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5月6日刚刚落幕，因新冠肺炎疫情已宣布取消实体颁奖礼，新一年入围的作品中又被业内普遍认为缺乏真正具有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水准的作品，也有很多影迷以自己的方式缅怀香港电影的过去的璀璨时刻。
大约是2018年年末，社交媒体Facebook上突然流传开一些黑白旧照：危坐窗边的刘德华、双手托头的徐克导演、坐地玩猫的邓光荣、整理仪容中的林青霞、只穿内裤的林子祥、举枪扮鬼扮马的章国明导演......这些不一样的香港电影黄金年代的老照片均由香港著名的摄影师卢玉莹拍摄并经由她的徒弟Alex整理发布。
无论你本身是影迷与否，看到这些旧照都会忍不住惊叹。相片经典之处，在于那些今日响当当的人物，在相中不只返老还童，更难得的是他们在片场实在地工作中，没有骚首弄姿，褪下华丽的光环，只有努力奋斗的身影和最真实的喜怒哀乐。相片的纪实性，让本来总被人簇拥着的大人物，回到了普通人的「贴地」却不失个性的状态。很久之前，有一个朋友，经已记不起是谁，向我提议开辟一个摄影专栏，以拍摄电影界人物为主。我本来就喜欢拍摄人物，又由于当时加入了『电影双周刊』，跟电影界朋友有著密切的联络，何不藉此「专栏」逼自己不停拍摄？我生性疏懒，要是没有「专栏」的压力，我是不会定期工作的。故此，就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一日在『电影双周刊』第二十期开始了「曝光人物」一栏。当时，「曝光人物」是意图把有突出表现的电影工作者，或有潜质的幕后工作者介绍出来，特意「曝光」一番。记得第一个电影人，我是选择了许鞍华，那时她刚拍完了处女作《疯劫》。许鞍华的性格，我是知道的，要她拍照，实在为难她，我私下有点儿不忍逼害她，可是任务在身，唯有努力把她诱请出来。回想也好笑，我把她带到深夜的电车上，举机相向，她还苦苦哀求我放好一马拍。她不是矫扭作态，因为四周无人，而是她真的很怕拍照。怕拍照，我觉得完全正常，我也怕被人拍照。终于我还是完成了任务。我很喜欢那张照片。
说起来，谭家明也是一个怕拍照的人，他可害得我苦了！我曾经只身夜探嘉禾片场，在又闷又热的厂景内苦候整个晚上，一无所获，就是因为他怕了我的摄影机，又很会躲。又有一次我碰见他在尖沙咀拍戏，立刻赶回家取摄影机，以为可以替他拍得一张照片，岂料，他竟然在众人面前央求我不要拍，真给他气坏！所以至今我还未有一张满意的谭家明照片，遗憾！幸而，电影工作者不是全部都害怕摄影机，有些根本喜欢上镜，这类型的人最受欢迎，亦是最合作的模特儿。章国明就最可爱，他懂得怎样引导你的摄影，不断提出意见刺激你。面对著他，你会有很多很多选择，而不是相对无言─尴尬。拍摄过程是轻松、愉快的。
徐克也是很好的拍摄对象，他会给你机会，给你时间。有些导演在工作时异常紧张，不停走动，使你一个镜头也没法捕捉。楚原在邵氏片场内，快步来回，难得有停下来的一刻，但在适当的时候，他也会记起我的存在，而给我机会。
但有些导演便不会明白我持机等待的苦心，像有意作弄似的永远不会走到「有足够光线」的地方，使我用武无地。有时连灯光师也同情我的苦候，通情达理的特意把灯光射去，给我拍摄的机会，为了拍摄「曝光人物」，多年追踪电影进行拍摄的实况，跟很多工作人员都熟络起来，他们给我很多方便和帮忙，感激不尽。拍摄人像，我喜欢用广角镜，在短距离捕捉对方最自然，最不自觉的面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唯有在他们工作时进行拍摄，因此使我有机会体会拍电影的艰苦，亦丰富了我的经历。我会落到中区的地底深处，那时黄志强正在那里拍摄《癫佬》。我冒生命危险攀落地铁的地底地盘，里面没有空气调节，乌烟瘴气，真难为那班工作人员要在里面工作多日。
