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举善进贤的教化之功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孔宪兰刻本《孔子圣迹图》之《景公尊让》。孔子到齐国,齐景公接见他,请他入上座。孔子认为给他设的座规格太高了,请求降一等。齐景公再三要孔子入上座,说:“先生今天来到这里,寡人认为是极大的荣幸。怎么肯让先生坐在下面,这不是让你远离寡人吗!”(资料图片)

《三国志·魏志》中说:“显贤表德,圣王所重;举善而教,仲尼所美。”尊重贤能,表彰美德之人,是历来圣明的帝王所重视的;推举善人,进而教化众人,是为人师表的孔子所称道的。

举贤任能自古便是传统吏治的重要内容。诸葛亮曾主张治国理政“务在举贤”。为什么将举贤摆在如此重要位置呢?我们从《礼记·礼运》的一句话可窥见一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大公无私的。把有贤德、有才能的人推举出来去治理国家,这些贤人又能够去影响、教化他人,使得人人修身洁行、崇尚和睦。

举善进贤,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善与恶都是可以传播的,树立善的导向,就会逐步形成向善的行动自觉

《论语》有云:“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意思是说举用德行良好的贤人去教化那些才能欠缺的人,民众就会相互劝勉。这句话有大智慧。要想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让民众互相规劝向善,成风化人的方法就是把善的榜样立起来。有了榜样与方向,百姓看到后自然会见贤思齐,愿意效法。“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把正直之人推举出来,摒弃邪曲不正之行,邪者也能够变得正直。并且,这种影响是可持续的。

举善而教不能,教的对象是哪些人呢?为什么要强调教“不能”呢?

所谓“不能”,就是比不上“贤人”的那些人。“不能”之人,有的是能力不足,有的是德行有缺。对于他们,正确的方法是培养、鼓励,而不能嫌弃,应耐心教导,方可使之弃恶从善。《礼记·学记》中说:“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要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都应起到涵养善良、挽救过失的作用。所以对于不善之人,不能随意抛弃,更不能放任自流,而是要通过教育使之改过迁善。

举善而教不能,前提是对“不能”之人心怀宽容,愿意付出力气去教化他们。一个真正称得上贤德的人,不仅要自身能力出众,更要对他人有宽广的胸怀,能够去接纳不如自己的人、还愿意去帮助影响他们。《论语》中记载:“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君子尊重贤人,又能接纳众人;嘉奖贤能之人,又能宽容、怜悯无能之人。这背后其实是君子的包容之心,也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同理心。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特别是就普罗大众而言,并不是每个人都道德高尚、才干出众,大多数都是普通人、都有瑕疵,所以对于善行要褒奖、鼓励、宣扬,对于能力德行不足之人,要怀有包容之心,从帮扶的角度出发,通过举善的行为去教化他们。

举善而教不能,关键在“举”。举,有提出、推举的意思,代表了选人用人的导向和社会风气的方向。《孟子》中有一句话:“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善与恶都是可以传播的,所以人为的选择和干预就十分必要。通过举贤,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人民就会有正确的追求方向,逐步形成向善、力行的自觉。

舜在拥有天下时,从众人之中选取皋陶为士,令其掌管司法,因为皋陶公正无私,所以不仁之人都远离了恶行;汤在拥有天下之时,从众人之中选拔伊尹为相,结果不仁之人也远离了恶行。这说明,举善确实可以起到树立榜样、以上率下的作用,取得“举善而教不能”的效果。

举贤思想开创了万世不衰的崇德向善、注重教育、培养人才、教化众人的风气,使得民众皆能通过受教化而增长才干、提高德行,进而源源不断地为社会输送人才。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尊重任用贤能之人,那么天下贤士见此状都愿意为国效力。这便形成尚贤举贤用贤的良性循环了。

古人用什么标准来举善进贤

“举善而教”,强调举用善人是施行教化的先决条件。那么,要想“举善”,首先要知道“善”的标准。

善首先是公正无私。中国自古重视公正的美德。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中就有“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公心不偏党也”。到了西汉,贾谊也曾做出这样的定义:“兼覆无私谓之公,反公为私”“方直不曲谓之正,反正为邪”“据当不倾谓之平,反平为险”。公正的基本要求就是不偏私,对人对事均以法律、道德为准则,一视同仁,不倾向、偏袒任何一方。因为有私就会导致不平,不平积累久了就会有怨,怨再加深就变成恨,结果就难免产生冲突矛盾。因此,唯有公正无私之人才能率先垂范,正己化人。

