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核程序员：白天写代码，晚上玩乐队
封面配图为披头士乐队
北京地铁13号线，是程序员们最常出没的一条线路。
清一色的格子衫，双肩包和黑框眼镜，同款蓝色拖鞋，锃亮的脑门或后移的发际线，让他们显出与年纪不符的疲态。
双肩背包里常备笔记本电脑，不管是陪女票逛街途中还是约会现场，甚至是婚礼当天，万一系统崩了，分分钟开干，敲起代码来毫不手软；
每天早晨他们准时打卡，经常加班，导致“月抛戴了两年半”成为日常写照。坐在格子间里，泡一杯雀巢，对着屏幕安静地写一天代码且比蹦迪有趣多了；只有午休时间，才会稍显激烈地争论下：Python 和 Java到底哪个才是天底下最美的语言。
在这个调侃程序员的标准脚本里，也有程序员表示与情况不符：“大热天谁穿格子衫？我们现在已经一水换上公司文化衫了，一眼望去全是白T。”
程序员穿不穿格子衫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存在着这样一群“硬核程序员”：他们白天维持着上述程序猿的日常状态，敲着代码喝着枸杞，养生宝典走一波，云端大数据，.Net、PHP、C语言和Java样样精通；
到了晚上，形势逆转。他们拿起吉他，比着Rock的手势玩起了摇滚，和热情的歌迷们一起呐喊、嘶吼；又或者在社区广场舞台上偶然看到他，钢琴弹得贼溜让你惊讶中还带了点羞愧：真是人不可貌相。
关于程序员的一切标签似乎都在这一刻被撕裂，他们不再是沉闷、古板、一根筋、情商低的直男，他们是舞台上的贝斯手、鼓手或主唱，用不同于代码的方式表达自己，在音乐的世界里释放真实的自我。
常铮和张泊宁就是这样的“硬核程序员”。
一
第一次见面，常铮留着寸头，戴着黑框眼镜，穿着T恤、牛仔裤外加一双印花布鞋，在济南一所教堂的乐队做贝斯手。
教堂每月都有一次公开演出，每周五、六晚上是乐队固定的排练时间。工作日的时候，常铮在当地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程序员。下班后，他才能挤出时间在教堂里排练。
每当音乐响起，他跟着音乐节奏晃来晃去，弹到和弦变化或者音乐高潮部分，他会闭着眼，把脖子往后仰，身体微微蹲下，手指揉着琴弦的最高音。
即使写了一天的代码已经让常铮疲惫不堪，但这一刻，他完全沉浸在音乐里，颇有点“生活在别处”的惬意。
这不是常铮参与的第一个乐队，当年活跃在济南的9:20 乐队就由常铮创办。
九点二十，这个看起来特别的名字其实起得很随意。
图为常铮bbs演出宣传
“那会儿我们聚在一起想乐队的名字。当时已经9点多了，由于第二天还要上班，大家都该回家了。于是我们就商量：如果9点20前想不出名字来，我们就叫9点20了。”
9：20这个名字就这么顺理成章的来了，也因此，他们之后的每次演出，都会被安排在9点20左右。
此后，他们演绎的《过去》、《再见了我的秋天》、《I want》等歌曲在济南当地小有名气。他们这样介绍自己：流行乐队，乐手都有稳定的工作，在工作闲暇之余用音乐诠释着自己的生活。
那时候，9:20的队员们虽然都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但对乐队排练事儿一点也不马虎。他们凑钱租用专业的场地排练，约好时间，带上乐器，每次排练都无比投入。
不依靠演出赚钱的乐队多以帮朋友撑场子的方式“接活儿”，“就像摄影、骑行需要以工资养爱好一样，对我来说，乐队也是一种爱好。”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种独特的演出方式，算是圈子里的交流演出。
那个时候，济南的乐队圈子还很小，大家彼此认识都很熟悉。隔三差五的，大家会约好时间参加交流演出，其实也就是今天的livehouse。
当时的线下聚会，就像毕加索和众多艺术家在四只猫咖啡馆的交流，也如JK罗琳在书店里的灵感摆渡，乔伊斯在莎士比亚书店的孜孜不倦，作曲家肖邦在乔治桑的聚会沙龙……圈子里的人常常能在这里找到共鸣。
班卓酒吧，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们常去交流的地方，作为济南乐队的聚集地，班卓酒吧也一直担任着大家心里“乌托邦”的角色。在班卓，“重要的不是说什么，而是见面”，面对熟悉的面孔，大家聊熟悉的话题，讨论音乐演奏法和音乐风格问题，聊Rock、Funk，也不排斥Jazz、Fusion，讨论音响设备和各自品味。
