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美人·枕上》探源研究
《虞美人·枕上》探源研究
刘昆山
长期以来，对毛泽东《虞美人·枕上》存在多种解读。其中不乏误读，导致对《虞美人·枕上》的错误解读和赏析，严重影响了对毛泽东诗词高亢昂扬、沉雄恣肆高远格调的认知。诗词的鉴赏，虽有“诗无达诂”之说，但“不宜自立意见，勉强求合也”（沈德潜语），更不应“以辞害志”。
（一）《虞美人·枕上》的“诗眼”是一个“愁”字
历史上著名的写“愁”的词，莫过于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位丧国失权的南唐后主李煜的“愁”不过如“江水滚滚”，而毛泽东的《虞美人·枕上》所写的“愁”却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既有李煜的“江水滚滚”，更有“海浪滔天”，是“堆愁”，远远超过李后主“愁”的百倍千倍，成为历史上写“愁”的绝唱。
正确解读毛泽东的《虞美人·枕上》，必须首先弄清楚，诗人何来如此之大的“愁”？诗人有哪些“愁”，为什么“愁”，以至“愁”可以“堆”起来成为“堆愁”，并呈现“江海翻波浪”的状态。找到“愁”源头，才能理解诗人为什么会有“百念皆灰烬”的伤感和“披衣起坐薄寒中”的思索，以及“抛眼泪”的因缘。
（二）《虞美人·枕上》的几个版本
1、杨开慧看到的应是“原稿”，是最准确的。李淑一听到和看到的也是这个版本。如果有一天这个原稿被发现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2、1957年李淑一致函毛泽东提及这首词，她说是“赠开慧”的，毛泽东纠正为“开慧所述”，没有给她写。但这引发了诗人对这首词的回忆。1961年，毛泽东手书《虞美人·枕上》，交给卫士张仙朋保管。这是诗人的“手书稿”，是最具权威性的。我们的探索和研究都应以这个版本为准。
3、1973年，已经八十高龄的诗人，不知是何原因，在文革的严峻形势下，意外地将这首《虞美人·枕上》连同那首《贺新郎·别友》一起，凭记忆写下来，交给保健护士吴旭君抄正保存。
4、1983年，《解放军报》首次在文章《从〈虞美人〉到〈蝶恋花〉》中透露《虞美人·枕上》的内容，引起广泛关注。这是文章作者采访李淑一，李淑一凭记忆记述词的内容，恐有错讹。在采访中李淑一对这首词有两个“定调”：一是定性为“爱情词”，二是“为杨开慧填的词”，这导致后来许多人按李淑一的“定调”先入为主，乃至有以讹传讹之嫌。
5、1994年，《人民日报》正式将此词发表。这是经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校订过的稿子。
后来出版的报刊和书籍中的《虞美人·枕上》，大多依据上述不同版本。
（三）《虞美人·枕上》不是赠杨开慧的，不是为杨开慧写的
毛泽东与杨开慧1913年相识，经过长达八年的相知热恋，于1920年结为革命伉俪。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爱，是爱得那么纯真，爱得那么深沉，爱得那么隽永，爱得那么痴心。当李淑一给他去信请求把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诗再做回忆时，尽管他与杨开慧诀别长达三十多个春秋，却突然触发了他对杨开慧沉淀的爱，聚积的爱，“长命无绝衰”的爱，激发了爱的海啸，引爆了爱的火山喷发，写出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爱的千古绝唱。
但《虞美人·枕上》不是赠杨开慧的，也不是为杨开慧写的。理由有三：
第一，是毛泽东亲自予以否认。1957年1月，公开发表了毛泽东18首诗词，李淑一爱不释手，并勾起回忆。她想起，毛泽东填过一首《虞美人》词给杨开慧，杨开慧当时告诉了她。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请他把赠给杨开慧的词写给她，作为纪念。毛泽东于5月11日回信称：“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赠。”毛泽东十分清楚，《虞美人·枕上》不是赠给杨开慧的，信中纠正李淑一的说法，将“所赠”改为“所述”，即那首词是杨开慧所说的，而不是赠给杨开慧的。毛泽东的理由是“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这里所说的“不好”，不是指词不好，而是指那首词不是赠给杨开慧的，是另有所指，写出来容易引起误会，造成错觉。事实证明，《虞美人·枕上》并非不好，这首词在毛泽东的心里分量有千斤重万两沉，以至到晚年还在反复吟诵，还两次手书抄写。
