮遂乘机谮子路，季孙惑其言，则至是而季氏于孔子始生疑怠之心矣。子服景伯乃孟孙之族，出于公愤，欲言于季孙以置公伯寮于罪，而孔子止之。盖堕三都之主张不能贯彻施行，自定公季孙以下皆有责，此乃一时之群业，时运使然，孔子则谓之为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非不知鲁国当时情势之不可为，而终于挺身出仕，又尽力而为，是亦由于知天命。盖天命之在当时，有其不可为，而天命之在吾躬，则有其必当为。外之当知天命之在斯世，内之当知天命之在吾躬。至于公伯寮之进谗，此仅小小末节，固非孔子所欲计较也。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十八）

　　 《孟子》曰：

　　 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小人固不识也。

　　 《史记　孔子世家》：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犁鉏曰：“请先尝沮之。”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

　　 孔子主堕三都，不啻在鲁国政坛上掷下一大炸弹，其爆炸声远震四邻。鲁齐接壤，并在边界上时起龃龉。鲁国政治有大改革，齐国自感不安。馈女乐，固是一项政治阴谋。然季桓子对孔子之不信任，其主要关键还是在孟氏之守成弗堕，又经公伯寮之谗谮，季氏不免心生摇惑。受齐女乐，三日不朝，只是其内心冲突与夫政治姿态转变之表现。此是借因，非主因。齐归女乐在鲁定公十二年之冬，正与鲁围成事先后同时。若季桓子决心不变，则堕成一事尚可继续努力。正因季桓子自己变心，故再不理会围成事，而姑借女乐之来作逃避姿态。孔子犹不欲急去，且待春祭，由于不送大夫祭肉，乃始行，此应在定公十三年。孔子自定公九年出仕，至是已四年。其为大司寇已三年。

　　 疑辨九

　　 《史记　孔子世家》又曰：孔子行，宿乎屯。师已送日：“夫子则非罪。”孔子日：“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已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史记》此节又见《家语》。孔子之歌，与《论语》公伯寮其如命何之语大不相似。岂公伯寮不如群婢，天之大命，由群婢所掌握乎？孔子去鲁在外十四年，亦岂优哉游哉维以卒岁之谓乎？尤其于孔子堕三都之主张不得贯彻一大关键反忽略了，使人转移目光到齐人所归女乐上，大失历史真情，不可不辨。《孟子》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不特指女乐事，始为得之。

　　 二、孔子适卫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十三）

　　 鲁卫接壤，又卫多君子，故孔子去鲁即适卫，此章正为初入卫时之辞。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十四）

　　 孔子初至卫，当是赁廛而居。闲日击磐，有一担草器的隐者过其门外，听磬声而知孔子之心事。言人莫己知，斯独善其己即可。孔子叹其果于忘世。是孔子初在卫，虽未汲汲求出仕，然亦未尝忘世可知。又孔子学琴于师襄，师襄又称击磬襄。孔子击磬，其亦学之于襄乎？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在卫赁居初定，即击磐自遣。此皆在流亡羁旅之中而怡情音乐一如平常，此见孔子之道德人生与艺术人生之融凝。及其老，乃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二）此即其道德人生与艺术人生融凝合一所到达之最高境界也。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九）

　　 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尚少颜渊一岁。孔子去鲁适卫，子贡年二十四。子贡乃卫人，殆是孔子适卫后始从游。见孔子若无意于仕进，故有斯问。可证孔子初至卫，未尝即获见于卫灵公。孔子抱道如怀玉，非不欲沽，只待善贾。善贾犹言良贾，能识玉，时人谁能识孔子？孔子亦仅待有意市玉者而已。

　　 三、孔子过匡过蒲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三）

　　 仪，卫邑名，在卫西南境。又卫有夷仪，在卫西北境。丧者，失位去国之义，应指孔子失鲁司寇去国适卫事。然自鲁适卫，应自卫东境入，无缘过卫西南或西北之邑。孔子居卫十月而过蒲过匡，匡蒲皆在晋卫边境，与夷仪为近。或孔子此行曾路过夷仪，仪封人即夷仪之封人也。其时既失位于鲁，又不安于卫，仆仆道途，故仪封人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使之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铎之徇于路而警众也。是亦孔子适卫未遽仕之一证。惟其事在过匡过蒲之前或后，则不可详考。又若认此仪邑在卫西南，则当俟孔子去卫过宋时始过此。是亦时当失位，语气并无不合。今亦不能详定，姑附于此。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九）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十一）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适卫，居十月，去卫过匡。阳虎尝暴匡人，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

　　 春秋时，地名匡者非一。卫之匡在陈留长垣县西南。长垣县有匡城蒲乡，两地近在一处。《左传》定公十四年春，卫侯逐公叔戌与其党。孔子以十三年春去鲁适衙，居十月，正值其时。

　　 《史记　孔子世家》又云：

　　 孔子去匡、即过蒲。月余反乎卫。

　　 又曰：

　　 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斗甚疾。蒲人惧，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

　　 核其时地，过匡过蒲，乃鲁定公十四年春同时之事。畏乃私斗之称。《论语》之畏于匡，即是《史记》之斗于蒲，只是一事两传。若谓孔子貌似阳虎，则一语解释即得，何致拘之五日。若果匡人误以孔子为阳虎，孔子不加解释，而遽有天丧斯文之叹，情事语气似乎不类。且颜渊随孔子同行，拘则俱拘，免则俱免，何以又有独自一人落后之事。盖孔子畏于匡，即是过蒲。适遭公叔戌之叛，欲止孔子，孔子与其门弟子经与蒲人斗而得离去。颜渊则在斗乱中失群在后也。后人因有阳虎侵暴于匡之事，遂讹传孔子以状类阳虎被拘，史迁不能辨而两从之。

　　 疑辨十

　　 后人复有疑匡围乃与孔子往宋遭司马魋之难为同一事，无据臆测，今不从。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十七）

　　 《左传》定公十三年：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冬十一月，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是年，赵氏与范氏中行氏启争端，至其年冬，而范中行氏出奔。中牟乃范氏邑，其邑宰佛肸助范中行氏拒赵氏。所谓以中牟叛，或是定公十四年春，范氏已出奔，佛肸欲依赖齐鲁卫诸国以自全，其迹若为叛，其心犹近义。其时孔子适去卫，在匡蒲途中。中牟在彰德汤阴县西，在晋卫边境，与匡蒲为近，故佛肸来召孔子。孔子之欲往，正与往年欲赴公山不狃之召同一心情。孔子非欲助佛肸，乃欲藉以助晋，平其乱而张公室，一如其在鲁之所欲为。然亦卒未成行。或疑中牟叛在赵简子卒后，赵襄子伐之，其时孔子已卒。可见佛肸始终不附赵氏，然不得谓其以中牟叛只指此年，亦犹公山不狃之叛，不专指堕三都之年也。今不从。

　　 疑辨十一

　　 《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孔子欲赴佛肸之召，事见《论语》，宜可信。至其欲见赵简子，《论语》未载。春秋定公八年，赵鞅使涉佗盟卫侯，捘其手及腕。是赵简子于卫为雠，孔子何以居卫而突欲往见。且孔子欲赴佛肸之召，则同时决无意复欲去见赵简子。窦鸣犊舜华当作鸣犊窦犨，此两人绝不闻有才德贤行之称见于他书，孔子何为闻其见杀而临河遽返。疑此事实不可信。只因孔子过匡蒲，实曾到过晋卫边境大河之南岸，又曾偶然动念欲赴佛肸之召，后人遂误传为孔子欲见赵简子。其事无他可信可据处，今不取。

　　 孔子之适卫，初未汲汲求仕进，又若无久居意，故初则赁廛以居，荷蒉者故曰过孔氏之门也。居十月又离去，不知何故，或有意游晋。然其时晋适乱，赵氏与范氏中行氏构衅，孔子未渡河而返卫，其间详情均无可说。

　　 四、孔子反卫出仕

　　 《孟子》曰：

　　 孔子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颜雠由，卫大夫。孔子殆以十月去卫重返始主其家。又经几何时而始见卫灵公，今皆不能详考。

　　 疑辨十二

　　 《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过蒲反卫，主蘧伯玉家，若其事不可信，则其主颜雠由家又在何时，不可详考。又谓孔子屡去卫屡返，屡有新主，恐皆不可信。又谓主子路妻兄颜浊邹家，浊邹即雠由。谓是子路妻兄，亦恐由弥子为子路僚壻而误，不可信。

　　 《左传》定公十五年：

　　 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君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仲尼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者也。”

　　 是年子贡年二十六，应是子贡自往鲁观礼，归而言之孔子。非可证孔子亦以是年返鲁。

　　 《孟子》曰：

　　 于卫灵公，际可之仕。

　　 《史记　孔子世家》：

　　 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俸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

　　 孔子初至卫，似未即获见卫灵公。何时始获见，不可考。既谓之际可之仕，当必受职任事。所受何职，今亦不可考。俸粟六万，后人说为六万小斗，当如汉之二千石。孔子在卫，随行弟子亦多，非受禄养，亦不能作久客。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六）

　　 《史记　孔子世家》：

　　 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

　　 南子宋女，旧通于宋朝，有淫行，而灵公宠之。慕孔子名，强欲见孔子，孔子不得已而见之。南子隔在絺帷中，孔子稽首，南子在帷中答拜。故孔子说，吾本不欲见，但见了，彼亦能以礼相答。此事引起了多方面的怀疑。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三）

　　 子路之不悦于孔子，盖疑孔子欲因南子以求仕。王孙贾、卫大夫，亦疑之。奥者，室中深隐之处，灶则在明处。此谓与其借援于宫阃之中，不如求合于朝廷之上。孔子曾称许王孙贾能治军旅，其人应非一小人，乃亦疑孔子欲借南子求仕进而加规劝。然因南子必欲一见孔子，既仕其国，亦无必不见其君夫人之礼。鲁成公九年，享季文子，穆姜出于房再拜，可见君夫人可见外臣，古人本无此禁。阳货馈孔子豚，孔子亦尚时其亡而往拜，今南子明言求见，孔子亦何辞以拒。然孔子于卫灵公已知无可行事，仅不得已而姑留。今见南子更出不得已，而内则遭子路之不悦，外则有王孙贾之讽谏。孔子之答两人，若出一辞。盖此事无可明辨，辨必涉及南子。在其国不非其大夫，更何论于君夫人。故孔子必不明言涉及南子，则惟有指天为誓。此非孔子之愤，乃属孔子之婉。其告王孙贾，亦只谓自己平常行事一本天意，更无可祷，则又何所用媚也。

　　 疑辨十三

　　 子见南子一条，前人辨论纷纭。窃谓如上释，事无可疑。或又疑孔子见南子应在卫出公时，转辗曲解，应不如在卫灵公时为允。《史记　世家》又云：“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此事则断不可信。灵公尚知敬孔子，南子亦震于孔子之名而必求一见，岂有屈孔子为次乘而招摇过市之事。且孔子既以此去卫，岂有复适卫再见灵公之理。未见好德如好色一语，亦岂专为此而发。此皆无他证而断不可信者。盖后人因有子见南子之事而添造此说，史迁不察，妄加称引耳。

　　 又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子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祝鮀与王孙贾同仕卫灵公朝，孔子称其善治宗庙。窃疑此条应在孔子居卫时，亦有感于见南子之事而发。宋朝即南子所淫。此条一则谓卫灵公虽内有南子之淫乱，而犹幸外朝多贤。所以特举祝鮀为说者，因祝鮀之佞，可以取悦于鬼神。灵公之得免，亦可谓鬼神佑之也。二则孔子在当时既已名震诸侯，意外招来南子之强见，复增多方之疑嫉，求行道固难，求避祸不失身亦复不易，故惟求不获罪于天以期免于今之世也。孔子平常又喜言佞，而此章特举祝鮀，又言美色而特举宋朝，故知必有感而发。今以此章参之，则其答子路王孙贾两人之意亦跃然自见。

　　 五、孔子去卫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十五）

　　 《史记　孔子世家》：

　　 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行。

　　 孔子以鲁定公十三年春去鲁适卫，居十月，去卫，过匡过蒲，仍返卫，应在定公之十四年。遂主颜雠由家。雠由虽不列为七十子之徒，然亦颇问学受业。孔子或由雠由之介而获见于卫灵公，其事应在鲁定公之十五年。《左传》：“定公十三年春，卫与齐伐晋。”卫灵公与齐景公同次于垂葭。其时孔子方适卫，两人尚未相见。定公十四年春，与齐侯卫侯会于脾上梁之间，谋救范中行氏。秋，卫侯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太子蒯聩欲杀南子，谋泄奔宋。孔子乃在是后始见卫灵公而仕其朝。南子亟欲见孔子，子路、王孙贾皆不为然，亦因孔子见南子适在会洮之后，适在蒯聩出奔之后，而其时孔子于卫灵公亦尚属初见，故人疑孔子欲借南子进身。本以上情节推之，则孔子见卫灵公而仕卫，应在鲁定公十五年为适当，最早亦不出定公十四年之冬。其时距孔子自匡蒲返卫亦不出一年前后也。翌年，鲁哀公元年，夏四月，齐侯卫侯救邯郸，围五鹿。秋八月，齐侯卫侯会于乾侯，救范氏。盖是时晋定公失政，赵氏为范氏中行氏之间连年结衅，兵争不已。齐景公意欲与晋争霸，卫灵公自鲁定公七年即会齐叛晋，时灵公年未达五十，精力尚旺，连年仆仆在外，至是乃欲伐晋救范氏。国内则宠后弄权，太子出奔。而灵公乃以是时问兵陈之事于孔子。孔子乃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是欲灵公息其向外扬武之念，反就家庭邦国讲求礼乐。灵公徒慕孔子名，仅是礼遇有加，及是始正式以政事问。乃一语不合，礼貌骤减。孔子见几而作，其事应在鲁哀公元年之后。则孔子仕卫，最多不到两年。其前后在卫，亦不出四年之久。孟子曰：“未尝终三年淹”，则疑乃指其仕卫时期言。

　　 疑辨十四

　　 《史记　孔子世家》记孔子在卫灵公时，曾四次去卫，两次适陈，两次未出境而反。又谓孔子于适卫后又曾反鲁。一若孔子在此四年期间，行踪飘忽，往返不定，而实皆无证可信。兹俱不取。盖当误于孟子未尝终三年淹之说，今不一一详辨。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十四）

　　 孔子事后尚评卫灵公无道。孟子亦曰：“于卫灵公，际可之仕。”则孔子在卫，盖始终不抱得君行道之想。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十五）

　　 史鱼、蘧伯玉两人，屡见于晚周诸子之称引，盖卫之贤人也。此两人皆当长孔子三十以上。然孔子至卫，两人当尚在，故孔子特称引及之。惟此两人当不为灵公所信用，故前引一章，孔子只举仲叔圉祝鮀王孙贾而不及此两人。《史记　孔子世家》谓孔子曾主蘧伯玉家，不知信否。《吕氏春秋　召类》篇谓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觌，曰：“蘧伯玉为相，史鳅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简子按兵不动。此则断不足信。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十三）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六）

