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是我童年时最美好的记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对我们小孩子来说，盼一场电影，就像盼过年。
看露天电影占场是我们小孩子乐此不疲的功课。下午放学，就一溜小跑去往放映场，圈出一个足够我们全家人坐下的地方。去得早，可以占到居中间的好位置；晚了，就只能在靠前或左右两边占场。我每次占的位置都是最好的，就在放映机前面几米处。可是，这样的位置也有不便，晚上放映了，黑压压的人群，你想出去解个手，得费九牛二虎之力。
那时的露天电影多半是战争片，像《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闪闪的红星》等等……。电影里的英雄人物，总让我们这些孩子崇拜得不行。看完电影的第二天，我们还会模仿着电影里的镜头，表演一番那些经典的台词。我记得有一次看完《闪闪的红星》，我用木头做了两把盒子枪，拉着一帮小伙伴演抓“胡汉三”，把小胖子的头打破了。小胖子拉着他的母亲找到我们家，父亲对我好一顿数落。末了父亲要赔人家鸡蛋，给小胖子养伤。小胖子说什么也不要，非要我手里的木头手枪。我说：“红军战士决不缴枪！”父亲生气，把我拉过去照着屁股就是几巴掌，并强行夺过一把手枪交到小胖子手里。看小胖子拿着手枪乐颠颠跑远的身影，我暗暗发誓：再抓到你“胡汉三”，我一定狠狠批斗你。
看露天电影的那种感觉，真的美妙而美好。电影让我有了梦，有了理想：看完《南征北战》，我想长大了当一名军人；看完《秘密图纸》，我又想当一名公安战士；看完《红雨》，我还想当一名医生，背着药箱行医看病……可是，长大后，那些理想我都没有实现，但看电影确实激励了我的斗志，让我发奋读书，走出农村。
现在，电视、互联网充实着孩子们的童年生活，让他们在快乐中成长。而，虽比不上当下，但却是愉快而美好的，叫人无限怀想，又让人无比眷恋…………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家乡上学，人与人之间互称同志，颇有时代气息。80年代我大学毕业时，称呼变成了师傅，很接地气。毕业后到了外地工作，多年后，似乎全国各地都把男士改称先生、年轻女士改称小姐了，听上去温文尔雅。不知何时，人们又忌讳小姐这个称呼了。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回到上大学时的这座城市定居。阔别三十多年，我依然按当年离开时的习惯称呼人家师傅，然而，人家像看外星人似的看我。原来，这里的称呼也与时俱进，早就更新换代好几次了。现在，这里称男士为大叔、称女士为美女。大叔听起来倒也亲切，如果是年轻女士，美女的称呼倒也妥帖，可是，对那些六七十岁的女士也称美女，我总感觉有点怪怪的，也不知对方听了是否受用。 当然，称呼是约定俗成的东西，大家叫着习惯、听着习惯就好。不过，每每听到一些媚俗的称呼还是接受不了，比如听到有人叫公司领导“老大”、叫研究生导师“老板”，就感觉十分不妥。称呼，可雅可俗，但不应成为媚俗的代号。 南唐后主李煜有两种身份，一是亡国之君，二是著名词人；宋徽宗赵佶也有两种身份，一是亡国之君，二是著名书画家。二人并非同时代之人，中间隔了一百多年，但放在历史的长河里，百年不过一瞬，幕起幕落而已。不同时代的人，就如身处同一舞台，演着同一幕悲剧，仿佛一个设计好的循环。 李煜精书法、工绘画、通音律，醉心经籍与诗词，被称为“千古词帝”。这样的风雅帝王，可惜没赶上好时代，纸醉金迷间，北宋发动了统一全国的战争，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尽管李煜不断示弱、退让，妄求苟安，但赵匡胤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为由，果断灭了南唐。 宋开宝九年（976）正月，李煜被俘送至汴京，苟活了三年。三年里，李煜“日夕以泪洗面”，受尽屈辱。最大的屈辱，莫过于自己的小周后，因貌美常被宋太宗召去侍寝，令其悲愤交加。此间，他以词令排遣忧虑、愤懑，抒发对故国的思念。“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绝命词《虞美人》，流传千年，妇孺皆知。这三年，是李煜最不幸的三年，却是词坛最重要的三年。李煜前期的诗词内容空泛、词风柔靡，而此后由于生活巨变，专书亡国之痛、故国之思，风格变得凄凉悲壮、意境深远，在词史上，发挥了“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的重大作用。 没有亡国之痛，就没有流传千古的佳作，正所谓“国家不幸词家兴，赋到沧桑句便工”。李煜的这些怀旧词，流露出不降之心，令宋太宗赵光义十分气恼。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七夕，李煜四十二岁生日，他在住所聚会庆贺，并作了那首著名的《虞美人》，命伎咏唱。赵光义闻之震怒，遂赐毒酒鸩杀。