第二，短暂离别不致于形成“堆愁”。多数的解读说诗人是因为辞别新婚爱人杨开慧的“离愁别绪”而形成的“愁”。“孤枕难眠，凄苦相思、孤寂无奈．愁极无聊”，“离愁像江水无穷无尽，像大海天边无际．像波涛翻腾起伏动荡；从空间上写初眠离愁之多与来势之猛，表明了对妻子思念之情的强烈与深广”，“长夜不眠的煎熬，使人心灰意冷。心里充满了离愁别绪，脑海里只剩下妻子的身影。此外，别的都置之度外，什么都不愿再想”，“从离别极度的孤凄愁苦，折射出诗人与夫人杨开慧的幸福欢乐与温暖甜蜜，表观了他们夫妻之间那种难分难舍无限深厚的挚爱之情”。（丁三省编著：《毛泽东诗词精读》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01增订版 第265-266页）
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读不能罔顾基本的历史事实。1921年是毛泽东与杨开慧新婚后沉浸在幸福之中的第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共有五次走出长沙，离开自己心爱的夫人。《毛泽东年谱》载，一次是2月上旬他和弟弟泽民回韶山过春节；二次是春夏间他和易礼容、陈书农赴岳阳、华容、南县、常德、湘阴等地考察学校教育；三次是6月底与何叔衡同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四次是同夏明翰一道去衡阳，研究发展党员和党组织问题；五次是12月去安源煤矿考察。毛泽东的五次离别都是积极主动地离别，而非消极被动地被迫无奈的离别，这种离别何愁之有？五次短暂的离别，时间最长的一次是6月去上海，到8月中旬才回来。但他是去参加党的“一大”，是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从此揭开中国共产党辉煌历史的壮丽画卷。这是何等荣耀、何等庄严、何等令人激动的事情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的短暂离别，如何形成这么巨大到可以“堆”起来的“愁”，形成如此强烈的“离愁别恨”，这用“凄苦相思”、“ 挚爱之情”，乃至所谓的“婉约人世别离”，都是无论如何无法解释通的，都是牵强附会，都属于“自立意见，勉强求合”，甚至有“为解新词强说愁”之嫌。这样的解读，显然有悖于毛泽东刚强不屈的性格、忧乐天下的人品和英雄豪迈的气质。毛泽东志存高远，胸怀天下，虽也有常人的卿卿我我，但绝不会被儿女情长所羁绊，不会为短暂的离别而彻夜无眠，不会“堆来枕上愁”，“天色总难明”。尤其无法解释的是，革命伴侣的短暂离别竟至“百念皆灰烬”，啥也不想，万念俱毁，这还是世纪伟人毛泽东吗？
第三，杨开慧不具有“离人”资格。《虞美人·枕上》词中有“剩有离人影”，一般注释“离人即杨开慧”。
要首先弄清楚“离人”的准确含义才能知道“离人”是谁。
古代文人常用“离人”指离家出门远走他乡的人，来表达对家乡对亲人的依依不舍。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这里的“离人”显然是指被逼离别崔莺莺去求取功名的张君瑞。李清照《添字采桑子·芭蕉》“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离人，不惯起来听”中的“离人”是指南渡之初的词人自己，借吟咏芭蕉抒发怀恋故国乡土之幽情。南宋吴文英《唐多令·惜别》“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也是作者在飘泊生涯中抒发离别之愁。