　　 孔子曾至齐卫两国。其至齐，即得景公召见，又以政事相问。不似在卫，越两年，而始见其君。又历一年，而问以兵陈之事。齐景公之待孔子，似尚优于卫灵公。但孔子在齐一年即返鲁，在卫淹迟达四载。孔子以前，晋韩宣子至鲁，曰：“周礼尽在鲁矣。”吴季札至卫，曰：“卫多君子。”齐俗急功近利，喜夸诈，多霸政余习，与鲁卫风俗不同，人物亦殊，故孔子之在齐卫，其心情当亦不同，此或亦孔子在卫久滞一理由。

　　 六、孔子过宋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去卫过曹，去曹适宋。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七）

　　 《孟子》：

　　 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去曹过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史记　宋世家》：

　　 景公二十五年，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去。

　　 会合《语》《孟》《史记》三书观之，孔子特过宋境，未入宋之国都。《庄子　天运》篇亦谓孔子伐树于宋。殆司马魋恶孔子，闻其习礼大树下，遂使人拔其树。示意不欲孔子久淹于宋，其弟子亦欲孔子速离宋境，孔子乃有桓魋其如予何之叹。谓司马魋将要杀孔子，乃甚言之辞。若必欲杀之，则其事甚易。孔子有弟子相随，虽微服亦未可免桓魋之耳目。谓微服者，指对习礼大树下而言。孔子亦自有戒心，不复衣冠习礼道涂间，遂谓之微服也。后人又疑司马魋派杀之人已至树下，而孔子犹不速去，则派杀者岂得只拔其树，不杀其人。亦有误过宋过匡为一事者，更不足信。

　　 《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及《宋世家》同谓孔子过宋在宋景公二十五年，是年为鲁哀公三年。卫灵公卒于鲁哀公二年，《论语》谓灵公问陈，孔子明日遂行，此亦甚言之辞。盖孔子至是始决心退职，非谓明日即行离卫国也。即《史记》谓明日见飞雁，色不在孔子，孔子行，亦同为甚言之辞。灵公问陈，其事应在鲁哀公元年之秋冬间。翌年，鲁哀公二年夏，灵公卒。孔子辞去卫禄，当在灵公卒前。而其事在鲁哀公元年冬抑二年春，则难详说。至于孔子之离去卫国，其在灵公卒前或卒后，亦复无可详定。今若定孔子以鲁哀公二年去卫，三年过宋境适陈，应无大不合。此属两千五百年以前之事，古书记载，容多阔略，并有疏失。因见其小漏洞，竞致疑辨，认为必无其事，此既失之。然必刻划而求，锱铢而较，认为其必如是而不如彼，此亦过当。论其大体，略其小节，庶乎可耳。

　　 七、孔子至陈

　　 《孟子》：

　　 孔子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

　　 司城，宋官名，殆陈亦同有此官。其谥贞子，则贤人也。孔子去卫过宋，一路皆在厄中，陈有贤主人，故遂仕于其朝矣。

　　 《左传》哀公三年：

　　 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孔子在陈闻火，日：“其桓僖乎？”

　　 此或出后人附会。然可证鲁哀三年夏，孔子正在陈。

　　 疑辨十五

　　 《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凡两至陈。《史记　陈世家》湣公六年孔子适陈，《孔子世家》在七年。又湣公十三年孔子在陈，此为鲁哀公之六年。今考孔子以鲁哀三年过宋至陈，至是仍可在陈，其两至陈之说则不可信。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十五）

　　 《孟子》：

　　 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

　　 《史记　陈世家》：

　　 湣公十三年，吴复来伐陈，陈告急楚，楚昭王来救，军于城父，吴师去。是年，楚昭王卒于城父。时孔子在陈。

　　 孔子在陈绝粮，当即在吴师伐陈之年。孔子以鲁哀公三年至陈，至是已鲁哀公六年，前后当逾三年。《孟子》曰：“未尝终三年淹”，则其正式在陈仕朝受禄，殆亦前后不足三年。于其所素抱行道之意，则无可言者。而陈又屡年遭兵，此次吴师来伐，孔子或先已辞位避去。《论语》云“在陈绝粮”，因其尚在陈境。《孟子》云“厄于陈蔡之间”，则因其去陈适楚，在路途中。《左传》哀公二年冬十有一月，蔡迁于州来。四年夏，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蔡之始封在上蔡，后徙新蔡，皆在今河南境，在陈之南，与陈相近。及其畏楚就吴而迁州来，在今安徽寿县北，与陈相距数百里。其时晋失诸侯，楚昭王有志中原，故使叶公诸梁招致蔡之故地人民于负函，此亦与上蔡新蔡为近，楚使叶公兼治之。孔了之去陈适蔡，乃就见叶公，与蔡国无涉。其途间绝粮，则是已去陈国，而未达楚境，故曰无上下之交也。

　　 疑辨十六

　　 《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今按：蔡尚在陈之南，孔子先是未尝至蔡，此谓孔子迁于蔡三岁，或是蔡迁于州来三岁之误。蔡昭侯迁州来在鲁哀二年，吴伐陈在鲁哀六年，中间适越三岁。其时蔡事吴，陈事楚，相与为敌。蔡迁州来，与陈已远，乌得有陈蔡大夫合谋围孔子之事？前人辨此者已多，惟谓绝粮在吴伐陈、楚救陈之岁则是。

　　 疑辨十七

　　 《孔子世家》又曰：“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昭王乃止。”孔子绝粮非受兵围，已辨如前。楚昭王近在陈之城父，果迎孔子，信宿可以相见，孔子又何为使子贡至楚？鲁哀之六年，楚昭王在城父，救陈战吴，卒于军中，其事详载于《左传》，其时决不似有议封孔子之事。且议封，仅当计社数，不当云社地几百里。若计地，亦断无骤封以七百里之巨。惟谓孔子当时有意至楚则是。

　　 八、孔子至蔡

　　 《史记　孔子世家》：

　　 齐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叶。

　　 齐景公卒岁为鲁哀公之五年。明年，即鲁哀公六年，孔子自陈至蔡。此乃旧时蔡国故地，乃负函之蔡，今属楚，楚臣叶公诸梁居之。此年孔子至负函见叶公。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十三）

　　 孔子至齐，齐景公问以政。其来蔡，叶公问以政。在卫，不见有卫灵公问政之记载，惟问以兵陈之事，而孔子遂行。在陈亦有三年之久，并仕为臣，亦不见陈侯有所问。初与叶公相见，叶公即虚衷问政，此见叶公诚楚之贤臣。据《左传》：楚迁许于叶。又迁城父，迁析，而叶遂为楚方城外重地。鲁哀公二年，蔡避楚迁州来。六年，楚遂招致蔡之遗民未迁者为置新邑于负函，叶公诸梁主其事而兼治之。孔子见叶公，告以为政必近悦而远来。盖其时楚方务远略，而叶公负其北门面向诸夏之重任。如许如蔡，皆诸夏遗民，今皆归叶公所治，故孔子告以当先务求此辈近民之悦也。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十三）

　　 当孔子之世，齐晋霸业已衰，楚与中原诸夏往复频繁，已与昔之以蛮夷自处者远别。然当时南北文化歧见，尚有芥蒂。叶公之意，殆自负以为南方风气人物并不下于北方，故特有此问。亦见叶公心胸实自在卫灵公陈湣公等诸人之上。而孔子之答，则大道与俗见之相判自显。此乃一时率尔触发，然遂永为千古大训。可见凡孔子行迹所至，偶所亲即，其光风之所薰灼，精神之所影响，实有其永不昧灭者。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凡孔子行迹所至，实已是孔子之行道所至矣。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七）

　　 此章不审与叶公问政章之先后。推测言之，孔子至蔡，叶公必敬礼相迎，其问政当在前。叶公之于孔子，既知慕重，但不能真识孔子之为人，故又私问于子路。然大圣人学养所至，有非他人之言辞所能形容者。且孔子远来楚邦，双方情意未洽，子路骤不得叶公问意所在，故遂避之不答。及其告孔子，孔子则谓当仅告以一己平日之为人。而孔子之自道其为人，则切实平近之至，实只告之以一己之性情而止。鲁哀公六年，孔子已年六十有三，而仅曰老之将至，又曰不知老之将至，则孔子当时殆可谓实无丝毫老意入其心中。而此数年来，去卫过宋，去陈来蔡，所如不合，饥困频仍。若以言忧，忧亦可知。乃孔子胸中常若有一腔乐气盘旋，不觉有所谓忧者。其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实已道出了其毕生志学好学，逞逞汲汲，志道乐道，矻矻孳孳，一番诚挚追求永无懈怠之心情。其生命，其年岁，其人，即全在其志学好学志道乐道之无尽向往无尽追求中。其所愤，所乐，亦全在此。此以外则全可忘。人不可一日不食，在孔子心中，亦何尝一日忘忧。然所忧即在此学此道，即在此愤此乐之中。故孔子毕生，乃若常为一忘食忘忧之人，其实则只是一志学志道好学乐道之人而已。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平日此一番学养，此一番志好，此一番心胸，此一番追求，即孔子生命精神之所在，但此实亦无人能知，孔子亦偶自作此吐露。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之八字，即在孩提之童，初学之年，皆可有之。惟孔子则毕生如是而已。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十八）

　　 接舆之名，屡见于先秦诸子之称述。范雎邹阳皆以与箕子并称，皆谓其人佯狂避世。今疑接舆或是故蔡遗民，沦落故地，遂为楚人。《韩诗外传》：“楚狂接舆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赍金百镒，愿请治河南，接舆不应，与妻偕隐，莫知所之。”则叶公致蔡于负函，接舆或在其内。楚王欲用接舆，其曰愿请治河南，固属传说，然亦透露了楚王之意在怀柔当时故蔡之遗民。而接舆之歌而过孔子，正不喜孔子以中原诸夏有名大人前来楚邦。若果从仕于楚，将更是一危殆之道。其歌意当在此。今不知孔子当时所抱见解如何，其所欲与接舆言而不获者系何等言。要之接舆当抱有亡国之痛，其于楚人之统治，必有非吾族类之感，不得仅以与后世如庄老之徒之隐遁不仕同视。

　　 长沮桀溺藕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十八）

　　 此事当与前事同在孔子自陈适蔡之道途中。长沮桀溺，疑亦蔡之遗民。苟不从仕，则惟有务耕为活。然乃远知鲁国孔丘与其徒仲由，固属当时孔子与其门弟子之声名洋溢，无远弗届。然此两人亦非寻常耕农可知。而其意态消沉，乃若于世事前途了不关怀，实亦有感于其当身之经历。宗邦播迁，乡井非昔，统治者亦复非我族类。其不能复有鼓舞欲动之心情，宜亦无怪。孔子意，处此无道之世，正更感必有以易之，则惟求与斯人为徒以共昌此人道，固非绝群逃世之所能为力。然孔子此等意见，亦无法与如长沮桀溺之决意避世者深论，故亦只有怅然怃然而已也。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十八）

　　 此丈人亦当在遇见接舆与长沮桀溺之一路上所值。孔子行迹遍天下，乃在此一路上独多遇异人。正因蔡乃诸夏旧邦，虽国势不振，犹有耆献。平日或为士，或为吏。一旦其国远徙，其不克随行者遂沦落为异国之编氓，赖耕农以自活。孔子抱明道行道之心，曾一度至齐，不得意而归。又以不得意而去鲁至卫，复以不得意而去。亦曾一度欲去之晋而未果，道困于宋。其在陈，虽仕如隐。今之来楚，宜无可以久留之理。其平日，尊管仲以仁，尝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十四）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十四）夷夏之防，春秋所重。然当孔子世而竟无可作为。其告叶公，亦止曰：“近者悦，远者来”，其去此下孟子告齐宣王，曰：“以齐王犹反手”，岂非无大相异。果使能近悦远来，岂不叶公即可以楚王。然孔子之命子路告丈人亦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是孔子在当时已明知道之不能行，而犹曰“君子之仕，以行其义”。盖道不能行，而仍当行道，此即君子之义也。君子知道明道，乃君子之天职，若使君子而不仕，则道无可行之望。

　　 人之为群，不可无家庭父子，亦不可无邦国君臣。果使无父了，无君臣，则人群之道大乱。君子不愿于其自身乱大群之道，故曰君子之仕以行其义。不能使君子不义而仕，然君子亦必不认仕为不义。今丈人只认勤四体分五谷为人生正道，尚知当有父子，而不知同时仍当有君臣。此丈人或亦抱亡国之痛，有难言之隐，故孔子谓之曰隐者。孔子尝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于海，是孔子非不同情隐者。然世事终须有人担当，不得人人皆隐。

　　 接舆、长沮、桀溺三人，皆直斥孔子，骤难与之深言。惟此丈人并不对子路有所明言深斥。孔子欲为丈人进一义解，故又使子路再往。亦非欲指言丈人之非，特欲广丈人之意，使知处人世有道，有不尽于如丈人之所存想者。而不期丈人已先去灭迹。在此，丈人自尽己意即止，不愿与孔门师徒再多往复。其意态之坚决，亦复如接舆之趋避。然而就此四人之行迹言，则此丈人若尤见为高卓矣。

　　 九、孔子自蔡反陈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五）

　　 此章必是孔子自楚归陈后语。孔子之至陈，本为在卫无可居而来。在陈又无可居，乃转而至楚。在孔子当时，本无在楚行道之意向。特以去陈避难，楚为相近，故往游一观，而困饿于陈蔡之间。又在途中屡遭接舆、长沮、桀溺以及荷蓧丈人之讽劝讥阻，孔子之无意久滞楚境亦可想见。乃再至陈，亦是归途所经，非有意再于陈久滞。归欤之叹，乃孔子一路存想，非偶尔发之亦可知。

　　 《孟子》：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盖归乎来！吾党之小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狂简者，谓其有进取之大志而略于事。因其志意高远，故于日常当身之事为行动，不免心有所略。质美而学不至，则恐其过中失正，终不能达其志意之所望。故孔子欲归而裁之。如有美锦，当求能裁制以为衣。若不知裁，则无以适用。孔子有志用世，既叹道不能行，乃欲一意还就教育事业上造就人才，以备继我而起，见用于后世。此亦其明道行道之一端。孔子在未出仕前，早多门人从学，其去鲁周游，门人多留于鲁，未能随行，故孔子思之。孟子所言之狂狷，与《论语》本章言狂简，意有微别，当分而观之，但合以求之，则其义可通。

　　 十、孔子自陈反卫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是年，乃孔子自陈适楚之年，亦即楚昭王之卒岁，亦即孔子自楚反陈之年。孔子适楚，留滞不久，仅数月之间。由楚反，乃直接适卫，在陈特路过，更非有留滞之意。故自陈适楚至自楚反卫，始终只在一年中。

