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永武：人类主体性是促进人才开发的重要主体因素

人才教育的新视野

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科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类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只有充分体现出人类的主体性，才能够以主人公的视域和地位积极建构人类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每个人在拓展自己的生命过程中，要实现人生的理想目标，加速人才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人类特有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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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开发需要主体性的觉醒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大力弘扬主体性，高扬人的生命价值，维护人的人格尊严，这不但体现了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且还非常有利于促进每个社会成员的人才发展。失去了主体性，就意味着生命的本质遭到扭曲或者异化，人也就变成了非人，客观上也必然制约和影响人才开发。

人才发展离不开个人与他人和社会的相互作用，也是主客体通过相互作用形成人才发展合力的结果。从影响人才发展的客观因素来看，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和社会都要遵循人才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殊规律，需要社会建立人才开发的整体系统；从影响人才发展的主体性因素来看，每个人的发展既需要提升主体素质，又需要拓展主体能力。对于个人而言，许多外在的客观因素是无法改变的，唯一可以改变的是个人的主观因素，即通过后天的努力，全面提升个人的素质和能力，通过弘扬人的主体性，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和优化发展。

拙文这里不研究影响人才发展的客观因素，而研究提升主体素质和能力的基本规律，激发人才发展的主体性，为人才发展和人才强国战略提供理论的支持。人类在社会发展史上，经历漫长的去动物化的历史变迁过程，逐渐走向文明化的历史进程。从人才发展的角度来看，古今中外所有人才发展都离不开主体性的觉醒，因为主体性的觉醒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也是人之所以能够成才的重要的内在依据和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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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主体性的内涵

回溯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超越动物的重要标志就是人类具有主体性，而动物则只能体现动物的受动性，即按照本能去适应环境。从哲学角度来看，人生哲学研究人类与存在的关系，尤其注重人类生命的主体性，人具有主体性，才能够更好地生存，更好地促进人才发展。

（一）自由劳动是人类主体性的重要本质

研究人类主体性的内涵，离不开研究人的自由劳动。自由劳动能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实现人生价值，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在自由劳动中获得幸福感和快乐感，在自由劳动中发展自己，成长自己，实现个人的本质力量。

人类的主体性通过自由劳动体现出来，因此，自由劳动在人类的生命活动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人们谈论劳动重要性的时候，就会想到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的观点。实际上，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所说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并非简单地界定为劳动创造人，而是强调“某种意义”上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换言之，人类的祖先猿在遵循生物进化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劳动促进或者加速了猿向人的生成，而不是劳动本身创造了人。在猿向人生成的过程中，最基础和最关键的是猿的进化必须依据自身生物进化规律，而劳动则在猿向人生成的过程中发挥催化剂的作用，即猿通过不自觉的劳动，不知不觉地锻炼了人所应有的思维和基本能力。

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混淆了一个逻辑：劳动=人。实际上，当你说“劳动”时，那么“劳动”的主体就已经是人发出的行为，客观上就不再是劳动创造人；反之，牛耕田、马拉车、大象搬运货物等，这些动物的“劳动”永远不能使这些动物发展演变为人，因为动物没有人的主体性，也不是自由劳动，而是受人的驱使。正如何云峰先生所言，“所谓劳动幸福，简单来说就是人通过劳动使自己的人类本质得到确证所得到的深层愉悦体验，它体现的是劳动与人的幸福追求和幸福期待之间的一致程度，也体现自我价值得以展现的程度。”（何云峰：《从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视角看劳动幸福问题》，《江汉论坛》2017年第8期）基于此，笔者强调人的主体性，只有主体性的劳动即人的自由劳动，才能更好地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劳动不能把动物变成人。

但是，在历史和现实中，很多人的劳动不是真正的自由劳动，而是为了生存或其他原因而劳动，甚至是被迫出卖体力或者智力的奴役性劳动。比如，公务员如果把职务仅仅视为光宗耀祖，甚至以权谋私的平台时，其所谓公务工作就没有主体性，也不是自由的劳动，而是被异化了；教师如果不热爱教育事业，仅仅把从事教育视为谋生的一种职业，也意味着失去了主体性；农民在企业打工，很多人仅仅是为生存和养家糊口而出卖廉价的劳动力，其主体性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事实上，许多农民不但没有自由的劳动，有时连工资都领不到，主体性的失落有悖于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律地位。