柏杨先生评价李煜，说他词学的造诣空前绝后，用在填词上的精力，远超过用在治国上。可见，李煜是一位命运错位的君王，他应该做一名专职词人，而不是皇帝。柏杨先生的话用来评价宋徽宗赵佶亦很妥帖，赵佶也是一位错位的君王，他本该做一位优秀的书画家。 赵佶初为端王，吹弹、书画、声歌、辞赋，无不精擅。宋哲宗驾崩，在商讨继位人时，宰相章惇直言不讳：“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宋史》评价赵佶：“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就是这个轻佻的皇帝，导致了亡国的结局。在南唐被灭一百多年后，当年制造了李煜悲剧的赵匡胤不会想到，同一幕悲剧，在他后人身上重演了。宋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下，攻破汴京，赵佶被废为庶人。 当了俘虏的赵佶，复制了李煜的生活，也靠诗词倾诉忧恨，抒发怀国之思。在押送途中，宋徽宗作词《眼儿媚》，怀念昔日帝王生涯：“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在尘沙漫天的荒漠中，抒发亡国之慨。又作《燕山厅·北行见杏花》，以花喻人，借杏花横遭摧残的命运写自己的悲惨生活。 而赵佶在金国所受的屈辱，亦不逊于李煜。他的后妃多被金宗族夺占，六个女儿也做了金人的小妾。被押送至五国城时，赵佶得到了一次与女儿们相见的机会，竟然感激涕零，向金太宗连上两表叩谢。之后，本就不堪的囚徒命运，竟又遭亲生儿子的诬陷，赵佶深受刺激，从此沉默寡言，两年后，一病不起，终年五十四岁。赵佶和李煜一样，是对艺术有贡献的，他给后世留下了瘦金体、花鸟山水画。 历史就是这么吊诡。亡国之君被俘并苟活人世的，本就凤毛麟角，此二人命运的高度契合，则更属罕见。李煜继位之初，亦曾削减税负、宽宥百姓、鼓励农桑，但眼见无法阻挡江河日下，便纵情声色，潜心钻研词艺去了；赵佶刚当上皇帝时，也曾驱逐奸佞，重用忠直之士，国家面貌一新，但没多久，就宠信蔡京之流，荒于政、精于艺，私生活荒淫放纵。这其实是在走李煜的老路。 李煜从江南被俘至中原，赵佶则由中原徙往寒荒胡地，两个错位的亡国之君，一前一后，一路向北，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最近，电视剧《赘婿》热播，讲述了身为现代金融巨头的男主角突然穿越回到古代，入赘商贾之家，运用其非凡的商业头脑开启了逆袭之路。
社会地位最初较低
在古代，只有家贫无力娶妻者才会选择“倒插门”，赘婿的社会地位最初极其低下。唐人司马贞在注解《史记》时认为：“赘婿，女之夫，比于子，如人疣赘，是余剩物也。”隋唐之际的颜师古认为：“赘，质也，家贫无有聘财，以身为质也。”
出土于湖北云梦的睡虎地秦简详细记录了先秦之际赘婿的法律地位：赘婿不能单独立户，不能被授田地；三世之后子孙才被允许入仕，且仍要标明是某某赘婿的后代；从军后赘婿不受怜惜；杀牛犒赏军士时，承受最为繁重劳动的赘婿也会被排除在受赏群体之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亦载，秦始皇三十三年曾经下令征发赘婿、罪人作战。汉武帝在征讨大宛时苦于兵力不足，也曾招募“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赘婿”。
《赘婿》所呈现的“夫妻同心，其利断金”让不少观众叫好，但在真实的历史中，赘婿能够逆袭成功的少之又少。战国齐相淳于髡（音同“昆”，意指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一种剃光头发之刑罚）就是其中的一个特例。淳于髡家境贫穷，且很可能受过刑罚，因而只能入赘为婿。但后来，他辅佐齐威王称霸天下，地位显赫。
明清时赘婚更为普遍
南北朝时，征发赘婿服苦役和守边的法律才被取消。这相当于给了后世赘婿一定的社会认可空间。例如，唐代大诗人李白曾靠4次入赘才得以逆袭。由此可见，入赘在唐代并非完全被士大夫所不齿。
到唐末五代乱世，因急需兵源，南唐再次立法规定将赘婿征召入伍。宋元时期，因女性地位得到提升，赘婚之风盛行，赘婿的社会形象有极大改观，可参与管理和继承妻家家产。为夺人眼球，明清通俗小说多有赘婿的大量描写，且特意放大了赘婿的负面形象。例如，对妻家财产的垂涎和谋夺、对女方宗族的威胁和倾覆，让人对赘婿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尽管如此，明清时期赘婚相比此前已更为普遍，以至于法律层面也对此予以重视。比如明朝规定，“凡招婿，须凭媒妁，明立婚书，开写养老或出舍年限”，等于要求签订标准的“入赘协议”。《大清律例》进一步明确：“止有一子者，不许出赘。其招婿养老者，仍立同宗应继者一人承奉祭祀，家产均分。如未立继身死，从族长依例议立。”清代确立的“家产均分”原则虽然肯定了赘婿对家庭的贡献，但仍要求女家为维护宗庙之祭祀规范而立继子，可见社会对赘婿仍存偏见。到1911年颁布《大清民律草案》时，相关条款已改为赘婿在继承时只能酌情给予财产。为回应男女平等和人格独立之社会呼声，1929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典》彻底取消了“赘婿”称谓，将其一并称为“女婿”列入亲属范围，并规定其不再享有家产均分的权利。而各地时常出现赘婿因财产继承而缠讼的案例，如浙江龙泉司法档案显示，1912年至1948年的89宗赘婿诉讼中，有30宗涉及缠讼，诉讼时长超过一年。在这背后，既有女性地位得到强化的因素，也说明人们对打破宗族承祀和财产继承现状的赘婿仍存成见。不过，现代社会对上门女婿的包容度已大有改观。近年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招婿并不少见。浙江杭州市下辖的萧山区有一家专以介绍上门女婿为特色的婚介所，其介绍费已从本世纪初的单方1500元上涨至15000元。目前，该婚介所招赘的编号已排到300多位，登记的男性有100多位。该婚介所负责人称，虽然大多数女方对赘婿各方面条件的要求更高了，但观念也更开放，男女双方共同购房、分房给男方父母住、一个孩子随男方姓等现象日渐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