　　 《孟子》：

　　 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孔子反卫，当出公辄四年。鲁哀公二年，卫灵公卒，卫人立辄。其后辄逃亡在外，故称出公。故出公非其谥，或即谥孝公也。孔子之反卫，出公尚年少，计不过十四五岁，未能与孔子周旋，故《论语》不见出公问答语。则孟子所谓公养之仕，特是卫政府致饔饩养孔子，孔子与其群弟子饿于陈蔡之间，又适楚反陈而来卫，行李之困甚久，故亦受卫之禄养而不辞，殆非立其朝与闻其政始谓之仕也。

　　 疑辨十八

　　 或疑孟子于卫孝公公养之仕，卫孝公乃陈涽公之误。今按孔子仕陈，未见有所作为，亦可谓仅属公养之仕矣。然谓卫孝公乃陈涽公之误，则殊无证据。必谓字误，焉知孝字非出字之误乎？兼若谓孔子在出公时未仕卫，则子贡子路两问皆似无端不近情理。则陈涽字误之疑，大可不必。

　　 冉有曰：“夫子之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七）

　　 卫灵公时，太子蒯瞆欲谋杀南子，被逐出奔。灵公与晋赵鞅有夙仇，叛晋昵齐。及鲁哀公二年四月，灵公卒，赵鞅即纳蒯瞆入戚，其意实欲借此乱卫逞宿忿。卫人拒蒯瞆而立辄，辄即蒯瞆之子。卫人之意，非拒蒯瞆，乃以拒晋。灵公生前自言予无子，是已不认蒯瞆为子。无适子，立适孙，于礼于法亦无悖，蒯瞆亦知其父与晋赵鞅有夙仇，且其父卒，南子尚在。今赖晋力以入，既背其父生前仇晋之素志，亦增南子不悦蒯瞆而逐之之积恨。若果背其死父而杀其名义之母，将益坚国人之公愤。且卫人所立即其子，蒯瞆又无内援，故其心亦非必欲强入。遂成子为君，父居外，内外对峙，至达十七年之久。孔子重反卫，已在卫出公四年，父子内外对峙之形势早已形成。孔子与卫廷诸臣多旧识，今既受卫之公养，其对卫国当前此一种父子内外对峙之局面究抱何等态度，此为其随行弟子所急欲明晓者。子贡长于言语，其见孔子，不直问卫辄之拒父，乃婉转而问夷齐之让国。伯夷决不肯违父遗命而立为君，叔齐亦不肯跨越其兄而自为君，于是相与弃国而逃。在夷齐当时，特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去之则心安，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今卫出公乃以子拒父，其心当自有不安。苟其心有不安，可不问其他，径求如夷齐之自求心安乃为贤。昔孔子在鲁，曰：“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在卫，乃称伯夷叔齐之逊国为贤。可知孔子意，对外面现实政治上之种种纠纷皆可置为后图，不急考虑，首先当自求己心所安。如夷齐，则心安。如卫辄，则其心终自不可安。己则居内为君，父则拒外为寇，若如此而其心无不安，则尚何世道可言。子贡亦非不知当时卫国现实政治上种种复杂形势，乃皆撇去不问，独选一历史故事以伯夷叔齐为问，而孔子对于当前现实政治上之态度，亦即不问可知。则子贡之贤，亦诚值赞赏矣。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十三）

　　 子路此问，疑应在子贡之问之后。孔子既再仕于卫，子路乃问卫君苟待子为政，子将何先。子贡只问孔子是否赞成出公之为君，而又婉转问之。今子路则直率以现实政事问。谓子若为政，将何先，而孔子亦直率以现实政事对，曰：当先正名。正名即是正父子之名，不当以子拒父。然出公居君位已有年，卫之群臣皆欲如此，形势已定。蒯瞆先不知善谏其父，而遽欲杀南子，已负不孝之名。其反而据戚，又借其父宿仇赵鞅之力，故更为卫之群臣所不满。今孔子乃欲正辄与蒯瞆间父子之名，此诚是当时一大难题，故子路又有奚其正之问。此下孔子所答，只就人心大义原理原则言。孔子意，惟当把握人心大义原理原则所在来领导现实，不当迁就现实，违反人心大义原理原则而弃之于不顾。孔子在鲁主张堕三都，即是如此。

　　 但就现实言，孔子在当时究当如何来实施其正名之主张，遂引起后儒纷纷讨论。或谓出公当逊位迎父，告于先君，妥置南子，使天理人情两俱不失其正。若蒯瞆亦能悔悟，不欺其已死之父以争国，不自立为君，而命其子仍居君位，此是一最佳结束。若使蒯瞆返而自立，在出公亦已如夷齐之求仁得仁，又何怨。此是一说。或又谓蒯瞆父在而欲弑其母，一不孝。父卒不奔丧，二不孝。又率仇敌以侵宗邦，三不孝。卫辄即欲迎其父，卫之臣民必不愿。故子路亦以孔子言为迂。

　　 然越后至于卫出公之十二年，蒯瞆终入卫，而辄出亡于鲁。其年孔子尚在，两年后姑卒。孔子固先已明言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言不顺者，不顺于人心，即无当于大义，则其事终不克圆满遂成。卫辄固不知尊用孔子，待以为政，而子路亦未深明孔子当时之言，此后乃仕为孔悝之家邑宰。孔悝即是拥辄拒蒯瞆者。蒯瞆之人，子路死之。后之儒者不明孔子之意，即如公羊谷梁两传亦皆以卫拒蒯瞆为是。然卫人可以拒蒯瞆，卫出公则不当拒蒯瞆。惟孟子有瞽瞍杀人，舜窃之而逃，视天下犹弃敝屣之说，乃为深得孔子之旨。或又谓卫人立辄，可缓蒯瞆必欲入卫之想，而使其不受赵鞅之愚。又谓拒蒯瞆者非辄，乃卫之群臣。蒯瞆入，居于戚十余年，乃由辄以国养。种种推测，皆可谓乃阐说了子路之意，为出公开脱，而并不在发挥孔子之主张。

　　 或又谓蒯瞆与辄皆无父之人，不可有国。孔子为政，当告诸天子，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公子郢，其人贤且智，卫人本欲立之，而坚拒不受。今谓出公尊用孔子，使之当政，而孔子乃主废辄立郢，则又何以正孔子与辄君臣之名，且显非《论语》本章所言正名之本意。

　　 盖孔子只从原理原则言，再由原理原则来指导现实，解决现实上之诸问题。后人说《论语》此章，则已先在心中横梗着现实诸问题而多生计较考虑，原理原则不免已搁置一旁，又添出了许多旁义曲解，故于孔子本意终有不合。

　　 或又谓卫辄拒父，孔子不应仕而受其禄。则不知孔子在当时仅是一士阶层中人，若非出仕，何以自活。为士者亦自有其一套辞受出处进退之大义，此层待孟子作详尽之阐发。惟孔子反卫，在卫出公四年，即鲁哀公六年。其去卫反鲁，在卫出公九年，即鲁哀公十一年，前后当四五年之久。而孟子曰：“未尝终三年淹”。若专指其仕于朝而言，则孔子在卫受卫出公之禄养亦岂不足三年乎？抑孔子于卫出公，仅为公养之仕，又与正式立于其朝者有别乎？今亦无可详说。然古今考孔子历年行迹，为孟子此言所误者多矣，故特著于此，以志所疑。

　　 十一、孔子自卫反鲁

　　 《左传》哀公七年：

　　 公会吴于郐，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

　　 又哀公十一年：

　　 公会吴子伐齐，将战，吴子呼叔孙，叔孙未能对，卫赐进曰云云。

　　 在鲁哀公七年至十一年之四年间，子贡似已仕鲁，常往还于鲁卫间。

　　 又哀公十一年春：

　　 齐伐鲁，季孙谓其宰冉求曰云云。

　　 是鲁哀公十一年，冉求亦已反鲁为季氏宰。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十四）

　　 此章不知何时事，疑孔子在卫，子路殆亦往还鲁卫间。孔子之告荷蓧丈人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君子之仕，行其义也。天下事不可为，而在君子之义则不可不为。已知道不行，而君子仍当以行道为天职。此晨门可谓识透孔子心事。

　　 疑辨十九

　　 《史记　孔子世家》：“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今按：季桓子卒在鲁哀公三年，孔子在陈叹归欤尚在后。其自陈反卫，冉有子贡有夫子为卫君乎之疑，是其时冉求亦随侍在卫。惟当时诸弟子既知孔子不为卫君，自无久滞于卫之理。乃先往还鲁卫间，子贡仕鲁应最在前，冉有或稍在后。季康子既非于桓子卒后即召孔子，亦非于孔子弟子中独召冉子而大用之。《史记》言不可信。

　　 《左传》哀公十一年：

　　 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访卫国之难也。”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

　　 是孔子归鲁在鲁哀公之十一年。孔子称孔圉能治宾客，《左传》载孔圉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以己女。疾通于初妻之娣，圉怒，遂将攻太叔。太叔出奔，孔圉又使太叔之弟妻其女。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五）

　　 是子贡亦鄙孔圉为人而问之，惟孔子不没其善，言若此亦足以为文矣。胡簋之事四句，同于孔子之答卫灵公。或孔子未必同以此语答孔圉，而记者误以答灵公语移此。孔子本无意久滞于卫，既不为孔圉留，亦不为孔圉去。鲁人来召，孔子即行。亦不得据鸟择木之喻，谓孔子在卫乃依孔圉。又孔子已命驾，乃又以孔圉止之而将止，似皆不可信。《左传》此条补插于鲁人召之乃归之前。其先已记文子欲攻大叔，仲尼止之，可知此条系随后羼入。后人转以《左传》此条疑《论语》卫灵公问陈章，大可不必。

　　 《史记　孔子世家》：

　　 季康子使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

　　 疑辨二十

　　 《孔子世家》又曰：“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云云。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此条与前康子欲召孔子而先召冉有条语相冲突，冉有语孔子云云尤浅陋。《左传》言师及齐师战于郊，此文误作郎。盖鲁季氏本重孔子而用孔子之弟子，子贡冉有皆是。及用孔子弟子有功，乃决心召孔子。此乃当时大体情实。

第七章 孔子晚年居鲁

　 一、有关预闻政事部分

　　 《左传》哀公十一年：

　　 季孙欲用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访焉。”弗听。

　　 十有二年春，用田赋。

　　 鲁人尊孔子以国老，初反国门，即以行政大事相询。然尊道敬贤之心，终不敌其权衡利害之私。季孙之于孔子，亦终是虚与委蛇而已。鲁成公元年，备齐难，作丘甲，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此时鲁数与齐战，故欲于丘赋外别计其田增赋。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十六）

　　 此事不知在何年。《左传》哀公十四年：

　　 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使子路，子路辞。季康子使冉有谓之曰：“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对曰：“鲁有事于小邾，不敢问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济其言，是义之也。由弗能。”

　　 此证是年子路尚仕鲁。盖冉有先孔子归，仕季氏。访田赋时，子路尚未仕。子路随孔子归后始仕季氏，其职位用事当在冉有下，故书冉有在子路之上也。《春秋》与《左氏传》皆不见季孙伐颛臾事，殆以闻孔子言而止。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踢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六）

　　 子贡、冉有早仕于鲁，子路之仕稍在后。季康子贤此三人而问之，但亦终未能升此三人于朝，使为大夫而从政。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十一）

　　 子然，季氏子弟，以其家得臣子路冉有二人，骄矜而问，故孔子折抑之。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三）

　　 此季氏即康子。古礼，惟诸侯始得祭其境内之名山大川。季氏旅泰山，是其僭。冉有不能止，孔子非之。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日：“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十三）

　　 其时，鲁虽不用孔子，犹以大夫待之。故孔子亦自谓以吾从大夫之后也。冉子仕于季氏，每退朝，仍亦以弟子礼来孔子家，故孔子问以今日退朝何晏。又谓若有国家公事，我必与闻之也。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十一）

　　 《孟子》：

　　 冉求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孔子之归老于鲁，后辈弟子从学者愈众，如子游、子夏、有子、曾子、子张、樊迟等皆是。孔子谓小子鸣鼓攻之，当指此辈言。鲁政专于季氏，冉有见用，竟不能有所纠正，故孔子深非之也。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六）

　　 冉有在孔门，与季路同列为政事之选。孔子告季康子，“由也果，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六）孔子又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一一）是在孔门，冉有常得与子路并称。今季氏既重用冉子，孔子极望冉子能挽季氏于大道，而冉子自诿力不足。然果能说孔子之道，不能改季氏之德，则惟有恝然去之。今既不能恝然去，而又尽其力以助之。此孔子所以称其画，又称其退也。见道在前，画然自止，逡巡而退，非无其力，乃无一番坚刚进取之志气耳。冉有既不符孔子所望，于是孔子晚年之在鲁，在政事上所有之抱负遂亦无可舒展。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二）

　　 《中庸》：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其时，世卿持禄，多不称职。贤者隐处，不在上位。若能举直者错之于枉者之上，则民自服。其告樊迟亦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十二）旋乾转坤，实只在一举错之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亦此意。总之是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十二）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十二）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十二）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二）

　　 孔子设教，不仅注意个人修行，其对家庭社会国家种种法则制度秩序，所以使人群相处相安之道，莫不注意。自孔子之教言，群己即在一道中。为人之道即是为政之道，行己之道即是处群之道。不仅是双方兼顾，实则是二者合一。就政治言，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同是一人，惟职责应在治人者，不在治于人者。其位愈高，其权愈大，则其职责亦愈重。故治人者贵能自反自省，自求之己。孔子答季康子问政诸条，语若平直，而寓义探远。若不明斯义，不能修己，徒求治人，不知立德，徒求使民。人道不彰，将使政事惟在于争权位，逞术数，恣意气。覆辙相寻，而斯民日苦。惜乎季康子不足以语此。然既有所问，孔子不能默尔不答。凡孔子所答，则皆属人生第一义。其答楚叶公，其答鲁季康子，一则非诸夏，一则乃权臣，然果能如孔子语，亦可使一世同进于安乐康泰之境。此则圣人之道之所以为大也。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弑轼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十四）

　　 《左传》哀公十四年：

　　 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

　　 是年，孔子已年七十一。此为孔子晚年在鲁最后发表之大政见。鲁弱齐强，孔子非不知，然若必待绝对可为之事而后为，则事之可为者稀矣。然亦非孔子绝不计事之可为与否，而仅主理言。要之陈恒必当伐，以鲁伐齐，亦非绝无可胜之理。孔子所计图者如此而止。而鲁君则必不能不先问之三家，三家各为其私，自必不肯听孔子，此在孔子亦非不知。惟孔子之在鲁，亦从大夫之后，则何可不进谠言于其君与相，而必默尔而息乎。《左传》载鲁为齐弱一段，《论语》无之，因《论语》只标举大义，细节咨商在所略。《论语》之三子告一段，则《左传》无之，因事既不成，史籍可略。然三家擅鲁，乃鲁政积弱关键所在。孔子苟获用于鲁，其主要施为即当由此下手，故《论语》于此一节必详记之也。

