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反常识

陈苏镇老师在《〈春秋〉与汉道》第四章中，叙述从宣帝到元帝的政策转变，从《榖梁》学之兴盛这一角度切入，披览今古文献，用严密的攷据、推理，爬罗剔抉，详细演绎了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历程，以及《公羊》《榖梁》等经典对儒生、官吏及统治者决策的重大影响，不可谓不精彩。本章第一节结尾一句“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固执，非要表现出它自身的逻辑”，更复从无数攷据钩沉中，把历史“在矛盾中前进”的特性，把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对立统一，生动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不知哪个刻本的公羊传

这种无止尽的曲折发展过程，很难按“常识”来理解。初中或高中的时候，讲秦朝二世而亡，沿用陆贾“逆取顺守”、贾谊“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说法。同学问：“那秦始皇施仁政、行教化，不就能万世而王了吗？”老师笑而不语，今天算是真正理解了。我们可能对西汉时人笃信《公羊》“拨乱反正”、“为汉制法”，甚至以其作为治国大纲的行为表示不解；对于项羽分封致使分裂更甚、高祖无情诛杀功臣、西汉初年郡国并行而至文景削藩、汉武帝内政外兵的复杂决策、王莽篡位后的系列举措，我们都认为或多或少违反常识。这也反映出，人们很难在如今的语境下，为很多史实的产生找到完全契合的解释。

然而一来我们站在高位，用现代人的眼光，审视以至批判古人的理论，未免有失公允；二来，“历史自身的逻辑”匿于文献和文物之中——数量庞大、佚散无数、真伪难攷、佶屈聱牙，能够完整处理之，已经实属不易；要在史海中，通过查阅、整理、攷证、串联，在前人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研究，做出新发现、乃至新理论，便是非常伟大的事情了。在剥去“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外衣后，在探索政治、经济、文化内在关联时，会产生无数反常识的发现；而这些结论，以及尚未形诸于世的发现，又一并组成了“历史的内在逻辑”的肢体乃至大部。

如教科书叙述秦朝历史，一般以“统一的专制国家”和“中央集权制度”形容该朝；部分书目极力渲染秦朝法统、苛政，对郡县制无限溢美，意在说明大一统之进步、律令之上行下效。至于两汉，仿佛高祖一登基便结束了天下共主、群雄逐鹿，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帝国；东汉是对暴政的结束，是西汉的重新开始。然而《〈春秋〉与汉道》实际上通过大量考证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秦朝实现了军事上的大一统，却“未能成功地用法律手段实现文化的统一或整合”；而这一经验亦为主要楚人出身的刘邦集团借鉴，并制定了系列政策，其明显影响一直持续到武帝。所谓秦朝及西汉初期的大一统，仍如李开元老师所说，处于“后春秋时代”，是关中对关东的统治；而真正的统一，在法律、文化、观念真正同化之后才算大功告成。其中又有无数错综复杂的政治角力、文化攻讦、经济涨落，非浅陋能为。我们认为的“反常识”，是指不同于现代法制民族国家基本常识。在交通不便、信息传达困难、户口管理松散、科学技术落后的秦汉——乃至唐宋——建设上传下达的严密政治管理体系，控制国家经济，都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了解了这点，或许就初步掌握了从古人视角出发，审视历史的方法，从而打破“反常识”的刻板印象。以此类推，我们实际上能解读很多史实；奈何孤陋寡闻之至，克举诸兹，爰待刊正。

实际上，正如各位老师所极言，在各种历史叙述背后，隐藏的是冷酷的事实。而稻粱谋者极尽粉饰之能事，导致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常常是“别人想让我们看到的历史”。各方观点常常大相径庭，由是产生史家考据之功，用史源学的武器撬开棺材板下尘封的史实，乃至推导因果，探究逻辑。文景之治，一种说法是“文景两代用短短的三十八年化腐朽为神奇，使社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把一个矛盾丛生、破败不堪的社会变为'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移风易俗，黎民醇厚’的治世。”然而《〈春秋〉与汉道》的考证和推理告诉我们，文景运用贾谊、申公之学，“以礼为治”，实际上适应了削藩的政治环境；而中央与藩国之间的斗争，实际上从未停止；当矛盾尖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时，便爆发了大规模政治、军事斗争，继而推动历史继续前进。《汉书·艺文志》说，“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文化之服务于政治，可见一斑。

联想到列宾画作

说到这里，我想起以前看到过的说法：友人说学历史是为了增长谈资。我知道这是当时的游戏之语、愤懑之辞；但若把问题从语境中剥离出来，历史怎么会变成谈资呢？一者，今天所谈论的凿凿史实，明日就可能被证伪；二者，历史背后，令人扼腕叹息的黑暗事实罄竹难书，实在不想把它当做茶余饭后的笑料。更何况，有鉴于历史的反常识，大部分人听起来或者索然无味，或者不以为然，作为谈资，实在是诎折了历史。

结尾已经不知所言；略叙一事。以前看书，喜欢捡结论看，认为那是“重点”；更功利一点，认为那是“考试重点”；再不济，也可以平时拈来装作文化人。但开学月余，我稍稍发现：有时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治史如此，读书如此，生活庶几如此。这也算是历史的反常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