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的城和《道德经》的道|玄鸟·早茶夜读595

594| 读城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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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的城和《道德经》的道

文/ 玄鸟

1967年生,电视编辑

《围城》不是一座城,只是一个比喻,一定要把《围城》说成城,可能已经陷入了围城中——语言的围城,不过,大概无论谈论什么都像围城吧,包括谈建筑。

初读《建筑的永恒之道》,颇有些一头雾水,刚刚在一个读书会花了两年多的时间,逐字逐句读完《道德经》,和阅读本书的感觉颇类似,即使有一位胡厚宣先生的弟子给我们讲训诂,还是有好像每个字都懂,连在一起就莫名其妙的感觉,而C·亚历山大的建筑术语像甲骨文一样对我如同天书,什么指状城乡交错、亚文化区的镶嵌、偏心核、半寸宽的压缝条等等,后来看了《建筑模式语言》的梗概才明白,《永恒之道》是亚历山大建筑三部曲的第三部,想不看前两部就理解其中的妙处,就像直接看连续剧的第三季一样容易糊涂,不过看到《永恒之道》的简介才释然,中国的道德经我还读不懂,更别说外国版的了。

钱钟书先生的文笔颇有英国风味,那种奥斯卡·王尔德戏剧式的,尖利的冷嘲热讽下淡淡的温情,意识流的影响也很显著,不像现实主义文学那样强调逼真性,将衣食住行描画得如同身临其境,但即使小说中关于建筑的一鳞半爪,也足以和C·亚历山大的建筑哲学拼拼贴贴,完成一次作业了。

关于“指状城乡交错”,亚历山大最感性的说法是城市里“每人应当在10分钟之内能够步行到乡村”,因为大自然对于我们是一种“生物学需要”,“当乡村远离时,城市就变成一座监狱”,这种理想的城市在美国有吗?不知道,即使是亚历山大最后工作和生活的伯克利市,“田园城市”也只是一个梦想,方鸿渐老家是在县里,应该离乡村和自然更近,但钱先生绝不学卢梭把城市当做罪恶,把乡下美化成梦想的二分法,寥寥几笔写了县城的落后,就借了战事把老太爷一家人轰到上海,记得听香港人抱怨说,他们没有故乡可回,而《围城》小说中的上海,恐怕也是没有故乡的城市吧。

《围城》涉及的时空比较简单,主要是上海、两段旅途的流动空间和一个特殊的三闾大学。而方鸿渐的几段重要的感情,都跟城市里的自然的空间——造出来的乡村有关,苏小姐家是一个大宅子,自带花园和亭榭,在亚历山大的模式中是“近宅绿地”和“户外亭榭”的结合,《模式》中直说“户外亭榭也许有台阶和座位,男女青年可以在那里聚会“,鸿渐和苏小姐之间的离奇情感——躲之唯恐不及却又不由自主,不能不说受了这浪漫环境的蛊惑:“她见了鸿渐,说本来自己也打算看电影去的,叫鸿渐坐一会儿,她上去加件衣服,两人同到园里去看月”,没有园也就看不到月,这一看不要紧,因为受了月亮“作弄”而干了傻事,竟然莫名其妙地吻了苏小姐,最终因爱生恨,也间接毁了他和唐晓芙的姻缘,而男主一生最惨痛的分离,也有建筑做道具,唐晓芙因为苏小姐的挑唆与方鸿渐翻脸,男主冒雨冲出,所谓“窗前风景”画出了男主的窘态:“她忙到窗口一望,果然鸿渐背马路在斜对面人家的篱笆外站着,风里的雨线像水鞭子正侧横斜地抽他漠无反应的身体”,这个“俯视外界生活之窗”像侯孝贤电影里那个让乡下孩子上当的大彩电,参与并推动了剧情。