　　 二、有关继续从事教育部分

　　 孔子晚年反鲁，政治方面已非其主要意义所在，其最所属意者应为其继续对于教育事业之进行。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十一）

　　 先进后进，乃指孔门弟子之前辈后辈言。孔子周游在外十四年。其出游前诸弟子为先进，如颜闵、仲弓、子路等。其于礼乐，务其大体，犹存淳素之风。较之后辈转似朴野。其出游归来后诸弟子，如子游、子夏等为后进。于礼乐讲求愈细密，然有趋于文胜之概。孔子意，当代若复用礼乐，吾当从先进诸弟子。盖孔子早年讲学，其意偏重用世。晚年讲学，其意更偏于明道。来学者受其薰染，故先进弟子更富用世精神，后进弟子更富传道精神。孔门诸弟子先后辈风气由此有异。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十一）

　　 孔子在陈，思念在鲁之弟子。及其反鲁，又思及往年相从出游诸弟子。或已死，或离在远，皆不及门，谓不及在门墙之内，同其讲论之乐也。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十哲，乃编撰《论语》者因前两章孔子所言而附记及之，以见孔门学风之广大。言语指使命应对，外交辞令。其时列国交往频繁，政出大夫，外交一项更属重要，故言语乃列政事前。文学一科，子游、子夏乃后辈弟子，其成就矫然，盖有非先辈弟子所能及者。至于德行一科，非指其外于言语、政事、文学而特有此一科，乃是兼于言语、政事、文学而始有此一科。

　　 《孟子　公孙丑》曰：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

　　 冉、闵、颜三人皆列德行，正谓其为学之规模格局在大体上近似于孔子，只气魄力量有不及。若偏于用世，则为言语、政事。偏于传述，则为文学。盖孔子之学以一极单纯之中心为出发点，而扩展至于无限之周延。其门弟子各就才性所近，各视其智力之等第，浅深高下，偏全大小，各有所成，亦各有所用。《论语》记者虽分之为四科，然不列德行之科者，亦未尝有背于德行。其不预四科之列者，亦未尝不于四科中各有其地位。此特指其较为杰出者言耳。

　　 疑辨二十一

　　 宰我、子贡同列言语之科。孟子曰：“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又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在孔子前辈弟子中，宰我实亦矫然特出，决非一弱者。惟《论语》载宰我多不美之辞，《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有云：“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窃疑于宰我为特甚。语详拙著《先秦诸子系年　宰我死齐考》。

　　 孔子于诸弟子中特赏颜渊。尝亲谓之曰：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七）

　　 《论语》记德行一科，有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而颜渊褒然为之首。此四人皆应能舍之则藏，不汲汲于进取。孔子所以更独喜颜渊，必因颜渊在用之则行一面有更高出于三人之上者。故孔子独以惟我与尔有是称之。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十五）

　　 此章孔子答颜渊问政，与答其他诸弟子问如子路、仲弓、子夏诸人者皆不同。孔子详述为政要端贵能斟酌历史演进，损益前代，折衷一是。其主要在礼乐上求能文质兼尽。不啻使政事即如一番道义教育，陶冶人生，务使止于至善，而于经济物质方面亦所不忽。惟均不涉及抽象话，只是在具体事实上逐一扼要举例。至其间种种所以然之故，今既时异世易，无可详论。惟行夏时一项，则为后世遵用不辍。今即就孔子之所告，足证颜渊有此器量才识，故孔子特详告之，又以用之则行许之也。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六）

　　 《孟子》：

　　 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

　　 是颜渊之穷窘屡空，生事艰困，盖亦在孔门其他诸弟子之上。宋儒周濂溪尝教程明道、伊川兄弟，令寻仲尼、颜渊乐处，所乐何事？成为宋元明三代理学家相传最高嘉言，而颜子之德行高卓，亦于此可想。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十一）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十一）

　　 《史记　孔子世家》：

　　 伯鱼年五十，先孔子卒。

　　 是伯鱼之卒，孔子当年六十九。颜路，渊之父，少孔子六岁，最先受学于孔子。孔子既深爱颜渊，故颜路有此请。然丧礼当称家之有无，安于礼，斯能安于贫。孔子拒颜路之请，亦即其深赏颜渊之处。墨家后起，以崇礼厚葬破财伤生讥儒家，可见其未允。

　　 颜渊少孔子三十岁，年四十一卒，孔子年七十一，在鲁哀公之十四年。孔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十四）孔子于颜渊独寄以传道之望。亦盼身后，颜子或犹有出而行道之机会，故孔子于其先卒而发此叹。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十一）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十一）

　　 其父其师均不能厚葬颜渊，其同门同学不忍坐视，终于厚葬之。孔子之叹，固是责其门人多此一举，然亦非谓诸门人必不该有此举。孔子固视颜渊犹子，诸门人平日于颜渊亦群致尊亲，岂不亦视之如兄弟，则焉能熟视其贫无以葬？但既出群力经营，其事亦自不宜过于从薄。此当时孔门师弟子一堂风义，虽在两千载之下，亦可想见如昨矣。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六）

　　 孔子称颜子之好学，乃称其能在内心深处用功，与只注意外面才能事功上者不同。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六）

　　 仁即人心之最高境界。孔子以此为教。颜子用功绵密，故能历时三月之久，而此心常在此境界中。其余诸弟子或日一达此境界，或月一达此境界。工夫不绵密，故遂时断时续，时得时失。是孔子之深爱颜渊，固仍在此内心工夫上也。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九）

　　 观此章，知颜渊之善学。博我以文者，如孔子告颜子以夏时、殷辂、周冕、韶武之类是也。约我以礼者：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十二）

　　 于大群中一己之私当克，其公之出于己者当由。视听言动皆由己，皆当约之以礼，使其己归之公而非私。颜子实践此工夫，其身心无时无刻不约束于礼之中而不复有私，故能绵密至于不迁怒，不贰过，其心三月不违仁。《易　系辞传》有曰：

　　 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

　　 此亦即同样道出颜子之心上工夫。惟颜子能在此心地工夫上日精日进，故能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然颜子所乐，尚有在博文一边者。庄周时称颜渊，亦为能欣赏颜渊之心地工夫，庄周实忽略了颜渊博文一边事。即以庄周语说之，庄周仅能欣赏颜渊之内圣，而不能欣赏及于颜渊之外王，是尚未能真欣赏。至于东汉人以黄宪拟颜子，谓“叔度汪汪如千顷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此特是一种虚空的局度气象，殆只以名利不人其心为能事，既不见约礼内圣之功，更不论博文外王之大矣。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吾未见其止也。”（九）

　　 今若以颜子直拟孔子，不幸其短命而死，其学问境界当亦在孔子四十不惑上跻五十知天命之阶段，而犹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如有所立卓尔”之叹。在颜子之瞻仰于孔子之为人与其为学者，正犹天之不可阶而升。故曰：“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九）果使颜子更高寿，年逾五十以上，其学日进，殆亦将有如孔子“人不知而不愠”,“知我者其天欤”之境界，而惜乎其未达此境。然后人欲寻孔子之学，则正当以颜子为阶梯。

　　 《左传》哀公十五年：

　　 卫孔圉取太子蒯瞆之姊，生悝。太子在戚，入适伯姬氏，迫孔悝强盟之，遂劫以登台。卫侯辄来奔。季子将入，遇子羔将出，子羔曰：“弗及，不践其难。”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难。”子羔遂出。子路入，曰：“太子焉用孔悝。虽杀之，必或继之。”且曰：“太子无勇，若燔台半，必舍孔叔。”太子闻之惧，下石乞孟黡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孔子闻卫乱，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

　　 子羔，孔子弟子高柴，为卫大夫，遇乱出奔。劝子路，政不及己，可不践其难。子路时为孔悝之邑宰，孔悝见劫，故往救之。孔子固不予辄之拒其父，然蒯瞆之返而争国，孔子亦不之许。子羔为辄远臣，并不预闻政事，孔子知其不反颜事蒯瞆，必能洁身而去，故曰柴也其来。子路为救孔悝，孔子知其不畏难避死，必将以身殉所事，故曰由也死矣也。

　　 《檀弓》：

　　 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公羊传》：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

　　 孔门前辈弟子中，子路年最长，颜渊年最幼，而同为孔子所深爱。大抵孔子在用世上，子路每为之羽翼。而在传道上，则颜渊实为其螟蛉。今两人俱先孔子亡故，此诚孔子晚年最值悲伤之事也。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十三）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六）

　　 仲弓在德行科，名列颜闵之次，孔子许其可南面。而荀卿常以孔子子弓并称，是亦孔门前辈弟子中之高第。其仕季氏，当亦在孔子老而反鲁之后。冉有、子路同仕季氏，或子路去卫而仲弓继之，今不可详考矣。孔子固未尝禁其门人之出仕于季氏，唯如冉有为之聚敛，乃遭斥责。然仲弓必是仕于季氏不久，故无表白可言。凡季氏之所用，如子路，如子贡，如仲弓，皆不能如冉有之信而久，而诸人间之高下亦即视此而判矣。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己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十二）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十五）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五）

　　 子贡仅少颜渊一岁，同为孔子前期学生中之秀杰，列言语科。孔子自卫反鲁，子贡常为鲁使吴齐。《左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事，而子贡为尤多，然亦不得大用。孔子问其与回孰愈，又称吾与汝俱弗如，见孔子于两人皆所深喜。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而王天下不与焉。”孔子晚年反鲁，其门墙之内英才重叠，其对教育上一番快乐愉悦之情，即从吾与女弗如一语中亦可想见。子贡以闻一知二与颜子闻一知十相比，故孔子又告之以一贯之道也。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五）

　　 文章指诗书礼乐文物制度，亦可谓之形而下。此即孔子博文之教也。性与天道，性指人之内心深处所潜藏，天道指天命之流行，孔子平日较少言之。孔子只教人以约礼，欲人于约礼中自窥见之。子贡之叹不可得闻，亦犹颜渊之叹末由也已。惟颜渊之意偏在孔子之为人，子贡之意偏在孔子之为学，而两人之高下亦即于此可见。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十一）

　　 古者商贾皆贵族官主，子贡则不受命于官而自为之也。《史记　货殖列传》，子贡居首，谓其“废贮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又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使夫子名布扬于天下，子贡先后之也。”盖子贡以外交使节往来各地，在彼积贮，在此发卖，其事轻而易举，非若专为商贾之务于籴贱贩贵也。颜渊箪瓢屡空，孔子深赏之。子贡货殖，为中国历史上私家经商之第一人，孔子亦不加斥责。正如颜渊陋巷不仕，孔子深赏之，而如子路、仲弓、子贡、冉有之出仕，孔子亦所不禁。当时孔子门墙之内，亦如山之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水之不测，鼋鼍蛟龙鱼鳌生焉，货财殖焉，所谓如天地之化育。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十九）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九）

　　 此太宰当是吴太宰，即伯嚭。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十九）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十九）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十九）

　　 陈子禽亦孔子弟子陈亢。此一问答当在孔子卒后。其时孔门诸弟子前辈如颜渊、子路以及闵子骞、仲弓诸人皆已先卒。后辈如游、夏、有、曾之徒，名德未显。子贡适居前后辈之间，其名誉事业早已著闻，而晚年进德亦必有过人者。故子禽意谓先师虽贤，亦未必胜子贡也。上引诸章，见子贡在当时昌明师道之功为伟。惟子贡仕宦日久，讲学日少，故不能如游、夏、有、曾之见于后人之称述，此亦见孔门诸弟子先后辈时代之不同。

　　 子游、子夏列四科中之文学，为后辈弟子中之秀出者。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六）

　　 儒业为孔子前所已有。凡来学于孔子者，初为求食来，而孔子教之以求道。志于道则为君子儒，志于食则为小人儒。然又曰：“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也。”孔子弟子皆以儒业仕宦，孔子并不之非，惟孔子又教以求食勿忘道耳。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十三）

　　 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未卒前，子夏已为邑宰。盖孔门后辈弟子已从仕易得，较前辈从学时大不同，此征孔门讲学声光日著，亦可以见世变。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六）

　　 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亦少年出仕。澹台灭明由识子游，乃亦游孔子之门。《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谓：“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儒林传》云：“孔子卒后，子羽居楚。”孔道之行于南方，子羽有力焉。武城近吴、鲁南境，当吴越至鲁之冲。盖亦由灭明之揄扬，故子游之名盛于吴，遂有误为子游吴人者。孔子周游反鲁，及其身后，儒学之急激发展及其影响于当时之社会者，亦可于此觇之。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十七）

　　 武城在鲁边境，孔子特以子游年少为宰，亲率门弟子往观政，见子游能兴庠序之教，得闻其弦歌之声，孔子意态之欢乐亦可知。然孔子叹先进于礼乐犹野人，而谓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是孔子之意，终自属意于先辈弟子，德行之科者不论，即如言语政事子贡、子路，虽其文学博闻之功若或不逮于游夏，然用世可有大展布，为后进弟子所不及。孔门先后辈从学，精神意趣人物才具多相异，此亦世变之一端也。

　　 孔门后辈弟子，游、夏外，又有有子、曾子。

　　 《左传》哀公八年：

　　 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与焉。及稷门之内。或谓季孙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杀国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闻之，一夕三迁。

　　 有子少孔子三十三岁，是年有子年二十四。经三踊之选，获在三百之数，其英风可想。及孔子归，乃从学。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十二）

　　 税田十取一为彻。哀公十二年用田赋，又使按亩分摊军费。是年及下年皆有虫灾，又连年用兵于邾，又有齐警，故说年饥而用不足。有若教以只税田，不加赋，针对年饥言。哀公虑国用不足，故有子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也。不知有子当时在鲁仕何职，然方在三十时已获面对鲁君之问，较之孔子三十时情况，自见世变之亟，而儒风之日煽矣。

　　 《孟子》：

　　 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矣。”

　　 游、夏、子张、曾子皆当少有子十岁以上。在孔门后辈弟子中，有子年齿较尊。三子者以有子似圣人，则有子平日必有言行过人，而获同门之推信。曾子亦非不尊有子，特谓无可与孔子相拟而已。孟子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又述有子之言曰：“麒鳞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邱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人，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有子之盛推孔子，可谓宰我、子贡以后无其伦。然有子既知孔子为生民以来所未有，则其断断不愿游、夏、子张以所以事孔子者事己亦可知。孟子亦仅言游、夏、子张欲以所事孔子者事有若，固未言有子乃果自居于师位也。

