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北张村仨民间“史官”的百年村庄纪事

深入农户搜集史料

三位离退休干部，在自己晚年时光里，和12位村里资料采集员，常年深入村庄、档案馆，翻阅省市区县十多部史册资料，遍寻有关自己村子的历史资料，查阅了周边区县有关本村的所有历史档案，走访群众2000余人，各自动笔，根据负责章节撰写，再碰面讨论研究，历经10年编写，九易其稿，终于将25万字的村史——《北张村纪事》印刷出版。“历史不同于文学创作,不能掺杂哪怕一点的私人感情。”担任民间“史官”，三位编撰者坚守“真”字当头，希望能给后人一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历史工具书”。
    写村史“真”字当头
    9月16日是西安市长安区兴隆街办北张村一年一度过传统古会的日子，村里除了请来戏班子唱大戏，更让村民欣喜的是，他们盼望十年的村史《北张村纪事》，要在村里城隍庙对面的戏台上，举行首发和“每家每户一本”的赠书仪式。
    当该书作者之一，已经87岁的邹圣周走进村子时，村民连忙上前搀扶满头银发，拄着拐杖的这位曾任长安县（区）法院副院长的“老政法”。在他们印象里，十年前，脚蹬布鞋的老邹常回村，走东家进西家找人了解“过去几十年的陈芝麻烂谷子”。
    “当年老邹一进门就喊着泡茶，我们抽着他带来的纸烟，一聊就是多半天。”在老乡长石勃甫记忆里，“他手里不离本子，还像年轻时做‘文学青年’那样，把我们说的都记在上面。”
    另一位作者，81岁的张鸿济身材瘦弱，言语不多，出身书香门第的他在县（区）档案馆和党史研究室工作过，他向记者谨慎地强调：书名之所以叫《北张村纪事》，不敢叫成村史，是因为第一次接触编撰史志类书籍，难免有不是非常精确的地方。72岁的蓝信鼎在三位作者中算是“少壮派”，教师出身的他告诉记者，这本书只收录了他们三位作者和12位资料收集员十年来搜集资料的七成，文稿付梓刊印前，又把近一成让大家心里感觉不踏实的素材也删掉了。一件史实未经三人以上确认，就不能写进书里，大家集体吃不准的事情就在后面注明“待考”，或者直接拿掉。

这本书在三位作者心里是一部百年纯历史。从2005年6月开始动笔，“重在资料和史实的准确与真实，力争不虚假、不夸张，存真求实。文字通俗、朴实活泼，让男女老少都看得懂”被奉为采编过程不可逾越的总原则。
    三位老人说他们都是“从青年起就出村给公家干事，直到退休也没给村上和村民帮过什么忙”。十年前，三人闲聊时就萌发了把村里的历史变迁、贤人达事、经济发展、风土民俗记录下来，以此昭示后人的想法。面对越来越丰富的资料，最后拍板决定了为村里写一部村史的“宏伟计划”。
    25万字诉说百年沧桑巨变
    他们三人在村里张贴“给北张村父老乡亲的一封信”，希望大家提供史料，积极参与。村里的企业家、省政协常委张占胜和省人大代表兰喜吉闻讯后表示：给你们安排车，再给些启动资金。同时也提议，除了记录村里的大事，也把村里典型、带头人都写上，哪怕当年是最早的养猪专业户，第一个到县城韦曲镇摆凉皮摊子的，虽然是小事、小人物，但让后人能知道咱北张村如今的变化是怎么过来的。三位作者婉拒了两位企业家的好意：“怕村里人说闲话，认为我们在给一部分人树碑立传。”

文革期间破“四旧”，兰喜吉家多亏又准备了一份家谱，“否则现在自己家的过去，全都没有了记忆。”在他看来，三个老人义务为村里写村史，等于给全村记家谱。这不是给后人摆功劳，而是让晚辈牢记长辈传下来的艰苦奋斗精神。
    兰喜吉向记者感慨道：自己的商业头脑就是跟着祖父、父亲耳濡目染培养来的。他的祖父在当地是最早一批搞长途运输和物品兑换贸易的农民商人，“把村里出产的手工纸用马车运送到咸阳、宝鸡等地，换来当地富余的粮食；常年在一里外的秦镇集市上卖簸箕、筛子等时令农具。”他父亲用粮食、蔬菜给村里的加工厂兑换回来了原材料，“那时候我经常帮着守摊子看管东西，耳濡目染也就明白了无商不富的道理。”

出身商业世家的兰喜吉坦言自己真正走上从商之路，是受了村里先行一步的企业家张占胜的影响，“他让我给工地送白灰，带着我搞工程，算是扶上马，还送了一程。这样的传、帮、带模式，也是我们村的好传统。”兰喜吉认为，作为后来人要讲良心，把这些都应该记下来，对晚辈也是个启发和教育。

地处沣河之滨的北张村始建于汉代，是西安市长安区有名的历史古镇，特别是从唐代开始保留至今的手工造纸，曾为宫廷御用纸张，多次出国表演，素有“纸乡”之称。历史传说称蔡伦把造纸术带到北张村，三位老人经过考证，认为那是没有的事。

