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方志

马小星

上海浙江中路137弄1号，是一幢颇有些年岁的五层楼房。底层是一家老字号的“珍珠泉”浴室。楼上的居民住宅，在解放前曾有个“富川商行”，是四川商人在沪上开设的申庄，主要业务是采购上海商品运往四川销售。商行出租房间，既可住宿，也可办公；每天不断有经纪人来此洽谈生意，俨然一个小小的市场。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当时中共设在上海的地下经济机构—华益公司，最先就是在这幢楼里开张的。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四川籍共产党员肖林和他的妻子王敏卿。

把公司办到上海去

1946年5月初，一个身穿灰色中山装、面容清瘦的中年人走进了重庆林森路肖林的家。

“老肖，你准备一下，要离开重庆了。”来人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

“干什么？”当时已担任大生公司经理的肖林忙问。

“国民党政府准备迁回南京，我党代表团也要到南京去，我们搞经济的同志也该转移阵地了！”

“到南京去做生意？”

“现在还不能定。”钱之光回答，“你先去上海，摸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在南京碰头。”

那时，王敏卿刚生孩子，尚未满月，无法跟随行动，于是肖林决定一个人先去上海。抗战八年，滞留在重庆的外省人很多，此刻大家都急于返回故乡，一时间人流如潮，交通异常拥挤。幸亏肖林曾在民生轮船公司任过职，水路上熟人不少，因而5月中旬便到了上海，随即又赶往南京梅园新村，与钱之光会面。

钱之光告诉肖林，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商议决定，把公司办到上海去，由肖林、王敏卿负责。形势虽有变化，地下经济工作的原则不变：“一定要赚钱，随时需要随时支付。”钱之光还说，党现时不可能增加投资，只能把重庆原有的资金移过来，以后再逐步发展。

华益公司时期的肖林、王敏卿

肖林来到上海，通过四川同乡的介绍，在珍珠泉浴室楼上的富川商行内租了房子，作为新的贸易公司的营业处。公司取名为“华益”，寓意“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华益公司向国民党上海社会局办妥登记手续，取得了合法经营权，于1946年8月正式开业。总公司设在上海，肖林任经理；重庆设分公司，王敏卿任经理。尔后又在青岛、徐州、蚌埠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同年10月，王敏卿也来到上海，协助肖林工作。

“我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才奉命‘下海’的。”回首往事，肖林不胜感慨，“我早先也是搞文化工作的，当了四年小学教员，做过杂志编辑，还出版过一本诗集。党叫我去经商赚钱，我就做起生意来了。”

最难忘夜晤红岩村

肖林，原名肖本仁，四川江津县人。他中学尚未念完，就因“共党嫌疑”被校方勒令退学。随后在合川、万县、沪县等地小学任教。1936年起进入私营的民生实业公司工作；同年在重庆参加救国会，并组织进步团体“人力社”，出版《人力周刊》，积极宣传抗日。“肖林”便是他常用的笔名。1939年，这位“共党嫌疑”分子真的成了中共党员。

1941年3月，奉中共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的指示，肖林来到了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钱之光握着肖林的手说：“你今晚就住在这里，周恩来同志要找我们谈话。”

当时，办事处的日常开支，一靠国民党政府拨发的军饷，二靠宋庆龄等友好人士的支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拨款事实上已不能保证了。随着物价上涨，开支不断增加，为了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开展地下经济工作已是势在必行。

当天晚饭后，就在钱之光卧室，周恩来与钱之光、肖林作了认真细致的商讨。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霜雨雪，周恩来当年的话语仍是那样清晰：

党的活动，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要有一定的经费开支。经费来源不能光依赖拨款和支援，还得自己去开辟新路。当然，我们这里不能用延安的办法开荒种地，也不能自己动手纺纱织布，而是要根据国民党统治区的条件，开展我们所需要的经济活动。

这种经济活动，有公开的一面，同一般工商业者一样，合理合法，正当经营；又有秘密的一面，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是不公开的。做生意就是要赚钱，不要怕别人说你唯利是图。你赚的钱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

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 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决不能误事。

最后，周恩来一锤定音： 此项秘密工作，党内由钱之光负责指挥，社会上由肖林专职经营。

1941年4月，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在江津县开张，肖林出任经理；重庆设立分号，宜昌附近的三斗坪另设办事处。其主要业务是经营土纱、食糖、植物油等商品。1944年，恒源字号发展为大生公司，经销商品又增加了五金、木材、西药等种类。