　　 《檀弓》又载曾子责子夏，以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为一罪，则曾子亦知盛尊其师，当为子夏辈所不及。子夏有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十九）其于为学，终不免偏于文学多闻之一面。而有、曾两子则能从孔子之学，上窥孔子之人，更近于前辈弟子中德行之一科。故孔子晚年，真能盛推孔子，以为无可企及者，子贡以下惟有、曾二子。后人谓今传《论语》多出于有、曾二子门人之所记。故《学而》首篇，第二章即有子语，第四章即曾子语。盖孔子身后，真能大孔子之传者，有、曾二子之功应犹在游、夏、子张诸人之上。惟《学而》篇首有子，次曾子，则有子地位在孔子身后诸弟子所共认中似尚在曾子之前。而子张篇备记子张、子夏、子游、乃及曾子、子贡之言，独不及有子。殆似有子之传学不盛，而曾子之后有子思、孟子，遂为孔门后辈弟子中独一最受重视之人。宋儒谓曾子独传孔子之学，亦不能谓其全无依据。

　　 疑辨二十二

　　 《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孔子时。”窃谓当时诸弟子欲共师有子，必以有子之学问言行有似于孔子，决不以其状貌之相似。此下有子传学不盛，声光渐淡，遂讹为状似之说，决非当时之情实也。《史记》又载有子不能对群弟子所问，遂为弟子斥其避座，语更浅陋，荒唐不足信。惟师道由孔子初立，孔子没，群弟子骤失圣师，思慕之深，欲在同门中择一稍似吾师者而师事之，此种心情非不可有。其后墨家踵起，乃有钜子之制。一师卒，由其遗命另立一师共奉之，如此则使学术传统近似于宗教传统，较之孔门远为不逮矣。故知曾子之坚拒同门之请，有子之终避师座而弗居，皆为不可及。

　　 曾参，曾点之子，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卒，曾子年仅二十七，于孔门中最为年少。孔子称参也鲁，似其姿性当不如游、夏之明敏。在孔子生时，曾子似无独出于诸门人之上之证，惟孔子孙子思曾师事曾子，而孟子又师事于子思之门人，故孟子书中屡屡提及曾子、子思。下逮宋儒，始于孔子身后儒家中特尊孟子，又以为《大学》出于曾子，《中庸》出于子思，合语孟学庸为四书，于是孔子以下，乃奉颜、曾、思、孟为四哲。颜渊固孔子生前所亲许，惟今《论语》中乃殊不见孔子特别称许曾子语，四科亦不列曾子。是当孔子时，曾子于群弟子中尚未见为特出。曾子之成学传道，其事当在孔子之身后。而孔子之学，则当以曾子之传为最纯，由是而引生出孟子，是亦孔子生前所未预知也。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四）

　　 孔子以吾道一以贯之告子贡，同亦以此告曾子。此乃孔子晚年始发之新义。今试据《论语》孔子其他所言，略加申释。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七）

　　 孔子之道即是仁道，仁道即人道也。人道必以各自之己为基点，为中心。故其告颜渊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德为己心内在所得。孔子三十而立，即是立己德也。五十而知天命，乃知己德即由天命。故曰“天生德于予。”（七）至此而天人内外本末一体。孔子所云之一贯，即贯之于此心内在之德而已。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因性自天赋，德由己立，苟己德不立，即无以明此性，非己德亦无以行人道。人道不行，斯天道亦无由见。故孔子只言己德与人道，而性与天道则为其弟子所少闻也。此德虽属己心内在所得，亦必从外面与人相处，而后此德始显。故曰据于德，又曰依于仁。从人事立己心，亦从己心处人事。仁即是此心之德，德即是此心之仁，非有二也。依据于此而立心处世，即是道。若分而言之，乃有礼乐射御书数诸艺，皆为人生日用所不可阙，亦为此心之德之仁所当涵泳而优游。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九）

　　 孔子身通六艺，时人皆以多能推孔子。然孔子所志乃在道。艺亦有道，然囿于一艺则只成小道。故孔子又称之曰鄙事。而孔子必教人游于艺，此所谓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则艺即是道而不鄙矣。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九）

　　 执一艺即不能游于艺。孔子言若使我于艺有执，专主一艺以成名，则执射不如执御。因御者为人仆，其事尤卑于射。事愈卑，专执可愈无害。行道乃大事，执一艺，又焉能胜任而愉快乎。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心以及人为恕。忠恕即己心之德也。《论语》第二章，有子即言孝弟。下至孟子，亦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亦即是己心之德。有、曾、孟子三人之言忠恕孝弟，皆极简约平易，人人可以共由，并皆有当于孔子一贯之旨。惟孔子言一贯，则义不尽于此。宋儒谓《论语》此章，曾子一唯，乃是其直契孔子心传，此乃附会之于佛门禅宗故事，决非当时之实况。

　　 今试再推扩言之。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十六）

　　 此见孔子平日之教其子，亦犹其教门人，主要不越诗与礼两端。诗教所重在每一人之内心情感，礼则重在人群相处相接之外在规范。孔子之教，心与事相融，内与外相洽，内心外事合成一体，而人道于此始尽。孔子之教诗教礼，皆本于自古之相传。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七）其晚年弟子中，如子夏长于诗，子游长于礼，此皆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者。然孔子之传述诗礼，乃能于诗礼中发挥出人道大本大原之所在，此乃一种极精微之传述，同时亦即为一种极高明极广大之新开创，有古人所未达之境存其间，此则孔子之善述，与仅在述旧更无开新者绝不同类。

　　 抑且孔子之善述，其事犹不尽于此。孔子常言仁智，诗礼之教通于仁智，而仁智则超于诗礼之上，而更有其祟高之意义与价值。诗与礼乃孔子之述古，仁与智则孔子之阐新。惟孔子不轻以仁智许人，亦每不以仁智自居。

　　 《孟子》：

　　 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我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孝弟尽人所能，忠恕亦尽人所能。然孔子又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五）

　　 言忠信，亦犹言孝弟忠恕，皆属此心之德，而孔子之尤所勉人者则在学。学不厌，亦非人所不能，亦应为尽人所能。孔子自曰：“十有五而志于学”。一部《论语》即以“学而时习之”开始。圣人虽高出于人人，然必指示人有一共由之路，使人可以由此路以共达于圣人之境，乃始为圣人之大仁大智。此路繄何，则曰学。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七）

　　 孔子之告公西华，亦犹其告子贡。孔子只自谦未达其境，然固明示人以共达此境之路。千里之行，起于脚下。若为之而厌，半路歇脚，则何以至。公西华乃曰：“正唯弟子不能学”。其意本欲说不能行千里，乃若说成了不能举脚起步，不知孔子教人乃止在教人举脚起步也。惟子贡所言，乃极为深通明白，学不厌即是智，教不倦即是仁。行达千里，亦只是不断地在举脚起步而已。

　　 孔子之言仁与智，亦有一条简约平易、人人可以共由之路。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二）

　　 此章非孔子专以诲子路，亦乃可以诲人人者。每一人皆要能分别得自己的知与不知，莫误认不知以为知。亦不当于己之不知处求，当从己之所知处求，如此自能从己之所知以渐达于己之所不知。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十一）

　　 此章把人事与鬼神，生与死，作一划分。孔子只教人求知人生大道，如孝弟，如忠恕，此应尽人所可知，亦是尽人所能学。孔子不教人闯越此关，于宇宙鬼神己所不知处去求，是孔子言知，极简约平易，可使人当下用力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九）

　　 此鄙夫心有疑，故来问。孔子即以其所问之两端、正反、前后等罄竭反问，乃使此鄙夫转以问变成为答。鄙夫自以其所知为答，而其所不知亦遂开悟生知。故孔子又曰：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七）

　　 孔子之循循善诱，教人由所知以渐达于所不知之境。此为孔子言知之最简约平易处。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六）

　　 天地万物，一切莫近于己。己欲立，始知人亦欲立。己欲达，始知人亦欲达。知如何立己，即知如何立人。知如何达己，即知如何达人。己之欲立达，出十己心。能尽此心，即忠。推此心以及人，即恕。此为孔子言仁之最简约平易处。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七）

　　 人莫不各有一己，己莫不各有一心。此心无不欲己之能立能达。此心同，此欲同，即仁之体。此仁体即在己心中，故曰不远，欲之斯至也。孔子言吾道一以贯之，即贯之以此耳。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即欲立欲达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不惑即是达。五十而知天命，则是天人一体。学不厌，教不倦，尽在其中。忠恕之道亦至是而尽也。

　　 三、有关晚年著述部分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九）

　　 孔子以诗教，诗与乐有其紧密相联不可分隔之关系。中国文字特殊，诗之本身即涵有甚深之音乐情调。古诗三百，无不入乐，皆可歌唱。当孔子时，诗乐尚为一事。然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则乐必以诗为本，诗则以人之内心情志为本。有此情志乃有诗，有诗乃有歌。而诗与乐又必配于礼而行。孔门重诗教，亦重礼教，即在会通人心情志，以共达于中正和平之境。

　　 诗有雅颂之别。颂者，天子用之郊庙，形容其祖先之盛德，即以歌其成功。又有雅，用之朝廷。大雅所陈，其体近颂。远自后稷古公，近至于文王受命，武王伐殷，西周史迹，详于诗中之雅颂，尤过于西周之书。小雅所陈，则如饮宴宾客，赏劳群臣，遣使睦邻，秉钺专征，亦都属政治上事。故大雅与颂为天子之乐，小雅为诸侯之乐，风诗乡乐则为大夫之乐。诗与礼与乐之三者，一体相关，乃西周以来治国平天下之大典章所系。至如当孔子时，三家者以雍彻，不仅大夫专政，骄僭越礼，亦因自西周之亡，典籍丧乱，故孔子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之叹。吴季札聘鲁，请观周乐，是西周以来所传诗乐独遗存于鲁者较备。孔子周游反鲁，用世之心已淡，乃留情于古典籍之整理，而独以正乐为首事。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非仅是留情音乐与诗歌。正乐即所以正礼，此乃当时政治上大纲节所在。孔子之意，务使诗教与礼教合一，私人修德与大群行道合一。其正乐，实有其甚深甚大之意义存在。

　　 孔子又曰：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八）

　　 正因诗礼乐三者本属一事。孔子告伯鱼，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十七）盖诗言志，而以温柔敦厚为教。故不学诗，乐于无可与人言。人群相处，心与心相通之道，当于诗中求之。知于心与心相通之道，乃始知人与人相接之礼。由此心与心相通、人与人相接之诗与礼，而最后达于人群之和敬相乐。孔子之道，不过于讲求此心与心相通、人与人相接而共达于和敬相乐之一公。私人修身如此，人群相处，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如此。凡人道相处，一切制度文为之主要意义皆在此。孔子之教育重点亦由此发端，在此归宿。惟孔门后辈弟子，如游夏之徒，则不免因此而益多致力用心于典籍文字中，乃独于文学一科上建绩。抑在孔子时，诗礼乐之三者，已不免渐趋于分崩离析之境。如三家以雍彻，此即乐与礼相离，乐不附于礼而自为发展。孔子告颜子曰：“放郑声，郑声淫。”此即乐与诗相离，乐不附于诗而自为发展。所谓郑声淫，非指诗，乃指乐。淫者淫佚。《乐记》云：“郑音好滥淫志。”《白虎通》：“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悦怿。”此皆显示出音乐之离于诗而自为发展。至于诗与礼之相离，亦可类推。孔子正乐，雅颂各得其所，乃欲使乐之于礼于诗，重回其相通合一之本始。而惜乎时代已非，此事亦终一去而不复矣。又《檀弓》记孔子既祥五日即弹琴，在齐学韶，在卫击磬，晚年自卫反鲁即正乐，是孔子终其生在音乐生活中，然特是游于艺，即以养德明道，非是要执一艺以成名也。

　　 疑辨二十三

　　 《史记　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此谓孔子删诗，其说不可信。《论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二）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十三）是孔子时诗止三百，非经孔子删定为三百也。吴季札聘鲁观周乐，所歌十五国风皆与今诗同，非孔子删存此十五国风诗也。《诗　小雅》，大半在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无几，孔子何以删其盛而存其衰？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引诗，逸者不及十之一，是孔子无删诗之事明矣。

　　 孔子于正乐外，又作《春秋》，为晚年一大事。

　　 《孟子》：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曰：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又曰：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史记　孔子世家》：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样。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孔子《春秋》绝笔于获麟，非感于获麟而始作《春秋》。是年四月，陈恒执齐君，置于舒州，六月而弑之。孔子年七十一，沐浴请讨，鲁君臣莫之应。可证当时已无复知篡弑之为非矣。是春适有西狩获麟之事，孔子感于此而辍简废业，《春秋》遂以是终。不惟孔子《春秋》不终于哀公之二十七年，即哀公十四年之夏秋冬三时，亦出后人所续，非孔子之笔。至于孔子作《春秋》究始何年，则无可考。

　　 诗有雅颂，实乃西周初起乃及文武成康盛时之历史，其说已详前。宣王以后，雅颂既衰，而其时则有史官，并由中央分派散居列国，故曰“诗亡而后《春秋》作”。晋语，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云：“教之以《春秋》”。墨子明鬼篇，有周、燕、宋、齐之《春秋》。可见《春秋》乃当时列国史官记载之公名，晋乘楚梼杌，为其别名。《左传》鲁昭公二年，晋赵宣子在鲁，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是史官与《春秋》在当时皆属礼。孔子作《春秋》，即其生平重礼的一种表现。孔子《春秋》因于鲁史旧文，故曰其文则史。然其内容不专看眼在鲁，而以有关当时列国共通大局为主，故曰其事则齐桓晋文。换言之，孔子《春秋》已非一部国别史，而实为当时天下一部通史。

　　 其史笔亦与当时史官旧文有不同。如贬吴楚为子，讳诸侯召天子曰“天王狩于河阳”。于记事中寓大义，故曰“其义则丘窃取之”。此义，当推溯及于西周盛时王室所定之礼，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以私人著史，而自居于周王室天子之立场，故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亦惟《春秋》也”。其实孔子亦非为尊周王室，乃为遵承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之深心远意，而提示出其既仁且智之治平大道，特于《春秋》二百四十年之历史事实中寄托流露之而已。

　　 孔子之著史作《春秋》，其事一本于礼。而孔子之治礼，其事亦一本于史。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二）

　　 古人以父子相禅三十年为一世。十世当得三百年，百世当得三千年。孔子心中，未尝认有百世一统相传之天子与王室，特认有百世一统相传之礼。礼有常，亦有变。必前有所因，是其常。所因必有损益，是其变。

　　 《孟子》：

　　 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孔子即观于其世王者所定之礼乐，即知其王之政与德。居百世之后，观百世之上，为之次第差等，而无有违失。能前观百世，斯亦能后观百世。观其礼，而知其世。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三）

　　 孔子所言礼，包括全人生。其言史，亦包括全人生。故其言礼即犹言史，言史亦犹言礼。夏殷两代史迹多湮，典籍沦亡，贤者凋零，若已无可详考。而孔子犹能言之者，周代之礼，即上因于夏殷，孔子凭当身之见闻，好古敏求。本于人道之会通而溯其损益之由来。历史演变之全进程，可以心知其意，而欲语之人人，则终有无征不信之憾也。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三）

　　 孔子虽好古敏求，能言夏殷之礼，然折衷而言，主从周代。盖历史演进，礼乐日备，文物日富，故孔子美之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七）