善的第二个标准是要胸怀宽广,甘为人梯。《孔子家语》中记载,子贡向孔子请教:“现今的臣子之中,谁可以称为最贤德?”孔子答:“齐国有鲍叔牙,郑国有子皮,可以称为贤臣。”子贡不解,认为齐国有管仲,郑国有子产这样的能臣。孔子于是问他:“你觉得是自己努力成为贤人的人贤德呢,还是能够举荐贤人的人贤德呢?”子贡一听,就明白了:“进贤贤哉”,当然是举荐贤才者更堪称贤德。鲍叔牙举荐了管仲,使管仲显达;子皮举荐了子产,使子产显达,但是却没有听说管仲和子产举荐了比他们更贤德的人。孔子认为鲍叔牙和子皮才可称为贤臣,因为他们愿意举荐更加贤德者为国效力,这才是大格局。

进贤,在中国古代还一度被认为是官员的责任。管子曾说:“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萦,殆;见能而不使,殆。”见贤不举,即为蔽贤;蔽贤之举,即为渎职。历史上因此受到责罚的不乏其人。建元元年,汉武帝诏令诸列侯、郡守、两千石的高级官吏每年向朝廷荐举两名贤士,但元朔元年,还有些郡守终年不荐一人,结果“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到了唐代,这一条甚至被写进法律,《唐律·职制律》规定,“才堪利用,蔽而不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由此可见,通过进贤来不断向社会输送人才,保持人才畅通流动的活力,正是历代政治家所考虑的。

善的第三个标准是隐恶扬善。想要举善,就必须在日常中有一双发现善的眼睛,而不是过于关注别人的过恶。《格言联璧》中说:“德盛者,其心和平,见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许可者多;德薄者,其心刻傲,见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弃者众。”品德高尚的人,其性情温和,他所见到的人,皆认为对方有可取之处,有可以学习弘扬的地方。发现善、弘扬善,这样善的力量便会发扬光大。而品德不好的人,其性情傲慢刻薄,见谁都觉对方面目可憎,便丧失了客观理性的眼光,也失去了学习进步的机会。可见,隐恶扬善可以长养人的智慧与厚道,并感化人改过迁善。

怎样实现举善的示范引导效用

“举善”关键在“举”,要建立一套完备科学的制度使之固定下来。在中国古代,我们的先祖探索出了一些“举善”的方式。

举善,首先是举善人为官。古人对于选官非常重视,在选官时坚持“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予”,即爵位不授予无德之人,俸禄不给予无功之人。这样,人们都注重培养自己的德行,为国建功立业。

从汉代开始,国家实行“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要求地方官负责把孝廉之人举荐出来,由国家培养,作为官吏候补。

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古人认为,一个人对父母尽孝,就能够对国家尽忠;廉洁,就没有贪心,具备这两个品德,做官就不会出大问题。

东汉王符评价察举制的关键“在于明选”,即公开、公正地选拔人才。公开公正的举贤,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腐朽的世卿世禄制度,挖掘出了一批批崛起自社会各阶层的士官将相。包括后来的科举制度,其廉政意义就在于把民间贤俊选拔到政府中来,源源不断地补充新生力量,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吏治腐败。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封建社会固有的制度性弊端,人为因素往往对选才造成干扰。发展到后来,察举权易被少数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制,致使察举范围越来越狭窄,公平性、有效性大打折扣。

第二就是举善人为师。国家将德才兼备者举荐出来作为老师,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教导百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道理,也能起到长善救失的作用。

康熙皇帝遵循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治国理念,延续了以往的经筵制度,挑选通达经典而又德才兼备者为国师,在宫廷讲经。皇帝率领文武百官来听讲,敬之以尊师礼。这些国师在宫廷里讲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上至皇帝,下至文武百官,日日进学,以免荒疏学问德行。

要想使社会风气变善,举善人为师很重要。在媒体发达的社会,举善人为师已有更多便利条件,宣讲正道、树立榜样,社会风气自可日益向好。

第三是举善人为范,即举善人作为模范、榜样,把普通百姓中的善人举荐出来作为道德模范,给以特别的尊重和奖励。

古时候有“命民”的称号,专指平民受帝王赐爵。一个普通老百姓具有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尊重长辈,或谦恭有礼、喜好退让等德行,皇帝就下诏书将之封为“命民”。

得到“命民”称号的人,就可以坐着装饰特别的两匹马并驾的马车出行。这种荣誉,是金钱所买不到的,其他人即使再富有,如果没有“命民”的封号,也不可乘坐这样的车子。人们看到这样的马车,就知道他是诏封的“命民”,并对他表示尊敬。这就令人看到,有德的善人会受到尊重,久而久之,人们尊重有德者,而非尊重富而无德者,就能够起到教化作用。

举善而教不能,最终还是要落实在“举”。礼贤下士、察言观行、博询公议,构建起完备多样科学的机制,方可有效发现善人、举用善人。(刘余莉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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