我又曾探过西环上面的防空洞，那时邓光荣在山洞里面拍《怒拔太阳旗》。我要忍受那些防空洞的脏和黑，工作人员都怀疑我为何要自讨苦吃。
邓光荣, 导演、监制、演员， 卢玉莹拍摄于1981我又试过在寒风凛裂的高速公路伫立，那时曾志伟在拍《最佳拍档大显神通》的飞车镜头。全组工作人员士气高昂，像感觉不到寒冷，只有我一个冷得牙根打颤。
记得有一次，我要替麦嘉拍照，照例先打电话追查行踪，他说：「今晚我们半夜出发，像黑夜行军，要攀山越岭，你还是别跟来吧！」永远是那样大男人口气，我才不被他吓倒，坚持跟随出发。麦嘉唯有带同我摸黑走路，一行人有讲有笑，并不太辛苦。虽然当晚捱到通宵，我也拍不到一张满意的照片。可是深夜行山是我前所未有的经验，也算是有多少收获。
说来「曝光人物」带给我的收获可不少，除了经验、朋友之外，就是意外的赞赏。有点奇怪，不少人都表示喜欢「曝光人物」。施南生便说过她和徐克喜欢把所有的「曝光人物」放在一起来欣赏。台湾『中国时报』亦要求刊登那些照片，另立名目为「电影人映象」。直至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电影双周刊』第119期，「曝光人物」一栏才停止。因为我要应付一项新的工作，分身不暇，唯有割爱。想不到有不少朋友比我还紧张，屡次追问我何时再续 ，此事一直令我耿耿于怀。我可不曾想过把作品结集成书，名摄影家翁维铨早已建议我进行出版摄影集，他的鼓励使我欣然，但亦令我歉疚，我曾替上百的电影人拍照，竟然遗漏了这位也是导演的朋友。其后还有不同的机构及朋友向我提议出版「曝光人物」，可是每次翻看那些摄影作品，都觉得成绩平平，差强我意，实在没有勇气再拿出来献丑。几经规劝和催逼，我才毅然把四年来的『曝光人物』和其他电影人的照片勉强整理出一个大概，完全是就地取材。真怪自己疏懒，心无大志。要是早有计划，就不至内容偏颇不全。这本『电影人』只是这几年的摄影纪录，我希望会有第二集的『电影人』，能够把本港现在及将来出色的电影工作者的照片收集，摄影师不必是我。希望这愿望有实现的一天。
泰迪罗宾（关维鹏) 、监制、导演、演员、歌星、作曲家， 1983
这批名为《电影人》的相片，经由「卢玉莹映像」的社交账号Facebook 专页发布，拍摄者正是卢玉莹女士。相片数量相当多，技巧专业，卢玉莹本人却不是全职摄影师。她的正职是中学老师，30年来桃李满门且受学生敬重。
卢玉莹没有经历过正统学摄影的过程，仅仅是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去美新处（美国新闻处）、去图书馆，或是去辰冲（书店）「打书钉」，看Life Magazine、 National Geographic、Vogue。相机则是年少时父亲所赠的Minolta，镜头是一试倾心的28mm，即便是拍摄人像都甚少换成中距镜或是长镜，她的相片却也甚少显出广角镜把被摄者拉至变形的缺陷。「没有人估到我是用28mm （拍摄《电影人》系列相片）的，总是惊讶我怎么可以用28mm 拍摄人像，厉害吧？」她自豪道。对28mm 广角镜情有独钟，也一并塑造出卢玉莹的拍摄风格；她不是从未试过用其他镜头，只是24－28mm以外的领域，不是她那杯茶。「我喜欢贴人、埋身战、要跟被摄者有感觉，我不喜欢从远距离zoom 过去。」《电影人》的相片，便是在这种风格和态度下形成的作品，其拍摄时间大概为1979至1983年，大多都是来自《电影双周刊》内一个名为「曝光人物」的专栏。当时是文化刊物如雨后春笋的年代，《号外》也是那个时候创刊，且在《电影双周刊》出现之前，卢玉莹早就有作品于《号外》面世，然而《电影人》的相片风格与《号外》中的相片大相径庭，一问之下，才发现这并非有其他人要求而衍生的分野。