　　 孔子志欲行道于天下，古人中最所心仪向往者为周公。故每于梦寐中见之。及其老，知行道天下之事不可得，无是心，乃亦无是梦矣。叹己之衰，而叹世之心则更切。然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十七）则孔子若得志行道，其于周公之礼乐，亦必有所损益可知。其修《春秋》，亦即平日梦见周公之意。托于此二百四十二年之史事，正名号，定是非，使人想见周公以礼治天下之宏规。此后汉儒尊孔子为素王，称其为汉制法，则知孔子之言礼，与其言史精神一贯，义无二致也。

　　 无历世不变之史，斯亦无历世不变之礼。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九）

　　 此孔子言礼主变通，不主拘守之一例。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三）

　　 知礼之本，斯知礼之变。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三）

　　 知孔子言礼乐，其本在仁，而又曰“克己复礼为仁”。则仁礼二者内外回环，亦是吾道一以贯之也。

　　 疑辨二十四

　　 《史记　孔子世家》复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又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此言序书传作易十翼两事，皆不可信。盖西汉武帝时重尊孔子，其时已距孔子卒后三百四十年，从遗经中寻求孔子，遂更重孔门文学之一科。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而汉人易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艺。又称孔子叙书传，删诗，订礼正乐，作《易十翼》与《春秋》。汉儒谓六艺皆经孔子整理。司马迁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是皆以诗书六艺为孔氏书也。然西汉诸儒兴于秦人灭学之后，起自田亩，其风尚朴，亦犹孔门之有先进。东汉今文十四博士之章句可勿论，即许慎郑玄辈亦如孔门后进之文学科。由此激而为清谈。而当时孔门教育精神遂更失其重点之所在矣。

第八章 孔子之卒

一、孔子之卒与葬

　　 《左传》哀公十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是年，孔子年七十三。

　　 疑辨二十五

　　 《戴记　檀弓》篇：“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子贡闻之，趋而入。子曰：‘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段。”今按《论语》载孔子言，皆谦逊无自圣意，此歌以泰山梁木哲人自谓，又预决其死于梦兆，亦与孔子平日不言怪力乱神不类，恐无此事。因后人多传述此歌，故仍附载于此。

　　 《左传》哀公十六年：

　　 孔丘卒，公诔之，曰：“昊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所自律。”子贡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君两失之。”\r

　　 鲁之君臣虽不能用孔子，而心亦知敬，故死犹诔之。然曰余一人，此乃天子自称之辞，子贡亦知纠其愆。此见孔子讲学精神不随孔子之没而俱亡。然孔子亦以此终不能见用于当世。

　　 《檀弓》：

　　 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父而无服。”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惟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

　　 《孟子》：

　　 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

　　 《史记　孔子世家》：

　　 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史记　儒林传》：

　　 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

　　 观此，知孔子身后受世尊敬，实远超于此下百家之上而无可伦比，固不自汉武帝表章六经后始然也。

　　 二、孔子之后世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卒。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傅，长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

　　 自伯鱼下迄安国共十一代。孔子开私家讲学之先声，战国百家竟起。然至汉室，不少皆仅存姓氏。其平生之详多不可考。独孔子一人，不仅其年数行历较诸家为特著，而其子孙世系四百年绵延，曾无中断。此下直迄于今，自孔子以来已两千年七十余代，有一嫡系相传，此惟孔子一家为然。又若自孔子上溯，自叔梁纥而至孔父嘉，又自孔父嘉上溯至宋微子，更自微子上溯至商汤，自汤上溯至契，盖孔子之先世代代相传，可考可稽者又可得两千年。是孔子一家自上至下乃有四千年之谱谍，历代递禅而不辍，实可为世界人类独特仅有之一例。

　　 三、孔门七十子儒学之流衍

　　 《史记　儒林传》：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

　　 盖自孔子身后，儒者之际遇，儒学之流衍，皆非孔子生前可比，而战国百家言遂亦以之竞起，其精神气运则皆自孔子启之也。

　　 附孔子年表

　　 鲁襄公二十二年（西历纪元前五五一年）孔子生。

　　 鲁襄公二十四年 孔子年三岁。父叔梁纥卒。

　　 鲁昭公七年 孔子年十七岁。母颜征在卒在前。

　　 鲁昭公九年 孔子年十九岁。娶宋幵官氏。

　　 鲁昭公十年 孔子年二十岁。生子鲤，字伯鱼。

　　 鲁昭公十七年　 孔子年二十七岁。郯子来朝，孔子见之，学古官名。其为鲁之委吏乘田当在前。

　　 鲁昭公二十年　 孔子年三十岁。孔子初入鲁太庙当在前。琴张从游，当在此时，或稍前。孔子至是始授徒设教。颜无繇、仲由、曾点、冉伯牛、闵损、冉求、仲弓、颜回、高柴、公西赤诸人先后从学。

　　 鲁昭公二十四年 孔子年三十四岁。鲁孟厘子卒，遣命其二子孟懿子及南宫敬叔师事孔子学礼。时二子年十三，其正式从学当在后。

　　 鲁昭公二十五年 孔子年三十五岁。鲁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奔于齐，孔子亦以是年适齐，在齐闻韶乐。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鲁昭公二十六年 孔子年二十六岁。当以是年反鲁。

　　 鲁昭公二十七年 孔子年三十七岁。吴季札适齐反，其长子卒，葬嬴博间，孔子自鲁往观其葬礼。

　　 鲁定公五年 孔子年四十七岁。鲁阳货执季桓子。阳货欲见孔子，当在此后。

　　 鲁定公八年 孔子年五十岁。鲁三家攻阳货，阳货奔阳关。是年，公山弗扰召孔子。

　　 鲁定公九年 孔子年五十一岁。鲁阳货奔齐。孔子始出仕，为鲁中都宰。

　　 鲁定公十年 孔子年五十二岁。由中都宰为司空，又为大司寇。相定公与齐会夹谷。

　　 鲁定公十二年　 孔子年五十四岁。鲁听孔子主张堕三都。堕郈，堕费，又堕成，弗克。孔了堕三都之主张遂陷停顿。

　　 鲁定公十三年　 孔子年五十五岁。去鲁适卫。卫人端木赐从游。

　　 鲁定公十四年　 孔子年五十六岁。去卫过匡。晋佛肸来召，孔子欲往，不果，重反卫。

　　 鲁定公十五年　 孔子年五十七岁。始见卫灵公，出仕卫，见卫灵公夫人南子。

　　 鲁哀公元年 孔子年五十八岁。卫灵公问陈，当在今年或明年，孔子遂辞卫仕。其去卫，当在明年。

　　 鲁哀公二年 孔子年五十九岁。卫灵公卒，孔子在其卒之前或后去卫。

　　 鲁哀公三年 孔子年六十岁。孔子由卫适曹又适宋，宋司马桓魋欲杀之，孔子微服去，适陈。遂仕于陈。

　　 鲁哀公六年 孔子年六十三。吴伐陈，孔子去陈。绝粮于陈、蔡之间，遂适蔡，见楚叶公。又自叶反陈，自陈反卫。

　　 鲁哀公七年 孔子年六十四岁。再仕于卫，时为卫出公之四年。

　　 鲁哀公十一年　 孔子年六十八岁。鲁季康子召孔子，孔子反鲁。自其去鲁适卫，先后凡十四年而重反鲁。此下乃开始其晚年期的教育生活，有若、曾参、言偃、卜商、颛孙师诸人皆先后从学。

　　 鲁哀公十二年　 孔子年六十九岁。子孔鲤卒。

　　 鲁哀公十四年　 孔子年七十一岁。颜回卒。齐陈恒弑其君，孔子请讨之，鲁君臣不从。是年，鲁西狩获麟，孔子《春秋》绝笔。《春秋》始笔在何年，则不可考。

　　 鲁哀公十五年　 孔子年七十二岁。仲由死于卫。

　　 鲁哀公十六年　 （西历纪元前四七九年）孔子年七十三岁，卒。

孔子传·附录

附录（一） 读胡仔《孔子编年》

　　 胡仔字元任，尝辑诗话，所谓苕溪渔隐者是也。其为孔子编年，乃奉其父舜陟汝明之命。舜陆序其书在绍兴八年，有曰：

　　 孔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者，杂出于《春秋》三传、《礼记》、《家语》与夫司马迁《世家》，而又多伪妄，惟《论语》为可信，足以证诸家之是非。予令小子仔采摭其可信者而为《编年》。

　　 《四库提要》论其书则曰：

　　 自周秦之间，谶纬杂书，一切诡异神怪之说，率托诸孔子，大抵诞谩不足信。仔独依据经传，考寻事实，大旨以《论语》为主而附以他书，其采摭颇为审慎。惟不免时有牵合，尤失于穿凿。然由宋以后，纂集圣迹者，其书众多，亦猥杂日甚。仔所论次犹为近古，故录冠传记之首，以见滥觞所自。

　　 余读其书，采摭颇广，而考订则疏。其所引皆不举其出处，厥为一大疏失。先秦古籍，其可信与不可信，往往相差甚远。睹其书名，即可逆揣其可信之程度。胡氏书既将所引书名全略去，又有所引异书而缀之同条之下，其为牵合穿凿尤甚。并仅有编次，不加考订，更见其疏。盖自《史记　孔子世家》以下撰写孔子传者，惟此为第一部。自朱子出而学术界考订之功遂日臻精密。胡氏书在朱子前，可见滥觞所自，固不得以后人著述体例相绳也。

　　 又其书虽以《论语》为主，而编入《论语》诸章亦备见疏失。举其易见者：如《论语　八佾》篇子入太庙章，胡氏书编入鲁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一。孔子之始入鲁太庙，决当在此以前，并当在年少时，故或人讥之曰鄹人之子。若在孔子五十一岁之年，已在鲁为显仕，或人固不当以鄹人之子讥之。此则细诵《论语》原文而可知其非矣。

　　 又如《论语　先进》篇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胡氏书编入鲁哀公十二年孔子年六十九。今按本章当编次于孔子五十岁前初期讲学时，则情辞宛符。今编次于孔子晚年后期讲学之时，则显与《论语》本章原文不合。孔子之问四子，曰：“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知其时四子皆未获用于时。及孔子仕鲁，行乎季孙，子路已为季氏宰。及孔子晚年反鲁，冉有亦已为季氏宰，方大见任用。孔子何为在其后又有如或知尔之问？子路冉有之对，核之在鲁哀公十二年时两人之仕历与地位，遥为不称，此亦细诵《论语》原文而可知其非者。

　　 又如《论语　季氏》篇季氏将伐颛臾章，胡氏书编入鲁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七，此可谓大背情实。此时孔子尚未出仕，子路、冉有方从学于孔子门下，无由先与季氏有缘。何为季氏将伐颛臾，而两人为之先容于孔子。且季路、冉有两人相差二十年，故四子言志，子路序列在冉有之前，而此章冉有转列子路前。又孔子独责冉有，曰：“求！无乃尔是过与？”下文亦冉有独答，可见此事应由冉有负责。若以移列孔子晚年归鲁，冉有为季氏宰，见信用事，而子路亦同时仕于季氏，则情事适切矣。

　　 又如《论语　子张》篇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及叔孙武叔毁仲尼两章，胡氏书皆以编入鲁定公八年孔子年五十。时孔子始出仕，尚未显用，叔孙何为遽公然毁之于朝？抑且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孔子五十一岁时为鲁司寇，子贡方年二十，今年尚仅十九岁，疑尚未从学于孔子。而叔孙之言曰：“子贡贤于仲尼”，可知此章当在孔子晚年，子贡见用于鲁，于外交上屡著绩效，声誉方隆，故叔孙疑其贤于孔子也。

　　 以上皆引用《论语》原文，未经细考，而可显见其误者。亦有引用他书，不旁参之《论语》而误者。如季康子召冉求，胡氏书编入鲁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此据《史记　孔子世家》。然《论语　述而》篇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章，是冉有乃从孔子自陈反卫，必无自陈反鲁之事。冉有之归鲁，当在反卫之后，不在季桓子甫卒之岁。据《论语》而《史记》之误自显。胡氏父子知诸家书记孔子行事多伪妄，惟《论语》为可信，而又不本《论语》以证诸家之是非，何耶？

　　 又如孔子与于蜡宾，言偃在侧，胡氏书列此于鲁定公十一年孔子年五十三。其年其事，胡氏本之《孔子家语》及《小戴记》之《礼运》篇。然考《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则孔子五十三岁时子游年仅八岁。孔子五十五岁去鲁，子游年十岁，其时尚未从游。孔子厄于陈蔡之间，子游年亦仅十六，决不遽以文学称。孔子反鲁，子游年二十三，其从游应在孔子反鲁之后。《论语　先进》篇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章，下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十哲，则断非孔子当时之语。若记孔子当时语，则十哲应称名，不称字。即此可证四科十哲乃《论语》编者所附记。子游决不在相从陈蔡之列，更何从侍孔子为司寇时与于蜡之祭乎？至言大同小康，所关何等重大，既不见于《论语》，则《礼运》篇亦属可疑，此不详论。

　　 又如《左氏传》鲁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来一长篇，下附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谿。”胡氏书引以编入孔子二十二岁时。《论语　颜渊》篇颜渊问仁章，孔子答以克己复礼为仁，明是孔子自己语，非称引前人语。孔子以仁为教，乃孔子之最大教义，亦由孔子最先主张。仁礼并举，《论语》屡见，若克己复礼为仁一语乃孔子称引前人语，孔子为何抹去此前人名字不提？又孔子自所发明之重要主张又何在？王应麟《困学纪闻》据《论语》疑《左传》是也。胡氏书引《左传》此条，则何以解《论语》？此乃有关考论孔子学术思想之最大要端，较之何事在何年之编排，其重要性超出远甚，而胡氏不能辨，则其书他处之不能获得孔子生平言行之要领亦可知矣。

　　 胡舜陟序列举《春秋》三传、《礼记》、《家语》及司马迁《世家》，独不及《孟子》。《孟子》亲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其去孔子为时不远，又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故孟子述及孔子，其重要性应尤在《左传》诸书之上。胡氏书殆因《孟子》书中语若无关于其逐事编年之具体需要，遂忽弃不加注意，是亦一大缺失。

　　 《孟子　万章》篇有曰：“孔子之仕也，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又曰：“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此两条发挥孔子进退出处行止之义，大可阐发。胡氏书有称引，无考订，无阐发，此为其书缺失所在。据《孟子》语，孔子在齐未仕，又其去也速，则断无久淹在齐达于七年之久之事。胡氏书编列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五至齐，鲁昭公三十一年孔子年四十一去齐反鲁，前后共七年，其误显然。

