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之术与无用之学

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在学问界讨活者，有信有执，秉烛而行，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

实用之术，因有灭此朝食、立竿见影之绩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专指，而广受重视。无用之学则是供养出来的，即便错误结果，得之不易，时间会给出真相，但不是所有的人等得及。胡林翼尝言：“国之需才，犹鱼之需水，鸟之需林，人之需气，草木之需土，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才者无求于国家，谋国者当自求之。”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十年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实用型的治世之才而已。后人说苏武“十九年间不辱君，论功何独后诸臣。若教倒数凌烟像，也是当时第一人”，较之能臣武将之实用，入列凌烟阁倒数第一名，已相当不错，虽有人为之鸣不平。生如逆旅，一苇以航，刚烈勇武，不计生死，坚强者多不开心。

有人驾驭民众，有人驾驭资本，有人驾驭文字，驾驭文字而能郁郁乎文哉者，定属无用之才。1916 年10月27日，张作霖颁发奉天省教育会决议案给各县：“中国兴学十余年，毕业生千万数。其优异者，赫耀里闾，平庸者或执教鞭，或事庸书舍，余则无业可操，学校多一毕业学生，即国家增一无业游民，贫累家庭，贻讥社会。考其主因以学校教育纯属空谈，遂致积弊日深，几乎不可挽救。”文必其明显易晓，事必其切实可行，耕战植其基，商战扩其用，实用主义者往往在具体的工具层面想当然，要的不是文采，是解决问题，否则便有藉报章鼔簧天下、以笔舌倾动人主之嫌。国欲富强，必以职业为基础，一赳赳武夫能有此境界，已相对高明。

胡适初入康奈尔大学农科，一年半后，观乎人文，欲化成天下，由实而虚，执著不悔，遂改入文学院。人文领域的实践模式，信手拈来，夜构一文，文章合为时而著，贴人口吻，多有雅趣，歌诗合为事而作。“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唐伯虎的功利，源于科考的压力。罗兰·巴特的“我写作是为了被爱：被某个人、某个遥远的人所爱”，也不脱目的性。德国女诗人卡森喀策茨是一位梦见过远方的人，其《我爱你，与你无关》，便有了无关目的、不计得失之意味。

较之舜以南巡死苍梧，禹以东巡死会稽，宋徽宗“万机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文字华茂，书画俱佳，笔墨宛丽，气韵高清，于国无用，甚至有害，于当时有害，于后世却有大益。深入经藏，了解宇宙人生真相，一生致力于考据学的钱大昕，聪明绝世，异境天开，其《答西庄书》云：“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虽曰无大用，自己很当回事。被称为“电话之父”的贝尔，从未给母亲与妻子打过电话，其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皆为失聪者。对一些人实用，对另外一些人则无所谓，有用之术与无用之学，相对而言。

士人期许，多不实用，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一目了然。针对过分强调实用、只在乎专家而忽略知识分子现象，陈寅恪强调，救国经世必以精神学问为根基：“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穷形尽相，只成下等工匠。未来世界，工具性的理性或可发展到极致，目的与意义恐已无人问津。

实术产生虚学，虚学之需，改进实术。印刷技术的诞生，导致平面设计艺术的出现，显影技术的诞生，导致摄影摄像艺术的出现，网络技术的诞生，导致数字影像艺术的出现。然计算机艺术家似乎更关注技术本身，而非对技术所能表现的形式。就个人而言，有用之术与无用之学皆要有，实用层面与精神世界须平衡，亦舒《异乡人》里有句话：“一份职业而已，应当尽力做好工作，但也不用做得鬼上身，它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有道是，职业决定生活的存在，精神决定内心的拥有。

案积诗文，壁悬画本，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读书之道，在不趋时，不从众，不受惑。闲书久读，既醉且饱，自会沉浸于多识草木鸟兽之名的审美想象，形成一派的翩翩洒脱，毫无拘碍，虽平庸而不浅薄，非理性的情感冲动，自会越来越少。何物羡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学万人敌，著等身书，有用与无用，时处矛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