「那些相片风格的走向是我去控制的，因为那是的流行文化发展很初步，是我们带领潮流。我拍摄什么其他人就接收什么，没有人影响我们，是我们影响人。就算《号外》都没有要求过我怎样拍摄，是我创造属于自己的风格，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在拍摄的过程就会摸索到自己的风格，恰巧人们也很喜欢。就是这么简单。」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不只是香港的文化氛围，香港的电影也正值一个特别的时期，产量渐丰，内容渐趋多元，不只是要娱乐大众的商业片，更开始有深入探讨社会问题的写实片，后来《电影双周刊》为首的评论称那个黄金时期为「香港新浪潮」，至今仍是香港电影充满标志性的时期。
而在较前的时间，不少以「火鸟电影会」为首的有心人，曾经透过出版刊物及举办活动，不遗余力地在港推广电影艺术。卢玉莹便是「火鸟电影会」的创会成员之一。及后《电影双周刊》于1979年创刊，卢玉莹第一年便加入了其制作班底，并在第二十期开始主理「曝光人物」这栏目。「当初办『火鸟电影会』时我已经心怀狂热，希望可以推动香港的电影、提高香港电影的水准。那我自自然然就想帮助香港的电影工作者－－他们是需要被注意，提高其社会地位，那我们就想办法去帮他们，除了跟他们做访问、让人们有机会了解他们之外，我便利用我最擅长的方法－－摄影。」卢玉莹作为摄影师，早在《号外》等刊物累积有一定的名声，加上「曝光人物」这栏目，顾名思义希望增加电影工作者被注意的机会，因此，卢玉莹要在片场拍照，总是深得电影人们的欢迎。她总会尝试联络剧组，知道他们工作的位置，上山下海都会去，然后就在那里等，而非要各人很有型地在镜头前煞有介事的摆拍人像。「我是用纪实的方法拍摄的， 他们摆甫士的话我不会拍的。」
香港《号外》杂志曾发起了「我最喜欢的《号外》杂志封面」投票活动，一次释出1976-2018全部杂志、一共将近500张封面图电影工作者最吸引卢玉莹的，正是他们在资源不多的片场辛劳工作的样子，甚至是只有她才懂的那个样子。「如果真正认识了某个电影人，你会知道他并不如世道所知的模样，而我便是要发掘他真正的一面、最可爱的一面出来，例如张坚庭，他平时看起来很醒目，我就是想拍摄他很乖巧可爱的样子，因为我知道他有另外一面。」这些都得要耐心等待时机，才会捕捉得到；更甚是，卢玉莹不会狂按快门，只会等一个适合的时机。「例如拍摄成龙的那一张相，我在片场等了一整晚，成龙本人又『周身郁、周身飞』，还有他的『例牌』表情，我拍不下。」她形容自己就像一个佩枪的猎人，准备好随时开枪。「（成龙）那张相就是有一晚，拍到某个情节时，成龙发脾气、不满意不开心，就躲了起来。我跟上去拍了那一张相就即刻离开，收工。我就是那种人，我知道我拍摄的那一张相已经够好。」
相中的成龙当然年轻，身穿深色的功夫服，抱膝而坐，情绪明显低落，与平日从各媒体所见到他活泼开朗的形象截然不同，亦难以想像今日的摄影师们会有机会捕捉到如此的成龙。然而，可以如此近距离拍摄到成龙脆弱的一面，卢玉莹却告诉你，镜头背后的故事并没有怎么感人肺腑。「我一冲上去就拍，拍完就走，我不会理会他当时的感觉的。」她直言自己身份特殊，片场众人大都以礼待她，亦不会多质疑她拍摄的相片是怎么样。「人们问我刊登那些相片要不要先问过被摄者，我基本都不需要问，大家都有个respect，他们知道我拍摄他们不是要从他们身上得到利益，又不是要破坏他们的名声，而是在帮助他们。」