　　 孟子语最费研讨者，为“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一语。胡舜陟序谓：“孔子去鲁凡十三年，适卫者五，适陈、适蔡者再，适曹、适宋、适郑、适叶、适楚者一，而复自卫反鲁。”此据《史记　孔子世家》，而实为孟子“未尝终三年淹”一语所误。实则孟子语当通读其上下文，乃指孔子之出仕而言。其先在卫当逾四年，而受禄出仕则不足三年。其在陈亦逾三年，其受禄出仕亦当不足三年。及其再反卫亦滞留逾四年，其受禄而仕果亦不出三年与否，今已不可详定。岂其于卫孝公仅公养之仕，虽亦受禄，与灵公时际可之仕不同，故孟子未尝终三年淹之语，独于其仕卫孝公不严格绳之乎！至于适叶、适楚乃属一事，而胡氏书亦分别编年，其误更不必辨。

　　 要之，胡氏书仅知称引，逐年编列，无考订，无阐发，牵合穿凿，一若全成定论，使读其书者全不见有问题曲折之所在，此其所以采摭虽勤，纵若审慎，果以后起之著述绳之，终为相差犹远也。

　　 附录（二） 读崔述《洙泗考信录》

　　 考证之学，自宋以后，日精日密，迄于清而大盛。其成绩超迈前人。有关讨论孔子生平历年行事者亦日详日备。清初负盛名有崔述东壁《洙泗考信录》五卷，历考孔子终身之事而次第厘正之，附之以辨。又为《洙泗考信余录》三卷，一一兼考孔门诸弟子，以与孔子行事相阐发。其精密详备，并为后起者所莫能及。迄于近代，盛推清儒考据，而东壁遗书几于一时人手一编。然余读其书，亦多疑古太甚，驳辨太刻之类。其遍疑群书犹可，至于疑及《论语》，则考论孔子生平行事，乃无可奉一书以为之折衷，亦惟折衷于作者一人之私见，斯其流弊乃甚大。兹篇摘举数例，以纠其失。非于崔氏争短长，乃为治考证之学者提出一可值注意之商榷耳。

　　 《史记　孔子世家》：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崔氏曰：

　　 此文或有所本，未敢决其必不然。然《史记》之诬者十七八，而此文又不见他经传，亦未敢决其必然，故附次于备览。

　　 今按：此考孔子先世，伯夏其人无所表现，宜其不见于其他之经传。然《史记》若无所本，何为于防叔与叔梁纥之间特加此一世？《史记》之诬诚不少，然乃误于其所本，非无本而伪造也。全部《史记》中，不见其他古籍者多矣，若以崔氏此意绳之，则《史记》将成为不可读。今考孔子生平行事，其先世如伯夏，无大关系，略而不论可也。而崔氏竟因此旁涉及《史记》，谓其所载未敢决其必不然，又未敢决其必然，此其疑古太猛，有害于稽古求是者之心胸，故特举此以为例。

　　 又《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崔氏亦以入备览，此亦因其所载未见他书，故未敢决其必然。与前例之意同。则岂司马迁之为《史记》，果惯为伪造乎？苟有坚强反证，虽其事屡见，亦属可疑。如无反证，即属单文独出，亦不必即此生疑。又何况其在古籍，乌得事事必求其同见他书？此皆崔氏疑古太猛之心病。

　　 《孔子世家》又云：“祷于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崔氏说之口：

　　 此说似因孔子之名字而附会之者，不足信。且既谓之因于祷，又谓之因于首，司马氏已自无定见矣，今不录。

　　 此又较入备览者加深一层疑之。然若鲁邦确有尼丘，则因祷之说不便轻疑。又若孔子首确是圩顶，则因首之说亦不用轻疑。司马迁博采前说而两存之，其果两有可信否？抑一可信而一不可信乎？不可无证而轻断。崔氏疑古太猛，将使读古书者以轻心掉之，而又轻于下断，病不在前人之书，特在治考证者之轻心，此又不可不知也。然而崔氏此书，材料之搜罗不厌琐碎，考辨之严格又纤屑不苟，其长处正可于短处推见，此则待读者之善于分别而观，勿悬一节以概之可也。

　　 《论语　微子》篇：“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崔氏列此章于存疑，辨之曰：

　　 孟子但言去齐接淅而行，未尝言其何故。独《论语》微子篇载齐景公之言云云，然考其时势，若有不符者。孔子在昭公世未为大夫，班尚卑，望尚轻，景公非能深知圣人者，何故即思以上卿待之？而云若季氏则吾不能也。景公是时年仅四十五岁，后复在位二十余年，岁会诸侯，赏战士，与晋争霸，亦不当云老不能用也。《微子》一篇，本非孔氏遗书，其中篇残简断，语多不伦，吾未敢决其必然。姑存之于接淅而行之后，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今按：孔子去齐之时，已离委吏乘田之职。开门授徒，从学者四方而至，不得谓之“班尚卑，望尚轻”。景公初见，问以为政之道，而知钦重，欲尊以高位，赐以厚禄，此非必不可有之事。继则或受谗间，或自生退转，持意不坚，此正崔氏所谓非能深知圣人也。其曰：“吾老矣，不能用。”或出推托之辞，或自惭不足以行孔子之大道，仅知会诸侯，争伯位，明非孔子之所欲望于时君者。微子篇所载景公两证，绝不见有可疑之迹。若仅考景公年岁，则是据欧阳修之年龄而疑《醉翁亭记》之不可信也。有是理乎？

　　 而其微子一篇本非孔氏遗书一语，更须商讨。余之《论语新解》本朱子意说此篇有云：“此篇多记仁贤之出处，列于《论语》之将终，盖以见孔子之道不行，而明其出处之义也。”又曰：“本篇孔子于三仁逸民师挚八乐官，皆赞扬而品列之。于接舆、沮溺、荷蓧丈人，皆，惓惓有接引之意。盖维持世道者在人，世衰而思人益切也。本篇末章特记八士集于一家，产于一母，祥和所锤，玮才蔚起，编者附诸此，思其盛，亦所以感其衰也。”则又乌见所谓篇残而简断者。崔氏又曰：“此篇记古人言行，不似出于孔氏门人之手。”是不了于本篇编撰之意而轻疑也。崔氏又于接舆、沮溺、荷蓧三章皆列存疑，子路之告荷蓧丈人有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此即晨门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也。崔氏则曰：“分行义与行道为二，于理亦系未安。”此则失于考证，亦遂失于义理，其所失为大矣。崔氏并不能详举微子篇本非孔子遗书之明确证据，遂轻率武断齐景公待孔子章与接舆、沮溺、荷蓧三章为可疑。然即谓此四章可疑，以证微子篇之可疑，此乃循环自相为证，皆空证，非实证也。

　　 《论语　阳货》篇：“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崔氏于此章备极疑辨之辞，此不详引而引其最要者，曰：

　　 《左传》：费之叛在定公十二年夏，是时孔子方为鲁司寇，听国政。弗扰，季氏之家臣耳，何敢来召孔子？孔子方辅定公以行周公之道，乃弃国君而佐叛夫，舍方兴之业而图未成之事，岂近于人情耶？《史记》亦知其不合，故移费之叛于定公九年。《史记》既移费叛于九年，又采此文于十三年，不亦先后矛盾矣乎？

　　 今按：今《论语新解》辨其事有曰：“弗扰之召，当在定公八年。阳货入灌阳关以叛，其时弗扰已为费宰，阴观成败，虽叛形未露，然据费而遥为阳货之声援，即叛也，故《论语》以叛书。时孔子尚未仕，弗扰为人与阳货有不同，即见于《左传》者可知。其召孔子，当有一番说辞。或孔子认为事有可为，故有欲往之意。”若如余《新解》所释，孔子欲往，何足深疑？《论语》之文简质，正贵读者就当时情事善作分解，不贵于绝不可信处放言滥辨。且《史记》已移弗扰叛在定公九年，其事亦本之《左传》，《论语》此章，《史记》又载于定公之十三年，此正《史记》之疏。崔氏不深辨，而辞锋一向于《论语》之不可信，此诚崔氏疑古之太猛耳。

　　 崔氏又曰：

　　 然则《论语》亦有误乎？曰：有。《汉书　艺文志》云：《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鲁二十篇。何晏《集解序》云：齐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是齐论与鲁论互异。《汉书　张禹传》云：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是鲁论中亦自互异。果孔门之原本，何以彼此互异？其有后人之所增入明甚。盖诸本所同者，必当日之本。其此有彼无者，乃传经者续得之于他书而增入之者也。是以季氏以下诸篇，文体与前十五篇不类，其中或称孔子，或称仲尼，名称亦别。而每篇之末，亦间有一二章与篇中语不类者。非后人有所续入而何以如是？

　　 今按：崔氏此处辨《论语》，当分两端论之。一则谓古论、齐论、鲁论章句篇第有异，一则谓季氏以下五篇文体与前十五篇不类。此属两事，而崔文混言之，则非矣。余五十年前旧著《论语要略》，第一章序说《论语》之编辑者及其年代，其中颇多采崔氏之说。越后读书愈多，考辨愈谨，乃知读《论语》贵能逐章逐句细辨，有当会通孔子生平之学说行事而定，有当会通先秦诸书之离合异同而定。乃知《论语》中亦间有可疑，然断不能如崔氏之辨之汗漫而笼统。及四十年后著《新解》，乃与四十年前著《要略》，自谓稍稍获得有进步。乃能摆脱崔氏之牢笼，不敢如崔氏疑古之猛，务求斟酌会通以定于一是。故去年为《孔子传》，较之《要略》第二章孔子之事迹，取舍从违之间亦复多异。读者能加以比观，其中得失自显，今亦不烦于崔氏书多加驳辨。

　　 《论语》雍也篇子见南子章，崔氏据孔安国注辨其可疑，余之《孔子传》对此事已详加分析，此不再论。惟崔氏又因此章疑及《论语》之他章，其言曰：

　　 此章在雍也篇末，其后仅两章，篇中所记虽多醇粹，然诸篇之末，往往有一二章不相类者。乡党篇末有色举章，先进篇末有侍坐章，季氏篇末有景公邦君章，微子篇末有周公八士章。意旨文体，皆与篇中不伦，而语亦或残缺，皆似断简，后人之所续入。盖当其初，篇皆别行，传之者各附其所续得于篇末。且《论语》记孔子事皆称子，惟此章及侍坐羿奡武城三章称夫子，亦其可疑者。然则此下三章，盖后人采他书之文附之篇末，而未暇别其醇疵者。其事固未必有，不必曲为之解也。

　　 此所牵涉甚远。即如微子篇末周有八士章，余之《新解》有说，已详上引，可不论。且此章并不在篇末，乃并此下两章而疑之。其一为《中庸》之为德也章，又一为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章，崔氏不能就此两章一一辨其为断简续入，又不能一一辨其为有疵不醇，何得因子见南子章而牵连及之。又先进篇末之侍坐章，究竟其可疑处何在，其疵而不醇处又何在，乃亦因其在篇末而疑之。又因其与此章同用夫子字而并疑之。又牵连及于宪问篇南宫适问于孔子章，雍也篇子游为武城宰章而并疑之，是亦过矣。窃谓此诸章当一一分别探究其可疑何在，其有疵而不醇者何在，不得专以用有夫子二字而一并生疑也。

　　 《论语》阳货篇：“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岂能系而不食！’”崔氏又详辨之，其要曰：

　　 佛肸之叛，乃赵襄子时事。《韩诗外传》云：“赵简子薨，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兴师而次之。”新序云：“赵之中牟畔，赵襄子率师伐之，遂灭知氏。”《列女传》亦以为襄子。襄子立于鲁哀公之二十年，孔子卒已五年，佛肸安得有召孔子事？《左传》定公十三年，齐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哀三年，赵鞅围朝歌，荀寅奔邯郸。四年围邯郸，邯郸降，齐国夏纳荀寅于柏人。五年春，围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齐。夏，赵鞍围中牟。然则此四邑者，皆荀寅赵稷等之邑，故赵鞅以渐围而取之。当鲁定公十四五年孔子在卫之时，中牟方为范中行氏之地，佛肸又安得据之以畔赵氏。

　　 今按：据《左传》定公十三年秋，范氏中行氏与赵氏始启争端。是年冬，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时中牟尚为范氏邑。其邑宰佛肸，或欲助范中行氏拒赵氏而未果。其召孔子，正可在定公之十四年。此与公山弗扰之召同一情形。惟《论语》文辞简质，谓二人之以费叛以中牟叛，乃指其存心，非指其实迹，本无可疑。读古书遇难解处，先当尽可能别求他解，诸解均不可通，乃作疑辨。《论语》此两处，惟当解作意欲以费叛中牟叛即得。而崔氏轻肄疑辨，则亦有故。崔氏又言之，曰：

　　 凡夫子云者，称甲于乙之词，《春秋传》皆然。至孟子时，始称甲于甲而亦曰夫子，故子禽子贡相与称孔子曰夫子。颜渊子贡自称孔子，亦曰夫子，盖亦与他人言之也。称于孔子之前则曰子，不曰夫子。称于孔子之前而亦曰夫子，惟侍坐武城两章及此章，盖皆战国时人所伪撰，非门人弟子所记。

　　 今按：此可谓孔门弟子已有面称孔子曰夫子者。亦可谓今传《论语》各章文字，有文体前后稍不同者。或可说《论语》中面称孔子曰夫子，其文体皆较晚。不得径以此疑诸章乃伪撰。诸章之为伪撰与否，当另有他证定之，不得即据有夫子两字为判。

　　 崔氏又曰：

　　 《论语》者，非孔子门人所作，亦非一人所作也。曾子于门人中年最少，而《论语》记其疾革之言，且称孟敬子之谥。则是敬子已没之后乃记此篇，虽回赐之门人，亦恐无有在者矣。季氏一篇俱称孔子，与他篇不同。盖其初各记所闻，篇皆别行，其后齐奋诸儒始辑而合之，其识不无高下之殊，则其所采，亦不能无纯驳之异者，势也。

　　 今按：此条语较少病。然仅当云《论语》非尽孔子门人所记，亦非一人一时所记，则为允矣。惟《论语》成书，经诸儒一番论定，其辑合之时间虽较晚，其所保存之文体，犹不失最先当时之真相。则《论语》实为一谨严之书。崔氏之辨，固多有陷于轻率者，此则读崔氏书者所当审细分别也。

　　 附录（三） 读江永《乡党图考》

　　 清儒考论孔子事迹，自崔述《洙泗考信录》之后，有江永《乡党图考》，其首卷亦备论孔子生平历年行事，自先世迄于其卒，略如崔氏之书。而文辞简质，立论谨慎，不如崔氏之博辨，而所失亦较少。如其叙公山不狃之召，曰：“不狃与阳货共谋去三桓，故《论语》以为畔，其实未尝据邑兴兵也。”言简情核，较崔氏所辨远胜。其叙佛肸事，据引《史记　世家》，曰：“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云云，明其事在赵简子时。崔氏必谓其事在赵襄子时，虽据《左传》，然无以必见《史记》之为误。因欲必定《史记》之误，乃连带疑及《论语》。此亦不如江氏书之不失谨慎之意。又江氏书博采同时稍前他人之说不为人所注意者，其用心良宽良苦，然其间亦尚有得有失，姑拈两事为例。