（二）主体性是人性自由的实现

在正确理解“劳动创造人”的同时，我们还要正确认识主体性是人性自由的实现这一重要主题。人性自由是指人作为主体，能够不忘初心，按照人性的自由和本质，自觉克服思维的遮蔽性，自由地思考问题，自主地认识问题，能动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在现实面前的被动选择。

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人性的自由就是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对现实的自由超越，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周易·系辞上》：“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后世概括为“见仁见智”。

从整体性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这种只见仁或者只见智的思维，只能说是体现了主体思维的一半，而没有实现主体思维的整体性，因为正确的主体思维应该是既见仁，又见智，这样才能体现思维真正的主体性。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思维的系统性、整体性是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思维归因。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在天人合一中为人生定位，在思域融通中蕴含宏观把握人生与世界的思维能力和人的主体性，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了思维的片面性和肤浅性。

《周易》非常注重“通”的概念，已蕴含思域融通的萌芽，其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周易》把天地人谓之“三才”，对“三才”进行整体思维，认为天地人各有其道，各依道而行。《易经·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很显然，《周易》在思域中已经把天地人三者融通起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倡导人类以天地为师，向天地学习，人道与天道、地道融通，通过效法天地，达到人类创化与不断完善的目的，显示了系统思维的整体性，其“三才之道”客观上已经蕴含了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

在《周易》看来，天道、地道与人道生生不息、永恒发展变化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这种生生不息的发展观蕴含了素朴的辩证思维。实际上，“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延续力，来自于中华文化丰富的通变智慧，来自于这一文化所具有的一种能有效应对时代挑战的内部机制。这就是《周易》提出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命题”（王学典：《儒家文化与中国的改革》，《中华读书报》2017年11月8日）。中国传统文化在为人处世方面，非常推崇高瞻远瞩、胸怀全局、光明磊落、积极进取、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胜不骄败不馁、勇敢、果断、自信、朴实、正派等，这些价值观都在较大程度上体现出人的主体性。因此，笔者认为主体性是人性对动物性的超越，是对盲目性的去蔽，是自由意志的实现，是人性尊严的弘扬，是个性和谐的塑造，是人生境界的澄明，是人生价值的实现，有利于促进人才的发展。

与此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主体性失落和扭曲的现象。在思维方面，三人成虎、偏信则暗、坐井观天、管窥之见、鼠目寸光、目光短浅、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等，都是没有主体性的表现；在做人处世方面，不求进取、甘于平庸、唯唯诺诺、随波逐流、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人云亦云、南辕北辙、一曝十寒、浅尝辄止、坐吃山空、不劳而获、信口雌黄、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为虎作伥、为所欲为、为非作歹、狐假虎威、狼狈为奸、横行霸道、仗势欺人、欺行霸市等，都是失去主体性的表现；在个性方面，自负、自卑、鲁莽、怯懦、软弱、优柔寡断、唯唯诺诺、虚荣、浮夸、虚伪、奸诈、阴险、卑鄙、武断、刚愎自用等，都是主体性失落和扭曲的表现。

回眸社会发展史，历史往往在波澜起伏的螺旋中蜿蜒前进。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来看，每当特定社会成员主体性扭曲、异化或者失落时，各类人才的主体精神受到制约，创新思维受到遏制，客观上导致万马齐喑的低谷现象，社会发展也走向没落腐朽的衰亡阶段。相反，每当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得到高扬时，各类人才的主体精神得到发扬，激发了社会的创造活力，社会就走向繁荣上升的阶段。历史证明，人类主体性越高，越会人才荟萃，社会就越会加速发展；反之，就会万马齐喑，社会就会加速衰落。由此可见，主体性与人才发展和社会发展进步呈现正比互动关系。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从人才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只有具备主体性，能够实现人性的自由意志，不再仅仅把劳动视为谋生手段，同时也能够实现人性的自由，展现主体性的力量，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才是人生主体性的劳动价值。人通过主体性的劳动，获得幸福和自由，获得人性的满足感，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外化和实现，才能促进人才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