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中之境，阳刚之美 ——读李勤绍《满江红·悼屈原》｜冯仲平

冯仲平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广西演艺职业学院教授、教育与经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情中之境，阳刚之美

——读李勤绍《满江红·悼屈原》

读罢李勤绍《满江红·悼屈原》，顿感郁勃之气浩然而生，雄健笔墨力透纸背，情中之景穿越时空，而心造之境豁然澄明。作品载《滏漳诗苑》2020年第2期，且看原词如下：

行遍江南，何处觅、遗宫旧馆？追往事、争雄逐鹿，兴亡过眼。常恨忠良遭谗毁，更忧奸佞招灾患。厦将倾、报国竟无门，空嗟叹。  宗庙陨，安忍见。生民泣，尤凄婉。况君昏臣辱，狂涛谁挽？恸地悲吟凝血泪，仰天怒啸驱雷电。以身殉，精魄铸丰碑，千秋奠！

此为悲悼之作，抒情之作。当然，从具体描写来看，作者概括叙述了屈原的重要事迹，作品的主要篇幅属于客观内容；而从整首词的基调看，作者旨在抒发对屈原忠而被谗遭遇的悲叹和高风亮节的赞颂。

词的上阕，作者畅游江南，寻觅屈原生存过的“遗宫旧馆”，追忆战国时代的“争雄逐鹿”，由此笔锋自然地转到屈原的遭遇——满怀忠君爱国之情，却被谗佞之徒陷害，最后只留下“报国无门”的嗟叹。上阕起调低沉舒缓，如泣如诉，读之令人心情压抑，满怀对屈原遭遇的悲悼与同情，呈现出沉郁顿挫的审美风貌。作者似乎灵魂出窍，穿越于现实与历史之间，用了三个精准的动词“行”“觅”“追”，把读者带进了那个久远的年代和辽阔的空间。在进行外部描写之后，作者用了两个表示心理情绪的动词“恨”“忧”将主观情感投射融注到对象之中，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情绪感染与心理共鸣。“空嗟叹”三字，言简意赅，内涵丰富，既有对屈原心理的透视，也有作者的感同身受，同时潜移默化地感染着读者，使描写对象、作者情感与接受主体有机地融为一体。

词的下阕，作者饱含深情地追述了楚国宗庙陨毁、生民涂炭的悲情景象，接着进一步凸显了屈原面临的处境——“君昏臣辱”“狂涛谁挽”的险恶局面。在秦军攻破郢都、故国不存、理想破灭之际，屈原将满腔血泪凝于笔端，发出了绝望的“恸地悲吟”；“仰天怒啸驱雷电”，充满悲愤的诗篇爆发出火山喷发般的炽烈激情。正如汉代王逸《楚辞章句序》评价屈原：“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评价屈原的作品：“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从道德、文章和行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屈原的价值和意义。李勤绍先生精准地抓住了屈原以身殉国的精神实质，深刻地诠释了屈原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屈原的精神，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高标与丰碑，它的深远影响必将传之千秋万代！

屈原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的高风亮节和以身殉国的悲剧精神已经沉淀在中华民族的性格深层。屈原的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所开创的“楚辞”体制也成为先秦时期与诗经并称的文学高峰。诗经的现实主义和楚辞的浪漫主义，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两大主潮与活跃交响，随着时代发展和文学嬗变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和恒久的魅力。屈原的人格与其创作实现了自身的和谐融合，尤其是在故国陨隳、理想破灭之际，他毅然纵身投于汨罗江的波涛之中，完成了自我形象最后的升华与定格——屈原作为爱国主义的标杆，《离骚》作为文学的经典，文化的传承通过思想阐释和艺术再造不断延续，引发民族文化的不断增殖，形成民族文化的不断叠加层积。从这个角度看，李勤绍先生的词作乃是一个优秀的案例。

文学就是发现和创造。当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诗·语言·思》）意思是说，所有的自然、社会包括历史、思想等等，都存在于语言之中；如果离开了语言，我们面对的只有虚无。因此，无论我们静观、思维还是创作，实质都是一种创造行为，文学艺术的一切境界，当然也是语言的创造，都如同汉代思想家杨雄所谓“心声”“心画”之外在呈现。文学运用语言创造的艺术境像，正如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所说：“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然则天下岂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自由书·惟心》)指出了诗人创作之心造境界的本质特性。

江南，屈原，离骚，丰碑……“诗人从跃动、喧嚣不已的现实中唤出幻境和梦”，一切都是心造的境像。品味李勤绍《满江红·悼屈原》，可以发现这种种境像，都涵盖裹挟在浓烈的抒情氛围之中，即明代思想家王夫之关于“情景”理论所说之“情中景”。《姜斋诗话》云：“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王夫之认为，写景中情较易，写情中景尤难。在情与景的关系中，情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景也并非简单地服务于情，两者相遇与结合的方式，乃是景物自得之于情意之表。这种情形的存在或发生，建立在情、景相互因依之基础上。诗人之情怀与所遇之景物自然恰得，神理凑合，含景之情语自然顺手成就，“心中目中与相融洽，一出语时，即得珠圆玉润，要以各视其所怀来，而与景相遇者也。”中肯而深刻地揭示了情中景的发生根源、形成方式以及审美特色。

关于此词的审美特色，乃是鲜明的阳刚之美。中国文化属于阴性文化，先天地缺乏阳刚素质，故许多思想家的理论表现出对阳刚的渴望与呼唤，许多文学艺术作品的深层动力机制都基于阳性的匮乏，甚至很多中药的诉求与标的是补肾与壮阳。关于阳刚之美，《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明确地表现出对刚健气质和超迈精神的渴慕和赞美。关于艺术的阳刚之美，清人姚鼐说：“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复鲁絜非书》)因此，阳刚之美往往呈现出一种崇高感，一种悲壮美。屈原的人格与艺术如此，李勤绍先生的词也是如此，并且形成了与吟咏对象精神品质的高度契合。

中国文化需要补钙，需要培育阳刚之美。孔子循循善诱之“蔼如”，“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何如孟子之义薄云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哉！

编辑/章雪芳  审核/小楼听雨  校对/冯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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