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文史｜春秋战国时期，手写体墨迹书法探究考略
J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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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古代的书法墨迹，最早的为殷商玉片朱书和陶片、甲骨上的墨书，也只有寥寥数字。未见西周时的墨迹，再往后就要说到春秋晚期的《侯马盟书》了。在《侯马盟书》之后，还有《温县盟书》、《仰天湖楚简》、《信阳楚简》、《望山楚简》、《楚帛书》等。
这些均为所谓“科斗文”书法的实物。其中，《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为晋国书迹，其他均为楚国书迹。
▲ 侯马盟书之一
▲ 侯马盟书之一
1965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大量盟誓辞文玉石片，被称为“侯马盟书”，又称“载书”，共有5000余件，每件玉片大小都不一，磨琢精致，是用毛笔书写的，字迹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相似，大部分为朱红色，也有小部分是黑色的，比较清晰。因为玉片大小不一，字数也都是有多有少，多的达到200左右，少的只有十余字。侯马盟书诉说的是春秋晚期晋国赵鞅与卿大夫订立的文字条约，要求参加盟誓的人都要效忠盟主，一致诛讨已被驱逐在外的敌对势力，不再扩充奴隶、土地、财产，不得与敌人来往。
盟书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和文字，研究晋国历史，以及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情况具有重大意义。
▲ 春秋晚期 河南温县盟书之一
▲ 春秋晚期 河南温县盟书之一
1980年3月至1982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温县城北古州县州城东北角护城河外的盟誓台发现土坑(坎)共124个，有16坑出土书写盟辞的石片，共发掘出万余片盟书，由于数量巨大，所以只发表了一号坎的材料。1 号坎(坑)出土盟书4588片，包括科学发掘获得的2703片，已被扰动然而仍在原地的1395片，由村民手中征集的 490片。一号坎(坑)石圭大致可分为短体弧腰、长体直腰和等腰三角形三种类型。标本中最长的长27.1厘米,底残宽3.2 厘米；最短的长9.6厘米，底宽3.7厘米。
这些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国卿大夫之间举行盟誓时记载誓辞的文书。多是在圭形石片上用毛笔黑墨书写而成。1号坎(坑)盟书的誓辞内容是：一定要“忠心事主”，决不“与贼为徒”，否则将受到晋国先公在天之灵最严厉的惩罚，夷灭氏族，绝子绝孙。
经考证这是韩宣子的儿子韩不信主持的卿士之间会盟，确立了韩氏宗主地位，时间是公元前491年1月16日。这也就是轰动历史考古学界著名的“温县盟书”。温县盟书对于研究春秋时期政治经济状况，和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与书法艺术，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历史实物资料。
温县盟书与上世纪60年代出土的侯马盟书年代、文字和誓词体例大体相近，故文博界通常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几十年来，文博工作者对温县盟书的认识和研究不断进行，各方面研究成果均取得了一定进展。
温县盟书全为墨书，书写在深灰色圭形等石片上，书体属于晋系古文，字形修长工整， 结体疏密并兼，用笔洒脱肆逸，笔势圆劲迅疾，笔画弧曲下弯，落笔头重而尾细轻出，多见古文“科斗”书法神韵。
所谓“科斗”，本是从书法的点画用笔形态的特征生出的称呼。汉末及魏晋时人称古代典籍手抄本上的字为“科斗文”，如“科斗文者，周时古文也。其头粗尾细，似科斗之虫，故俗名之焉”。
这种形态，可上溯殷商朱书、墨书，本为一脉相承，逐步演变而来。在殷商朱书、墨书的点画形态上，这一特征显得拙朴、生强、浑厚。这种形态在春秋战国的手写体中已有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用笔的连贯性增强了，尽管尚未脱出内向贯气形式，但其回互圆转的锋势照应，使书法的用笔速度加快，律动感增强。“头粗尾细”的科斗意态也相应地显得相对平和了。
尤其在《望山楚简》等战国简牍中，笔势已明显由纵向转变为横向，并且结构上的变易也说明它正日益摆脱象形性的制约，体现着篆书隶变的进程。
这些春秋战国时代的篆书手写墨迹，大体为两种地域风格，即晋地风格和楚地风格。