每一张《电影人》的照片，都能看得出卢玉莹与被摄者距离之近，如入无人之境。本以为卢玉莹与片场众人（尤其平日感觉神秘的影星们）交情甚深，岂料她直接推翻了此幻想。「我跟所有人都不熟络。我不喜欢与人熟络。我不会跟人熟络，never。我的性格就是这样，不会花时间建立这些关系，跟人熟络需要建立关系的，是花时间的。」她直言自己时间不够用，上班之余，还要抽时间看书看电影、了解世界的文化脉搏，甚至写稿、拍摄、冲晒照片，她都不假手于人，没有时间与人交际。「我拍摄完毕就离开，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她笑了起来。「当然，in a way 我跟一些导演或者电影人，在那些时期一旦交谈也会谈得很深入，我不知道这些算不算是『朋友』，反正也不用伪装什么。不过，有些人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再见面时也会觉得很开心。」出师有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无疑让卢玉莹的拍摄过程较一般人要顺遂，但她不忘强调，摄影师自身也有需要个人特质的配合，才能相得益彰。「你本身没有魅力，其他人不会在乎你，你便无法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我觉得摄影其实要靠你自身－－例如身体语言已经发出信息，能否让人接受，或者『逼』他人接受。有些人要吓唬他，有些人要哄他，要按当时反应行事，有些人的性格较强你就需要哄他，要在一瞬之间见招拆招。」在拍摄较著名的影星时，毕竟「明星」这回事本来就是包装，要揭开他们的面纱捕捉其真性情，并不容易；能够成功拍得一张好作品的过程，成为卢玉莹满足感的泉源。「我常常都提到（这个例子），但如果你刊登出来，让狄龙看到了生气，我也没办法。」她忍不住双手比划起胜利V字手势来，说起拍摄狄龙那张照片的过程。相中看到狄龙在一间卧室，拿着他的一张人像相在行走，其身后的床头柜放上了另一张他较小一点的人像。「我快速扫描一次他的家，发现他有大量他自己的相片－－他当时已结婚，但不见他太太的相，只有他自己的－－我就指示他拿着一副很大的黑白相，配以他魁悟的身形，一瞬间就要做一个决定，让他就这样在家中走来走去，不需要理会我。我很『阴湿』，他走了一段时间我也没有按快门，直到他走到他的睡房。（我想）本来只有女子才会将自己的肖像放在床头，且还用上了如此花俏的墙纸，（整个布置）和狄龙的『性格』完全不同－－即是他人前的模样与他的真实的内心完全不同。所以当他走到睡房时，我就拍了那张照片。」
「这其实要靠你一直的酝酿和经验，才会懂得利用你眼前的事物，表达你的信息。明白的人便会知道当中的幽默，不明白的人便以为没什么特别，那也要看读者本身有没有斤两。」为了挪开狄龙的明星光环，她特别去了狄龙的家，拍摄了此片场以外的一幕，而且比平时多花了点调度的心思，呈现出比原来「斋等」的纯粹再多了丁点的企图心。「当然有时我也会扭曲了一点，变成我在拍摄我希望被摄者有的精神状态，因为我不想拍到他不好的一面，我选择我认为人们好的一面来表达，是有一点霸道。」这大抵也与她对「明星」这回事的看法有点关联。「『明星』对我来说是假象，我没有兴趣捕捉假象。」也许是因为成功发掘出「梦工场」「贴地」真实的一面，才使《电影人》这系列的相片这么耐看。就这样，「曝光人物」此栏成为了影坛中的一时佳话，卢玉莹指，当时大家都很期待新一期栏目的主人翁到底会是谁。