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我的父亲母亲”全国散文、诗歌有奖征文大赛陈慧珍作品
我的父亲母亲
陈慧珍（印尼）
父亲的书法
2020年4月26日，今天是母亲逝世13周年的忌日，对父亲和母亲的思念难于细述。早上蒸了母亲喜欢吃的芋头，可仅有我独自默默进食。这一天下午我拿起了毛笔，不停地写啊写，描红填廓了好些好些字，直到腰酸臂痛，日落西山，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的情景。
我的父亲有一手好书法，我们小镇上如果有乡亲逝世，不少人会买了布料来请父亲写挽联，母亲则用那部手摇缝衣机帮忙缝边。父亲忙着裁纸折纸书写，我在旁研墨按纸，安静地看着父亲一丝不苟、一笔一划地写，然后指示我和哥哥把这些大字小字贴到摊开的布上，有时为了赶时间，父母亲会因此而忙得耽误了做生意和做饭。父亲写的挽联总是受到众人赞扬，不单是字好看，措辞也很得体贴切，不像现在有些人随随便便就写“哲人其萎”、“德高望重”，觉得很虚。
父亲有时还会应家属要求用纸张写好墓碑的字，让后巷的木工叔叔贴在印尼特产的铁木上，一刀刀地仔细刻出来。每年清明扫墓，看到这些年代久远的木板墓碑，我心中更加明白了，我们家孩子就是在随时乐意助人的环境中长大的。
现在想看父亲的毛笔书法，必须到印尼西加省南吧哇镇的天后庙（也称妈祖庙）。民国十八年时，一切都还很落后，为了方便乡亲们查看神簽内容，父亲在一块刨光滑的木板上用很工整的隶体小字书写了全部神簽诗文。也许是神明庇佑，近百年了这块木板还完好无损，而且传说这天后庙的神簽还很灵验。每次回家乡，我会尽量抽出时间去这庙里烧香，为的也是可以再仔细瞻仰父亲的遗迹。父亲并不迷信，他常说：敬神明而远之，可信而不可迷。
父母亲一辈子的婚姻
母亲钟赛雪（1915-2007）。1985年第一次回中国旅游，摄于珠江边上的白天鹅酒店。
父母亲的原籍都是广东揭阳潮汕。我的父亲姓陈名诗醴，出生于1904年。母亲姓钟名赛雪，年龄比父亲小了整整11岁。他们的婚姻很有一些戏剧性，母亲在晚年时曾与我聊起幼年的事，我的外公是新亨镇坪铺村的一名裁缝，有兄弟三人。因为兄长去世的早，外公就一直好心帮扶几个侄儿，没有娶亲。可是当第一个侄媳妇进门后，竟然看不起有养育之恩但还是孤家寡人的外公。外公一怒之下，在40出头的年龄才娶了亲。可是第一胎是女儿，第二胎还是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而且不幸的是，我的外婆在产期间去世了。
为了让在襁褓中还未满月的母亲能健康活下来，外公多方打听，得悉新亨镇硕榕村有一家陈姓的媳妇也刚分娩不久，正在辅乳期，两方一合计，母亲就被送到了陈家，成了父亲的童养媳。我的祖母对母亲爱如己出，因此母亲童年时还得以上教会学校读书。
父亲从小聪敏，少年时曾考取新圩镇有名的蓝田书院第一名，乡亲们都尊称父亲为陈秀才，其实当时已是民国，科举已经取消了。在大伯父鼓励下，年轻的父亲也随移民潮来到了印尼坤甸。 当时盛行家乡一个元配，南洋也娶一个老婆的风气，有一些人不断前来说媒，我的父亲很执着，都一一拒绝了，一直在等母亲长大。十六岁时母亲跟随娘家的堂兄（也就是我的表舅）来到了坤甸，隔年才与父亲成婚并定居在南吧哇。记得左邻右舍的阿姆阿婶经常会说母亲很有福气，嫁了一个有才有貌和有情有义的丈夫。
患难与共 不离不弃
因为那个年代没有实行生产节育，所以我们家有6个姐妹和5个兄弟。我是1949年出生的，在家中已经是排行第9（如果按出生顺序，是第12了）。由于出生的晚，很多父母亲年轻时的事迹我都是后来才慢慢知道的，因为我的父母亲从不喜欢自夸，而我亲历其境的四个姐姐和一个大哥都是很早就回到了中国，一直到八十年代我们才得以相见，那时父亲已经逝世了。
我的父母亲一生经历了荷印殖民、日本南侵、印尼排华、家乡火灾等等许多惊涛骇浪。日本占领时，因为不愿意帮助日本人写横幅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父母亲带着一群孩子到乡下朋友的椰子园避难，靠制作一点肥皂和耕种为生。也正因此，父亲侥幸逃过了日本侵略者在西加惨无人道的的大屠杀。
父亲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带头发展教育，把镇上的祠堂改成教室，在南吧哇创办了公益性的新华小学，还带头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组织了青年进修班、篮球队等，把小镇的青年文娱活动搞得很红火。后来又在1950年至1960年十年期间，把五个孩子陆续送回中国，期望子女们学业有成，将来能为建设新中国增砖添瓦。我还记得我们家的大门上曾被人在黑夜用黑漆偷偷涂了一个大大的“共”字，据说是那些国民党人干的，因为他们痛恨父亲拥护新中国，还放出风声威胁要暗杀父亲。
