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大动荡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角度看会更多启发

在中国,基本上每个男孩对于历史的启蒙,都是从《三国演义》开始的,里面开篇一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三国演义》中讲述了魏、蜀、吴三国数十年的大小混战,讲到三分归晋就结束了。

但熟悉历史的人知道,“三家归晋”,并不是“合久必分”中“分”的结束,而是开始。东汉后整个分裂动荡时期,如果从曹丕黄初元年(220)建魏开始到陈后主祯明三年(589)隋灭陈结束,前后共历时370年,其中只有西晋在灭吴之后维持了37年的统一形态,而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安定时期仅限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到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十五年,其余时间均是处于分裂与动荡当中。

图1:三国两晋南北朝发展趋势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后人去读这段历史的时候,不禁要问,三国两晋南北朝将近400年大动荡的原因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很多人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阐释,也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喜欢把一些东西进行对比性的研究,发现一个有趣的角度,那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动荡,与人才选拔制度的调整存在着有意思的共振:曹操调整了东汉人才选用制度,“唯才是举“,曹魏迅速壮大,迅速统一了北方;晋代”九品中正制“确立,迎来了短暂的“太康之治”繁荣局面;隋唐“科举制“确立并得到推广,终结了动荡乱世

图2:我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发展历程

从这个维度出发,我们去探讨三国两晋南北朝大动荡的原因。

一、内因:汉代人才选拔制度的积弊深重造成社会结构缺陷

1、汉代察举制的积弊

我们知道,汉代的人才选拔制度是“举孝廉“——察举制度。所谓”察举“,就是观察、推举的意思,由各地方长官推荐品德高尚的人去当官。这在汉代初期当然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的,它代替了宗法分封的世袭制与秦代的军功爵制,带来了汉代社会的发展稳定。

但是凡事皆有两面性,察举制经过岁月的洗涤沉淀之后,也形成了诸多积弊

察举制中对人才的评判者是各州郡的长官,这个标准非常主观,最后就变成了人情世故,拉帮结派的工具——跟领导关系好的或者领导的亲戚,就优先得到推举;而与领导不熟的,能力再强也没人知道,自然也就没有人推荐了。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曾经这样评价过这个制度:

当时有所谓家世二千石的。只要家庭里有一个做到二千石的官,他当一郡太守,便可有权察举。他若连做了几郡的太守,他便是足迹遍天下,各地方经他察举的,便是他的门生故吏,将来在政治上得意,至少对他原来的举主,要报些私恩,若有人来到他的郡里做太守,必然也会察举他的后人。因此察举过人的子孙,便有易于被人察举之可能了。上面说过,汉代选举,是分郡限额的,每郡只有几个额,于是却永远落在几个家庭里。如是则每一郡必有几个像样的家庭,这便造成了将来之所谓世族门第,也便是世族门第必然带有郡望之来历了。当时的大门第,依然平均分配在全国各地,大概是每郡都有几家有声望的,我无以名之,名之曰门第的社会。

图3:灵帝熹平三年(174),二十岁的曹操曾被举为孝廉,入洛阳为郎

长年累月东汉末年,这种士族门第成了最大的特权阶层,那是真正拼爹的时代。

我们会发现东汉末年在《三国演义》中轮番唱戏的各路诸侯,多是名门之后:袁绍 “四世三公“的出身被多次提及;张鲁是西汉开国元勋张良之后;马腾祖辈是西凉太守;公孙瓒出身河北豪强大族;孙坚祖上是江东”土豪“,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兵马有兵马;刘表是正宗的皇亲,植根长江流域多年;刘璋也是皇室血统,汉室宗亲,经营四川多年……这里面最不济的,就数刘备与曹操了。刘备是徒有皇叔之名,早已经沦落到卖草鞋了,毫无实力;曹操是宦官后代,从小就被骂作“赘阉遗丑”。曹操煮酒论英雄,对刘备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大概不仅仅是英雄人物之间的惺惺相惜。

2、曹操“唯才是举“,曹魏政权壮大

曹操上台,“明扬仄陋唯才是举”, “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重才而不重德,大量吸收重用出身低微的庶族人才,其本质是反对以门第和德行作为选官标准,否定士族阶层的虚名,肯定庶族寒门的“才”, “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这也得到了大多数寒门人才的支持,一大批中小地主有才能之士加入曹操集团。魏国人才济济,飞速壮大,不是没有道理的。

