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民 | 王茂荫与李文安李鸿章父子 （徽学研究）
作为晚晴重臣，慈禧太后赞誉的“再造玄黄之人”，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李鸿章这名字，人们并不陌生。正是这个李鸿章，他与父亲李文安，与王茂荫关系非同一般。
李文安（1801—1855），字式和，号玉川，又号玉泉，别号愚荃，榜名文玕。他从小身体很弱，别人家聪明的孩子四岁开始破蒙，而他到八岁才读书，到了十三岁，别人考上秀才的都有，而他才读完《四书》和《毛诗》。三十四岁时以优廪生考中举人，三十八岁与曾国藩同登进士，殿试三甲，朝考以主事用，与林则徐之子林汝舟同年服官刑部。四十一岁会试外廉官，始为部中主管广西、奉天、山西的司员，督理提牢厅兼行秋审处。后为四川主事、云南员外郎，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
（李文安像）
李鸿章（1823—1901），号少荃、仪叟，别名李中堂、章桐，曾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封爵一等肃毅侯。他被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1]，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美国总统格兰特并称“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李鸿章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参与洋务运动，积极倡建近代海军、建立北洋水师；最终却不得不以外交代表身份签署《越南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他在签完《辛丑条约》后吐血不已，最终病死，谥文忠，追赠太傅。
王茂荫与李氏父子交集的具体情况，今已难以描述。身为言官又“以博采人才为嗜好”而闻名的王茂荫，生前曾向最高统治者咸丰帝推荐过“皖省同乡”李文安，这是不争的史实；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公历1865年8月13日），王茂荫在籍病逝，李鸿章送了挽联，王氏后人请时署两江总督的李鸿章代递先父遗折，这也是不争的史实。
（李鸿章像）
咸丰年间太平军兴之后，咸丰帝诏令军兴省份办团练，并鼓励官员回籍回乡办团练，以抵御太平军。咸丰三年十一月初十日，身任太仆寺卿的王茂荫，给咸丰上了《保本籍人员回省带勇折》，在这个奏折中，王茂荫向咸丰举荐了李文安、李鸿章父子，原文为：
窃臣恭阅日抄，安徽桐城、舒城相继失守，工部侍郎吕贤基殉节，贼氛逼近，庐州情形甚为危急。该郡为南北要冲，关系中原大局。现闻巡抚江忠源在六安抱病，郡城大员唯藩司刘裕珍，余俱未到任。兵饷俱无，待援孔亟。此时急筹防御之法，唯有督率练勇，协力剿防，事或有剂。但该处督带练勇，仅翰林院编修李鸿章一员，万难济事。臣同乡刑部郎中、记名御史李文安，即李鸿章之父，老成练达，为守兼优，籍隶合肥，情形甚为熟悉，乡里素所推重。该处团练整齐，皆该员于上年寄信回里，劝谕乡人为思患预防之计。若令回籍督带练勇，呼应必灵。[2]
（李鸿章与俾斯麦在一起）
呈递此折之前，王茂荫曾带李文安去御前，当面向咸丰推荐过，即折中所言“带过引见数次”[3]。上此奏折时，李文安五十三岁，已过天命之年，官刑部郎中、记名以御史用；其子李鸿章三十岁，正值而立之年，以翰林院编修身份在家乡合肥办团练，尚未出道。为便于李文安回籍办团练，王茂荫在折中有三条建言：一是暂时释放此前因镇江失守而被革职的江苏巡抚杨文定，准其“与李文安一同回籍，带罪自效，协保庐、凤（州）”；二是准许吕贤基之子吕锦文随李文安回籍办团练；三是为便于李文安奏事，请赏加御史衔。
对王茂荫的这道奏折，咸丰作了明确批示：
王茂荫奏保本籍人员回省带勇防剿一折，刑部郎中李文安著准其回籍，督率练勇，协力防剿。所请赏加御史衔，准令奏事，殊属非是，著无庸议。吕贤基之子吕锦文，并著回籍，帮同剿贼。至已革江苏巡抚扬文定，因失守地方，拿问治罪，岂得以其在本籍招募壮勇，遽从宽典？所请饬令回籍带勇协剿之处，著不准行。钦此。[4]
据有关史料记载，李文安居官忠厚正直，以孝友为政，明治狱，尽心职事，政声卓著。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占领安庆、江宁（南京），两淮农民军四起。他在合肥倡立淮南乡约，条教精详，里人信从，为日后团练义勇之本。又订积谷备荒，有很好的名声。因王茂荫举荐，受命回籍协剿，也有绩效。咸丰四年（1854），李文安得以知府使用，换顶戴，在老家磨店办乡团会。后又在撮镇邑棠寺招募兵马，扩大队伍，并在合肥、巢县设立清湖、保卫两局。咸丰五年，因积劳成疾而病逝于团练公所，以知府军营病故例赐恤，追赠道员。
（李鸿章、李瀚章家族合影）
李鸿章出生地为合肥东乡磨店乡（今瑶海区）。在家中排行老二，民间称“李二先生”，谱名章铜。他六岁进家馆棣华书屋学习，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李鸿章入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李鸿章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十首，以抒发胸怀，为世所传诵。他以诗言志，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之句。入京后，在父亲引领下，遍访吕贤基、王茂荫、赵畇[5]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李鸿章认识王茂荫，很可能是在这个时候。