曾经活跃于重庆报刊上的肖林，一变而为专注于商贸市场的生意人，周围的朋友很不理解，时常有些冷言冷语：“什么不好干，非要去干投机买卖！”肖林听了一笑置之。他无法解释，也无须解释，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受红岩村直接领导的共产党员。

当肖林在上海撑起华益公司的门面时，他已是一名在地下经济战线上有过五年资历的老兵了。

装在花生油桶内的黄金

连年战乱，使四川境内几乎见不到上海货。尽管抗战已经胜利，由于交通不便，货运仍相当困难。于是，华益公司刚开张，便从上海采购大批日用工业品，如“414”毛巾、名牌牙膏、香皂、羊毛衫、被单、丝袜等，由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往重庆，批发给当地的百货商店。谁先到货，谁就赚钱。肖林利用他在运输界的关系，捷足先登，获利颇多。

肖林（1977 年摄）

钱之光（1981 年摄）

当时，山东解放区也在上海设有隐蔽的经济机构，将山东运来的花生油、粉丝、水果等委托十六铺地货行出售，然后买回解放区需要的布匹、药品等物资。而随船运到上海的黄金、美钞和一部分法币，却悄悄转送到华益公司，由肖林去负责处理。

原来，在山东解放区特定的经济制度下，缴获到手的黄金、美钞并无多大用处，法币更被人视若废纸。正在胶东主持经济工作的薛暮桥则认为，此地或为弃物，彼地即成宝物，“运到上海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其时，中共代表团正在上海积极开展工作，亟须大笔活动经费。经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与山东解放区工商局秘密约定，一项暗运货币的计划便付诸实施了。

为了遮人耳目，黄金被装入盛花生油的油桶内，到上海后才悄悄取出。美钞交于华益公司暂存备用，法币由肖林转交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黄金的处理稍微有些麻烦。因为从山东运来的黄金，大多是一两一个的小元宝，有的还刻有“烟台”字样，在市面上交易会引起警方注意。于是，肖林找到了专做黄金生意的经纪人尤敏生，把那些小元宝改铸成上海通行的十两金条。

直到解放后，肖林才得知，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从上海撤退时，尚有3 000多两黄金来不及转移。当时国民党军警已进驻周公馆，为了不让敌特发现这批黄金，身兼财务委员会书记的董必武当即决定，办事处成员每人套上马甲或腰袋，内装金条若干，随身带走。已过花甲之年的董必武以身作则，腰间也裹上了沉甸甸的金条。

利用国民党的“官倒爷”

华益公司与山东的业务往来，出人意料地顺利。其间，有一个国民党将领，无意中做了华益公司的“保护伞”。

1946年，一家取名为“中兴”的公司在山东青岛开张营业。这家公司的后台老板，是驻守青岛的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他选了自己前妻的表弟王肇昌出任经理。说来也是无巧不成书，这个来自重庆的王肇昌，正是王敏卿的哥哥。

听说王敏卿和丈夫也在上海开公司，王肇昌专程赶赴上海，提出与华益公司联手合作，贩运山东的棉纱到上海市场抛售。

肖林夫妇欣然同意。他们需要利用这家有着军方背景的特殊公司。于是，“华益”在青岛设了分公司，王肇昌兼任经理；“中兴”也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肖林兼任经理。

“中兴公司是不是在搞‘官倒’？”笔者问。

“当然是‘官倒’啰！”肖林笑了，“李弥哪来的资金？他在青岛负责接收日伪财产时，捞了一把，用这笔资金开了中兴公司。他是当地驻军，什么办法没有？他们可以用很低的官价从中纺公司购进棉纱，然后委托我们‘华益’在上海按市价出售，这一进一出的差价至少有30%～40%。得到的利润，双方按投资比例分成，大家都有好处。当时棉纱价格不断上涨，钱真是赚了不少。”

中兴公司运往上海的棉纱是通过水路运输的。有一次，货物还未上船，就被青岛国民党政府扣留了，理由是发现有“投机倒把”嫌疑。王肇昌赶紧去找李弥，由当地驻军出面交涉，很快便解禁放行。从此以后，凡“中兴”运往上海的货物再也没有遇到过麻烦。