　　 其一，《檀弓》有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郰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江氏说之曰：

　　 此章为后世大疑。本非记者之失，由读者不得其句读文法而误。近世高邮孙邃人孙著《檀弓》论文，谓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十字当连读为句。盖殡也，问于郰曼父之母两句为倒句。甚有理。盖古人埋棺于坎为殡，殡浅而葬深。孔子父墓，实浅葬于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详，不惟孔子之家以为已葬，即道旁见之者亦皆以为已葬。至是母卒，欲从周人合葬之礼，卜兆于防，惟以父墓浅深为疑。如其殡而浅也，则可启而迁之。若其葬而深也，则疑于体魄已安，不可轻动。其慎也。盖谓夫子再三审慎，不敢轻启父墓也。后乃知其果为殡而非葬，由问于郰曼父之母而知之。盖唯郰曼父之母，能道其殡之详，是以信其言，启殡而合葬于防。盖殡也，当在问于郰曼父之母句下，因属文欲作倒句，取曲折故置在上。如此读之，可为圣人释疑，有裨礼经者不浅。

　　 江氏此条，颇受后人信从，朱彬《礼记训纂》亦采之。然核之《檀弓》之文理，参以当时之情事，江氏之说，两觉未允。果如其说，应云不知其父墓在五父之衢者为殡，乃明其所欲辨者之为殡与葬。今云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则所不知者似乃其墓地之何在。且殡与葬乃成墓以前事，墓则殡与葬以后事，故墓殡墓葬皆不得二字连用。且叔梁纥在当时亦一大夫，其卒，何为殡而不葬，迄于孔子母死，已及二十年之久，此仍无说可解。及孔子母卒，孔子欲其与父合葬，既不先知其父葬之深浅，与其可以迁动与否，则又何为为其母先卜兆于防。此亦无说可通。前人所疑，特疑孔子圣人，何以不知其父葬处。然《檀弓》又引孔子之言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既其墓不覆土为坟，自不易识别，此自无足深疑。读古书苟有疑，当尽可能先求种种之解释，不当径弃其所疑之本书，而别引他书以为说。如崔氏疑《论语》佛肸事，即据《左传》弃《论语》，不知为《论语》别作一解，则《论语》《左传》皆可通。江氏此条仍本《檀弓》本文，与崔氏取径不同，而强为他解，乃不知其较之旧解为更无当。可知考古辨伪之事非不当有，贵能本之于审慎之心情，衡之以宏通之识见，固非轻疑好辨之所能胜任也。

　　 又一事云：

　　 按年谱：哀公十年，夫人幵官氏卒。昔人因《檀弓》记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谓其已甚，因谓孔子出妻。近世丰城甘驭麟绂著四书类典赋辨其无此事云。《檀弓》载门人问子思曰：“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于施氏而言，非谓伯鱼之于幵官也。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无子，此正所谓无子当出者。《家语》后序所谓叔梁公始出妻是也。此说甚有理。施氏无子而出，乃求婚于颜氏，事当有之。其后施氏卒，夫子为之服期，盖少时事。门人之问明云：“子之先君子丧出母”，是谓夫子自丧出母，非谓令伯鱼为出母服也。子思云：“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此语尤可见孔子虽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则孔子买为父后之子。在礼，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圣人以义处礼，父既不在，施氏非有他故，不幸无子而出，实为可伤，故宁从其隆而为之服。设有他故被出，则当从其污，不为之服矣。所谓无所失道者也。若伯鱼之母死，当守父在为母期之礼，过期当除，故抑其过而止之，何得诬为丧出母也。甘氏说有功圣门，特表出之，并补其所未尽之说。

　　 江氏善言礼，此条辨叔梁纥出妻，孔子非有出妻之事，虽引据甚简，叉皆片言只辞，而加以会通，为之说明。破后代之讹说，发古人之真相，考据疑辨之功，亦何可废。真积力久而用功深，自可犁然有当于人心，如江氏此条是也。

　　 江氏之后，清儒考据之业日盛。然考孔子生平历年行事者，或据《论语》，或本《左传》，或辨《史记》，率皆逐句逐条疑之辨之，解之释之，求其综合终始而备为之说，如崔氏、江氏之书者则鲜。间亦有之，然皆不得与崔氏江氏书媲美。今亦不再缕陈。其逐条逐句作为疑辨解释者，虽亦精义络绎，美不胜收。然或则各持一偏，或则相与抵牾，今欲会通众说，归于条贯，汰非存是，勒为定论，以为孔子作一新传，其事亦甚不易。抑且汉宋门户之见愈演愈烈，义理考据一分不可复合，既为识趣所限，能考孔子之事，乃不能传孔子其人，此尤为病之大者。窃不自撰，最近作为《孔子传》一书，抑有其意，亦未必能尽副其意之所欲至。姑举胡氏、崔氏、江氏三人之书而略论之，非欲进退前人，乃庶使读吾书者，知其取舍从违之所在，知其轻重缓急之所生。知其荟粹群言，而未尝无孤见独出之明。知其自本己意，而未尝无博采兼综之劳。特以补我自序己书之所未尽。若谓吾书出而自宋以来一千年诸家述作考辨皆可搁置一旁，则断断非吾意之所存也。

　　 附录（四） 旧作《孔子传略》

　　 孔子传略①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微子之后。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让弟厉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睾夷，睾夷生防叔，畏华氏之逼而奔鲁②。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于颜氏。颜氏女征在从父命为婚③，梁纥老而征在少，时人谓之野合④。祷于尼丘，得孔子，故孔子为鲁人。

　　 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⑤，生而顶如反宇，中低而四旁高，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丘生三岁⑥而叔梁纥死，葬于鲁东之防山。其母未以告，故孔子疑其父墓处。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郰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及长，贫且贱。尝为委吏，料量平，会计当。尝为乘田，牛羊茁壮，畜蕃息。孔子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以知礼名。鲁大夫孟厘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及其将死，诫其二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嗣有宋而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厘子卒，孔子年三十四矣⑦，孟懿子、南宫敬叔往学礼焉⑧。弟子稍益进。

　　 是时也，晋平公淫，六卿擅权，东伐诸侯。楚兵强，陵轹中国。齐大而近于鲁。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齐师侵鲁⑨。鲁昭公之二十五年，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时孔子年三十五，鲁乱，遂适齐，为高昭子家臣。闻韶乐，乐之，三月不知食味。齐人称之。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陈恒制齐，故孔子以此对。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欲以尼谿田封孔子，齐人或谗之⑩，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又曰：“吾老矣，弗能用也。”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遂行，反乎鲁。

　　 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11。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醳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僣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僣，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阳虎欲见孔子，孔子不见，阳虎瞰孔子之亡而馈孔子豚。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孔子遂亦时其亡也而往拜之。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我将仕矣。”○12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欲因阳虎共废三桓之适，更立其庶孽为阳虎所素善者。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后阳虎败，奔齐，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时孔子年五十一。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犁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公曰：“诺。”具左右司马。犁弥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为坛位，士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莱人旖鉏旄羽祓，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景公心怍，遽辟之。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境，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返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13。

　　 定公十二年，侯犯以郡叛，败奔齐○14。孔子曰：“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陪臣执国命，采长数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15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成宰公歛处父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16。

　　 孔子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如归。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姑徐乎！”○17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定公十三年春，郊，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曰：“我可以行矣。”是岁孔子年五十五，遂去鲁，行宿乎屯。而师己送之，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渴，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己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孔子遂适卫，主于颜雠由。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18。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19

　　 孔子居卫，过蒲○20，会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其为人长贤有勇力，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日：“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21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灵公日：“善！”然不伐蒲。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磐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22@

　　 鲁哀公二年○23，夏，卫灵公卒，卫人立灵公孙辄，是为出公。六月，晋赵鞅内卫灵公太子蒯聩于戚。阳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绖，伪自卫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卫人拒之。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24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是年孔子去卫。佛肸○25为中牟宰，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叛，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然孔子终不去晋，乃过曹，又过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使人往，孔子已行，拔其树。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26过郑，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27。

　　 鲁哀公三年，夏，鲁桓厘庙燔，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陈闻之，曰：“灾必于桓厘庙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28子贡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冉求既去，明年○29，蔡昭公将如吴，吴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后将往，大夫惧复迁，公孙翩射杀昭公。楚侵蔡。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30。明年秋，齐景公卒。明年○31，吴伐陈，陈乱，孔子居陈三岁而去○32，行绝粮○33，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34楚救陈，昭王卒于城父。孔子自陈如负函，就叶公○35。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36附迩。”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长沮、桀溺耦而耕○37，孔子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彼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是知津矣。”粱溺谓子路曰：“子为谁？”日：“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与？”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隐者也。”使复往，则亡矣。

　　 其明年，吴与鲁会缯，征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时子贡反仕于鲁，康子使子贡往，事得已。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夫君子为之必可名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我欲召孔子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矣。”卫孔文子○38将攻太叔，问策于孔子，孔子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访卫国之难也。”孔子将止，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

　　 鲁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季康子问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自唐虞○39，曰：“夏礼吾能言之，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一文一质，周监二代，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40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41。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42，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罕言利，与命与仁。其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傧，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而行。鱼馁肉败不食，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是日哭，则不歌。见齐衰者，瞽者，虽童子必变。与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不语怪力乱神。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曰：“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我执御矣。”牢曰：“子云：我不试，故艺。”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孔子视之，曰：“麟也。”孔子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胃然叹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莫子知也？”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也。”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鲁史记，作春秋，上自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43。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用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岁，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其颓乎！梁木其摧乎！哲人其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其孰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殆殷人也。”后七日卒。时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年七十三。哀公诔之，曰：“昊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44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祀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45。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汉惠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汉武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

　　 汉太史公司马迁赞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注　解】

　　 ① 本篇全据《史记　孔子世家》，而略有删正，乃十余年前旧稿。近撰《孔子传》，详略不同，又细微处续有改定，当从近撰。

　　 ② 以上叙孔子先世，据索隐引《家语》增入。

　　 ③ 以上叔梁纥娶鲁施氏以下，据索隐引《家语》增入。

　　 ④ 索隐云：野合者，谓梁纥老而征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正义云：男子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子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婚姻过此者皆为野合。据此梁纥婚过六十四矣。

　　 ⑤ 《公羊传》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此从《史记》。

　　 ⑥ 据索隐引《家语》。

　　 ⑦ 按《史记》本文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厘子病且死。又云：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皆误。今据《左传》改正，说详《先秦诸子系年》卷一。

　　 ⑧ 此下有南宫敬叔与孔子适周问礼见老子一节，今删。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⑨ 此下有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见孔子一节，今删，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⑩ 此处原文有晏婴曰一大节，今删，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11 此下有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两节，均删。

　　 ○12 本节据《论语》增入。

　　 ○13 本节参《左传》，删诛侏儒一节，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14 原文云定公十三年，误。侯犯之叛，据《左传》增。

　　 ○15 此数语据《公羊》注增。

　　 ○16 此下有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一节，删，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17 原文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此盖据《孟子》而误会其义，今酌易之。

　　 ○18 此下有或谮孔子于卫灵公，孔子适陈过匡一节，又使从者为宁武子家臣而过蒲一节，皆删。

　　 ○19 此下有灵公与夫人同车，孔子为次乘，招摇过市一节，删。又过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一节移后。又适郑，独立郭东门一节删。又适陈一节移后，有集集于陈廷一节删。又还息陬乡作瞰操一节删。

　　 ○20 原文作孔子去陈过蒲，今正。

　　 ○21 孔子过蒲，不见于《论语》，史文必有本而误分为两过蒲，今姑参其年代地理并两事为一而存之。惟事当在初适卫时，《史记》叙在后，仍误。此姑仍之。下文有孔子将西见赵简子一节删，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22 此下有孔子学鼓琴师襄子一节删。

　　 ○23 原文孔子行在卫灵公卒前，今正，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24 此节据《论语》增，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25 佛肸之事见论语必有本。惟孔子曰：“不曰坚乎，不曰白乎，”坚白兼举，似战国晚出人语。姑些志疑。

　　 ○26 《论语》亦云子畏于匡，或系孔子过蒲一事之讹，或系微服过宋之讹，二者必居一焉，今既著过蒲一事，又著过宋事，而没其畏匡焉，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27 原文孔子于卫灵公时凡四去卫，再适陈，今皆改正，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28 原文孔子在陈叹归欤凡两见，此存其一。

　　 ○29 原文此年孔子自陈迁于蔡，今删，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30 此据《左传》增，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31 此处原文云孔子自蔡如叶，今删，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32 原文孔子迁于蔡三岁，误，今正，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33 原文作陈蔡用事大夫发徒役围孔子于野，遂绝粮，此不从，删，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34 此下原文有子贡色作一节，有匪兕匪虎率彼旷野一节，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一节，均删。

　　 ○35 原文有楚昭王欲以书社七百里封孔子一节，今删，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36 原文孔子自蔡如叶，又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聘孔子，分两事，今正。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37 长沮桀溺一节，荷蓧丈人一节，原文入之孔子去叶反蔡途中，误。此两事殆孔子自陈适楚时事，否则由楚反卫时事也，故系之于此。

　　 ○38 此据《左传》增。《论语》卫灵公问陈，两事相似，《史记》两存之，今删卫灵公问陈一节，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39 原文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今酌正。

　　 ○40 此下原文有古者诗三千余篇一节，今删。

　　 ○41 此下原文有孔子晚而喜易一节，删，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42 原文作弟子盖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今酌正。

　　 ○43 原文有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语，今删。又按：孔子作《春秋》，疑应在获麟绝笔，非始作。语详余另作《孔子传》。

　　 ○44 原文有子贡曰君其不殁于鲁一节，删。

　　 ○45 原文云子思作《中庸》，今删，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孔子传·后记

余撰《孔子传》前，本有旧稿《孔子传略》一篇。及门戴景贤创为广学社印书馆，索余稿，余遂以与之。并旧稿《论语新编》一篇合刊为一小册。窃谓如余此稿，始或稍合通俗普及之用，然万不宜以如此稿付孔孟学会刊行。学会所发布之刊物，宜稍具学术性，稍富研究性，岂宜以简单平浅者供人传习。今附刊于此，以供读者参考。

　　 但又念今白话流行，即如此传略，多用《左传》《史记》原文，亦已不得谓是一通俗本。倘必求通俗，势非尽废文言，通体以白话抒写，庶或近之。然必以古本文言改写白话，其事当更难。如今世《论语》《左传》等书，皆有白话翻译本，惜余未曾见及。但中国古人则多作注释，即如佛教翻译印度原文，亦多另自作注。

　　 今试以白话作注，亦较以白话直译原文远为合适。如《论语》一“仁”字，岂不可作为注语，详发其义？若必直作翻译，岂不难之又难。今人于此不辨，则对于古典文之宣传，岂不将如鲤鱼之登龙门。则亦惟有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之叹矣。余今又谨以附兹篇于本书之最后，以供读者之参考。孔子之教，博文约礼，非敢贪多，亦以备读者之善自约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