图4:曹操曾发布《求贤令》,邀请贤人君子共治天下

但在贵族阶层固化的大时代背景下,士族阶层掌握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其力量之强大,是不可抗拒的。即使像曹操这样的枭雄,一生打压士族,“重豪强兼并之法”, 还杀掉了一些大族名士派,如孔融、杨修、魏讽等人,也一生都被士族唾骂,说他奸诈,说他篡逆,其根本原因,就是曹操不是士族出身。不过曹魏建国后,虽然意识到士族势力的威胁,一直对旗下各家族有所防备,但没能及时培养自身力量与之平衡,薄待宗室,导致魏国也短命而亡,三家归晋。

3、晋代对士族妥协的“九品中正制”把阶级固化推向极致

司马家执政后,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大肆笼络士族,在人才选用上,采用了极具晋代特色的“九品中正制”,硬生生把人按照姓氏出身分成了三六九等,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王家、谢家、恒家、阮家等士族大家,世代经学,不仅把持了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在朝廷也瓜分了高官要职,而且形成了世袭制度,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无穷尽,都享受特权。而作为“庶族“的寒门子弟,则不管其才能如何,都因为姓氏的原因被排除在体制以外,难以被提拔重用,晋朝算是把社会阶级固化推到了极致。从未有一个朝代,像晋朝这样等级分明,不同阶层之间形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图5:晋代九品中正制

政治上的特权必然带来经济上的特权。晋朝在土地政策方面,根据“九品中正“级别,给予了士族世家极度倾斜的权利,他们的田地超过平民百姓的百倍不止。出身显赫的谢家的晋代诗人谢灵运,就曾写过一篇《山居赋》,描写了自己的庄园,其面积之大,”其居也,左湖右汀。往渚还江,面山背阜,东阻西倾。抱含吸吐,款跨纡萦。绵联邪亘,侧直齐平“,还物产丰富,有野兽十六种,鸟类十种,鱼类十六种,树木十四种,果木十四种,蔬菜十余种,水草十六种……就这规模,谢灵运却说还算”小家产“,自己安贫乐道,”生何待于多资,理取足于满腹“,只是守着家产勉勉强强过日子罢了……这X装的,让人都好羡慕这种”安贫乐道“的日子呢!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却无立锥之地。大量的出身贫寒的农民不得不依附这些士族,这些人口不向国家交税服役,也不是国家户籍上的居民。

那时候士族与庶族,两者有非常严格的界限,不可逾越。陶渊明的祖父叫陶范,这名字起得虽然一言难尽,但人家实际上是个官——曾经在东山县做县令。当年,陶县令想周济一下当时名门望族的一个叫王胡之落魄后生,送了些锦衣玉帛和粮食去,结果被王胡之臭骂一顿:“我要是饿了,也只有谢家大族有资格来周济我,哪里轮得到你们陶家这种寒族贱姓?!”——陶家出身庶族,连与贵族落魄子弟交往的资格都没有。社会阶层之间缺乏流动性,上层的所谓“精英”内部近亲繁殖,下层的“平民”却又永远没有上升的机会,人才流动通道堵塞,社会断层十分严重。

权力、财富、文化三大资源都在向少数人集中,这无疑不利于国家稳定。为了平衡,也是吸取了曹魏政权薄待宗室以致为士族所篡的经验教训,晋武帝乃大封宗室为王,出镇地方,这却又给后世的“八王之乱”埋下了祸根。

4、“八王之乱” 耗尽中原力量

我们在其他文章中讲过朝廷与地方的博弈,而地方势力的形成,很大程度是分封带来的。晋朝,恰恰又重复了周、汉王朝的这个操作,其命运也有相似之处。晋武帝通过'禅代'而取得皇位后,认为曹魏政权不长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宗室藩屏的保障,于是他大封同宗子弟为王,分封二十七个同姓王,以郡为国;之后又不断扩大宗室诸王的权力,诸王可自行选用国中文武官员,收取封国的租税,制定了王国置军的制度,将封国分为大、次、小三等,不同级别可置不同数目的军队。同时,西晋的诸侯王多担任一方面的都督诸军事和地方刺史,这一系列措施,都是养成司马氏诸侯王的势力,意在制约平衡异姓士族的力量。但是晋武帝司马炎没有意识到的是,诸侯王的势力强大自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对外能制衡异姓士族,对内也能祸乱朝纲。

朝廷与地方的博弈结果,决定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古代专制主义集权统治运转,主要靠两个因素:第一,中央集权制度,特别是皇帝与大臣的关系。第二,拥有一个能够认真实行这一制度的统治集团,尤其是拥有一个才干与威望都足以驾驭国家机器的皇帝。二者缺一不可。晋武帝自己在位时,以上两个因素还算齐备,所以晋朝初年局面稳定,甚至出现了短暂的“太康之治”繁荣局面。但是,晋武帝死后,偏偏选了个傻儿子司马衷继位,平衡局面瞬间被打破,引起宗室、外戚争权夺利,可怜晋武帝悉心栽培的宗室诸侯王,却恰好成为了分割皇权的势力,史称“八王之乱”。