1947年3月以后，内战愈打愈烈。为了安全起见，肖林退掉了原在富川商行内的租房，另用中兴公司的名义，在九江路219号大楼（今为黄浦区政府大楼）里租了几间房，“华益”与“中兴”干脆在同一处办公。后来，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原在青岛的中兴公司总公司也迁来上海，两地之间的棉纱生意遂告终止。

懂得生财之道的国民党中将李弥，在战场上却是屡遭厄运。1949年1月，李弥率领的十三兵团在陈官庄地区被解放军全歼，自己则换穿了士兵服装后遁走。1950年1月，他的整编第八军又在滇南被击溃，率残部逃往缅甸。1973年，李弥病死台湾。

据肖林说，在“华益”与“中兴”合伙做生意期间，李弥的儿子李云川、侄女李心崇，多次乘坐吉普车从青岛来上海游玩，就跟肖林夫妇住在一起，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华益公司的作用。那两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叫肖林“姨父”，叫王敏卿“姨妈”。大陆改革开放后，肖林曾委托上海市政府对台办公室查找，甚至拜托到美国去的友人寻访李弥的儿女，可惜至今仍杳无踪迹。

刘恕走后更有刘晚在

华益公司开业后，肖林多次赴南京与钱之光会晤。钱之光告诉肖林，他已指派周公馆的刘恕负责与肖林联络。刘恕是中共中央南京局财政委员会秘书长，公开身份则是周公馆的会计。

周公馆坐落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是一幢一底三楼的花园洋房，原为国民党中央专员黄天霞的寓所。中共代表团在南京设立办事处后，周恩来委托龚澎在上海也找一所房子，正巧黄天霞已去南京，该寓所空着，于是便用6根金条顶租下来。因国民党政府不同意中央代表团在上海公开亮牌，所以门上悬挂的铜牌仿佛依然是私人住宅—英文直译“周恩来将军官邸”，中文简称“周公馆”。

周公馆自始至终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他们在马路对面的上海妇孺医院内安装了照相机，只要有人在周公馆窗口露面，就会被偷偷拍摄下来。所以周公馆楼上房间即使白天也不得不放下窗帘。办事处人员一跨出大门，总会有几条“看门狗”紧随其后。

肖林记得，他和刘恕的首次会面是在南京东路永安公司底层专卖字画的商场。他们互相通报了情况，约定以后通电话时的暗语。

刘恕为人机警。他每次离开周公馆，总要先往人潮如涌的地方转上几圈，等到确认身后没有“尾巴”时，才去同肖林接头。有一次，被特务盯得紧了，他干脆钻进澡堂泡上两个小时；还有一次，眼看着那两个“尾巴”是甩不掉了，他便大模大样地踱进了国民党的警察局，弄得跟踪而来的特务扫兴而归。

笔者问肖林：“您去过周公馆吗？”

“去过一次。”肖林缓缓答道。“那是1946年底，是刘恕叫我去的。我从107号前门进去，把帽子压得低低的。出来时，天快黑了，刘恕让我走后门。我把那件美式大衣翻过来穿上，一出后门，便直奔热闹的场所，逛了一处又一处。然后猛地拐入一条僻静的小弄堂，看清后面没人跟踪，这才回到自己的住所。”

1947年2月28日，按照事先的约定，肖林又去永安公司底层与刘恕碰头。可是从上午9点等到11点，仍不见刘恕的身影，肖林焦急起来。他急匆匆赶回住地，打开当天的《文汇报》，不由得大吃一惊： 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限令中共驻沪办事处人员于3月5日前撤离，马思南路已被军警封锁，周公馆对外联系全部中断！

几天后，中共驻沪办事处人员被“护送”南京，和梅园新村的代表团一起，乘飞机回到了延安。全面内战已不可遏制了。

过了一星期，一个西装革履、拎根手杖的魁梧汉子来叩门了。通名报姓，来者是关勒铭金笔厂老板刘晓。肖林悬着的心顿时落了下来。早在梅园新村晤面时，钱之光就曾关照肖林，上海一旦发生重大事变，可去找刘晓接头，刘是中共上海局书记。

刘晓告诉肖林夫妇，他有秘密电台，可以跟延安直接通话。肖林便用暗语向延安报告了最新情况。延安很快回电，指示肖林： 原有业务（即和山东、重庆的往来）不要中断，对上海当地（指地下党）要在经济上予以支持。

肖林回忆，1947年是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有了刘晓的秘密电台，他们便能及时了解战争的真实情形。尽管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大肆吹嘘攻占延安的所谓“胜利”，可是肖林夫妇心中明白，中共中央仍旧安然无恙。