三闾大学是个很有意思的空间,这是个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当然是亚历山大所谓“亚文化区的镶嵌”,以高校长为首的一帮妖魔鬼怪勾心斗角,毫无诗意,却偏生座落在一个诗意的地方——“在平成县乡下一个本地财主的花园里,面溪背山”,学校没有明确的“活动中心”,要说感情事件发生的中心是汪家,作为这个社区“易识别的邻里”,汪家和别处不同,有个天然而明显的“邻里边界”:“汪家租的黑砖半西式平屋是校舍以外本地最好的建筑,跟校舍隔一条溪”,溪上的木板桥成了书里最精彩的一幕感情剧的场地:汪太太张罗着给方鸿渐和赵辛楣做媒,结果两男两女在月夜上演一场流水无情落花有意的好戏,没有桥下的鹅卵石,范小姐对辛楣的攻势就无从展开。而校舍里的“散步场所”更是这一章情节的“戏眼”,不但汪处厚曾在家附近的散步中对方鸿渐面授机宜,让他无端生出常驻此地的幻想,辛楣和汪太太的被“捉奸”就在汪家门口的散步小道上,没有周围的美景的刺激,即使有苏小姐长相的帮忙,萍水相逢的这对男女,感情戏如同蜻蜓点水,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苏小姐和方鸿渐产生感情也是在这个“亚文化社区”里,多少有知识分子之间的认同,而两人后来的龌龊,跟上海的城市空间,那两间逼仄的租屋脱不了干系,他们是靠了老太爷的面子租来的,当然无从计较大小,后来几次曲笔都写了它的小,比如二奶奶三奶奶来窥探,探出柔嘉嫁妆不多,但也写了东西只能堆在卧室里,没有专门搁箱子的房间,亚历山大所谓“大储藏室”;最后的这晚,“他走到半楼”,就听到小客室里姑母的那句“鸿渐这个人,本领没有,脾气倒很大”,于是直接崩溃,看来他们租住的是二楼,而且格局很小。而253个模式中有个“用生活中纪念品作装饰”当然就落实在那只祖传老钟上,它不但直接给方鸿渐的婚姻敲响了丧钟,更在它的钟声中为《围城》拉上了帷幕。

说了这么多,作业的字数似乎凑够了,但我似乎又犹豫起来,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住上宽大舒适的住房,方鸿渐和苏小姐的婚姻就不会亮红灯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两人婚姻的地雷早已埋下,随便一个什么捻儿都能点着,期待的人生不同是主因,局促的空间算个帮凶也毫不起眼,决定悲剧的是人,而不是花园或木板桥,没有花园,方鸿渐也逃不出苏小姐的手心,因为他的懦弱,也正因为这份懦弱,他被孙小姐算计,又无力摆脱,这跟住在哪儿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附和道德经的说法也是人云亦云,《永恒之道》的作者C·亚历山大的思想前后有所变化,从最初的重视数学的科学主义,转变为受系统论和自组织思想的影响,确实和道家很相似,亚历山大摒弃了精英主义的建筑观,提倡用户自己设计自己建筑,《道德经》中就很强调这个“自”,“我无为,而民自化”,以下自正、自富、自朴等。但把《建筑的永恒之道》说成“西方的道德经”,没有比这个更不靠谱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不会为让人住的舒服而存在,虽然有“无名之质”做挡箭牌,任何哲学也不会把第一因追溯到住的地方。

看来之前的一些借题发挥有瞎扯的嫌疑,有没有扯出什么东西就仁者见仁了,我想至少不比谈《永恒之道》扯上诗意的栖居和存在主义更离谱,海德格尔的”共在”首先是“沉沦”,他和萨特这样的精英根本不想与“常人”共有什么诗意,但居住环境的闭塞、没有生气,按亚历山大的说法,没有那种“无名之质”,确实会为生活中的冲突火上浇油,就像柔嘉的骂“偷偷摸摸像个贼,躲在半楼梯偷听人说话”,那我也就像个贼,把从《围城》的世界里偷听到的两句闲言碎语来代表围城,做关于建筑的作业充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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