标志着晋地风格的《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为当时盛行于晋国社会上层手写体草篆。《侯马盟书》出土于山西侯马，《温县盟书》出土于河南温县，虽不在一地，年代上又是略有先后，但其书法的体势、笔法十分一致。稍有不同之处，表现在前者稳健平和，纵向伸展，较为匀称；后者则姿肆不羁，相对而言多呈现横向开张的势态，字之大小变化也较悬殊，更显出草篆风韵。其用笔，均锋利挺劲，富于弹力感，但后者比前者圆转流畅，运动幅度大，连贯性强。
但总体而言，两批晋国盟书的体势呈长方形纵向伸展，与楚国简帛书多呈扁方形横向开张的体势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楚国简帛书中，《仰天湖竹简》出土于湖南长沙仰天湖，《望山竹简》出土于湖北江陵县望山，《启书》则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
▲ 战国中晚期 湖南长沙仰天湖楚简 湖南省博物馆
1953年湖南长沙市南门外仰天湖25号楚墓出土竹简四三枚，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今藏湖南省博物馆。
竹简内容为遣册。简长20.6-23.1、宽0.9-1.1一、厚0.2厘米，有二道编联。写于蔑黄面，每简字数2至20字不一。书体为楚系古文，结体宽大而扁纵并见， 字势欹侧，线条圆转清秀，提按分明。
▲ 望山楚简之一
▲ 望山楚简之一
望山楚简包含两部分：望山1号墓竹简和2号墓楚简。分别于1965和1966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1号和2号楚墓，著名的越王勾践剑也出土于望山1号墓。望山1号墓出土的卜筮祭祷简文尚属首见。
同时也为研究战国简册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望山2号墓楚简的遣策内容为考订楚国器物名称，也对于研究随葬制度与楚人的习俗提供了一批文字资料。
▲ 战国 楚国《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摹本
▲ 战国 楚国《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局部）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 《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文字 选自《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饶宗颐、曾宪通（中华书局1993版）
帛书指书写在帛上书写的文字。帛的本意为白色丝织物，即为本色的初级丝织物。至晚在春秋战国时代，帛已经泛指所有的丝织物。
当时，帛的用途相当广泛，其中也有作为书写文字的材料，常常也是“竹帛”并举，并且帛是其中贵重的一种。至迟汉代古籍上已有“帛书”一词，如《汉书·苏武传》载：“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而帛书的实际存在当更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如《国语·越语》曰：“越王以册书帛。”不过，由于帛的价格远比竹简昂贵，它使用也仅限于达官贵人。
他也是现存最早的、春秋战国时代唯一的完整帛书。通常也叫“楚缯书”或“楚绢书”。
湖南长沙东南郊长沙子弹库楚墓，是解放前被盗掘，据传其中一人名叫任全生首先发现了这件闻名中外的楚帛书。出土不久并不为盗墓者所重视，被当废品送予古董商唐鉴泉，另一古董商蔡季襄得知后立即买下，并于1944年撰《晚周缯书考证》一书石印出版，首次公布楚帛书资料。抗战胜利后有位名叫考克斯（John Hadley Cox即柯强）的美国人受耶鲁学会派遣到长沙雅礼中学任教。他从蔡先生手中，连骗带蒙的把帛书带到了美国，后又经几度易手，后归亚瑟·M·萨克勒（Arenur M Sackler）所得，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因为是盗掘，流传国外亦十分秘密，出土和流出国外时间众说纷纭。根据商承祚先生说，盗掘时间为1942年9月，1946年被考克斯从上海带到美国。
楚帛书上下高38.5厘米，左右宽46.2厘米，中心是书写方向互相颠倒的两段文字，一段13行，一段8行，分为甲、乙篇。四周是作旋转状排列的12段边文，其中每三段居于一方，四方交角用青、赤、白、黑四木相隔开，每段都附有一种神怪图形。
另外帛书抄写者还用一种朱色填实的方框作为划分章次的标记。全篇共有900多字，考释论著得人也甚多，但各家注释都有着差异。
《甲篇》的文字最多，文章特别强调“敬天顺时”，“上天的神帝”被描绘成具有施德降罚本领的命运主宰。也就是所谓“惟天作福，神则格之；惟天作妖，神则惠之。”这种思想显然是指战国以来的“五行刑德”思想之所本。