按照“离人”的惯常用法，《虞美人·枕上》中的“剩有离人影”不是指杨开慧。1921年的他们的五次小别，都是毛泽东离家外出，“行色匆匆”，杨开慧守在清水塘家中，“望眼欲穿”。毛泽东可称“离人”，而杨开慧是“盼归人”。深谙诗词遣词用字之功的毛泽东不会错将守在家中的娇妻称为“离人”。
“剩有离人影”中的“离人”肯定另有所指。
造成这种错误解读的原因，先是李淑一“爱情词”的误导，然后，既然毛泽东挚爱杨开慧，按照“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思维定势，那就非杨开慧莫属了。有一本书竟将词名《虞美人·枕上》改为《虞美人·赠杨开慧》（麓山子编：《毛泽东诗词全集赏读》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10版 第61页），不知有何根据。
（四）《虞美人·枕上》也不是为罗一秀写的
做学问最怕违背实事求是的先入为主，尤其怕阻塞思维的“贴标签”。《虞美人·枕上》既然被贴上“爱情词”的标签，那么不是为杨开慧写的，就是另外一个爱情对象罗一秀。
由此又引发了一桩婚案。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杨开慧是毛泽东的原配夫人，不知道在其之前毛泽东结过婚，原配是罗一秀。
1907年，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为儿子定了一门亲事，新娘就是罗一秀。罗家也是殷实大户，新娘的父亲罗鹤楼是个粗通文墨、有田产的农民，毛罗两家可谓门当户对，且罗母姓毛是毛家的堂姑妈，这也是“亲上加亲”。毛贻昌为了儿子的亲事颇费了一番心思。他长年忙于谷米生意，常在外面奔波，妻子的身体不好，家里虽雇了长短工但一家子的大事小事，妻子是难以应付的，所以他想早早找一个成年的能干贤德的儿媳，帮助妻子操持家务。选来选去，他选中了勤俭贤慧的罗一秀。作为乡里精明的当家人，他确实没有选错。毛、罗两家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由双方长辈订下的这桩婚事。
新娘罗一秀，生于1889年10月，比毛泽东大4岁2个月，人长得五官端正体面大方，从小受到良好家教，而且性格温柔贤惠。结婚那年她18岁，正是青春妙龄豆蔻年华。14岁的毛泽东对父亲安排的婚事极力反对，但他拗不过同样倔强的老爹，心想你娶儿媳妇，无非想给家里添个劳力，添个帮佣，反正我不认。
良辰吉日拜堂成亲。新郎毛泽东身着华服，与从花轿上下来的新娘罗一秀一起，在唢呐声中拜了天地，拜了列祖列宗，也拜了父母。洞房花烛夜，具有叛逆性格极其倔强的毛泽东使出了他的杀手锏，对新娘冷淡且没有圆房，他一个人在桌子边看书坐到天亮。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罗一秀，理解小夫君心中的苦楚，她没有计较，她相信“一块石头也有焐热的时候”。新婚之后，罗一秀即刻帮婆婆操持家务，脚勤手快，任劳任怨，并很快下到田地参加劳动，深得公婆尤其是婆婆的喜爱。
毛泽东对罗一秀的冷淡主要针对他的父亲，他心里清楚罗一秀也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罗一秀的勤劳善良，他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没有想到罗一秀是如此豁达睿智，善良聪慧。两个人毕竟是同桌而食、同室而卧，甚至同床而眠，三年时光，日久生情，毛泽东对罗一秀的感情正在发生变化。可怜薄命的罗氏女，正当小夫君由冷淡到同情，由同情到尊敬，由尊敬到宠爱的感情转变过程中，于1910年2月11日正是春节后的正月初二，罗一秀竟因病毒性痢疾暴病而亡，一命休矣。如果假以时日，他们的感情会进一步发展，有成为恩爱夫妻的可能。
罗一秀是毛泽东的原配，但他们没有圆房，只有夫妻名义而无夫妻之实，因此，罗一秀只能称为“名义夫人”。
罗一秀之死，对于17岁的少年毛泽东来说心情是极其复杂的，痛惜与悔恨，希冀与怨艾，怀念与无奈，回首与前瞻……剪不断，理还乱。这从罗亡之后，毛泽东多次到罗家去看望并帮助劳作，以及后来对罗家人的关注和帮助来看，毛泽东对罗一秀是心存好感的。每每提及此事，他都会心悸情动，感情涟漪，把对罗一秀的怀念写进诗词中是合情合理的，称罗一秀为“离人”也是合规合矩的。