道光二十四年，李鸿章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在京住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道光二十五年入京会试，以年家子身份受业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曾氏对他影响很大。道光二十七年，李鸿章考中进士，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三十年，翰林院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当时，高其一辈的王茂荫在户部已供职十八年，身任户部贵州司员外郎，记名以御史用。
（李鸿章书法）
李文安受命回乡办团练后，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有褒有贬，誉毁参半，有经验也有教训。咸丰七年（1857），安徽巡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为时五年的团练生涯。
王茂荫生有铭诏、铭慎、铭镇三子，他们与李鸿章是同辈同时代人。据传，他们与李鸿章的联系比较频繁。据王茂荫五世孙王自力先生透露：他们家旧时存李鸿章毛笔字真是太多，堂前上桌的抽屉里满抽屉都是，以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垫茶杯、垫作业本的字纸，都是李鸿章的手书。这从一侧面说明，李王两家过从曾经是怎样的经常与自然。
咸丰末同治初年（1861—1862），王茂荫老家即歙县旱南杞梓里的屋舍毁于兵火，“里闬成墟”，只好在水南义成买下朱姓商贾的房子，稍予修葺，举家迁居，名其居为“天官第”，中堂号“敦仁堂”。“天官第”“敦仁堂”匾额，均由李鸿章题写。“天官第”这个迁居屋舍，王茂荫晚年只居住了很短时间，从同治四年（1865）二月，由江西吴城扶继母灵柩回籍卜葬，四月抵里，六月就旧病复发不治，于义成弃世，在“天官第”住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他病逝后，当代显宦、名臣、生前友好、乡党、亲旧送来挽联甚多，李鸿章当时署理两江总督，他送的挽联是：
直节誉丹毫，从此朝廷思汲黯；清风高白岳，可堪乡里失袁修。[6]
（王茂荫墓茔：文革之前）
汲黯为西汉名臣，字长孺，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市）人。汉景帝时任太子洗马。汉武帝时出为东海太守，有政绩。被召为主爵都尉，名列九卿。他为人耿直，好直谏廷诤，汉武帝刘彻称其为“社稷之臣”。袁修为唐代名士，与王茂荫一样，也担任过兵部侍郎，持身清正，有举贤不避亲的美德。汲黯的直节高风与袁修的清正美德，在王茂荫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人间失去这样的人，不论在朝在野，都是件不幸的事情。李鸿章的这副挽联，代表了当时朝野很多人的心声。
清同治四年（1865）六月廿一日，弥留之际的王茂荫曾口授遗折。事后，这个遗折由家人委托李鸿章代递皇上。王茂荫的遗折只有百余字，全文如下：
奏为臣病垂危，伏忱哀鸣，叩请天恩事
窃臣皖南下士，一介庸愚，遭遇圣明，滥忝科第，由部曹转御史，洊擢卿贰，显荣已臻乎极，报效未尽末涓埃。自丁忧回籍以来，弱植渐形衰朽，比来一病，弥见颓唐，迄今益觉不支。自问万无生理，惟念受恩深重，当永铭子子孙孙，瞑目长辞，再矢报于生生世世。所有微臣依恋，感泣愚忱。谨缮遗折，叩请天恩，伏乞皇上圣鉴。[7]
同年七月三十日，奉同治皇帝上谕：
李鸿章奏侍郎在籍病故，并代递遗折等语，前任吏部右侍郎王茂荫，由部曹任谏垣，荐跻卿贰，廉静寡营，遇事敢言，忠爱出于至性。于同治二年，在山西差次闻讣，丁忧回籍，方冀服阕来京，重资倚畀，兹闻溘逝，轸惜殊深。王茂荫着加恩照侍郎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于开复，应得恤典，著该衙门察例具奏。钦此。[8]
相传，王茂荫义成故居“天官第”门匾以及室内正厅悬挂的“敦仁堂”三字，均为李鸿章手笔。
（李鸿章题王茂荫义成故居“天官第”门匾）
李鸿章还曾受王氏后人之请，撰有《诰授光禄大夫吏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铭》，这篇铭文有约两千字，铭文中有言：“古之遗直，今有王公；清操劲节，百世可风。”[9]。据清末民初缪荃孙编纂、宣统二年刻印的《续碑传集》记载，李鸿章的这篇神道碑铭为桐城方宗诚先生代笔。另据歙县博物馆王红春女士考，王茂荫的挚友吴大廷于光绪元年（1875）作过一篇《王子怀少宰神道碑》（见光绪五年刻印的《小酉腴山馆集》），该神道碑文字与传为方宗诚代笔为李鸿章作的《诰授光禄大夫吏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铭》相似。李鸿章的这篇神道碑有可能是吴大廷代笔而不是方宗诚代笔，或者是吴大廷撰写由经方宗诚定稿的一篇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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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荫与吴大廷交谊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