《乙篇》主要讲神话，但并不孤立地讲神话，而是与甲篇互为表里，作为甲篇所述神秘思想的背景来讲的。
《丙篇》是边文12章，每章都代表一个月份，略述该月宜忌，如某月可不可以嫁娶，某月可不可以行师用兵，某月可不可以营筑屋宅等等。各月都附有一种神怪图形。丙篇所反映的基本思想则是阴阳家的“术数”之学，专讲占星、堪舆、卜筮等迷信活动。
东周战国时期楚帛书是目前出土最早的中国古代帛书，虽然只有900多字，但内容丰富，对研究战国楚系文字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有重要参考价值。楚帛书也是珍贵的先秦时代湖南省地方文献，它也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中原思想文化在湖南省的流行和传播。
在楚人入湘前，湖南为越人和“蛮”、“濮”等民族栖息繁衍之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南下征服湖南，逐步成为湖南的主体民族。楚人入湘后，不仅给湖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也传播了北方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北方中原地区思想文化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五行思想”和“阴阳术数思想”方面。春秋战国前，湖湘地区的土著蛮越民族，大都信奉原始宗教，崇拜各种祖先之神和自然之神。楚人南下之后，带来了楚人的宗教信仰、神话传说。这两种原始宗教、神话互相影响，融合到一起，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具有特色的宗教和神话，这也在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中得到充分印证。
就帛书书法艺术而言，其书体介乎于篆隶之间，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中指出“体式简略，形态平扁，接近于后世的隶书”。其排行大体整齐，间距基本相同，在力求规范整齐之中又现自然恣放之色。字体扁平而稳定，均衡而对称，端正而严肃，介于篆隶之间，笔法圆润流畅，直有波折，曲有挑势，于粗细变化之中显其秀美，在点画顿挫中展现出清韵，充分展示作者将文字艺术化的刻意追求。
上述三者风格的共性特征为体势横向开张，虽仍为篆体，但已明显隶变，结构上以平直笔画对原篆体的构造及其多向性笔画进行约易简括，从而笔画走势也以平直为其基本了，并且出现了某些隶书点画形态的雏形。
此外，还常见“羡画”，即对某些字任意增添点画或偏旁，并常见一字多种写法，这种现象在前述两批晋国盟书中已有所显露，而在这些楚国简帛书迹中更为明显。这正说明春秋战国尤其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各自独立、相互兼并的大动荡形势下，又大力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周朝天子对各国已丧失凝聚力，各国文字及其书法各行其是地得到了长足发展。而其发展的总趋势则是向隶书演进，这在当时的手写体书迹中表现尤其突出。应该说，隶书的形成，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七国文字及其书法演变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三批楚国简房书法，在上述共同的风格基调之上，又有各自的特点。《仰天湖竹简》平实端庄，《望山竹简》奔放洒脱，《帛书》则清健婀娜。
另有《信阳竹简》以及《望山竹简》中的某一部分，其体势近乎《侯马盟书》，但在结构的概括简省和某些点画形态上已表现出隶变的迹象，但这些作品不具有楚地书法的地域风格特色，而表现为与商周沿续下来的正宗书体一脉相承的体貌。
在现代，陆续的出土了大量的春秋战国手写体墨迹资料，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当时书法的真面目，而且拓宽了当今书家对大篆（广义）系统的古代书迹的取法途径，在书法的笔法、风格以及形式美的各个方面给我们以许多启示。
科普知识：盟书
盟书又称“载书”。古代记载盟誓各方缔约内容的文书材料，多为玉石薄片所制成。春秋战国时期，天子与诸侯之间、诸侯互相之间、诸侯与卿大夫之间，为政治目的常常举行盟誓活动。盟书一式二份，一份藏于盟府，一份埋入地下或沉入河里，以取信于神鬼。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荀子《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