躲过“甫志高”的追踪

肖林夫妇自“下海”始，就切断了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周公馆撤离后，他们只跟刘晓一人保持单线联络。这样，即使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肖林夫妇的真实身份也不会暴露。这是党的特殊安排。因为肖林夫妇掌管着地下金库的钥匙，他们的安全就是金库的安全。

值得庆幸的是，华益公司在上海的三年中，国民党特务始终没有发觉近在眼皮底下、并且十分兴旺的中共经贸活动。

然而，事情总有意想不到的时候。

1948年3月，国民党特务机关侦破了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机关报—《挺进报》，随后顺藤摸瓜，于4月初逮捕了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刘、冉二人贪生怕死，相继叛变，成为敌人手下的凶恶鹰犬。他们分别带领着特务，四处抓人，使中共川东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江竹筠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因此被捕入狱。小说《红岩》中那个臭名昭著的叛徒“甫志高”，就是以刘、冉二人作为原型的。

这一年的初秋，刘国定把魔爪伸向了四川境外。他带领特务直奔上海而来。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抓捕一批曾在四川工作过的共产党员，包括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

刘国定的突然出现，同样使肖林、王敏卿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原来，王敏卿初中毕业后，即和几个女同学一起考入巴县农业高中读书。1938年，她们陆续在该校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敏卿的入党介绍人正是刘国定，刘当时担任该校的学生会主席，又是地下党支部书记。他们之间作为同学，曾经有过比较多的交往。

当了叛徒的刘国定知道，肖林、王敏卿在抗战胜利后离开重庆，到上海去了。他虽然弄不清肖林夫妇在上海的公开职业及住址，但他知道另有一人，名叫吴震，也是中共党员，在上海和成银行任职。吴震的妻子刘碧，是王敏卿很要好的同学，她们之间肯定仍有来往。只要抓住了吴震，就能设法查到肖林夫妇的住址。

危险迫在眉睫。

刘国定一行尚未抵沪，武汉和成银行的地下党员赵忍安便接到了来自重庆的报警电话，要他赶快通知上海和成银行的吴震：“情况危急，迅速转移！”

刘国定在上海的搜捕行动并不顺利。钱瑛已去了香港，吴震等一些人又找不到。最后，他急匆匆抓走了八个共产党员，回重庆领赏去了。

吴震当时并没有走远。他居然住进了肖林家中，躲藏了好几天。吴震与肖林夫妇本是好友，沪上业务亦多有往来，可他并不知道肖林夫妇的真实身份。肖林心中却明白，让吴震久住自己家中是危险的。在肖林的安排下，吴震悄悄离开了上海。考虑到火车站可能有特务在监守，于是改行水路，先坐机帆船到达宁波，然后换乘海轮赴香港。

“好险哪！”事隔许多年，肖林仍禁不住连声感叹：“那次要是让刘国定找到了我们，我和敏卿就要进渣滓洞了。个人牺牲还是小事，特务们顺着‘华益’这条线索查下去，我们党的地下经济网络可要遭受大损失了！”

来自香港的特殊电报

吴震到了香港，即转入联和公司工作。

联和公司是中共设在香港的地下经济机构，成立于1938年，经理杨廉安。1948年，联和公司更名为华润公司。据说这个“润”字暗寓“毛润之”其名，是钱之光亲自提议的。上海的“华益”与香港的“华润”之间，有着密切的业务往来。

华益公司的业务，大体说来有三项：

其一是专营上海与重庆、青岛、徐州、蚌埠之间的农产品及日用工业品的运销。这是他们的公开业务。

其二是买卖黄金、美钞和股票。对于此道，肖林在重庆时就屡经操练，他称之为“副业生产”。

其三是套汇，即开设地下银行，利用上海与香港之间几种货币汇价的差异进行谋利。这项业务便是与“华润”联手开展的。

刘恕返回延安后，不久即从胶东赴香港。1947年8月，刘恕通知肖林到香港会面。两人在一起精心编制了一套密码。用这套密码发报，可以通过邮电局传送，表面看起来与普通电报无异，实际上里面藏着不少暗号。“华益”与“华润”之间，就用这套密码做起了套汇生意。