印尼1965年九卅政变后，局势非常险恶，苏哈多政权到处追捕左派人士，父亲也因曾主持过华文教育工作而被逮捕，监禁了二个多月，家里愁云笼罩，真的是大祸临头了。还是我的三哥胆子大，带着当时还在读小学的小妹去探监，那个军人首领收下哥哥带去的一篮子鸡蛋后，默默地看了看我年幼的妹妹，也许他动了侧隐之心，过了几天，父亲居然无罪释放了，大家都觉得是个奇迹，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是有去无回啊！
无怨无悔的爱国情怀
1999年我50岁生日时，特意陪着母亲第一次回广东老家，特别去看久仰的蓝田书院和母亲读书的教会小学，几天里听亲人们讲述了好多关于父亲和家乡的陈年旧事。当时母亲有二位童年的发小来相会，都已经是快八十岁的老太太了，还走了很远的路过来，我至今还记得她们灿烂的笑脸和爽朗的笑声，母亲当时真的非常开心。
现在一直备受赞扬的“侨批”却让我们家乡的亲人吃尽了苦头。解放前祖母用父亲辛劳所得寄来的“侨批”买了一点地，建了一个很小的土房子，准备父母亲日后回乡可居住。因为伯父去世的早，祖母不得不雇佣其他农民帮忙耕种，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在土改运动中都成了罪状，成分开头被定为地主，后来改为富农，不但房子被占（90年代退回了），还不断地被批斗。伯父有两个儿子也一生未能娶到老婆，因为多次运动都是被拉去戴高帽游街的对象，没有女人要嫁给他们。侥幸的是一个去长沙读书的堂兄，他有幸成为一个比较有名的医生，大伯家总算也出了一个人才，但当时他一直不敢回老家，因为深怕会被查出“坏成分”，前途就没了。
其实，我们从来都不是富裕之家。我的父亲来到印尼后曾经教过书、当过店员，和母亲成婚后在南吧哇也只是开一间小店，卖过布料、陶器，经历了几次失败后，最后比较稳定的是卖一些手工锯的建筑木料。在印尼经济困难时，我也曾经去排队领取政府配给的廉价布料。记得母亲还曾在后院饲养了两只猪，春节前卖出去后就可以付清我们的学费。何来“资本家”之说？
50年代坤甸有一位我父亲认识的侨领被邀请回国参加国庆典礼，回到印尼后到我们家造访时，告知了家乡的真实情况，父亲听后竟然没有一句怨言。可笑的是，有些反对新中国的国民党分子因为在国内是贫困户，他们的家人反而受到了优待。我的父亲曾告诉我，当印尼政府“红蓝”两派都打压时，那些国民党人曾不解的问父亲：“听说你自己在家乡的亲人在土改时都被迫害，你为何还要支持新中国，还要把孩子送回大陆？”我的父亲回答说：“我在抗战胜利后曾经回国省亲，我亲眼看到国民党政府很腐败，已经无可救药。在一个动荡的大时代，一些冤案错案是免不了的，我认为新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所以我拥护新中国。” 一个心胸广阔、不计个人得失，真心渴望祖国富强的海外游子啊！
1979年12月25日，父亲在雅加达二哥家离世了。当时十年文革浩劫尚未正式解决，虽然中国和印尼外交冻结，在国内的兄姐们也好多年无法通信，但父亲还经常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好几次他很迷惑地对我说：“为什么这么混乱？为什么很多有功劳的好人一下子都变成了坏人？”一向无比爱国的父亲很担心地带着许多疑问逝去了。
宽厚待人 开明豁达
父亲：陈诗醴（1904-1979），这是60岁时的留影。
父亲有很多事令我印象深刻。比如他给我们解释书房墙上挂的字：“学海无涯，唯勤是岸，青云有路，以志为梯”；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他兴奋的神情；父亲喜欢看书，会跟我们分享书中的故事，我最早接触毛主席诗词也是父亲告诉我的。他经常说：我们绝对不要“损人利己”，如果我们“利人”的事做多了，一定也会“益己”。父亲常常告诫我们，为人处世一定要谦虚大度，骄傲的人纵有七分才能，也会被人贬为三分，而谦虚的人虽只有七分才能，却会被人夸成十分。
大约是从1975年开始，父亲开始多病了，我曾经陪伴他去外地看病，在那几天的相处中，每天凌晨他总会唤醒我，然后就跟我聊起了故乡的种种情事，也一再谈起他的恩人。父亲在日本投降后回国探亲时，护照被误盖了单程印章，以致不能再搭乘直航轮船返回印尼，而当时母亲正独力抚养着六个孩子在等他归来，父亲只好设法从陆路经过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然后冒险搭乘朋友走私树胶的小货船，辗转回到了坤甸，当时还有两个年轻的侄儿跟着他下南洋。这途中帮助过父亲的恩人，还有南吧哇火灾时大力帮助我们家的亲朋好友，父亲都念念不忘。他一再说，我此生已无法报恩，希望你们多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才对得起这些恩人。