但由此断定《虞美人·枕上》就是为罗一秀而作，缺乏依据，仍是牵强附会的。网上多处转发的一篇文章标题“《虞美人·枕上》写的不是杨开慧而是原配罗一秀”，文中指出：“对于妻子的死，17岁的毛泽东心情是悲伤而又复杂的。《虞美人·枕上》应是一秀去世后不久之作，”文章还引出“陆游、苏轼那些悼亡的名篇，此时必然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让他作这样一次倾诉，一次呼号，一次喷发……”这样的解读不仅更加穿凿附会，而且不能成立。
《虞美人·枕上》不是“悼亡词”，毛泽东与罗一秀的关系不同于陆游与唐婉，也不同于苏轼与王弗，后二者都是作者与结发爱妻的关系，而毛泽东与罗一秀毕竟只是“名义夫妻”关系，毛泽东对“名义夫人”罗一秀应该追悔多于思念，但通篇除了巨大的“愁”，读不出任何的“悔”意。
笔者认为《虞美人·枕上》的“诗眼”是一个“愁”字，而主张是写给罗一秀的则认为“诗眼”是词中的“离人”，强调“词中的一切悲、痛、愁、惑，皆由'离人’而发”。
前面说过，词中的 “离人”，确实可能是指罗一秀，但却无法解释词中的三大问题：一是罗一秀之死如何激发了诗人如此巨大的“堆愁”？二是诗人彻夜不眠意欲何为？三是
罗一秀之死导致诗人“百念皆灰烬”，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这就是说，如果“堆来枕上愁”是为罗一秀；“披衣起坐薄寒中”是为罗一秀；“百念皆灰烬”也是为罗一秀，既然如此，何必当初“三年不圆房”？为了亡灵，竟然什么也不想了，什么也不干了，这分明是文章作者“自立意见，勉强求合”，有悖毛泽东刚强不屈的性格、忧乐天下的人品和英雄豪迈的气质。
（五）《虞美人·枕上》因“三大愁”导致“江海翻波浪”
《虞美人·枕上》的“诗眼”是一个“愁”字，我们必须跳出“爱情词”的窠臼，沿着毛泽东年轻人生的轨迹，去寻觅“愁”的源头，查询诗人有哪些“愁”以及为何而“愁”，正确解读这首词中蕴含的深厚内涵。
查询发现，1907年到1910年是少年毛泽东情绪最低落、心中最烦闷、思想最愁苦的阶段。这期间，少年毛泽东和他倔强的父亲毛贻昌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
先是被迫辍学。正在学海里畅游的毛泽东，深感读书是获取知识储能人生的大事，他嗜书如命，手不释卷，以书为伴，如饥似渴地阅读能够找到的任何书籍。毛贻昌以自己的经验，他只读过两年私塾，17岁当家主事，却使自己的家由中农而升为富农，种田同时经营谷米、生猪甚至耕牛，成为令乡亲们羡慕的发家人。他颇为自己的才能自豪，认为儿子只要识字会打算盘就够了，能发家致富才是最重要的。他让儿子辍学在家务农，白天同长工一起下田劳动，晚上帮他记账打算盘，奢望日进斗金。
二是父亲强迫儿子结婚。毛贻昌盘算着娶个能干贤德的儿媳帮助妻子操持家务。以他自己的经验为准，毛母比他大3岁，他选了个比儿子大4岁的儿媳妇。
三是父亲逼儿子去米店学徒。毛贻昌认为经商是一种人生本事，需要学习积累经验，于是他逼儿子到米店学徒，为儿子规划人生道路。
这三件事情都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对，父子之间爆发了激烈的矛盾冲突。父子矛盾的实质是经验老道的“燕雀”要绑架羽毛未丰的“鸿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燕雀”要按照自己的样子修剪“鸿鹄”。父亲要为儿子选择职业、婚姻和人生道路。少年毛泽东开始有所屈服，不得不辍学在家务农以及被迫成亲，但这位从4岁接触古书籍，9岁开始进私塾读四书五经，到17岁辍学先后换了五家私塾，师从七位有学问的先生，受过八年私塾教育，已具很强自学能力的青年来说，他志向远大，气势恢宏。小小年纪课外已经遍览《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精忠传》、《隋唐演义》、《薛刚反唐》等文学巨著，小小年纪就喊出：“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咏蛙》）。群山坏绕的韶山冲已经关不住他的心了，他不会接受父亲规划安排的一切，“少年豪气在天边”，他要走自己的路，走出韶山，冲向心中的天国，去拼搏，去闯荡，闯出自己辉煌的人生。“鸿鹄”一旦羽翼丰满，不飞则已，一飞冲天，鹏程万里，翱翔蓝天。
