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荣：这个世界上，谁不爱富与贵？所谓正当手段得到，究竟指什么？
任何社会，一定有一些人是贵，有一些人是富，但不要忘记这同时代表了更大的责任。人的社会是人构成的，所有文化层面的表现，都是从人的生命结构衍化出来的。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有身、心、灵三个层次，所以就对应发展出文化的三个层次：先说器物层次，拿我们老师上课来说，古今有多大差别。像北宋、南宋时代的书院，一个班有三四十位学生，老师讲完课之后，就由学长到隔壁教室，把老师刚刚说的重复一遍，这样一个教室一个教室传下去。因为那时候的老师没有现在的麦克风设备啊，只能用比较简单原始方式来传授知识。今天我们多方便啊，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打开一个学习软件，随时就可以学习。这些都是和身体有关的器物层次的发展，人类的科技发展文明进步是最明显的。在西方文字里，像“道德、伦理”的英文字根，都是风俗习惯。风俗习惯一定有一些规定，包括一些禁忌，什么时候不能做什么事，什么时候不能吃什么东西等。因为人可以思考，就有认知和意愿的能力，两者结合可以自由选择，一旦自由选择，问题就会出现了：每个人只要可以思考、可以选择，很自然地就会为自己考虑。为自己考虑，这没有好坏的问题，用英文来说就是self regarding，即根据自己的情况看所有的事情。这是每个人自然而然的倾向，但重要的是，这种倾向是否适合，在群体生活中是否公平合理？如果没有制度，人很自然就会因有了权力而以权谋私，有了机会而以私害公，社会怎么稳定和谐呢？自古以来，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制度，有没有完美公平普遍的制度呢？因为制度和心智有关，和一个社会的传统发展、各种特殊的时空遭遇直接相关。中国社会一路发展下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制度也是在一路慢慢改变的。就像孔子说的，商朝从夏朝传过来，“礼”方面有些减增；周朝从商朝传下来也一样，周朝的发展就算是一百代，也能看出来礼哪一点减少，哪一点增加。这种制度与西方中世纪以来，各个君主国家运作的模式、做法是一样的吗？如果只根据是否一个人做决定，就把它界定为专制，显然是不合理的。根据很多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国的帝王专制制度，虽然有帝王作为国家最高主导，但是它还有监察制度和考试制度。比如说，监察制度有御史大夫，从尧舜时期就出现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制度。很多史学家冒着生命危险，把帝王的偏差行为记录下来。孔子曾经修订《春秋》，孟子就直接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正因为有这种监督，那些不照规矩和制度来的乱臣贼子深感害怕，怕在历史上留下恶名。中国历来推崇史书，像《史记》一直受到重视，也是因为对王权有相当程度的约束作用。中国古代选拔人才有举贤良的作用，把社会上大家认为德行品性好的人，由底层政府一层层推举到中央任用。“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那没有成名呢？多少人一辈子在科举里消耗了青春，甚至消耗到了中年？像《儒林外史》里有很多这样的故事，让人看得很伤感。科举制度固然有很多缺点，但是，至少科举考试在没有舞弊的前提下，是公平的选拔人才制度。让天下所有的念书人有一个向上走的空间，有一个可以做官从政、替百姓服务的机会。刚才提到中国的帝王专制，当然，我们也知道中国历代帝王专制问题很多。像汉朝就受制于外戚，唐朝基本上受制于宦官，这两个问题非常大，代表制度上有各种漏洞。“外戚之乱”和“宦官之乱”导致了汉朝和唐朝两个庞大的帝国最后瓦解崩溃。所谓贵，就是得到政治权力，那就要替大家负更大的责任；改善就是要配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比如考虑教育是否可以普及，舆论是否可以推广，让大家都愿意接受这个制度，觉得它是公平合理，可以使社会保持良好运转。简单来说，理念就是一个社会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所谓理想和信念，就是这个社会以什么为重。中国向来被称为“礼仪之邦”，代表我们的理念就在这里。儒家强调“人性向善”，一个人是否行善，要跟他所处的制度、社会规范配合；同时，儒家强调真诚，一个人真诚，“向善”的力量才会由内而发，才会有要求自己行善的动力。掌握这一点，人活在世界上不管遇到什么挑战和考验，都不至于陷入自我灭绝的困境，对于活在世界上抱有基本的信心。因为人有身、心、灵三个层次，人的心使人有自由选择的可能；但人做选择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为自己考虑，如果没有制度，就会出现以强欺弱、以多欺少的现象，一个社会就没有公平正义，更谈不上仁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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