“聊生活吗？”我问。
“不聊，我们只聊音乐，而且当时年轻，也没那么多生活琐事。”
的确，如果当时乔伊斯和莎士比亚书店的伙计们聊周边八卦，可能就没有后来的《尤利西斯》了吧；如果当时毕加索和咖啡馆的顾客聊晚间新闻，蓝色时期和立体主义可能又要往后推上几年了……
遗憾的是，9:20乐队因为大家的工作原因解散了，乐队的成员们也陆续回归了各自的工作和生活。
当时乐队的吉他手朱恒斌，也是乐队的联合创办者。“他现在是京东亚洲一号仓库项目的首席数据分析师”，现在的常铮回忆起来，还不忘加一句，“很厉害！”
乐队的另一位吉他手，如今已经是工程师；之前的主唱，则在事业单位工作。
提起乐队鼓手，常铮有些悲伤。鼓手叫王子龙，前段时间因为意外事故离世，之前一直在做音乐教育和酒吧驻唱。王子龙离世后，常铮在朋友圈悼念：“有幸与子龙同乐队合作两年多，好走……”在文字后面，是四个哭泣的表情。
图为常铮专辑封面和演出海报
回忆起当年几个年轻人风风火火玩乐队的场景，常铮还是觉得“当时挺开心的”。
二
常铮是听着黑豹、崔健的歌长大的80后一代。
虽然是一本正经的理科生，常铮一进入山东大学电子系（现在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就想组乐队。当时电子系正好有一支小乐队缺贝斯手，靠着高中积累下的吉他功底和乐理知识，常铮成功入队。
院里当年组织迎新晚会，电子系的唯一一支乐队成了“座上宾”。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做起自己喜欢的事情，肾上腺飙升，也根本不知道累是啥。四五个人窝在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几平米排练室里，用着大家众筹买的低配小音箱，没日没夜的唱那个时代的摇滚和流行。
上世纪80、90年代是流行音乐发展的高峰期，崔健、黑豹乐队火到现在自不必说，还有很多流行乐队的作品也经常被常铮和他的乐队拿来排练。
比如，当时大家都疯狂热爱的美国的硬摇滚乐队枪炮与玫瑰。这支乐队从80年代创办以来一直火到新世纪，被中国乐迷简称“枪花”，他们在80年代末发行的《G N' R Lies》更是搭乘全球化的列车，从北美洲火到了亚洲。
那时候，人们还不知道“格莱美”是啥，只要好听就行。
他们还喜欢听迪克牛仔。他的方便面式波浪长发、大金链子和皮裤都成为那个年代摇滚乐手的标志造型，在今天看起来略显土味的搭配却在90年代获得一众模仿。
迪克牛仔那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更是成为一代人记忆里的经典歌曲，今天的零零后们早已无法想象那种比《学猫叫》火又比《燃烧我的卡路里》流行时间长的“神曲”长什么样子。
面孔乐队的作品也是常铮和他们电子系乐队排练过程中的“常客”。前不久这支乐队在《乐队的夏天》的演绎又挑起了常铮的回忆，在晚会上，他们演绎了面孔乐队的《给我一点爱》。
“给我一点爱，让我站起来，给我一点亮，让我看明白”。晚会那天，一群年轻人站在舞台中央演唱了当时热门的流行音乐，台下同学齐声尖叫、大声合唱。在年轻躁动的人群中，大家通过音乐的共鸣给无处安放的荷尔蒙一个可以合理发泄的出口。
那场晚会让常铮记忆犹新，“因为我们把学校会堂的功放机给烧掉了。”
“烧掉”是因为线路出现了问题，可能因为声音过大，也可能因为使用时间太长。因此，那场演出被迫停止。台下的观众尚未尽兴，台上的乐手们惴惴不安。让他们不安的，不是演出中止，而是担心烧坏了功放需不需要要赔偿……
而那几首没来得及唱完的迪克牛仔和面孔乐队，只能留在记忆里了。
三
常铮对乐队的执念很大程度受当时国内流行音乐的影响，这和生在千禧一代的张泊宁不同。他的成长历程中没有黑豹和崔健，迪克牛仔和面孔乐队也早已被周杰伦和五月天取代。
同是学计算机且爱玩乐队的理科男，常铮玩的是流行音乐，张泊宁混的则是古典音乐圈。
从小跟随沈阳音乐学院的老师学习钢琴的张泊宁，弹琴的最高峰是李斯特的作品，“但现在不行了。”他有点遗憾。
中学时就开始尝试作曲的张泊宁刚上大学，便和常铮一样迫不及待地找“组织”。高校“百团”大战期间，张泊宁加入了湖南大学轻音器乐协会，此后张泊宁便开始了他“自编自演”的生活。
张泊宁排练时的照片
《华灯初上》是张泊宁在轻音器乐协会创作的第一首作品，作品写完后，见社团的音乐总监岑宇对这首曲子来了兴趣，泊宁紧接着问了一句：“要不然，我们来排练这首作品？”