在这次长谈中，父亲一再提到的是别人的恩惠，丝毫没有提起他所奉献的一切，我当时没有很深的体会，后来经历了许多人生沧桑，才更加明白了父亲的心愿。
说起我的母亲，除了一辈子无怨无悔的支持父亲，母亲为人的刻苦耐劳、开明宽厚是很多人都敬仰的。母亲一生在逆境时从不怨天尤人，在顺境时也从不炫耀。母亲也喜欢阅读，直到九十多岁高龄还是每天看电视新闻和报刊。母亲是至情至性之人，我们常在一起聊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记得张国荣自杀也让她感伤了大半年，新华小学在我们家寄宿过的女教师都成了母亲的好友。
母亲有些待人处事的事迹是我亲历见证的。在六十年代我们家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母亲还帮助一位家境不好的亲戚扶养两个孩子，他们十岁左右来到我们家，跟我们一起上学，一样穿母亲缝制的衣服，直到长大成人。在父亲店里学做生意时，父亲照发工资，一点也不愿占他们的便宜。后来他们出去开了跟我们一样的店铺，成了生意上的竞争对手，母亲也没有生气，还平静地对我们说：“这店他不开，也有别人会开的。”
我还记得有一位陈姓宗亲中年丧偶后想续弦，但因对方曾是亡妻的嫂子而犹疑不决，怕招人闲话，便前来请教母亲。当时是因为男方在南洋再娶，便把从中国前来团聚的原配休了。母亲很同情她的遭遇也很支持这门亲事，这在那个时代是很少见的。事后有一些思想守旧的人来质问母亲，母亲很从容地回答：“一人无妻一人无夫，有何不可呢？又对谁不起呢？”后来这对夫妇过得很幸福，安享晚年，他们一直都很感激母亲。
父母亲经常教导我们要宽以待人，与人为善，尤其是比我们弱势的人，包括当地的印尼人，所以他们得到许多人的尊敬。在白色恐怖时期，父亲受难时，曾在父亲店里工作的伙计不顾自身安危，到军营扣留所探访，送衣送食。那位跟父亲下南洋的堂兄，也曾经前往军警局保释我被扣留的哥哥，在很危险的时刻救了他。如果不是受父母亲的人格精神影响，这些事怎么可能发生呢？有时候脾气比较暴躁的我说错了话，得罪了人，一想起母亲经常告诫我们：“利口伤人，痛如刀割”，总觉得非常不安，赶紧想办法认错道歉。母亲常说：做人要“将心比心”，正因为父母亲处事公平公正，有些人兄弟家产纠纷，也会请父母亲主持公道，和平解决。
童年时我们家虽不是大富大贵，但我有许多美好的回忆。那时每天晚上父亲常在前厅和三五好友燃起那个小煤油炉，边饮功夫茶边聊天南地北的国家大事，关心时事常听广播的父亲是理所当然的主角，他们都要喝完那一大壶开水才尽兴而归。母亲则常在后院空地和近邻的阿姆阿婶聚会，在晴朗的夜空下，我躺着仰望天上的繁星，听着她们聊天和吟唱潮州歌谣，常常在朦胧中睡着了。只可惜，好日子总不长久，1964年中秋节前夕的一场大火把南吧哇镇几乎全烧毁了，很多人一生积蓄毁于一旦。接着1965年印尼九卅政变，父母亲的好友有的疯了，有的不久就去世了，更有的迁到外地，各散西东，幸福的情景从此不复再现。
父母亲教导我的事很多，我成年后在婚姻问题上他们都尊重我的选择，深深感觉我一直是父母亲的牵挂。母亲在我不幸失去爱儿时与我相拥痛哭，在我入院动手术时，已经七十多岁高龄的母亲每天坚持守候……,我亏欠父母亲的恩情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父亲和母亲给我们儿女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精神财富。我的父母亲虽然不是完人，但他们正直仗义、真诚朴实、坚韧豁达、宽宏大量的人格和胸怀给我们子女树立了好榜样！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刻，总会想起父母亲的教诲，凭着这种信念，我得到了好些人的帮助，度过了许多难关。
写写停停，我们即将告别多灾多难的2020年，父亲逝世也将要41年了。父亲和母亲的音容笑貌在我心中并没有因时间久远而湮没，多年来我一直想写下这些令人敬佩和难忘的事迹，这次虽然写的不够满意，但总算也完成了心愿。
我的父亲母亲，不尽的思念，永远的缅怀！
2020年12月21日冬至节完稿于西澳珀斯。
【作者简介】陈慧珍，字礼聪，笔名一粟、惜缘，印尼第二代华人，出生于印尼西加里曼丹省南吧哇镇，婚后定居坤甸市。因为历史的原因，1966年华校被封闭时初中未毕业。2005年起参加中国广州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函授教育，2010年获得华文教育本科学位。2002年创办希望华文补习所，2004年开始在印尼西加华文教育协调机构工作，2015年创办坤甸共同希望语言学院。