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燕人畔章》考
章云：“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恶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曰：'古圣人也。’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曰：'然。’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①
此章待考之处有二：一、宣王因何而惭，二、为何只云管叔监殷。分别考索如下：
宣王惭愧之因。解之有三。甲、宣王事先未知孟子与沈同所言的仁义征伐论，②后闻知而生愧。如赵歧注云“燕人畔，不肯归齐。齐王闻孟子与沈同言为未劝王，今竟不能有燕，故惭之。”③此论不妥，宣王曾在伐燕过程中，“燕人畔”之前当面两次询问孟子，孟子以文王武王之道及“倍地而不行仁政”劝谏，所以不存在宣王事后知道一事。乙、宣王不听孟子劝立燕君的建议，致燕人畔而生愧。焦循云“宣王欲取燕，孟子告以置君，及燕人立公子平，则燕人自立君，不肯归附于齐矣。”④从陈贾针对宣王的“惭”以“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如何，“不知而使之”又如何两方面劝慰来看，管叔监殷一事其焦点在于周公之“知”与“不知”。宣王之“惭”必然是在监燕，而与未听“孟子告以置君”这一建议毫无关系。丙、宣王未采孟子“监殷”办法的提议，致使失去燕国。杨华以为“齐宣王说：'吾甚惭于孟子’，他究竟因什么而感到惭愧悔怍？……齐宣王向廷臣们征求意见时，孟子就按照武王伐纣模式，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既包括以文武之师伐燕——如武王之伐纣一样，也包括以周初的模式治燕——如三监之监殷一样。……笔者认为，这个没有被齐宣王采纳而导致他后悔的建议，就是孟子自始至终坚持的周初统治模式。”并且认为“齐国在这三、四年间一直占领着燕国，对之实行军事管制，也就不需要国君，这正是齐国军队没有贯彻孟子战略之处，所以才有齐宣王的“甚惭”之叹。”⑤此论不妥，从逻辑上来说似乎“知”与“不知”均是畔，然如派与未派结果均为“畔”则无疑于说朝中无一忠臣，此亦无疑于否认自己的忠诚，这也是陈贾断不会言的。可知陈贾言论关键在于把宣王和周公进行对比，而这种对比中宣王必然要等于或优于周公。依陈贾言若周公“知”畔而派则有借机铲除异己之考虑，是为“不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如孟子云“知”，则周公“不仁”而宣王“不知”则“仁”，则宣王优于周公。然从现实看齐燕之间是“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⑥两国实力相差不大，与周公以中央讨伐地方毫无可比，如宣王“知”畔而派之则局势必无法收拾，因此宣王断不会有此举动。依陈贾言若周公“不知”畔而派则“不智”，此种情况下又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宣王所派之人亦“畔”，一种是所派之人未“畔”。若是所派之人亦“畔”，则宣王等同于周公，若是虽然“燕人畔”但所派之人未“畔”则宣王亦优于周公。就实际情况看，齐国及这次行动的同盟国中山国，对占领之燕地确实采用了周公使管叔监殷的形式。而各种文献中未见有所派之人的反叛痕迹，此事极可能是虽然采取了监殷的模式，但仅为形式上的，实际上并未有依靠仁政抚慰燕国民众，这也就是孟子离齐时曾云的“谏于君而不受”。所以“惭于孟子”这一言论，表面上自然是仁政之争，实际上指的是“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这一人事任命失当的问题。
二、只云管叔监殷，而不言“三叔”或“三监”。
一种可能是管叔可视为“三叔”或“三监”的代名词。⑦冯浩菲先生认为此处只云管叔监殷，而不言“三监”，是由于“古人行文尚简，称举并列事物往往不一一列出，只举出主要部分，以主概全，以少概全。故三监虽然包括管、蔡、霍三人，但由于载籍已明，学人皆知，行文中常常不一一列出三人，或只称管、蔡二人。……甚至或只称管叔一人。如《孟子·公孙丑下》：'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⑧唯此论需在“管叔监殷”确实代指“三监”这一前提下方可成立，然冯先生未云如何得出或如何知晓此前提。且此处齐宣王对于监燕是否如“三监”一般派出三人或成立三个机构来进行监督，其蛛丝马迹未见于任何文献，则不可臆得此处的“管叔监殷”代指“三监”这一结论。
另一种可能是所派去的监燕的大员具备一些相似于管叔的特性,当然所谓特性必然是与参照物比较而生的，这里的参照应是蔡叔。比照后其区别如下：
（一）管叔地位较高。“他是文王子，武王弟，是周公旦之兄”，⑨《逸周书》中《大匡解》和《文政解》均提到灭商后武王“在管”做出指示，⑩而蔡则未有此待遇。周初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当时原商朝王畿以内，殷贵族的势力还很强大，特别是殷贵族的基层“士”一级的人数众多，很难统治”，⑪这也是封管蔡的主要原因。然此特点显然与宣王所处实际不符，宣王“过颐豕视”性本多疑，且其继位前就面临着“不若废太子，更立卫姬婴儿”的王位之争，⑫待其继位又面临着如何处理与邹忌、田婴两大把持朝政的权臣集团关系的问题，所以他面对的难题是如何稳固统治，因此他一方面除去权臣势力，另一方面以“不任职而论国事”的方针，⑬大量启用“有智为寡人用之”的顾问。⑭相较可知监燕之人的地位必不能与管叔同日而语。