在这期间，突发了两件事情，对毛泽东触动很大。
一是毛泽东在辍学务农期间，结识了维新派人物李漱清，先生特别介绍一些反映维新思想的书给他看，包括《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和《盛世危言》。少年毛泽东接受了书中的新思想，开始思考祖国的现状和前途，他激动得好几个夜晚没有合眼，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撞袭心头，为祖国安危民族存亡而深深担忧，心中产生了—种强烈责任：“救国是每个中国人的天职！”
另一件就是罗一秀的暴病身亡。虽只是“名义夫妻”，但人命关天，她也是为封建婚姻所害，年纪轻轻就死了，华年早逝，令人痛惜。
再看看自己，身陷愚昧牢笼，受到封建禁锢，有学不能上，有书不让读，报国无门，人生无望……
“三大愁”：为国家民族愁，为自己前途愁，为亡灵故人愁，终于火山爆发，导致“江海翻波浪”——
于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为国家民族愁，为自己前途愁，为亡灵故人愁，翻江倒海，惊涛骇浪。怎么办？“夜长天色总难明”，诗人通宵无眠，“寂寞披衣起坐薄寒中”，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苦思冥想，求索解愁之策。如果不能冲破牢笼，如果不能打破禁锢，“晓来百念都灰烬”，那么结果只能是像亡灵故人，“剩有离人影”。如果不奋起反抗，如果不奋力抗争，时光流逝，“一钩残月向西流”，那么一切都将付之一炬，“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就是对《虞美人·枕上》的解读。
《虞美人·枕上》不是“爱情词”，而是气贯长虹大气磅礴的“言志抒情词”，是毛泽东冲破牢笼的宣言，是毛泽东打破禁锢的誓词，是毛泽东向旧世界宣战的檄文。思索的结果是他写下“孩儿立志出乡关”，开始了走出韶山冲，走向长沙，走向井冈山，走向延安，走向北京的伟大征程。
有的版本将“寂寞披衣起坐薄寒中”，改为“无奈披衣起坐数寒星”，不知有何根据。“数寒星”固然很潇洒，很俏皮，很有诗意，但与诗人当时的情绪心境不符，面对如此“江海翻波浪”的“堆愁”，必须思考求索解愁的对策，谁还有暇去“数寒星”。
（六）《虞美人·枕上》定稿在一九二一年
毛泽东手书《虞美人·枕上》的纸面上清清楚楚写着“一九二一年”。
有人对这个“一九二一年”提出了置疑，“认为，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应早于一九一五年”，并且武断地下结论：“老人家把自己的旧作写错年份的事，并非绝无仅有。”（彭明道：《〈虞美人·枕上〉探幽》）。
“诗言志”。许多诗人吟诗赋词并不为发表，只是“以乐其志”（陶渊明语），抒写情怀。
《虞美人·枕上》产生创作冲动和构思创作，应该不是在一九二一年。在前面的解读中，分析得知在一九〇九年初罗一秀暴病身亡之后，到一九一〇年春夏“立志出乡关”之前，“三大愁”迫使诗人感情如地火岩浆涌动，偶然的夜不能寐，触动了诗人的激情火山喷发，炽热的岩浆冲天而出，带着强光和巨热四散而落，冲破窒息思想的地牢樊笼，击毁泯灭鸿志的禁锢绳索。当熔浆冷凝之后，一首光照天地的宏大诗篇便影印在诗人的脑海。在此后的时日里，整首词不时在诗人的脑海中反复吟唱，词中的遣词用字在不断斟酌和推敲，正如杜甫所说“新诗改罢自长吟”。 经历了若干个春夏秋冬，终于在“一九二一年”的某一天，诗人把这首《虞美人·枕上》抄写在了纸上，呈给心爱的妻子杨开慧，袒露自己的感情历程，吐露深藏多年的心声。
“一九二一年”是《虞美人·枕上》定稿的时间，“一九二一年”是诗人将《虞美人·枕上》首次誊写出来见诸纸面的时间，“一九二一年”是诗人将《虞美人·枕上》呈献给杨开慧的时间，即正式“发表”的时间。“一九二一年”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时间，毛泽东郑重地在诗稿上写下“一九二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