“年轻人都埋怨为什么我们村耕地这么少，我们考证后了解到，和村里将手工造纸作为主业有密切关系。”蓝信鼎向记者解释道：村子里有古谚语“一合槽顶十亩地”之说，说明造纸经济价值高。手工造纸能忙一家人，古语说“有女不嫁北张村，半夜起来立墙根”，讲的就是古法晒纸的场景。由于手工造纸在北张村非常发达且成为主业，传统耕种开始颓废，所以村里的可耕地当年逐步被转移给其他村。
    获悉三位老人将编撰的村史定稿后，该村张占胜、兰喜吉、张户生等10位企业家捐款10余万元，得以让书稿刊印出版。在新书首发当天，2000余本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免费发放到每家每户，村民们竞相翻阅，寻找家乡的过去。他们说，本村人写村史，自古到今在我们村及周边还是头一次。

追根溯源成风尚
    “看了这本村史才知道，在秦代时，秦岭山下就是皇家的狩猎场，西汉时的北张村和毗邻的南张村都是皇家捕捉和饲养各种动物的‘上林苑’。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形成村落，上千年过去了，村子的位置向沣河边位移了一里左右，原因是为了造纸取水的便利。”作为90后，刚步入大学的高佳豪对新出版的“村史”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他指着书本里的一块唐永徽年间的碑石说，上面所刻文字有：“天有好生之德，人当效之。网开一面，不绝珍禽奇兽。南开一面，放南山之鹿，北张一面，放沣滨之麋。”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疑惑自己村庄名字的来历，“还以为以前全村人都姓张。”
    谈及对村史的搜集，邹圣周说自己从1989年离休后就开始了，“有关村子里的史料，记满了大大小小的本子和纸片，有时候半夜做梦惊醒，都要连忙爬起来把写进文稿的资料整理出来。”听到哪里存有和北张村有关的史料，邹圣周不但自己亲自寻访，还让儿子帮忙找来咸阳、户县、灞桥、西安的地方志、地名志。为考证村民姓氏迁徙，还找来了江苏省的《金坛县志》、《秦都区志》。

“复印资料很贵的，为省钱，我们都是手抄，经常一大早就赶到档案馆，在那拿着放大镜看一整天。”三位老人还对记者说，比如村里有座占地8亩的紫禁城，相传为明代驸马或郡马、皇姑的家宅，但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考证，发现紫禁城仅是个俗称，所谓的驸马、郡马只是传说，查无实据，就如实地记载下来。
    但这一说法，资料采集员蓝善生并不同意，这位61岁的农民，自称从小就对历史很感兴趣，并且在诸多史书中找到佐证，“村里的紫禁城是慈禧御赐马姓驸马所修，且有南北两座。我还找到了他的16代孙子马培基，印证了这一切。”蓝善生说，《北张村纪事》主要记录民国末年到现在100多年的村史。自己对此前的历史更感兴趣，目前已经就历史沿革、地理环境等，写成了四本教案本的文稿。“我要解密许多不为人知的和村子有关的历史，十分精彩。”

在北张村不但有邹圣周、蓝善生等这些关注村史的民间“史官”，还有张户生等一大批关注家史的个人爱好者。张户生搬出家谱告诉记者，经过考证了解，自己张姓这一支，和几十公里外的斗门街办张家同出一脉，再往上追溯，发现和台湾的张家一支是亲兄弟，“从目前了解的资料来看，老一辈从古到现代，都是抗御外敌的将领，也让大家尊称‘英雄世家’的称号实至名归。”

接地气的村史才更有价值
    近年来，在我省多个市县都出现了编撰村史的热潮，长安区政协也组织民间力量编撰《长安百村》的村史，旨在“见微知著，鉴古知今”。临潼区编撰村史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些村史的内容多涉及村庄的历史沿革、农业生产、教育卫生、文化艺术、民情风俗等十五六个章节的内容，文中的图标、图片、碑匾、碑文都来自村民和档案馆的收藏，且多为首次亮相。有的作为内部资料在传阅，更多的仍是书稿，甚至在撰写者的箱子里沉睡。像《北张村纪事》这样被正式出版，并被档案馆认可、收藏的寥寥无几。
    不可否认的是，被长安区史志办主任、档案局长王建都称之为“志林一叶”的这些村史，从民间小事、百姓生活的细微处，反映着农村变迁的历史风貌。
    陕西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继表示，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有些村落会失去原有的样子。在这个时候抢救村志村史，对保护我们曾经拥有的记忆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陈登武教授认为：以往历史写作多由地方的大家族、士绅或读书人来写，地方史多半也以大家族为中心，呈放射状式的记录，或许也能记载某一个面向的地方事务，但终无法超越单一观点，记载不同观点的地方历史。大家来写村史就是希望每一个家乡人书写自己家乡的历史，既有地方大家族的历史故事，又有地方小老百姓的悲欢离合，让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呈现多元的历史讯息，也让平日少有机会相互认识的社区乡亲，通过彼此个人历史的透露，发展出一个充满愿景的社区共同历史。

“写村史的人最起码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村史才有意义。关键是能否写出有参考价值的东西来，不应该盲目地去提倡和鼓励。”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良玉表示：作为长期工作在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实践者，直接参与历史写作，有特定的时代意义。即使学术性不强，只要有第一手素材，对于历史研究来说都是好现象。

来自：陕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