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治世与以史治世
朱熹和司马光都曾经为官,而且官职都不小,从仕途发展上来比较,朱熹的仕途之路甚至比司马光的仕途之路还顺利一些,但后人提起朱熹,想到的第一个称呼却是理学家,再不然就是思想家、哲学家,根本没有政治家这个称呼的位置。而后人提及司马光,抛出的第一个称呼就是政治家,然后才是史学家或文学家。仅仅从称呼的定位上,我们就会知道朱熹和司马光存在观念上的差异。
司马光
朱熹是理学家,研究的是思想理论,更加重视经;而司马光是政治家,研究的是实际问题,更加重视史。朱熹秉持的是'以经治世'的观点,司马光强调的是'以史治世'的观点。在政治的背景下,任何思想观念之争都不仅仅是观念本身,而是会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还好二人并不在一个朝代,不然我估计司马光和朱熹的争论或斗争,并不会比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斗争和争论更小。
朱熹
朱熹曾说:'今人读书未多,义理未至融会处,若便去看史书,考古今治乱,理会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须是陂塘中水已满,然后决之,则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决之以溉田,则非徒无益于田,而一勺之水亦复无有矣。读书既多,义理已融会,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书,考治乱,理会制度典章,则是犹陂塘之水已满,而不决以溉田。若是读书未多,义理未有融会处,而汲汲焉以看史为先务,是犹决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又说:'先看《语》《孟》《中庸》,更看一经,却看史,方易看。'也就是说,朱熹强调要读史先读经,读经之后必须要读史,在朱熹眼中,经是理论,史是实际,经史结合才最见用处。而只学史学,'考治乱,理会制度典章',是有功利性质的,就像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一样,只想着务实的'资质'意义,是非常不可取的。所以朱熹撰著《通鉴纲目》就是要将理会治乱和制度典章的史学功利性,统御在经学的义理之下,亦即以义统利。
《资治通鉴》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在记录历史,是在做'读史以明智,知古以鉴今'的工作,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的首要任务是在评判历史是非。因此从书籍分类上来说,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应该被放在史学甚至是成功学的图书架上,而朱熹的编撰的《资治通鉴纲目》应该被放在哲学甚至是社评类图书架上。从史学上来看,《资治通鉴》是毫无疑问影响巨大的著作,而从思想史上来看,朱熹要远远超越司马光。史学固然可以加深对义理的认识,但相较于经学,史学在明道中的角色是很次要的。司马光通过对历史材料的筛选来表达政治立场和道德倾向,其实未能全面反映历史真实,因此伤害了史学的真实价值,这正反映了司马光身为政治家的良苦用心,他既希望后人能在史学中求真,又希望能在史学中求道,但这谈何容易。而朱熹就是强调史家之史的独立性,用思想高于一起的标准,牢牢地将史学置于经学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