为了防备意外，华益公司设置了两套账目。公开的一套，存放在办公室，单据齐全，完全合法，随时可供查账；秘密的一套，藏在寓所内，除了肖林夫妇之外，公司其他职员并不知晓。有一次，国民党上海税务局派人来查账，说是华益公司有“逃税”嫌疑。结果查来查去，什么把柄也抓不到，只好不了了之。

华益公司赚来的钱，都用在哪些方面呢？众多烈士的家属，需要抚恤；生活困难的党员家庭，需要补助；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一些处境窘迫的知名人士，也需要地下党组织给予照顾。1948年下半年起，随着解放战争的迅猛进展，中共中央已在筹备建国事宜。不断有民主人士从上海启程，转道香港，秘密前往大连，最后抵达解放了的北平。这一笔又一笔路费，都要由党的地下金库来支付。

提取钱款的指令，有许多是从香港直接发出，用的就是那套只有肖林、刘恕才能看懂的密码。一接到这类特殊电报，就要按照指定地点，将钱款或支票如数送去，不能稍有失误。神秘的送款人，往往是一位衣饰华丽的妇女，身后跟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这是王敏卿和公司的年轻会计王凤祥。往事如烟，那些送款的地址，王敏卿都渐渐淡忘了；但她仍清楚记得，她有一次将钱款送到了著名电影演员吴茵的家中。送款人和接款人都心照不宣，谁也不能打听对方的情况。

1948年1月30日，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工人罢工，抗议厂方无故开除工人及克扣年终奖金。2月2日，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打死3名女工，重伤40多人，造成了震惊全市的“申九惨案”。各界民众迅速掀起声援浪潮。

刘晓神情严肃地找到肖林，要他拿出一笔款子，紧急援助正在斗争第一线的罢工工人。

“你要多少？”肖林问。

刘晓回答：“两三亿吧。”

肖林当即开出一张3亿元法币的支票，交给刘晓。

一晃就是半个世纪。前不久，肖林看到一本《上海工运志》稿，那上面醒目地记载着如下事实：“为了支援申新九厂的罢工工人，全市捐款达3.2亿多法币。”肖林不由得微笑了。只有他心里明白，其中的3亿元，正是从华益公司取走的！

捐给重庆博物馆的三块银元

1949年的春天是在隆隆炮声中来到的。随着北方各大城市的相继解放，党的经济来源有了更多的保障，华益公司的使命事实上已经完成。“华益”设在青岛、徐州、蚌埠等地的分支机构先后撤销，上海除留下少量供日常开支的经费外，所有流动资金全都调往香港。

正当肖林、王敏卿准备动身前往香港时，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已越过长江天堑，几天后便占领了南京。肖林当即取消原定计划，和上海人民一道迎来了欢欣鼓舞的盛大节日—5月27日。

刘晓成了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成员。肖林迈入军管会轻工业处，也穿上了军装，奉命接管国民党办的中纺公司，开始了保卫、建设新生政权的艰巨斗争。同年8月，钱之光前来上海出席财经会议，又一次见到了肖林。巴山沪水，十载风雨；战友重逢，地覆天翻。

肖林等肩负特殊使命的“老板”，共为党筹措了多少经费，并没有明确统计。我们现在只知道，当“华益”等地下经济机构宣告结束时，向中共中央上交的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1 000多万美元。

肖林夫妇经手过那么多的黄金、美钞，难道就没有为个人留下一点什么吗？从“三反”运动起，这个问题便引起了某些人的特殊兴趣。“文革”大动乱一开始，肖林的家更是成了查抄金银珠宝的“重点战场”。抄了一遍不够，再抄第二遍。可是，里里外外翻了个底朝天，唯一的“战果”只是从解放前保留下来的三块银元，不免让那些浑身长刺的造反派大失所望。

到了80年代，重庆博物馆派人来向肖林征集能够反映那一时期地下斗争生活的历史文物。肖林实在拿不出什么，就连那册与刘恕共同编制的密码本也在“文革”中被毁掉了。于是，他只得将这三块银元捐给了重庆博物馆。

肖林夫妇至今仍过着简朴的生活。肖林日常使用的那张写字台，也是用了50多年的旧物。王敏卿对我说：“我们什么样的钱没见过？那时候，常把装着金条的小盒子存放在家里。那都是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的。虽说都是在经商，我们跟中兴公司那些人不一样。我们是在为党挣钱。”

这就是共产党的地下经济工作干部。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为党筹集、掌管着数以亿计的资金。他们尽管“长袖善舞”，却依然是两袖清风。他们是真正富有的人。

原载199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