图6: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历时达十六年,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的力量消耗殆尽,统治机能也从此瘫痪,实际上此后朝廷已无法掌握全国,之后'五胡乱华',西晋灭亡。

二、外因:气候变迁推动“五胡”入局,打破平衡

我们其他文章中提到过气候对于农耕文明的影响。但气候变化影响的,远远不止是农耕文明,它对于游牧民族的影响,要更加显著。

图7:气候冷暖与王朝兴替对应

五代十国发生的“五胡乱华“,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是气温下降所导致的;宋元时期女真族、蒙古族大规模入侵中原,蒙古人入侵欧洲,也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明清时期满族入主中原,也有”小冰河“时期的影响。

我们知道,“逐暖而居“是很多动物的特性,动物迁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每到寒冷的冬季,万物凋零,食物匮乏,很多候鸟就会迁往温暖的南方。人类也一样,尤其是游牧民族。我们知道,东亚地区游牧民族主要生活在北方广袤的草原上,而气候变化,对北方影响尤为明显。气候温和时期,水草丰美,食物充足,游牧民族,就少有对外扩张的欲望;而一旦气候恶劣,生存压力大时,游牧民族迫于生存压力,必然向温暖的地区转移。历史事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佐证,在全球气候变暖时,游牧民族向南侵袭的概率较小,汉、唐盛世正好处于温和期,所以有和平发展的条件;而在气候变冷时,北方生存压力变大,游牧民族南下迁徙的欲望就增大,中原地区就会频繁地遭受困扰。

巧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恰恰又是全球气候大变化的时期。据研究,彼时的平均气温约比今天低了3℃左右。全球都处在“民族大迁徙”时代:在欧洲,匈奴铁蹄踏入东欧平原,有着”上帝之鞭“之称的匈奴王阿提拉,率领匈奴骑兵横扫巴尔干半岛,包围君士坦丁堡,攻陷西罗马帝国,远征法国高卢,最终导致罗马帝国的覆亡和西欧封建社会的开端。要说这”上帝之鞭“哪来的,又要讲到汉朝与匈奴的战争史,说来话就长了,以后有机会再讲。

图8:匈奴王阿提拉被当时的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

而在中国,气候同样受寒潮影响。在三国时期,曹操下令在铜雀台种植桔子,但桔子只开花不结果。曹魏黄初六年(公元225年),淮河出现结冰。据说当年魏文帝曹丕到广陵(今淮阴)视察,因天气骤寒,淮河冰封,十万士兵演习被迫中止。晋太和元年(公元366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一带结冰,冰上可以行车马,寒冷天气持续三年之久。

严峻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民族不得不向迁徙。东汉末期,大量的匈奴、鲜卑、氐、鲜卑、羯、羌等少数民族已经开始不断南迁。由于三国时期长期战乱,中原人口锐减,“长安城中尽空,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北方的曹魏政权也允许更多的“胡人“迁入,以补充劳动力

图9:气候变化影响民族流动简单示意图

这种气候性的温度持续走低是长时间的,到西晋时期,气温降低到一个最低点,北民南迁同时也呈现达到了一个小高峰,关中、并州一带都居住了大量游牧民族,”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万余口,戎狄居半“。

游牧民族已经占了一半,加上晋朝经历过“八王之乱“后已经无力进行有效管理,很快就对这些外来移民失去了控制。——南匈奴首先崛起,南匈奴左部的刘渊在公元304年统一了南匈奴五部,成为大单于,同年起兵反晋,在汾河流域建国,“胡人“反客为主,历史上的”五胡乱华“由此开始

图10:东晋十六国版图变化

随后、羯、氐、鲜卑各族纷纷入主中原,氐族人苻坚建立前秦王朝,占领中原长安,把边界推到淮河一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头一次;鲜卑血统的高欢建立北齐,边界更一度南压到了长江沿岸,势力之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划江而治“的政治格局。西晋宗室司马睿被迫南迁,凭借长江天险偏安一隅,建立东晋,西晋灭亡。北方则生灵涂炭,黄河流域汉人锐减,大批汉人被迫往南迁徙,北方则纷纷建立其大大小小十六个割据政权。