俩人一拍即合。排练的第一天，张泊宁用“兴奋”形容，这种兴奋感从他打印乐谱的时候就开始了，在跟乐队成员分发乐谱的时候甚至还有点手抖，“兴奋得要命了！”
这是张泊宁的作品第一次被实地排练，之前条件有限，他只能用Cubase和Logic等编曲软件制作Demo，听效果。而当他创作的音乐被实实在在的乐器演奏出来的时候，“我整个人感觉都要爆炸了”，他在我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欣喜和激动，他不断用“开心”、“太棒了”、“超级赞”来形容第一天排练的感受。
在社团，张泊宁除了担任作曲工作，还担任钢琴声部的演奏。排练的时候，张泊宁喜欢微微张开嘴，这种无意识的行为被张泊宁戏谑的称作“因为饿了，想吃饭”。
排练中，张泊宁几乎从来不会因为错音受到大家指责：“因为我是创作者，钢琴声部的音太难，我弹不了，自己就改了！”日常排练中这种耿直比比皆是。
湖南大学没有音乐专业，因此乐队里的人都是“兼职”做音乐。在乐队中，张泊宁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乐队的大提琴手小A，他是一位ACMer（热衷于程序代码算法的人），但也是轻乐队的音乐总监，乐队的排练事宜，都是这位同学一手包办，事无巨细。
小A也一直在鼓励张泊宁作曲，为他提供自己作品演出的机会，平时A也会和张泊宁一起Jam(即兴合奏)一些作品，比如米津玄师的《Lemon》，他们一起演奏的是大提琴和钢琴二重奏版。
乐队的电吉他手Maple是电气专业的大四学生，业余时间也担任学校流行乐队的贝斯。乐队编配知识是他的专长，因此他常常把这些知识悉数分享给张泊宁，他们平时也经常交流作品，互通有无。张泊宁对他的评价是，“人很棒，有忙必帮”，还补充道，“还请我吃小龙虾！”
四
和常铮这样白天写代码的全职程序员不同，张泊宁如今还是计算机系大一的学生。一年前，高考成绩一分之差与计算机系擦肩而过的张泊宁，在进入物理系后依然对计算机系心驰神往。
提起为什么对计算机系如此执着，张泊宁也告诉了我他的规划：希望以后能把编程和作曲结合，能做多媒体的音频／程序。
为了实现这个小目标，张泊宁需要先学好物理——想要转到计算机系，本专业成绩不能太难看，同时他也要自学计算机的基础知识，他还专门为此参加了计算机系的小学期活动，希望能得到更充分的训练。
如今张泊宁已经顺利进入计算机系，同时在作曲、学习和乐队排练之间，他也要做到三者之间的平衡。没课的时候，张泊宁会专门拿出两个小时时间进行作曲和直播，“它已经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而常铮在经历过9:20乐队的解散之后，也常常思考：音乐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到底是茶余饭后的无聊消遣？还是像年轻人张泊宁那样成为生命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慢慢的，常铮想通了，并开始自洽。他加入教堂的乐队，专心创作与宗教有关的音乐。
巴赫作为巴洛克时期音乐的集大成者，他的众赞歌、康塔塔、受难曲体裁一直为人们称道，但他的歌曲里表现的内容均来自基督教《圣经》；许茨的《临终七言》更是直接以新约全书中耶稣的话作为歌词写作……音乐家们用音乐表现宗教的想法，也为常铮带来了启发和新思路，借此，他写出了《世界之光》：
你是光，如星光照耀
黑夜中，你是唯一盼望
当年那个站在舞台中央唱迪克牛仔的二十岁少年，在而立之年对音乐有了更深的感悟：音乐从来就不是一种表现自我的手段。
今年刚二十岁的张泊宁和当年舞台上的常铮一样，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架构着对音乐的认知。两个人在音乐和代码的世界里兜兜转转，他们无所谓程序员的身份和玩乐队的爱好是否冲突，对音乐的热爱根植在灵魂中，无论这个皮囊是程序员、还是设计师，或者别的什么职业。
音乐是常铮和张泊宁的“月亮”，或许写代码敲键盘就是他们的“六便士”吧。
作 者 | 明小天
编 辑 | 加 菲
图片 | 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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