（二）管叔、蔡叔的结局不同。《左传》中《昭公元年》和《定公四年》云“杀管叔而蔡蔡叔”⑮，《史记》中《周本纪》、《鲁周公世家》、《管蔡世家》亦皆云杀管叔而流蔡叔，⑯《逸周书·作雒解》又云“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⑰《逸周书》所载似与《左传》、《史记》稍异，然更可能的是《逸周书》述及经过，至显稍异。如“管叔经而卒”之“经”字《说文解字》云“缢、经也。缢死何言经死也。谓以绳直县而死。”即如《论语·宪问》云“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⑱《公羊传·昭公十三年》云“灵王经而死。”⑲可见管叔当为先被俘然后被“经”，而蔡叔的处理当是先囚禁后流放，但两人的结局可谓生死异路。与此相类的是“燕人畔”后的濮水之战中《史记·六国年表》云“魏击齐，虏声子于濮”，⑳又，《战国策》云“濮上之事，赘子死，章子走”，㉑此处或以为“赘子”为“声子”之误，㉒或以为“声子”为“赘子”之误，㉓或认为“'声’'赘’形近，不知孰是”，㉔然均承认其实为同一人，则赘子亦同管叔一样先被俘然后被杀。
由此可推知陈贾言中的管叔或暗谓赘子，赘子即为监燕之人，而陈贾与孟子的这番言论当在濮水之战刚刚结束之际。
浩 草草于2017年10月
①、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6-107页。
②、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04-105页。
③、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91页。
④、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91页。
⑤、 杨华：《孟子与齐燕战争》，《中国哲学史》2011年第3期。
⑥、杨伯峻：《孟子译注》，第45页。
⑦、“三监”的问题古来议论纷纷，相关内容可参见，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3-169页；刘起釪：《尚书研究要论》，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550—581页。自清华简出现以后这一问题又有了新的进展，具体参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41-143页；邢文：《清华简<金縢>与“三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当然对于此段竹简的解读亦有不同看法，如路懿菡认为“三监”未必就是“三叔”，刘光胜对于竹简相关内容与传统文献之间的矛盾认为不宜一味调和。（路懿菡：《从清华简<系年>看周初的三监》，《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刘光胜：《清华简<系年>与“周公东征”相关问题考》,《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4期。）
⑧、 冯浩菲：《周初所建三监考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⑨、管叔为兄及管叔的其他相关考证见，王健：《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76-196页。然其中依利簋铭而断管叔“自作殷之监”为武王主动册命,颇不妥，利簋铭并未言及册封的具体情况，此处应为“管叔恃亲而请挟”。（郭伟川：《周公称王与周初礼治——（尚书·周书与（逸周书）新探》，载氏编：《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93-194页。）至于管叔册封的具体时间还可参见，何树环：《西周对外经略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15页。
⑩、 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81页，第394页。
⑪、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0页。
⑫、《战国策》卷8《齐策一·靖郭君善齐貌辨》，第310页。
⑬、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2《论儒》，《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49页。
⑭、 赵善诒：《说苑疏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34页。
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 中华书局，1981年，第1213页，第1540页。
⑯、《史记》之《周本纪》、《鲁周公世家》、《管蔡世家》分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2页、第1518页、第1565页。
⑰、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第552页。
⑱、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0页。
⑲、 浦卫忠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71页。
⑳、《史记》,第733页。
㉑、《战国策》卷8《齐策六·濮上之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70页。
㉒、郭人民：《战国策校注系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年，第267页；赵逵夫 ：《先秦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128页。
㉓、范祥雍云“疑今本《表》之'声’字乃'赘’之误”，（范祥雍：《战国策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37页。）
㉔、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