「被摄者发现他是今期的主角，他会非常高兴﹐行内的兄弟又会过来赠兴，当时的气氛是这样的。」她自己的满足感，也就止于见到相片拍得好、晒得好、达到目的就可以了，不外求什么，惊喜和际遇却自然而生。首先是出书：第一版的《电影人》只印了1000本，而出版者不是别人，而是被摄者之一的徐克与施南生创立的「电影工作室」。「他们俩就很喜欢我拍摄『曝光人物』栏目的相片，常说喜欢将几期栏目摊出来细味。当时『电影工作室』刚成立，有点闲余时间，就索性将这些相片出书。」之后，2005年吴文正接洽卢玉莹，促成了同一系列的相片加入了《香港摄影师系列》丛书当中，亦让相片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及报导。接着便是十多年后，卢玉莹开始回想她那些相片，这次由她的学生Alex 帮他重新整理，建立了「卢玉莹映像」的Facebook 专页，不定期放几张当年经典上去，引来一阵热议。「例如章国明，我们相识几十年，他见到相片再现很开心，然后我另一些朋友看到了相片又很愉快，明明他们都看过那些相片，甚至可能有收藏原书，但他们也觉得高兴。」
在网上重新发布《电影人》系列相片，人们对相片的评价，却不见得是卢玉莹最在乎的事情。「Personally，外边的人怎样想，不会影响到我。但我很感动，感动有位年轻人愿意帮我保存这些相片，这令我很开心。这是我跟他之间的情谊，平白不会有人这样做，年轻人这样做的那份心意，是我最珍惜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大家回向如何波涛汹涌，对我来说也不会影响到我情绪，我是觉得我们之间的师徒关系，可以合作这个企画出来，人生何求？这是我觉得最大的收获。」然而，时代在变，或许变得令卢玉莹也始料不及：《电影人》系列之所以没有持续拍摄下去，事缘到了1983年左右她因有其他工作，停了《曝光人物》的栏目，之后到现在竟也就没有重启这个系列。她不讳言是感到歉疚的。「我没有继续（拍摄）下去，对不起后来coming-up 的行家、电影业中的人才。我觉得他们也应该受到某一些的重视，或者特别的关注。我对他们感到抱歉，因为有些导演我还未替他们拍照，我就收起了此栏目。现在我也无法重新拍摄，我不懂得拍了。」不懂，当然不是说不懂拍照。「我想我不会习惯现在的制度。譬如我现在去片场拍照的话，会有很多人会问我干什么、然后会搜身甚至会看我拍摄了什么。现在有经理人制度，又多了人限制你的行动，我怎会受这些气？」
卢玉莹现在不想受的气，大抵是来自廿一世纪被制度、利益、猜疑等负能量冲昏了的氛围，又或者是她的出身，来自一个记者这一辈难以想像得到的乌托邦。当年搞一本杂志、决定内容和相片风格，在卢玉莹口中，说得像学生办报那样随意，一切由零开始，辛苦却让人甘之如饴。「那时我们没有那么企业化（的概念）。那时就我们一班文艺青年，很想办一本好的杂志，我很想搞好香港的电影，就是一种热诚－－我们全部人都不收报酬，都是出钱出力地做。」这是卢玉莹口中的「蚀底嘢」，但她在席间至少说了十次「开心」，显然那是一种青春无悔的热血往事，令人羡慕；过程中听到有关文化界电影界前辈如何相濡而沫，互相尊重及信任彼此的专业，甚至有点牙痒的感觉。30年后的今天，多得人们老早就摒弃不少专业的底线，形成人与人之间难以取信于人，造就一堆制度化的规条，以及出于猜疑的要求。乌托邦早已在瓦解，纯粹而真诚的事物变得更矜贵，正如《电影人》系列体现的人性与纯粹，让相片成为永恒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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