三、南朝兴替:士族的清高,恰是寒门庶族的机会

吊诡的是,晋朝的贵族们坐拥天下资源,他们在极度奢靡的生活中迷失,哪怕被迫南迁,依然不思进取,终日无所事事,只顾着逍遥快活, “清谈”之风盛行。所谓“魏晋风流”,从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到王谢世家、桃源陶令,无不是清谈高手。他们放浪形骸,自命清高,嗜药酗酒,终日坐而论道,热衷谈论一些玄而又玄的抽象概念,后世所说的“风水”这类玄学,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东晋时有两位“清谈高手”叫王导和殷浩。有一次,两位高手在宴会上“切磋“技艺,相互辩论。两人唾沫横飞地高谈阔论到三更半夜,在场的人虽然没听懂,但还是高声喝彩。事后,有较真的人问他们俩:”你们辩论的这么激烈,到底讨论的啥?“两位高手摇摇头,”我们也不知道讨论的啥。“——这正是那个时代的贵族所追求的“玄妙”效果,越云里雾里,越卓尔不群,就越是“清流”。

这些权贵们身居高位,却整天坐而论道,不问朝廷事务。他们对处理事务的实际操作一无所知,反而认为那些不过都是“俗事”,他们称自己为”清官“,把那些处理日常事务的下级官员称为”浊官“,以显示自己的清高。《晋书》中记载了书圣王羲之之子王徽之的一段从军经历。王徽之性格狂放,言行怪异,但仗着王家及其父亲的名气,竟混到了当时大将军桓温手下军事参谋一职。但王徽之整天不上班,也不管事,净会显摆风雅,故作清高,“ 性旧荦不羁,为大司马桓温参军,蓬首散带,不综府事“。有一天骑兵总管桓冲问他:“你知道你是负责什么的吗?”他对:“好像是马曹。”又问:“管几匹马?”他对:“我对马没有兴趣,哪里管它有几匹呢!”桓冲很生气,又问:“最近马死了多少?”他竟然答道:“我连活着的都不知道,哪里还知道死掉的呢!”(不知生,焉知死)。这样无能昏庸的人,在当时也能身居军队要职,只是因为他出身“琅琊王氏“这一名门。

图11:魏晋风流,清谈误国

这种脱离实际的风气,也体现在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上——魏晋文学作品,最是晦涩难懂,追求形式工整,辞藻华丽,却华而不实,正是因为脱离了实践。两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群体是为了文化而文化,殊不知,真正有活力的文化应该是从实践中凝结出来智慧结晶,”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华而不实,正是唐代时魏晋文风被逐渐摒弃的主要原因。

日积月累,这些权贵集团一代不如一代,又都不管事,许多重要的职务逐渐旁落,实际职权逐渐掌握在了下层军官手中。寒门出身的下层军官,终于在森严的旧体制中撕开一道口子,虽然他们“名望“上仍不被士族接纳,但却实际上掌握了军政财权,这又为晋朝增加了更多不稳定因素

图12:南北朝并立形势图

公元420年,下层军官刘裕造反,灭东晋,建立了刘宋政权,这是南朝时期的开端,也是庶族取代士族的开始。刘宋之后,齐、梁、陈等南朝政权相继崛起,其建立者无不是庶族出身或者得庶族支持者:齐国萧道成出身低级士族,军队起家;梁国萧衍虽是皇亲,但对庶族十分重视,得到了庶族的支持;陈国陈霸出身寒门,是从最基层的小吏做起。南朝虽然政权更迭频繁,但无不在打击贵族,提拔庶族,经过一次次打击,到南朝末期,昔日的士族门阀已然销声匿迹。

四、总结:贵族时代日薄西山,平民时代呼之欲出

由此,北方由于五胡入侵,士族精英阶层被驱,其势力已然荡然无存;南方则由于士族在自身的“伪清高”不作为,最终给了庶族寒门一次次机会改朝换代,士族力量也在一次次时代冲击中消弭殆尽——贵族时代日薄西山,平民时代呼之欲出。到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受禅,建立大一统的隋王朝,才终于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长达近400年的分裂局面,与之配套的,隋唐在人才上采用了较“察举制“、”九品中正制“都要更公平、更标准的“科举制”,真正打开了寒门精英才子的上升通道,中国才迎来了古代史上最强盛的大唐盛世

回顾三国到隋朝建立的370年大动荡,我们发现那是贵族与平民斗争往来的大时代,是人才选拔制度之争,是生产关系对社会发展的适应过程。三国两晋期间,双方互有胜负,大局未定,直到“八王之乱”与气候变化引“五胡”入局,胶着的局势终于倾斜,最终以平民力量的胜利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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